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之变事件经过

　　记载土木之变其真其详者莫如当事大臣李贤记载的《顺天目录》：“明日于土木驻营。宣府报至，遣成国公率五万兵迎之。勇而无谋，冒入鹞儿岭，胡寇于山两翼邀阻夹攻，杀之殆尽，遂乘胜至土木。明日巳时，合围大营，不敢行。八月十五日也，将午，人马一二日不饮水，渴极，掘井至二丈，深无泉（因为土木堡地势高）。寇见不行，退围。速传令台营南行就水，行未三四里，寇复围，四面击之，竟无一人与斗，俱解甲去衣以待死，或奔营中，积叠如山。幸而胡人贪得利，不专于杀，二十余万人中伤居半，死者三之一，骡马亦二十余万，衣甲兵器尽为胡人所得，满载而还。自古胡人得中国之利未有盛于此举者，胡人亦自谓出于望外，况乘舆为其所获，其偶然哉？”

　　英宗被俘，英宗的护卫将军樊忠万分愤怒，抡起铁锤对准王振的脑袋，狠狠地砸了下去。王振这个祸国殃民的恶宦，终于落得个罪有应得的可耻下场。

　　被俘

　　兵部尚书邝埜一再要求驰入居庸关，以保证安全，但王振不准。土木堡地势高，无泉缺水，土木堡之南十五里处有河，被瓦剌军占据，将士饥渴难耐，挖井二丈仍无水。隔日瓦剌军队包围土木堡。也先遣使诈和，并主动撤离，以麻痹明军。英宗不疑有诈，遣曹鼐起草诏书。王振下令移营就水，当明军大军移动时，饥渴难忍的军士一哄而起，奔向河边，人马失序，瓦剌军趁机发动攻势。明军只得仓促应战，英国公张辅，泰宁侯陈瀛，驸马都尉井源，平乡伯陈怀，襄城伯李珍，遂安伯陈埙，修武伯沈荣，都督梁成、王贵，尚书王佐、邝埜，学士曹鼐、张益，侍郎丁铉、王永和，副都御史邓棨等，皆战死，明英宗盘而坐，不久被俘，王振被护卫将军樊忠用大铁锤所杀，樊忠不久亦战死。此役明军死亡过半，大量辎重尽为也先掠夺，只有大理寺右寺丞萧维桢、礼部左侍郎杨善、文选郎中李贤等数人侥幸逃出。

　　正在明军争相乱跑之机，瓦刺伏兵四起，明军溃败。英宗突围无望，索性跳下马来，面向南方，盘膝而坐，等待就缚。不一会儿，瓦刺兵冲上来，一个士兵上前要剥取英宗的衣甲，一看他的衣甲与众不同，心知不是一般人物，便推拥着他去见也先之弟赛刊王。赛刊王在盘问英宗时，英宗反问道：“你是谁？是也先，还是伯颜帖木儿，或者是赛刊王。”赛刊王感到英宗说话的口气很大，立即报告也先，也先派遣留在瓦刺军中的明朝使者去辨认，才知道他就是英宗。

　　反击

　　于谦建议百官预支俸禄于京城90里外的通州，这样就使也先没有粮食可以抢。二十三日，都御使陈益上奏：诛杀王振全族。郕王不知道该怎么办，百官发怒，殴打王振的心腹马顺，打死党羽毛、王二人和王振的侄子王山（锦衣卫指挥使）。九月初六，瓦剌进攻宣府、大同、勾结关内的蒙古人，烧杀抢掠，挟持英宗叫门，宣府守将杨洪不听。

　　于谦任命：石亨从招募士兵的小武官晋升为右都督，掌管五军大营；推荐东莞的河伯所闸官罗通为兵部员外郎，守居庸关，四川按察使曹泰为山东都指挥使，韩青守紫荆关，任大同副总兵；郭登为总兵，守大同。从于谦的布置可以看出，当时不论地位卑贱与否，只要是有才能的，都用上了。十月初一，也先、脱脱不花掠过大同，夺下紫荆关，明朝又失一城。也先兵分两路：一路由古北口、密云进入明朝腹地，20000人左右，另一路从宣府、洪州进攻，30000人左右。

　　两路军最终的会合地点是居庸关以西的白羊口，妄图直抵京师。如此，则京师危急。此时，于谦的先遣4将（罗通、曹泰、韩青、郭登）都没有守住各自的收地，瓦剌军长驱直入，看似要灭亡大明王朝。

　　于是，于谦执行第二方案：亲自领兵22万，列阵于九门外，亲自披甲执锐，于是，京师各地士气大振。侍郎吴宁代理兵部的事物。于谦亲自列阵于德胜门外。十月初二，副总兵高礼、毛福寿迎敌于章仪门的土城之北，败瓦剌先锋官，首战告捷，军心大振。派右通政王复到土城拜谒英宗。

　　十三日，也先进攻德胜门。石亨，范广等将领在民间的土房内埋伏，二人大败敌军。也先的弟弟孛罗、平章卯那孩战死。也先转而攻打西直门，又大败十四日，战于章仪门，居民投石相助，再次大胜！此时，围攻居庸关的瓦剌军与明军大战七天七夜，还是大败！

　　连续的失败，士气低落，再加上深入中原王朝的腹地，各地勤王的军队也已经快到达京城，于是，也先坐不住了。十五日夜，拔营而走，明军以炮火追击，杀敌万人，也先向回良乡逃去。十七日出紫荆关，明军奋起直追，败敌于固安、霸州，擒阿归等18人。此时，京师保卫战基本结束。明朝在先损失200000人的情况下依然率领二线部队扭转战局，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土木之变有什么影响？

　　土木之变致使明朝皇帝明英宗被瓦剌也先俘获；四朝老臣张辅、驸马井源、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侍郎丁铭、王永和以及内阁成员曹鼎、张益等五十余人全部被杀，无数文官武将战死；财产损失不计其数；明成祖朱棣留下的五十万大军全军覆没，最为精锐的三大营部队亦随之毁于一旦，军火武器研发亦被大大阻碍；京城的门户亦已洞开；英宗复位后更是杀了以于谦为首等新生代文官武将，导致明朝军政在土木之变之后第二次断层。强盛的大明朝由盛转衰。明朝战略由攻转守全面改变，明朝进入中期阶段。而所以随着开国武人勋贵集团和靖难功臣集团在土木堡之变被消灭殆尽(有一种猜测这土木之变是明朝上层文官集团的阴谋)，文官集团有重新获得了宋朝以来的权利并且权利更大，皇帝只能通过内廷的宦官来制衡文官集团以贯彻自己的意志和整个国家的意志，所以明自正统以后，国家大事动辄被文官集团掣肘，国势日蹙。明末清初之际明王朝最大最直接的问题，是同时面对农民军和满清两线作战，又始终不能彻底解决其中一个，在于庙堂之上的权力对比失衡，东林党一家独大导致江南富庶地的税收不上来，只能去西北贫瘠之地压榨人民，直接逼反了农民军，给明王朝来了致命一击。

　　文官大臣和君王离心离德，此时崇祯君臣可谓“君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为仇寇”。崇祯平时勤政节俭减膳、布衣，酒扈器具之金银者尽充军饷。崇祯在最后之时，曾经恳求臣子献出积蓄救国。可大臣变着方的不睬他，有献年奉的（明朝工资极低，大家都主要靠灰色收入，这是不成文的惯例），有在家大门贴张“此物出售”的条子号称“毁家纾难”的。反正就是绝不掏钱。后来李自成攻破北京，自宫中内帑金银器具以及鼎耳门环钿丝装嵌，剔剥殆遍，不及十万，而在大臣抄家抄出来数万两，甚至数十万两白银的都不在少数，得银甚巨。在李自成绑架拷问大小官员“追赃助饷”的40天中一共得银7000多万两，合明末14年的财政的收入，而满清入关后自江南等富庶之地抄家所得亦甚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宫里的宦官一张张银票往外拿，让崇祯深为感动。这也是后来崇祯重新启用宦官的原因之一。之后满清打着“为君父报仇”的名义叩关，明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