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后期，一方面随着社会生产工具和生产力的发展，人口不断增加；另一方面中央朝廷为了维持耗费巨大的财政系统，不得不向百姓征收沉重的赋税。如此以来，这就导致了汉末广泛的贫穷、社会崩溃和盗贼四起的局面。
为了躲避朝廷赋税，一部分农民选择变卖土地，投奔到豪族门下，主推了土地兼并和户籍人口的隐匿（豪族户口固定，贫苦的农民通过卖身为奴躲避苛政），刺激了地方豪族势力的崛起。另外一部分百姓避入山林，渐渐成为一群群盗贼。

正当汉朝天下出现社会崩溃情形的时候，朝廷却显得束手无策。一方面中枢朝廷内部正处于宦官、外戚和党人的激烈争权之中，厮杀惨烈，无暇他顾；另一方面官府的军队于此时出现了问题。
当时汉朝的两座都城军队数量相对较少且距离混乱地区距离较远，并且因为察举制度导致大量富家豪族子弟在军中挂闲职，所以并没有多少战斗力。同时戍守边疆的正规军也因财政困难，朝廷取消全国征兵，改为将军招募而来，使得这些军队服从于将军本人的命令，不再完全维系对朝廷的效忠了。 不仅是帝国内部，在东汉“以夷制夷”的政策之下，边境形势不仅未能得到有效控制，反而愈演愈烈。为此朝廷只得将那些被认为是汉朝盟友的部族内迁，并给予土地安置。然而这些部族却还是会剽掠汉人的村落。
帝国各处的乡村因为游民团伙和游牧族群的出现而混乱无序、动荡不安。暴力频发之下，朝廷却不能给予有效政策予以解决。在朝堂之上，宦官群体日益占据上风，迫使外戚和党人选择结盟，以求联合应对。这使得朝廷无法与地方豪族联合起来保境安民，因为地方豪族本身便是党人最为坚定的支持者和势力来源，得不到被宦官所把持的朝廷信任。而军事力量的不足，同样使得朝廷在重建秩序方面显得束手无策。 中央朝廷的无能迫使地方社会不得不进行自我保护，这就形成了许许多多朝廷中枢掌控之外的民兵武装力量。在一些社会发展相对落后地域，大多形成了围绕宗族关系组织起来的防御兵力；而在经济繁华的地区，防卫工作则主要有地方豪族地主领导，并由依附于他们的佃户或雇农组成。而在诸如巴蜀和山东等地，以天师道、太平道为代表的道教军事团体开始出现，并承诺建立一个消除饥荒、驱除疾病的太平盛世，意欲推翻汉朝，建立一片新的天地。
太平道张宝、张角兄弟所领导的黄巾起义，以及随后发生的一系列地方起义虽然并未直接推翻汉朝，却也预示着汉朝的崩塌。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许多地方军阀迅速崛起，势力发展成为朝廷难以驾驭的地步，促使整个东汉王朝的力量发生根本性转变。 虽然在镇压完黄巾军之后，许多取得关键性胜利的将军都被宦官们调离了他们的职位，并且由汉灵帝授权给宦官组建了一支新的禁军，试图基于此重新建立朝廷对地方的军事优势。然而自汉灵帝崩崩溃之后，外戚与宦官矛盾激化严重，执掌这支禁军的大将军何进作为出身平民的外戚，虽然并没有豪族世家背景，却依旧决定发动政变铲除宦官势力。为此何进、袁绍等人将西北前线的董卓召回都城。
何进的密谋举措被宦官发现之后，他们抢先一步诛杀了何进，而这引发了新禁军的其他将领不满，汉灵帝所组建的新禁军由此分崩离析。袁绍、袁术等人抢占了都城洛阳，并对宦官展开报复性屠杀，豪族世家群体在经历了“党锢之祸”漫长的岁月之后，终于迎来了胜利。 然而这次胜利是短暂的，汉末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政治权力早已不再被掌握在朝廷官僚手中，而是被军队统领所把持。董卓进京之后，旋即成为了军事独裁者，开始高压执掌朝务，促使那些参与诛杀宦官的军官将领和世家子弟纷纷逃亡东边。
曹操、袁绍、袁术等先后逃离洛阳，并在各地招兵买马，筹备组建自己的军事力量。适逢乱世，不论是黄巾残部还是流民豪族，许多人都源于投奔他们麾下效力，因此诸如曹操、袁绍、刘焉、公孙瓒等人相继崛起为一方军阀。面对这些新兴军阀的威胁，董卓决定将汉献帝（为董卓进京后扶立）与满朝文武挟持至距离自己的大本营更近的长安，通过废立皇帝和迁都两件大事，董卓意图确立自己至高的权威。然而在关东军阀的眼里，这些均成为了他的罪状。 董卓迁都长安事实上拉开了汉末军阀纷争和分裂格局的序幕，虽然此时距离汉末皇帝被废黜还有30年的光景，然而汉朝事实上已经完结。公元190年董卓凭借纯粹的军事优势胁迫朝廷迁移，彻底将军事权力从社会权威中抽离开来，也因此深刻影响了此后三国两晋南北朝政治史的特征。
经过了一番龙争虎斗之后，曹操、孙权和刘备逐渐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是汉末最为重要的三股军阀势力。在这其中，曹操的地位和影响最为深远，他是一位军事家、政治家、诗人和制度改革家，兼具诸多身份于一身。同时曹操的父亲是宦官的养子，而他本人却亲身参与了屠戮宦官的行动，并从小就与袁绍、许攸等世家子弟厮混在一起。当董卓专政之时，他同样选择向东逃遁，走向了军事起家的道路。最终曹操利用董卓诸将内乱之际，迎接汉献帝与他的朝廷返回洛阳。 当曹操走上了奉天子以令不臣的道路之后，袁绍感受到了巨大的政治压力，仕途辅佐一位新的傀儡皇帝。此事被曹操知晓之后，将汉献帝送回到了自己的大本营许昌，从事实上软禁了皇帝，自此拉开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序幕。这样一来，凭借匡扶汉室这尊大旗，曹操吸纳了天下士子的人心，获得了许多杰出人才的帮助，在官渡之战击败袁绍之后彻底成为雄踞中国北方的霸主。 当时北方中原地区，尤其是黄河中下游平原是中国人口和经济的核心地区。盘踞山东半岛的青州黄巾残部更被曹操改变整顿成为麾下的精锐战力。只是过分依赖暴力的统治，使得许多汉朝遗老对曹操敬而远之，即便身处朝廷之中的许多人实际上也是反对曹操的。而在曹操击破荆州，意图进一步南下统一天下之时，他遭遇了同为地方军阀起家的刘备、孙权的强力阻击。 长途跋涉和不善水战，使得曹操的军队难以取得对南方的胜利，并在赤壁之战中惨败北归。与曹操不同，江东孙权所在的孙氏家族，本身就是先秦贵族的后嗣，处于汉末豪族世家关系网络之中，社会地位较高。反倒被认为是汉室皇亲的刘备，出身虽不算低贱，却也远不及孙权甚至曹操。正因如此，刘备成为匡扶汉室最为坚决的一方军阀。 当公元220年，曹操的儿子曹丕宣布篡汉称帝，国号为魏之后，刘备立马针锋相对，宣布他在巴蜀汉中的势力范围，国号依旧是汉。刘备所建立的汉朝，通常被人称之为季汉，以表示继承两汉的法统延续。然而魏晋等朝代为突显其地方割据的性质，蔑称其为蜀汉或蜀国。 公元229年，孙权正是宣布称帝，并建立了吴国。相较于曹魏受禅于汉献帝的法理正统性，刘备源于自身汉室皇族的继承权正当性，孙权称帝仅仅源于孙氏三代经营江东的军事实力和统治事实。正因如此，魏蜀吴三家的政治生态最终朝着截然不同的方向发展下去了。 曹魏政权所面临的危机最为凸显，河内世家司马氏于249年发动了高平陵政变，攫取了曹魏的权力，并逐步出掉了曹氏的同盟者。当司马氏于265年篡魏称帝，建立自己的晋朝之时，中原的朝廷原先的魏臣摇身一变，纷纷宣誓效忠晋朝，成了晋臣班列中的一员。 之所以司马氏篡权如此轻松，固然有司马懿、司马昭等人的谋划，却也与曹氏自己的行为密切相关。由于曹氏家族不属于豪族世家网络中的成员，从曹操开始所执行的政策便是引入“新人”，在政权之中始终压制和排斥世家大族子弟。到了魏文帝曹丕之时，不仅豪族世家成为防范的对象，就连曹氏亲族也是如此。最终曹魏的权力走向了与世隔绝，日渐专制的孤立状态。 季汉所处的益州、汉中乃至于后来的南蛮地区，社会结构是三国之中最为复杂的一方。为此诸葛亮建立了一整套赏罚分明、成熟完善的官僚体系和运转机制，促使蜀中于汉末三国时期出现了大治景象。而在此过程中，不论是益州本土士族还是东洲派、荆州派的士人群体，均被约束起来，成为维护帝国运转的一部分。季汉对豪族世家的压制，是三国之中最为强烈的。 在汉末的军阀乱世之中，只有凭借手中的军队才能获得安身立命之地。真阴如此，不论是豪族世家子弟还是毫无背景的冒险家，不论是最终消弭于历史的势力还是最终建立了一方霸业的军阀，无一例外都是依托于军队创立了一方基业。三国凭借军事力量建立政权，然而他们的继承者却无法凭借军队维系统治。 创业者必定是有大魄力的强者，他们主动成为各自王朝中开疆拓土的英雄。但继承者却只能凭借三种方式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对军队进行整顿并加强控制以树立自己的权威、建立完备的官僚体系、依赖于地方豪族世家维持当地秩序。曹魏选择了以军队加强自己的权威，奈何最终却因为一系列愚蠢政策，不敌世家出身的司马氏。季汉建立了一整套完备的官僚体系，加强了蜀中的实力和成都政权的威望。奈何随着诸葛亮的故去，刘氏政权逐渐走向了倚重世家的道路。 相较于曹魏和季汉前期对豪族世家的压制，孙氏政权能够成为长江下游统治者从一开始就是靠着与当地权势世家的联盟。虽然江东政权创立之初，也有刚从北方移民而来的士人跻身于权力中枢，然而到了公元250年左右便剩下南方的世家掌握权力了。所以吴国是从军阀统治向豪族世家转变最为迅速的政权。 正因为汉末崛起的军阀政权，如若想要长治久安就必定需要与地方豪族联合。这就导致一旦朝廷处于乏力状态之时，世家大族就会独立于中枢之外，与中央朝廷形成拉锯。这一点深刻的在司马氏建立的晋朝身上反应出来，直至南北朝时期更彻底形成了士族政治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