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一般人的印象当中，唐代的文学成就是非常高的，我们都在小时候上学期间背过唐诗三百首，而不是宋诗。但实际上，唐宋八大家中有六位都是宋朝的文学家，唐代只有两位。可能很多人会奇怪，为什么李白和白居易等人没入选唐宋八大家呢?因为唐宋八大家是以散文为主，而且他们都是推行古文运动的领袖人物，当时诗风鼎盛只是一个常规，真正把文学成就提升一个档次的还是以唐宋八大家为首的人物。

1.唐朝诗歌鼎盛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文化鼎盛的时期，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成就就是诗歌，唐诗不仅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一颗璀璨明珠，也对世界上多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发展产生了影响。

唐诗在汉魏六朝乐府诗的基础上，不仅扩展了五言、七言诗体形式的运用，还创造出了风格优美整齐的近体诗裁，这对格律音韵有着严格要求的新诗体，将中国的诗歌语言文化艺术，推到了一个历史上成熟的巅峰。

唐朝诗歌文化的鼎盛，离不开唐代无数优秀诗人的作品，但为什么中国上下几千年的历史，唯独唐代的诗人独领风骚呢?这与唐代的取士方法有关。

古代的取士方法，从先秦时期的“世官制”，到汉时的“察举制”，再到魏晋的“九品中正制”，至隋唐，“九品中正”的取士方法已不太适合统治的需求，于是隋文帝杨坚首创“分科举人”，到杨广时期，科举取士制度正式成为国策，隋灭后，唐朝沿用了隋的科举制，并在隋的基础上进行了完善，以进士科为重，明经科次之。

“进士及第”是当时读书人最大的荣耀，无数的读书人寒窗十年，就只是为了一朝“及第”，一来可以光耀门楣，二来一展胸中抱负或解决生活困顿的问题，而唐朝时，进士科主要考的就是诗赋，所以唐朝科举也有“诗赋取士”之说。基于这个原因，唐朝诗风的盛行就不难理解了，如《资治通鉴·唐代宗广德元年》中载：“考文者以声病为是非。”“声病”，就是诗歌韵律上的毛病。所以在唐代，往往有诸多“白首穷诗”的读书人，一生究诗研赋，只为考上个进士，这倒让很多杰出的诗歌作品，在这蹉跎的岁月里，被创作了出来。

2.科举作用巨大

唐时的考进士，比之明经科，难度可是为历朝之最，所以也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唐朝的大文豪韩愈，就曾多次不第，甚至连“诗圣“杜甫，在考时也是名落孙山，可见难度之高。除了两位外，更有无数才学出众的唐代才子纷纷落榜，这也是为什么留存的唐诗作中多存郁郁之意的原因了。

唐时科举难考的问题主要还是出自科举制度上，唐朝的科举并没有采取“糊名“制，士子考试前可以公开推举，谓之“通榜”。而考进士的士子，往往会将自己的作品递呈给朝中有声望的人看，称为“温卷”，像韩愈，在科举期间就曾多次给宰相上书自荐，考官会根据考生的社会名望和才德作为取士时的参考。

这样的科举制度，让许多出身不好，或名声不显的读书人，科举之路异常坎坷，如杜甫，虽然身后获得诺大的名声，但在当时却是名声不显，所以导致仕途不顺，一生穷困潦倒，连儿子都被饿死。而杜甫的诗作，虽然多发忧国伤民之情，但骨子里散发而出的，主要还是自身难展一身抱负，以图回报国家之心罢了。

3.描写诗人晚唐真实写照

再如唐诗《己亥岁二首》的作者曹松，一生研诗备考，却无一中第，直到71岁高龄，碰上了皇帝心情不错，才下旨选拨一些出身贫寒，参加过多次科举没有考中的考生，特赐“恩榜”，才最终成为了进士。当时同榜的五人中有二人已经超过了七十岁，剩下的三人也都过了六十岁，于是这次的放榜就被时人称为“五老榜”。

“五老榜”谓之当时的佳话，但实际上，这更像一种讽刺，曹松当年被授校书郎，后迁任秘书省正字，但如此风烛残年，那堪劳累，及第次年曹松便逝去。

曹松在唐代无数杰出的诗人中名气并不算显赫，但他在科举路上蹉跎一生所作的《己亥岁二首》，却是唐诗中的杰作，如“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更是千古名句。曹松一生都在科举路上蹉跎流浪，因生活在底层，也见多了穷苦百姓的苦难，再加上屡考不第，心中自然难免存有怨愤，“凭君莫话封侯事”是讽刺当时的镇海节度使高骈的诗句，高骈因镇压黄巢有功，被封渤海郡王，在曹松眼里，高骈之流不过是“功在杀人多”而已，就像“一将功成万骨枯”中深深流露出来的厌恶和愤恨。

唐朝的诗风因科举而鼎盛，又因环境而变化，所以盛唐诗歌多是意气风发之作，而中晚唐诗歌，因为战乱和朝政的腐败，往往胸怀抱负的有志之士，却不得所用，一生流浪坎坷，因而诗歌的表现变得内敛沉郁，多有愤怒讥讽之作或显露厌世归隐之心，正如晚唐著名诗人韦庄，从“平生志业匡尧舜”，到后来的“又拟沧浪学钓翁。”这是大多数晚唐诗人政治理想破灭后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