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律》对离婚有三种规定：

　　一、协议离婚。指男女双方自愿离异的所谓“和离”：“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

　　二、促裁离婚。指由夫方提出的强制离婚，即所谓“出妻”。《礼记》曾为出妻规定了七条理由：不顾父母、无子、淫、妒、恶疾、哆言、窃盗。《唐律》也大致袭用这些规定，妻子若犯了其中一条，丈夫就可名正言顺地休妻，不必经官判断，只要作成文书，由乙方父母和证人署名，即可解除婚姻关系。但同时，《唐律》又承袭古代对妇女“三不去”的定则，即曾为舅姑服丧三年者不去，娶时贫贱后来富贵者不得去，现在无家可归者不得去。有“三不去”中任何一条，虽犯“七出”，丈夫也不能提出离婚。

　　三、强制离婚。夫妻凡发现有“义绝”和“违律结婚”者，必须强制离婚。“义绝”包括夫对妻族、妻对夫族的殴杀罪、奸杀罪和谋害罪。经官府判断，认为一方犯了义绝，法律即强制离婚，并处罚不肯离异者。对于“违律为婚而妄冒已成者”，也强制离婚。

　　《唐律》中的这些明文规定，就本质来说还是为了强化封建宗法制度，巩固家长制度之下的夫权。但是我们也同时看到了积极和开放的一面，在强调子女从一而终的封建时代，能够以法律形式规定夫妻“不相安谐”即可离异，无论是在之前的朝代还是在后来的朝代，其对妻无“七出”和“义绝”之状，或虽钝“七出”而属“三不去”者，不准其夫擅自提出离婚，否则处一年有期徒刑，无疑对夫权是一个限制，对妇女利益是一种保护。此外，唐朝也不鼓励妇女守寡，在丈夫死后把大把的青春和岁月交给篱笆和狗，半辈子过着“星星还是那颗星星”的无聊日子。《唐律》中对于妇女离婚改嫁和夫死再嫁，没有约束和限制，这就从法律上为婚姻的相对自由制造了一定的条件。

　　我们来看几个数据：唐代所生的公主中再嫁、三嫁者甚多。仅以肃宗以前诸帝公主计，再嫁者就有23人，三嫁者也有4人。上有天堂，下有李唐，估计生活在唐朝的广大妇女同胞们一定会这么说。在男人失去提出离婚的专利权的唐朝，女人第一次有了对婚姻说不的权利，第一次可以和丈夫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一次可以昂首挺胸对别人说自己要离婚，于是乎离婚率一下子高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