根据《史记》、《山海经》、《周易》等古籍以及商代甲骨文的记载，中国古代以华夏族居中，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为“四方之夷”，在地理上分别处在华夏的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四夷加上华夏共计五大块人民组成了古人心中的“天下”。

北狄严格意义上应叫做“狄”，只因其地处华夏以北而被冠以“北狄”，同时也有在空间上区别另一支民族联盟“南蛮”的意思。

狄作为民族称谓较早出现于《国语。郑国》，在西周末期的史籍中已有记载，是华夏民族对北方少数民族的广泛称谓。

狄字，本意有“远”、“剔除”之意，引申有强悍有力、行动迅疾的意思，这一点其实大家都清楚，自古以来中国北方少数民族以游牧和游猎为主，自然条件的艰苦决定了这些民族的生存发展必须有强悍有力的身体条件，更要有敏捷而快速的反应。

《山海经》载：“……有北狄之国。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北狄。”

远古时期，限于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掌控和病疫等原因，人口规模曾长期处在低水平的重复和有限的增长。后稷氏倡五谷稼穑，神农氏以草药治疗百病，中国人的祖先才开始逐渐摆脱饥饿、病魔、寒冷和恐惧，走向定居和农耕，进而不断积累物质财富，产生扩展地域、增加财富的愿望。因此，即使作为中原众多部落联盟首领的黄帝，在与螺祖共同生育了数十个子女后，也要割舍亲情，让孩子们远走他乡“讨生活”。

当然，毕竟是部落共主之后代，黄帝的子孙们出发分赴不同地域之后，基本上都得到了当地百姓的拥戴，因为既有黄帝后代的身份和黄帝拓殖疆土的隐含目标，又能带来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文化理念，因而黄帝的后代很快将所到之处的生产和经济带动起来，人口也迅速繁衍增长。

黄帝之孙始均在北狄的做法大抵如此。

到夏商周时期，北狄已发展为一个庞大的部落联盟，和中原王朝、诸侯国之间多次发生战争，战争的起因与后世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和中原战争类似，都是为了争夺当时比较稀缺的人口和劳动力、占有肥沃的土地以获取财富。

面对北狄而言，春秋战国时期主要由秦国、燕国、赵国面对，为了避免北狄的一次次不胜其烦的侵扰，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北方诸侯国就开始并营建了规模巨大的长城，作为农耕居民抵御游牧民族的人工防线，从而也成为中国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的地理分野。

北狄曾经以赤狄、白狄、长狄三种名称与中原诸侯国进行交往和战争，并名噪一时。

北狄一词约在春秋末期（公元前五世纪）不见于史书，而代之以林胡、楼烦、匈奴等称谓，到战国末期（公元前三世纪），随着中原华夏族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实力强盛，特别是秦国历经六代人努力即将统一中原，加之数百年华（夏）、（北）狄的交流融合，诸狄华（夏）化，尤其是靠近中原的北狄人群，基本上以华夏民族自居，北狄民族意识和记忆消除殆尽了。

更近北方且喜游牧和狩猎的北狄人群则纷纷加入胡、东胡等部落联盟。

北狄之匈奴：

先有北狄，后有匈奴。

狭义的北狄，主要是指分布于今天中国北方山西、陕西、河北省北部、内蒙古中部、北京市一带直接与华夏族接壤的游牧人群，而广义的北狄，则包括鬼方（胡/匈奴，华夏正北方向）、东胡（华夏东北方向）、月氏（音“zhi支”华夏西北方向）三大游牧群体，也包括上述三大群体以北更远的丁零族群，胡、东胡、月氏、丁零在慢慢两千多年中分别演化出不同的族群。

北狄消亡后兴起的是胡，胡的对音为“匈奴”，从华夏人自南向北的视角看，位于匈奴（胡）以东的游牧部落联盟即是东胡。

匈奴是广义的北狄中最为著名的一支。

据中国晚清民国时期著名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考证，早在远古、黄帝时期，匈奴就以“荤粥”（音“xun yu熏育”）而闻名，上古时期的尧、舜时代以山戎、玁狁（音“xian yun 险允”）见诸史籍，夏以“荤粥”、商以鬼方、西周以昆夷、猃狁面世。

春秋时，匈奴被称作“戎狄”，从字面看，其活动地域非常广阔，既有（西）戎地，亦有（北）狄地，史书中有关记载也的确验证了匈奴活动区域和范围之广大。

战国时期，匈奴被更多称作“胡”、“匈奴”，所谓战国晚期，胡人兴起，匈奴最强也。

到秦朝、两汉时，中原王朝面对的来自北方的游牧群体主要就是匈奴了。

匈奴擅制青铜器和金银器，在今天中国、蒙古等考古发掘的事实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匈奴曾经与中原王朝发生过多次重大战争，也曾建立过自己的奴隶制政权，司马迁在《史记》中称匈奴为“逐水草迁徙的行国”可谓言简意赅、一语中的：“逐水草”三个字将匈奴的生活生产属性高度概括出来，“行”国显示了匈奴政权和民族一样为游牧民族，居无定所，是“行走”的国度。

秦朝和两汉，国力的强盛、疆域的扩张以及与匈奴的军事斗争构成了中华大地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公元一世纪末，中原政权联合匈奴以北的原“北狄系”丁零，南北夹击，迫使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北匈奴狼狈西窜，以民族大迁徙的形势给欧洲以巨大的影响前后数世纪；南匈奴有一部分内附中原，与汉族进行了民族融合。

北狄之中匈奴曾经最盛，《山海经》所言“始均生北狄”，在实际中亦能有印证：中国近代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云：“匈奴政教风俗，与中国（中原）相类者极多。”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如汉族敬天尊祖，讲究五行地支，匈奴也是如此；汉朝时人们信奉巫术，在征战前多做法事，匈奴亦然；所有北狄之族裔，直至突厥、回鹘、鲜卑、契丹、蒙古、女真等等，要么就是进入中原后自称皇帝，要么就是接受中原王朝册封的各类汉式官员名称，要么就是建立游牧奴隶制政权后自称“汗”、“可汗”、“大汗”，唯有匈奴首领自称“单于”，其实单于只是简称，其全称为“撑犁弧涂单于”，“撑犁”即“天”，“弧涂”即“子”，“单于”是指广大的意思，也就是说，北狄中只有匈奴对领袖的叫法与中原一样：天子!

匈奴人的名、字，丧葬（循“七”、殉葬等）礼仪、文书格式乃至文法、文风以及“朝拜日、夕敬月”等风俗，与古时中原周礼、汉风近似或完全一致。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北狄之中，突厥、柔然、鲜卑、契丹、女真等族多辫发，只有匈奴为椎髻，与中原汉人类同。匈奴人的人种形象，按照西方学者根据历史记载考证：身材比较矮小，但体格较粗壮，头颅大而面（脸）阔，浓眉大眼，颧骨较高，喜蓄唇上胡须……这又与古今汉人何其一致？！

经过东汉、三国的沉寂后，南匈奴于公元三——四世纪两晋十六国时期重新耀眼于中国历史舞台，直至南北朝。趁着汉族王朝的衰微和中原割据，匈奴人跃马南下，深入中原腹地，一部分匈奴人与西迁的东胡系鲜卑融合为铁弗人（或称“铁弗匈奴”），其首领刘勃勃，后改赫连勃勃，以中原王朝夏朝后裔自居，建立了十六国中的夏国；一部分匈奴人与西迁后留在河西走廊的月氏人融合为卢水（诸）胡（或称“卢水匈奴”），建立了十六国中的北凉；一部分匈奴人（号称十万帐）抵达辽西，与当地鲜卑人融合为拓跋部和宇文部，后来先后建立了北魏、东魏、西魏；一部分匈奴人在西域和古龟兹（音“qiu ci”）人融合为稽胡……北狄的胡（匈奴）、鲜卑（东胡）在广袤的华北建立了众多割据政权，横行一时。

在大北狄系统中，最为久远且较快离开历史舞台的是赤狄、白狄、长狄“三狄”，匈奴在战国末期继“三狄”后成为主角，并且与中原进行了长时间的民族融合。匈奴、卢水匈奴、铁弗匈奴等基本上消亡于北魏中叶（约公元五世纪末），稽胡则消失于中唐（约公元八世纪晚期）。

北狄之丁零：

处在匈奴、东胡以北的游牧部落联盟是丁零。

丁零也称丁灵、丁令，也作敕勒、铁勒，音译不同而已。其最先游牧地域在今俄罗斯境内的贝加尔湖周边，向西直到咸海、里海之北。在北狄之中，丁零与中原汉族直接接触较晚，在公元一世纪曾与汉朝夹击匈奴，迫匈奴分为南北二部，北匈奴被迫西迁，致匈奴一度一蹶不振。

丁零当时的游牧区域，多水草茂盛，其除了与匈奴一样善骑射以外，在制作运输工具方面因地制宜，且颇有心得，如丁零人自制的适用于高大草原运输的高轮大车，“车轮高大，辐数至多”，深得同时代中国北方各民族的喜爱，因此汉族也形象地称该民族为“高车”。

丁零之名最早见诸于汉朝，但不似匈奴、突厥、鲜卑，在中国古籍中记载甚少。

据《魏书》载：“高车，盖古赤狄之余种也。初号为狄历，北方以为敕勒，诸夏以为高车、丁零。其语略与匈奴同，而时有小异。”，但《魏书》对丁零的这种说法被吕思勉先生详细考证后予以否定（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赘述）。

其实，丁零与匈奴无论人种、语言等方面均有很大差异：从口语看，二者几乎不通（当然交界处和过渡地区语言相近），而匈奴人与汉族对面交流却基本不用翻译；书面语言不同，目前虽然没有关于匈奴文字的证据，但是从已有的历史记载和考古成果分析，匈奴在几个世纪中与中原和其他民族交往对汉字应该是驾轻就熟的，而丁零本身的文字虽没有考证，但作为其后裔的回鹘、突厥等民族文字显然是另一种书面书写系统。

我们更倾向于认为：即使不依据黄帝之孙“始均生北狄”的历史事实，匈奴人在人种学上是不折不扣的黄种人，加之主要与汉族数百年的民族融合，与汉族人种完全一致，不仅在中国史书，在匈奴西迁后欧洲国家的历史记载中关于匈奴人人种特点的记载是完全一致的。

丁零人则因当时地处极北之地，没有象匈奴人那样与汉族有极其深刻的沟通交流融合，没有如匈奴人那样专注于和汉族争夺人口和土地，且相较于匈奴游牧区域（不含匈奴西迁）而言，其迁徙范围更为辽阔，从今天西伯利亚向西直到亚欧大陆腹地，其运输工具“高车”的发明，也从另一角度证明其迁徙范围和频次远甚于匈奴人，如此大规模的流动造成与不同种族的融合，必然使得丁零人人种不似匈奴人那样类同，而展示出“杂胡”的特点。

尽管丁零人没有建立匈奴人前期让汉族闻之色变、后期令欧洲人不寒而栗的历史影响，但其后裔民族依然值得一书。丁零人在与汉朝联合击溃了匈奴人之后，迁徙的重心由原来的东西方向平行移动，转变为南北方向与东西方向并重的模式，一方面是丁零人要弥补北匈奴西迁、南匈奴南迁后在草原上留下的巨大真空，另一方面则是同为游牧民族的丁零人通过与中原的交流，被汉族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与文化所深深吸引，于是一批批丁零人向南、向西南、向东南开始了漫长的迁徙，先后和分别产生了坚昆（黠戛斯）、薛延陀、突厥、回纥等著名部族，以及后来归附于东胡系蒙古民族的汪古部、克烈部等部。

重点介绍一下突厥人。

突厥民族是匈奴之后与中原有过数百年交往融合历史的族群，根据《周书。突厥传》载，其作为一个独立部落约现于五世纪中期，源自阿尔泰山南麓水草丰美之地，擅长锻造铁器，受制于北狄东胡系的柔然。六世纪时突厥人东迁到蒙古高原，于552年在原匈奴故地上建立突厥汗国（史称“前突厥汗国”或“第一突厥汗国”），此后与中国隋朝、唐朝发生了长期的交往与战争，582年裂变为东、西二部，其中东突厥为原汗国汗室之后，两部分别在638年、659年先后降于盛唐。680年，已经南下内附的东突厥北上蒙古高原建立了后突厥汗国（也称“第二突厥汗国”），745年被新兴的回纥所灭。突厥人自此分为三部分：一部分内附中原与汉族融合；一部分成为回纥以及东胡系包括契丹民族的子民；一部分一直西迁。西迁的突厥人经过长达数个世纪的民族融合和征服战争，后来在中亚建立了塞尔柱国、花剌子模国等，并在十二世纪与辽朝灭亡后西迁的西辽王朝进行了交往；还有一部分突厥人向西南越过西奈半岛，在非洲埃及建立了马穆鲁克王朝，曾经与蒙古人的伊儿汗国多次进行战争，另一路从今天的土库曼斯坦出发，向西跨过安纳托利亚高原和马尔马拉海，在拜占庭帝国登陆并且在十五世纪建立了地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对于突厥汗室阿史那氏源流，《新唐书。突厥传》载：“突厥阿史那氏，盖古匈奴北部也。居金山之阳，臣于蠕蠕，种裔繁衍。至吐门，遂强大，更号可汗，犹单于也，妻曰可敦。”

突厥民族在五世纪初根据古粟特文字创立了自己的文字，这是目前考古所能见到的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最早的文字，是突厥民族的骄傲，是北狄的骄傲，也是中华民族共同的骄傲。

继突厥以后占据蒙古高原的是北狄丁零系的回纥民族。

646年（唐太宗贞观二十年），回纥配合唐军攻灭了薛延陀政权，其首领自称可汗并接受唐朝管辖，唐遂在其地置六府、七州；德宗朝时，回纥上表改名为回鹘。该族与唐朝长期交好，在中唐、晚唐时期唐朝遭受内忧外患时刻，都有笃信萨满教的回鹘军民相助的身影。公元840年（唐文宗开成五年）回鹘政权被同出自北狄丁零系的黠戛斯推翻，此时的大唐王朝已不复贞观、开元时代的文治武功，对回鹘政权的灭亡爱莫能助，回鹘人只好从蒙古高原向西南方向迁徙，一部迁至葱岭（今帕米尔高原）以西，一部迁至河西走廊，称“河西回鹘”或“甘州回鹘”，一支迁至西州（今新疆吐鲁番一带），称“西州回鹘”，此支更西迁的一支叫“高昌回鹘”，这几支迁徙的回鹘人将自身的萨满教传统、草原文化和从唐朝中原那里学到的先进农耕技术带到了中国西部，与当地的汉族和其他民族进行新的融合，通过数代人辛勤的劳动，将一片片沙漠中的绿洲打造成中国和中亚的“棉垛”与“粮仓”，这次迁徙还有一个结果，那就是回鹘人彻底改变了游牧方式，基本上转化为定居的农耕居民了。

在唐朝对少数民族的“和亲”政策中，回纥据有别的民族无法比拟的优势：据不完全统计，有唐一代，先后后多达17位宗室女子被唐朝历代皇帝赐予薛延陀、吐蕃（音“bo 波”）、突骑施、契丹、突厥、吐谷（音“yu 玉”）浑、回纥、南诏等民族首领为妻，而嫁给回纥的就有六位公主；并且相较其他民族，回纥首领迎娶的公主更加“货真价实”，如唐肃宗、唐德宗、唐宪宗分别把亲生女儿嫁给了回纥。

在汉朝以后的中国又一个强盛的朝代唐朝，分别与少数民族特别是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实施了长期的和亲政策，绝非偶然，既反映了汉、唐两朝的中原统治阶级高瞻远瞩，真正有家国天下的胸怀，也反映出这两个时期中原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休戚与共、共同发展的民族大团结精神，“汉唐盛世”的结果也充分证明了民族团结、民族融合不仅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也是中国历史进程的必然结果。

北狄之东胡：

不亚于胡之匈奴、丁零之突厥、回纥，东胡系族群同样是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史上的一朵朵奇葩。

东胡的对音是“通古斯”，西方人较多以通古斯称呼东胡。

东胡系民族地处匈奴以东，当匈奴很早开始与中原汉族进行融合的时候，他们却在白山黑水、林地草涧中“积聚力量”。

东胡作为大北狄部落联盟中重要的亚部落联盟，早在春秋时期就见于记载。与匈奴略有不同的是，东胡系民族除了一部分游牧之外，还有很大部分群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在辽河、嫩江、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以及大、小兴安岭和外兴安岭中靠游猎为生。

因东胡与“战国七雄”之燕国比邻而居，所以屡起战端，为燕将秦开将军击败后，退聚于后来契丹族发祥地的老哈河、西拉木伦河流域，即今天辽河上游一带，地跨河北省东北境、内蒙古东南境与辽宁省大部。秦朝末年，尽管农民起义的烈火令嬴氏摇摇欲坠，但始皇长子扶苏与大将军蒙恬的三十万大军依然驻守塞外，让蠢蠢欲动的匈奴不敢擅越雷池，元气恢复的东胡居然向庞然大物般的匈奴“叫板”（连头曼单于之子冒顿都曾经质于东胡），东胡甚至公然向匈奴索取良马、阏氏（单于之妻。音“yan zhi胭脂”）和土地，公元前206年（汉高祖刘邦元年），勃然大怒的冒顿（音“mo du”）单于经过一场大战，率军击败了东胡，东胡人分为两支分别逃入乌桓山（也称“乌丸山”，在今内蒙古境）、鲜卑山，前者后被称“乌桓”，长期被匈奴奴役；后者被称“鲜卑”，即契丹人的直系祖先。

汉武帝派霍去病击溃匈奴左部后，乌桓得以“解放”，部分乌桓人被迁至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辽西等五边郡要塞，并设立“乌桓大人”官职治理属下乌桓、汉族百姓。乌桓接触了汉族先进的农耕文化，获得了比较肥沃的土地，其经济文化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

东汉末年，中原群雄并起，曹操、袁绍、公孙瓒等军阀均沿袭汉旧制，征调能骑善射的乌桓人作战，造成民不聊生，乌桓遂叛。207年（汉献帝建安十二年），曹操率军彻底击败乌桓，在回程途中路经渤海岸边，欣然写下了传世诗篇《观沧海》“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云云。关于乌桓，《三国志。乌桓传》（卷30）载：“乌桓，鲜卑，即古所谓东胡。”

乌桓被曹操消灭后，其骑兵成为曹操军队中不可多得的骑兵，民众一部与汉族融合，一部退往鲜卑山与鲜卑民族汇合。

东胡除乌桓、鲜卑外，柔然不能不提。此族源出东胡，亦称蠕蠕、芮芮、茹茹。四世纪中，在今蒙古国境内鄂尔浑河、土拉河流域放牧，附属鲜卑拓跋部。《魏书。蠕蠕传》言蠕蠕为“东胡之苗裔”、“先世源由，出于大魏（即鲜卑人所建立的北魏）”。那时，柔然人冬季牧于漠南，夏季牧于漠北。

在十六国末期的五世纪初，柔然达到极盛，随着鲜卑人向西南迁移，柔然进居阴山，统治了包括鲜卑、敕勒、突厥、西域杂胡、汉等民族在内的广大地域，在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中第一次使用了“可汗”的称号（首任为“豆代可汗”），从而改变了长达几个世纪里匈奴人的“单于”称谓。可汗称号被后来突厥、回纥、契丹、女真、满族等众多民族所采用；同时，柔然汗国还使用了汉族中央皇权的标志物：年号——公元464年（北魏文成帝和平五年），受罗部真可汗建元“永康”，此后，柔然汗国大量使用汉族官员，与中原交流非常密切。

北魏为了统一中国北方，先后多年对柔然用兵，并且重新修筑了长达2000余华里的长城，双方长期处在战争状态，后因内部分裂使得汗国一蹶不振，于552年（西魏废帝元钦二年）被新兴的突厥所灭。蒙古人也是鲜卑人的后裔。

除乌桓、鲜卑、柔然外，东胡地域的东部地区还活跃着肃慎族系，即女真族、满族的直系祖先，又称息慎、稷慎。

相传在上古尧舜禹时代，肃慎就与中原建立了联系，后来曾归附于周朝，长期在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和长白山生活，以捕鱼和狩猎为生。肃慎后分出夫租（沃沮）、挹娄，挹娄后来演变为勿吉（约五世纪时），勿吉到隋唐时成为靺鞨，靺鞨在五代时改成女真，女真至明末改称满族。靺鞨在唐时发展迅速，最为著名的两部为粟末靺鞨和黑水靺鞨，前者在698年（唐武则天圣历元年）建立了震国（后改称“渤海国”），其首领大祚荣于713年（唐玄宗先天二年）被封为“渤海郡王”。该国被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于926年所灭，其地改为“东丹国”，由阿保机长子耶律倍出任国王。辽圣宗时期（约十世纪以后），一部分靺鞨人改称女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