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好传统戏剧的人几乎都知道关汉卿的杂剧《窦娥冤》，这部带有浓厚批判现实主义色彩的戏剧堪称元代文学的高峰。

窦娥想不到的是她们才离虎口又进狼窝，这张驴儿是个典型的流氓，救她们婆媳本就有别的企图。他与父亲强行搬进蔡家，威逼蔡家婆媳与其父子成亲。窦娥不从，张驴儿想毒死蔡婆再向窦娥下手，没想到却毒死了自己的父亲。他诬告窦娥杀人，太守桃杌不认真侦查案件，只是一味刑讯逼供，为了保护婆婆，窦娥只好含冤认罪，她因此被判处死刑。临刑前，为了表示自己的冤屈，她立下三桩誓言：血溅白练、六月飞雪、大旱三年，结果一一应验。像绝大多数中国老戏一样，《窦娥冤》也有个光明的尾巴：三年后，窦娥的冤魂向已成廉访使的父亲控诉，冤案得以昭雪，恶人一一得到惩处：首恶张驴儿被斩首，赛卢医被发配充军，桃杌被革职永不叙用。 文学是现实的一面镜子，有什么样的生活就会有什么样的文学作品。在《窦娥冤》里，流氓横行霸道，官吏草营人命，平民百姓有苦无处说、有冤无处诉，社会无比黑暗。真实的元代，老百姓的生存状况是如何呢？ 张宏杰《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一书写到了元代统治者的屠城。“鞑靼过关，取所掠山东两河少壮男女数十万，皆杀之”。蒙古攻灭金朝，人口比战争之前减少了百分之九十。

宋代四川人口近两千万，元军过后，只剩八十万。 后来，蒙古贵族觉得把汉人全部杀尽了，没人给他们做奴隶，屠城的事才渐渐减少。元朝统治集团完全不把被征服者当人看，他们将奴隶叫作“驱口”，即供驱使的人口，在“人市”可以自由买卖。一个中等官员可以使唤上百个驱口，一个大使长（奴隶主）的驱口则有成千上万，忽必烈宠臣阿合马就占有七千多个驱口。这些驱口不仅得向使长缴租，还必须向政府纳赋。驱口是没有任何人格尊严的，元朝法律规定“驱口与钱物同”。 蒙古贵族想要得到汉人的田地，无需用钱租买，只需将原主人赶走就行。赶走了汉人，就让田地荒芜，生出野草，以利放牧，时人记载说：“今王公大人之家，或占民田近乎千顷，不耕不稼，谓之草场，专放孳畜。”为了笼络蒙古贵族，蒙古大汗甚至经常将农田和作为农田主人的汉人赏赐给王公功臣，一点也不在乎被当成赏赐物的汉人的感受。 蒙古官员断案也绝无公正可言。他们目不识丁，“高坐堂上，大小事务一切付之于吏，可否施行，漫不省录”。

官既不管事，也管不了事，吏员便趁机以案生财，谁给的钱多就为谁办事，大江南北，地痞流氓为非作歹，窦娥这样的蒙冤者胜不胜数。 元代当政者对汉人的生产、生活进行严格限制。比如汉人每二十家被编成一甲，由蒙古人做甲主。甲主的所有花销都要这二十户汉人承担。晚上一更三点之后禁止出行、点灯、活动。为了防止汉人造反，皇家禁止民众田猎、习武、拿兵器、聚众、野行。每五家汉族人才可以拥有一把菜刀，而且这把菜刀平时还要放到蒙古人家里，要做饭时临时借用一下。只有蒙古人同意，汉族人才能生火起灶，汉族人习惯地称管制自己的蒙古人男的为“老灶爷”，女的为“老灶奶”。 任何一种不合理的制度都有其深层的缘由。相对于农耕文化和工商文明，元代蒙古人的游牧文化明显比较落后。这种文化只在乎基本的物质生存，不重视科技创新，更不看重灵魂超越。中原儒家文化一向推崇的礼让、仁义、宽恕、自省、善良，在元代统治者那里没有太多的市场。

而游牧文化一旦取得政治上的优势，往往会将暴力当成战胜一切的手段，将野蛮视作英雄气质。 元代统治者无视百姓的起码权利，也与他们人口过少，需要以少御多有关。蒙古人能征善战，加上当时世界还处于冷兵器时代，勇敢比武器更重要，他们的马蹄所到之处几乎无坚不摧。攻占了那么多的土地，征服了那么多的异族，统治者人手不够，怎么去统治成了难题。蒙古贵族书读得很少，不太懂得“攻心为上”的道理，于是更多地采用强硬手段。因为这种统治手法，元代自然也就成为人间地狱。在唐宋以后的政权中，元代寿命最短，只维持了98年，就与这个政权缺乏人性的温度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