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新生活运动简介：新生活运动内容是什么？新生活运动有什么意义？本文这就为你介绍：

民国新生活运动简介

新生活运动，简称新运，指1934年至1949年在中华民国政府第二首都南昌推出的国民教育运动，横跨八年抗战。

新运以”礼义廉耻“重要思想为主，使人民改头换面，具备“国民道德”和“国民知识“。新运最后因中华民国政府于1949年国共内战失利而最终“暂停办理”，无疾而终。

1960年后，新运在台湾得到延续的推广，被称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

新生活运动内容是什么？

一、四维

“礼义廉耻”（四维）是新运的中心思想。蒋介石要民众把“礼义廉耻”结合到日常的“食衣住行”各方面。

新运想要做到的，不仅是表面的市容清洁、谨守秩序，而是“要改革社会，要复兴一个国家和民族”。

蒋介石理想化地希望新运能使人民改头换面，具备“国民道德”和“国民知识”，从根本上革除陈规陋习。

二、三化

如果说“礼义廉耻”是新运的理论基础，则“三化”就是实践理论的行动指引。所谓“三化”，就是“生活艺术化、生活生产化、生活军事化”，并在各篇演讲中强调务必达到军事化的严格标准。

所谓“艺术化”，就是以“艺术”为“全体民众生活之准绳”，告别“非人生活”，力行“持躬待人”并以传统之提倡“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为榜样，以艺术陶养国民，以达“整齐完善，利用厚生之宏效”。

所谓“生产化”，则旨在“勤以开源，俭以节流，知奢侈不逊之非礼，不劳而获之可耻”，从而“救中国之贫困，弭中国之乱源”。

而“军事化”在《新生活纲要》中列于最末，但却是“新生活”的核心所在。在《新生活运动之要义》中蒋介石即有这样的陈述：我现在所提倡的新生活运动是什么？简单的讲，就是使全国国民的生活能够彻底军事化！……

勇敢迅速，刻苦耐劳……能随时为国牺牲！……养成这种临时可以与敌人拚命为国牺牲的国民，就要使全国国民的生活军事化。所谓军事化，就是要整齐、清洁、简单、朴素，也必须如此，才能合乎礼义廉耻，适于现代生存，配做一个现代的国民！

蒋举日本人民之能“洗冷水脸”、“吃冷饭”的例子来说明日本人“早已军事化了，所以他们的兵能够强”，故此要求中国人民达致同样的标准。

由此可见，提倡军事化生活之目的，乃在于“安内攘外”，借此提高国民政府动员人民之能力，一方面与中共抗衡，同时也为准备对付来自日本的威胁。

1936年，蒋介石又在演说《新生活运动第二期目的和工作要旨》中将“军事化”等同“现代化”：所谓‘现代化’者，就是要‘科学化’‘组织化’和‘纪律化’，概括的说，就是‘军事化’……

由此可知我们的生活要‘科学化’‘军事化’的意思，就是要彻底铲除过去一切虚伪自私含糊，因循苟且等一切不适合现代的积习，实实在在力行‘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的新生活。

总括而言，蒋介石的想法是从人民的基本生活开始，改善其习惯与素质来达致所谓“救国”“复兴民族”的目标。

纵使新生活运动未能达致预期效果，也招致社会上不少质疑，

但总的来说，新生活运动提倡改良生活，某程度上仍具积极意义。徐中约认为，这种提倡至少能达致心理上的积极作用，使国民在面对日本的威胁下，存有有所作为之感。

新生活运动有什么意义？

一、形式

由于当时在战乱下的社会，过度宣传最容易导致了形式主义的出现，“新生活运动”期间所产生的许多笑话和虚伪作假的乡愿风气，殆成为“新生活运动”的最大败笔。

一向同情宋家姊妹的美国作家项美丽说，“新生活运动”后来变成了全国性的一场不大不小的笑话。

中国近代外交家顾维钧的第三任妻子黄蕙兰在其回忆录中说，中国驻外人员常有外遇而导致婚变，故在抗战前外交界即戏称新生活运动（New Life Movement）为“新妻子运动”（New Wife Movement）。

冯玉祥将军批评说说：“这十几年来，年年到了新生活纪念日都要开会的，有好多次找我去讲话。其实，新生活是说着骗人的，比如新生活不准打牌，但只有听见说蒋介石来了，才把麻将牌收到抽屉里，表示出一种很守规矩的样子；听见说蒋介石走了，马上就打起麻将来，24圈卫生麻将的、推牌九的、押宝的也都是这个样子。

又如新生活不准大吃大喝，普通人吃一桌饭只花8块钱，蒋介石左右的大官吃一桌饭约60元，总是燕窝席、鱼翅席。不但大官是这样奢侈，大官的女人、奴才也是这样。

要是这些违反所谓新生活的故事，若是发生在离蒋介石远的小官身上，蒋介石也可以装不知道，而这些事都是发生在离蒋介石很近的文武大官身上，这还能装不知道吗？”

冯玉祥又说：“……那些书的名字，什么新生活与军事、新生活与政治、新生活与这个与那个，几十个名堂，事实证明是什么？”

二、失败

宋美龄把推广“新生活运动”当作其政治事业来看待，试图使国人在生活习惯和精神上“脱胎换骨”，不要让西方人“看不起我们”，并藉此让国人知道蒋夫人关心大家，其出发点不能说不正确，其用意不可谓不好。

但是，这场运动的背景是数千年来根深蒂固的生活习惯和贫穷的广土众民，再加上内战和侵华，宋美龄领导的这场运动就像许多运动一样，很快地走进历史而成为明日黄花。

三、理论

一边打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旗帜，另一边却号召民众向外人学习，这种奇特的“形、神分裂”，贯穿了整个“新生活运动”。

正因为存在这种“形、神分裂”，同在竭力推动“新生活”的贺衷寒和张学良，对“新生活”的理解，却出现了截然相反水火不容的奇观。

贺衷寒说：“新生活运动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把‘五四’的新文化运动的破坏运动，改变成一个建设运动。‘五四’是把中国固有的精化完全不要，今天的新生活运动，是把中国固有的精华加以发扬”。

张学良却大唱反调：“外人不但在物质文明上胜过了我们，即在精神文明上也胜过我们。所有仍在崇信本国精神文明，以为在今日推行新生活运动无其必要的国人，我以为应当赶快觉醒了。”

可想而知：这种“形、神”分裂，一方面不免将许多想要尊孔复古的人物和势力吸引进来，另一方面又不免将许多抵触“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分子排斥出去（譬如胡适），“新生活”当日被知识界扣上一顶“尊孔复古”的帽子，并非无因。

四、组织

国民党几乎完全没有深入到县及县以下社会中去，自然无法推动“新生活”

蒋氏夫妇本人虽然可以身体力行过标准的“新生活”，以为国人之楷模，但不公正的社会游戏规则未变，楷模的力量其实也很有限。

国民党名义上号称“一党训政”，但“党”实际上既无力“训”民众，也无力“训”政府。如高华所言：“国民党只是在中央一级实行‘以党统政’，省以下则实行党政的完全分开，在省以下的基层，其党务机构形同虚设。”

大陆时期的国民党，正所谓多难，抗日以及内战，其组织影响几乎无法深入到县及县以下社会中去，党既不领导政府，也不领导军队，甚至连基层的“地方自治”，也几乎见不到党的影子。

“号称数百万党员，……大多数因军饷的缺乏而无法执行命令”，据1942年的统计数据，70%的区分部连定期开会都做不到。

国民党在基层的党力如此脆弱，蒋氏也就只好寄望于社会的自觉了。但如前所言，“战乱社会下”，社会是很难“新生活”自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