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文公四年(公元前633年)，楚成王和同盟诸侯包围了宋国，因宋国对晋文公有恩，宋国卿大夫公孙固求救于晋国。对于晋文公而言，这可犯了难，无论宋、楚，皆对自己有恩，要是不救宋国，少不了被人戳脊梁骨。但如果救宋国，势必得罪楚国。

　　于是，晋文公决定对与楚国联盟的其他诸侯国下手，借以转移楚成王的注意力，结果对方不上当。不得已，晋、楚之间最终爆发了战争。

　　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量，秦、齐两国虽名义上与晋国同一战线，却自始自终未发过一兵一卒。为了增加自己的胜算，晋文公除了按照之前的承诺退避三舍外，在两军开战前，还对晋国内部军队制度进行了新一轮革新，即文章开头所提到的“三军六卿”制。

　　晋文公的“三军六卿”从实用性的角度上讲，并不算一个全新的创举。这个时期所说的“军”，与后世的理解不尽相同。根据《周礼》，“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说白了，就是变着法扩编军队，增加晋军战斗力。这招在晋献公时期就用过，在晋献公“灭国十七，服国三十八”的过程中，就曾将晋国军队扩编为两军，自己率领一支，太子申生率领一支。

　　晋文公的“三军六卿”之所以能成为改变晋国命运的创新，主要还是让逐渐替代公族行政的那批卿大夫看到了努力的方向，安心给晋文公打工，开创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

　　不过，为了防止一人的权力独大，晋文公也为这套制度上了保险。如晋文公初设三军时，以郤榖将中军，郤溱佐之。郤氏在军中执掌大权，但在朝中，却以执政大夫狐偃为首。而在军中，身为上军佐的狐偃就不得不服从郤榖。这样的人事安排，作用在于政、军交织，相互掣肘。

　　凭借着以郤榖、狐偃、先轸为首的第一代三军，晋文公在城濮之战中一举击败楚国，成就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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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齐桓公一代而霸不同，晋文公执政的时间不长，但晋文公打造的这套体系，却保障了晋国百年霸业。

　　在晋文公之后，凭借这套体系，晋襄公在崤之战、彭衙之战中阻挡了秦军东出的步伐，又在汦水之战中进一步遏制楚国北上的脚步，将晋国的霸业推向顶峰。

　　然而，任何一项制度用久了，相对应的问题也就愈发明显了。

　　由于晋国对卿大夫的政策倾向，再加上三军六卿之间权力互相交换，久而久之，晋国政坛实际上就是那几个最有权力的卿大夫说了算。在国君强势时，他们都还能保持良好的君臣关系。一旦关系双方有一方处于弱势，卿大夫之祸就如同过去的曲沃篡位。

　　因此，在晋国称霸之后，并非所有的国君对这些卿大夫都是好脾气。从晋襄公之后的晋灵公开始，晋国就陷入了国君与卿大夫争权的局面。由于晋灵公在位期间不行君道，荒淫无道，以重税来满足奢侈的生活，晋国的执政大夫赵盾(赵衰儿子)杀了国君，另立新人。

　　在赵盾的主持下，晋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卿大夫重组的六卿名单出炉。在这份名单里，除了中规中矩的荀林父(荀息后人)外，其他都是赵盾信得过的人。

　　赵盾僭越君权的做法，虽一时爽，然实际给赵氏灭门埋下了伏笔。后在赵庄姬(赵盾的儿媳)告发下，晋景公将屠刀伸向赵氏一族，可怜曾经辉煌的赵氏，仅剩一个赵氏孤儿。

　　而卿族的独大，除了给晋国国君带来夺权的担忧外，“不患寡而患不均”也势必让卿大夫之间展开权势的争夺。

　　从赵氏开始，卿大夫们在晋国的政坛上相互攻伐，一步步侵吞晋侯的势力。到了春秋末期，晋侯一位早已形同虚设。经过多年的权力斗争，晋国大权也归韩、赵、魏、智、中行、范六家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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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六家当中，中行氏、智氏皆为荀息之后，其中中行氏的先祖就是荀林父，荀林父又称中行桓子。范氏是士蒍的后人。仅有韩氏是少数逃过了晋献公屠刀的晋国公族后人。

　　身为晋国实力前六强，他们其实都有共同的目标——废晋侯。但在最终主宰天下前，他们还得再争一下，分出彼此的高低。

　　六家中实力最强的智氏首先发难，联合赵氏，将范氏、中行氏赶出晋国。紧接着，双方关门打狗。凭借实力的强大，智氏要挟相对较弱的韩、魏两家组成同盟，对抗赵氏。但智氏本身就有独吞天下的想法，过早表露出自己与韩、魏两家之间的等级高低，最终，在赵氏摆出灭了智氏三家共分晋国的协议下，韩、魏阵前倒戈，智氏被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