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原借款是中日双方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达成的一笔借款协议，而这笔借款所具有的特殊性也是中方段祺瑞政府决定接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但事实是，日本虽然表面上给了中国很大的优惠，但这笔借款背后其实有着险恶的目的。
西原借款是80余年前日本寺内正毅内阁时期(1916年-1918年)向中国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提供的一大笔巨额贷款，总额达一亿四千五百万日元，因西原龟三经手，故名。作为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它的出现，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标志着二十世纪一十年代末叶日本对华政策的某些变化。
西原借款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交涉谈判的秘密性。一改常规的、大都采用的正式外交途径，而通过非外交、秘密谈判交涉来最后完成。日本方面主要人物西原龟三是以非官方身份来华活动的(第四次来华更化名为田宪三)，中国方面以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为代表，他们早年都曾到日本留学，先后任驻日本公使，是地道的亲日分子，在袁世凯和段祺瑞政府时期掌握实权。西原同他们直接交往，采取银行间联系的方式而达成协议，就避免了日本统治集团中主张武力征服中国的强硬派的攻击，一定程度上也迷惑了中国的当权派，同时也排除了西方列强，尤其是美国的猜疑和责难。因此，如此巨额的贷款交涉竟非常顺利。
第二，内容的隐蔽性。表面看来，借款所定条件同以前相比不很苛刻，一般没有回扣和抵押，所订条款也不很正规。借款没有明确的目标，没有明确的用途，给人的感觉是只要占利权而已。其真实目的何在呢?决不象西原龟三本人所说的西原借款日本是没有私欲的，纯粹是为日中亲善的借款，其真实目的正如始终操纵这一幕的大藏卿胜田主计所言，这是一种“菊分根政策”。日本企图以这种具有强大诱惑力的巨额贷款，达到帝国主义的最根本目的。下台后的寺内正毅事后说：“大隈内阁向中国要二十一条，惹中国人全体之怨恨，而日本却无实在利益。本人在任期内，借于中国之款，三倍于以前之数。其实际上扶植日本对于中国之权利何止什倍于二十一条。”这才是日本贷款给中国的真正用心，是变换一种手法而已。
第三，仔细分析起来，问题还不止于此。我们可以看出，寺内内阁政策的重点在中国北部。段祺瑞虽为皖系军阀，但其实力并不在南方，而却在北方。段祺瑞确为当时实力派，这正是日本蓄意拉拢段祺瑞，并积极扶植段政权的原因所在。西原每次来华，往往都要在奉天停留，十分重视满蒙形势。在经西原经手的八项借款中，用在北方的约占55％，其余为交通银行借款、参战借款和有线电报借款等。相反，用在南方的则为数甚少。这充分说明了日本的侵略战略策略，是日本大陆政策的继续，是1910年吞并朝鲜后的又一实际步骤。日后的“大东亚共荣圈”是这一政策的进一步发展。
西原借款标榜“日中经济提携”，对近代中国社会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段祺瑞并未把借款投入到社会发展事业中，却把90％以上用于行政开支和充当军费，加剧了中国的内战，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而且，日本借此垄断、攫取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警特权，在一定时期内把中国控制在自己手里，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西原借款的实质
西原借款的实质就是日本在巨大资本过剩的情况下，为改变大隈内阁的形象而采取的一种更隐蔽、更阴险的“日元外交”政策。它是日本为确保其在华较其它列强的绝对优势“而拙劣投入的对段祺瑞政府的收买费”。被井上清先生称做“胡萝卜政策”的西原借款是地地道道的经济侵略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