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文公姓姬名重耳，是春秋时期晋国的第二十二任国君。历史上，晋文公属春秋五霸之一，和齐桓公并称“齐恒晋文”，那晋文公究竟是如何做到这番成就的呢?晋文公从小就谦虚好学，更善于社交，总能发现有才之人。晋文公上位后，重用狐偃、先轸等能臣，实行新政，使得晋国国力日益增强，此后还平定周室子带之乱，因此受到了周天子的褒奖。此后晋国逐渐发展成为春秋的第二位霸主，晋文公更是名留青史。
公元前632年，已经被修筑一新的土行宫举行一场隆重而久违的盛大盟会。古老的经典《周礼》在此刻又焕发了神圣的光辉，在那个“礼乐崩坏”的春秋，只有出现强力人物才会平复一下动乱的天下和短暂的尊古。这场盟会的重要人物是晋文公重耳，在形式上，他谦恭地接受周襄王的的赏赐，正式册封晋文公为诸侯之首，这一场面即是著名的“践土之盟”，头发已经花白的晋文公终于在年老时达到了事业的巅峰，与此相对应的是确立和一个长达百年的晋国称霸的时代。
一、可能是历史上靠女人帮助最多而上位的霸主，43岁之后开启了“一直在路上”的流浪情圣模式。
春秋无义战，按照我们的想法，这些“纯爷们”无不终日在刀光剑影，斧钺勾叉中流血不流泪的驰骋沙场中完成自己人生的壮举。其实，历史的真实情况并非我们的想象。在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他的人生逆袭霸主地位的轨迹就相当有趣，虽然贵族出身，却在四十几岁不得不被迫流亡外地，过上了“一直在路上”的生活。
在他身上的第一个特质是“情圣”，谓予不信，可见《左传》、《国语》、《史记》无一不将重耳“泡妞”事件作为亮点进行记载。甚至重耳的逆袭，也是因为一位女性的迫害让他出逃。虽然十七岁那年就已经养了五个贤士，重耳未能开始给自己人生定位就遭到他父亲宠姬的迫害。改变重耳生活轨迹的就是骊姬，如果没有骊姬，太子申生就不会被谗自杀;如果太子申生不被废黜，作为同父异母兄弟，重耳只能位居太子之下，或者最终成为申生的臣属。关于骊姬，《左传》、《国语》、《史记》都对这个女人进行了详细描述。《左传》记载“初，晋献公欲以骊姬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这样就被晋献公立为正妻，同时就有废黜太子申生，立他们生育的奚齐为太子的念头，由此导致了一连串的骨肉迫害。为此，《说苑》就总结出“晋文霸心生于骊姬”，这实在是很高屋建瓴的看法。
重耳此后仓皇出逃，去了狄国，这虽然是小国，却是他母亲的娘家国，由此遇到了生命中第一个重要的女人季隗，不但在生活和爱情上给予了重耳巨大的安慰，而且对从而忠贞不贰。重耳在这里一呆就是十二年。更让人感动的是，晋惠公继位后，担心重耳返国，派出刺客刺杀重耳。得到消息后，重耳打算投奔齐国，临行前对妻子季隗说：“如果你等我二十五年还不回来，乃嫁。”季隗心也真大，还笑着说：“二十五年，我坟上的松柏都长得很高了，就算这样，我也愿等你。”《史记》这说明了什么?魅力!重耳个人的魅力让妻子不能自拔，而他所谓的“二十五年”按照当时五十五年龄算再加上二十五，这个约期未免玩笑开的有点大。然而在离开的路上，重耳甚至惨到到了讨饭的地步，以至于他的门下介子推割下自己大腿肉做了一罐汤给他吃的地步。
到了齐国后，齐桓公非常重视他，并将宗女姜氏嫁给重耳，赏赐马匹二十乘，于是干脆又过上了幸福的婚姻生活。此后不久，由于齐桓公病死，齐国大乱。重耳与姜氏非常恩爱，留在这里五年都不舍离去。于是“赵衰、咎犯乃于桑下谋行。齐女侍者在桑下闻之，以告其主。其主乃杀侍者，劝重耳趣行。”为了重耳，姜氏不惜杀掉自己贴身侍女，为让其脱离危险，宁愿割舍情爱，劝说重耳速离齐国：“子不疾反国、报劳臣，而怀女德，窃为子羞之。”《史记》重耳以“人生安乐，孰知其他，必死于此。”作答，姜氏无奈，最后“乃与赵衰等谋，醉重耳，载以行。”《史记》以上都是重耳最重要的谋士，“狐偃其舅也，而惠有谋，赵衰其先君之戎御，赵凤之弟也，而文以忠贞。贾陀公族也，而多识以恭敬。”之后当秦国护送重耳归国，船行到黄河中心时，狐偃将一块玉璧还给重耳说：“臣从君还轸，巡于天下，怨其多矣!臣犹知之，而况君乎?不忍其死，请由此亡。”重耳申请地说：“所不与舅氏同心者，有如河水。”动情处，重耳将玉璧沉入黄河，以示贞信。
经过曹国，虽然一开始受到冷遇，后来情况好转受到礼遇，不久他找准机会逃到秦国。秦穆公也给他许配了五个女子给他做妻室，由此获得了秦国强力支持最终回到晋国当政，并派人暗杀了晋怀公。至此两鬓斑白的重耳在各种妻子的帮助下终于可以不再流离失所了。
二、62岁是重耳结束流亡，如何在年老之际开启了逆袭的人生，全凭耐力强，心态好。
19年的流亡生涯，历练了重耳的韧性，此前他相继到过曹、宋、郑、楚、秦诸国，不管受到冷遇还是羞辱，还是奉若上宾，重耳都能做到宠辱不惊，练就了良好的心理素质，坚持完成返晋的目标。
回到晋国的重耳如同龙有大海，正如他的对手楚成王评价说：“晋候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晋国。险阻艰难，备尝之矣;民之情伪，尽知之矣。”并称他“有德不可敌”《左传》果然，晋文公只用三四年时间，使疲弱之晋国的政治、经济、军事迅速振兴，而后精心运筹，城濮一战，大败楚军，遂霸天下。此后常常以“齐桓晋文”并称，可见其霸业之盛。
从地理来看，晋国“土瘠民贫”，尤其此前晋国长期处于饥荒和内耗和两次大败，已经到了必须改变此前所有政策的地步。为此，晋文公征询大夫说：“救饥奈何?”回答说“信”。
并阐释说：“信于名，则上下不干;信于令，则时无废功;信于事，则民从事有业。”《史记》此后重耳果然将“信义”作为施政之本，甚至在发兵时，也坚守一个“信”字。在出兵伐原邑时只带了十天粮食，原因是与诸大夫约期十日必克，然而十天已过，仍攻原不下，晋文公便击金撤退。当时有个从原邑逃出来的密探报告说：“邑以粮尽，再过三天必下。”晋军中的诸大臣也劝谏说：“既然城里没粮了，我们何必撤军呢?”重耳解释说：“我与诸大夫约期十日而下原，今逾十日而原不下，若不撤退是我失信，失信于大夫而得原，是绝对不能做的。”今天看来这种做法非常可笑，但重耳的信义收到了极大的效果，原邑的人高兴地说：“有这样讲信誉的国君，不去归顺为之奈何!”《韩非子》于是开门投降，卫人也在此影响下归顺了重耳，孔子对此感慨说：“攻原得卫者信也。”打下原邑不费一兵一卒，靠的就是一个信字，和贵族传统。
三、晋文公如何成就霸业?后发制人，诸侯中最为讲求信义，务实施政，孔子给其高度评价。
除了讲求信义外，重耳能够以衰病之躯获得霸主地位，靠的是选贤任能。他选拔了一批推行善政的“循吏”，这一点从十七岁开始，就已经体现出来。“自少好士，年十七，有贤士五人……其余不知名者数十人。”做了晋文公后，他更注重选拔人才，对此他说：“高明至贤，耽我以道，说我以仁，暴浣我行，昭明我名，使我为成人者，吾以为次赏;夫勇壮强御，难在前则居前，难在后则居后，免我于患难之中者，吾又以为次。”《说苑》在他不断推进选贤任能，身边出现了有名的五贤士，“皆足以相国”，可见其培养人才梯队相当成功。
此外，在其内政上，还产生了著名的“通商宽农”政策，在他的治理下，晋国到了“政平民阜，财用不匮”的成效，彻底摘掉了贫穷落后的帽子。此外他整顿吏治，强化军队战斗能力，诸侯国中能与晋国抗衡的在只有楚国，形成此晋楚两国争霸中原的局势。晋文公五年，双方在爆发了著名的“城濮之战”，晋文公依旧靠着信义坚守承诺退避三舍，避其锋芒，然后率领本国及宋、齐等国军队一起出击，大败楚君，由此出现了开篇的晋文公请周天子到践土大会诸侯，并将楚国俘虏献给周天子。
晋文公称霸，在当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晋文公继齐桓公之后称霸，进一步加强了中原各国的联系，有效地遏制了戎狄势力，阻止了楚向中原的扩张，有利于中原的稳定和发展。孔子多次对重耳个人和整个施政方向都给予了多次赞扬：”临难用诈，足以却敌。反而尊贤，足以报德。文公虽不终始，足以霸矣。“
孟子更是概括《春秋》记事的内容，是以“齐桓晋文之事”为代表的。重耳虽然创业极晚，却在白发之际，逆风翻盘，将早年的所有苦难摆脱，从一个数度乞讨摇身一变执掌一个国家并迅速将国力提升，确实非常雄才大略。此外，在做了中原盟主后，不仅躬耕尚农，而且生活简朴，对自己的宫室非常不在意，出行车马也非常简单，要知道那是个极其在乎这些的时代。“衣不重帛，食不兼肉”，与当时的卿大夫身穿黄色狐裘大衣相比，是简朴到了极点。此外他能不念旧恶，赦免大批曾经的政敌，最终实现了“晋国大宁”，而这个命中注定“犯桃花”吃女人饭的天下霸主身上也多了一层生动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