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在述及宋庆龄对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贡献，往往只关注她在推动国共第二次合作中的作用，而忽略了她从领导抗日反蒋民主运动到转向推动国共二次合作的过程性；往往只关注她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而忽视了联共（布）、共产国际对她的影响；往往只关注中国抗日形势变化对她的影响，而忽视了分析国际反帝反法西斯运动的背景对她的影响。

　　随着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档案资料的大量公布，随着对国际反战运动的深入研究，宋庆龄在世界反帝和反战运动中所起的具体作用和历史地位也逐渐明朗化。同中国革命离不开联共（布）、共产国际的影响相对应，宋庆龄在中国反帝和抗日斗争中的作用也离不开联共（布）、共产国际对她的影响。

　　1929年至1931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恶化国际关系、引发政治危机，世界大战一触即发。苏联认为资本主义在总危机之下将通过战争来解决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问题，对苏联发动战争。一方面，苏联既要推动世界革命，发起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帮助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另一方面，苏联又要保护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希特勒上台后，法西斯主义开始盛行，苏联的危机感更甚。而为了将战争祸水引往苏联，英、法、美等国积极推行绥靖政策，容忍日本侵略中国，容忍德国扩军备战……

　　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国际背景之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过程影响着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过程，而中国抗战形势的紧迫性，又决定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先于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形成的脚步，在这一过程中，宋庆龄以孙中山夫人、世界反帝运动中国领导人的身份，为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揭开了世界大战的序幕。苏联认为“九一八”事变“是帝国主义反苏战争的序幕”，于是，为了使中国“不变成再次攻击苏联的一个部分和进攻基地”，共产国际向各国共产党发出指示，要求发动群众运动反对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在世界范围内发起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运动。共产国际是帮助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组织，早在第一次国共合作运动期间，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就是共产国际于1927年初成立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的名誉主席，在共产国际发起的规模浩大的反对帝国主义运动中享有一定的国际声望。虽然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联共（布）、共产国际走向了“左”倾化的道路，就连国民党左派也被视为革命的斗争对象，但是他们仍然十分重视宋庆龄在国际社会的地位，依旧希望宋庆龄在反帝斗争、瓦解国民党、中苏外交、宣传苏联等方面能起到作用，远东书记处曾专门就此开会讨论并作出计划。“九一八”事变爆发时，正是宋庆龄回国不久，她当时正在投入共产国际利用其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在国际上开展的声势浩大的营救牛兰夫妇运动。“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淞沪抗战先后爆发后，虽然与共产国际已有接触，但是宋庆龄此时并没有像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那样将十九路军按成分划为官兵两个阶层区别对待，而是亲往前线慰问十九路军将士，并在后方发动捐制棉衣运动，筹建伤兵医院，给十九路军将士以安慰和鼓励。但是随着与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和中共地下党的接触日益密切，也随着她的亲密战友在斗争过程中相继被害，宋庆龄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与共产党渐趋统一。

　　1932年，在联共（布）、共产国际的领导下，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运动迅速组织起来，8月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召开的第一次世界性反战大会上成立了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宋庆龄作为中国代表名列其中。1933年，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宋庆龄与中共地下党合作，在上海公开领导筹办第二次世界性反战大会——远东反战大会。在筹办反战大会期间，她一边领导反蒋抗日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一边还参与了以中共为主导的国民御侮自救会的活动，但是由于国民御侮自救会过于激进，不久便遭夭折，而宋庆龄则在它夭折之前已经主动退出。上海远东反战大会是共产国际领导的反战运动从反一切帝国主义战争向反法西斯侵略战争过渡期间召开的会议，虽然这次会议仍然提出“保卫苏联，反对干涉苏联的战争”这样的口号，但是会议“吸引和动员了广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人士”为中国以后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到了积极的铺垫作用。

　　不久，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提出《抗日救国六大纲领》，开始要求建立下层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根据中共的部署，1934年春夏间，宋庆龄出面公开筹办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并以筹备会名义发动千余人签字支持《抗日救国六大纲领》。但是《六大纲领》的出台并不意味中国共产党的“左”倾思想得到了彻底纠正，它在根本上还是中共为反蒋和走出困境的策略之举。尽管如此，不可否认的是，它为以后中国共产党制定“逼蒋抗日”和“联蒋抗日”的方针奠定了一定的群众基础。

　　1935年，在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但是遵照季米特洛夫的指示，中共仍将国民党蒋介石排斥在外，视南京政府为卖国政府。然而随着华北事变以后的形势恶化，联共（布）党意识到在目前的局势下，中国的首要问题是抗日，国共应该实现统一战线。中共也相应表态愿意与蒋联手。作为对“八一宣言”的相应，在这一重要历史关头，宋庆龄以她的特殊身份发挥了重要作用。1936年初，宋庆龄受宋子文之托，委派董健吾和张子华赴陕北瓦窑堡，向中共中央传递国民党要求与中共谈判、重建国共合作关系的重要信息。同时，她也应中国共产党的要求为中共联蒋而努力。她同何香凝、孙科、冯玉祥等国民党中执监委成员联名向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恢复孙中山“三大政策”案，争取到了国民党中枢成员的支持，赢得了公众的舆论同情。冯雪峰在给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的电报中汇报说：“孙夫人等，恢复三大政策案未正式讨论，蒋氏曾将它按住，后经担根据要求（原件如此），始由叶楚伧简略报告。有这样一个提案因关系国策重大，不便讨论，决定付国府负责进行，但虽未讨论影响已极大，因冯、孙（即冯玉祥、孙科）等早在外宣传。”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守军奋起抵抗，抗日战争全面爆发。9月22日，国民政府公布《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的宣言》。中共宣布：“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9月23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认为“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例证”。国共第二次合作终于实现，宋庆龄激动地表示：“我听到这消息，感动得几乎要下泪。”

　　宋庆龄一生以爱国为己任，为了实现孙中山要在中国建立自由、独立、民主、富强的真正共和国的理想而努力奋斗。随着与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和中共地下党的接触日益密切，也随着她的亲密战友在斗争过程中相继被害，宋庆龄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与共产党渐趋统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前的复杂国际背景下，受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宋庆龄积极参与到世界反战运动中。从反一切帝国主义到反帝反法西斯；从反蒋抗日到支持建立下层统一战线，再到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宋庆龄以自己特殊的身份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