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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岳庆平:新生活运动失败原因之分析
新生活运动指1934年至1949年国民政府推出的国民教育运动。蒋介石鉴于当时无礼不义、寡廉鲜耻之徒太多,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官吏则虚伪贪污,人民则散漫麻木,青年则堕落放纵,成人则腐败昏庸,富者则烦琐浮华,贫者则卑污混乱",一般中国人的生活是"污秽、散漫、懒惰、颓唐的野蛮生活", 所以体现精神力量的"礼义廉耻"是新生活运动的中心思想。蒋介石当时对"礼义廉耻"的诠释是:"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别,"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后来结合抗战需要,又修订成"礼"是严严整整的纪律,"义"是慷慷慨慨的牺牲、"廉"是实实在在的节约,"耻"是轰轰烈烈的奋斗。
轰轰烈烈的新生活运动收效甚微,究其原因,有人归于国民党组织松散和基层脆弱,有人归于国民政府摈弃下层民众和公民社会,有人归于蒋介石的党化教育、政治高压、思想控制和尊孔复古,有人归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运动"情结,也有人归于民德堕落已病入膏肓而无药可救。这些归纳当然都有一定道理,又都有失之偏颇之处。笔者认为其中原因非常复杂,涉及主客观很多方面,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是领袖专制而摇摆。蒋介石倡导新生活运动极其高调,早在1928年4月,蒋介石就到山东考察。1941年2月,蒋介石、宋美龄又公开带头吃素食淡饭。但蒋介石不仅专制独裁,而且言行不一,以超越两端的高调而实际摇摆于两端。例如,蒋介石一方面强制实施新生活运动,要求各级党部"将新运列为党务考绩",另一方面又强调"不能以做政治工作的方法来做"。
二是官员徇私而腐化。1948年,蒋介石指出:"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所以尽管蒋介石"以极大兴趣投入此运动",并严厉要求"关于此次新生活运动, 是注重实行, 绝不类似过去之各种运动徒事粉饰","但运动仍很快地堕落到官僚的文字游戏中去了"。
三是学者多变而彷徨。民国时期是一个多变而彷徨的时期,很多学者也随之多变而彷徨,尤其是在传统与现代、中学与西学、君主与共和、改良与革命、专制与民主、人治与法治、战争与和平、美国与苏联、国民党与共产党的两难选择上,用梁启超的话说就是:常"以今日之我,反对昨日之我"。
四是商人投机而奸诈。民国时期商人投机而奸诈的事例很多,例如,1948年,上海商人利用币制改革囤积居奇,牟取暴利,结果物价飞涨,人心惶惶。其中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和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因各有靠山,有恃无恐,所以大肆囤积,最为奸诈。蒋经国虽然痛下决心,坚定打虎,但有心杀贼,却无力回天。
五是儒学批判而丑化。1934年2月26日北平晨报:"自革命军兴,打倒孔家店之呼声,传遍全国,国民政府成立,且明令废止祀孔。曾几何时,向之主张废孔者,今又厉行尊孔。"由于儒学过去大受批判而被丑化,在这种背景下,礼义廉耻有时不仅不可能推行,而且还会走向反面。
六是西学移植而异化。西学具有物质、制度、精神三个层面,由于近代以来国人过多重视物质层面,所以民国时期移植西学时被大量异化,邯郸学步的现象比较常见。西学中的精华,我们学到的很少;而西学中的糟粕,我们倒学到了很多。
七是信仰缺失而难建。民国时期对儒释道传统文化的否定,以及西方唯物论和无神论的传入,使很多人信仰缺失并难以重建。1900年,有美国学者比较研究有无信仰的两个家族,发现200年来,有信仰的家族出现了数以百计的医生、教授、法官、牧师和大学校长,而无信仰的家族出现了数以百计的罪犯、流氓、小偷、酒徒和妓女。
八是暴力崇尚而至上。梁启超指出:内乱者,最不祥物也。凡内乱频仍之国,必无优美纯洁之民。内乱时,民生六种恶性:侥幸性、残忍性、倾轧性、狡伪性、凉薄性、苟且性;内乱后,亦生两种恶性:恐怖性、浮动性。
九是战争连年而残酷。新生活运动期间发生了8年抗战,又经历了3年内战,战争杀死杀伤的人口数以千万计。在到处杀人如麻的连年而残酷的战争状态下,提倡以礼义廉耻为中心思想的新生活运动,毫无疑问是难以奏效的。
新生活运动从总体上说用意深远,切中时弊,是很有必要和值得肯定的。同时在解决文化和民德问题上,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和正面作用。但确实并未达到预期效果,尤其是表面形式远超过预期效果。(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文章来源:《团结报》2015年4月30日第7版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10/5393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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