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河南安阳的殷墟，因甲骨文的大量出土而被认定为商代晚期的都城。对这一认定起支撑作用的是两大考古发现：一是由于司母戊大方鼎的出土而带来的自1934年开始的对安阳城西北岗的考古发掘，其结果是，在东西长约450米，南北宽约250米的范围内，共发现带有墓道的大墓13座，其中有四条墓道的大墓8座，这8座大墓已被认定是商王的陵墓无疑。

　　其二是由于西晋时期在离此不远的汲县（现新乡境内）出土了一部古书《竹书纪年》，这本后来被定为战国时魏国的编年史书由于离商周时期比较近而被认为其内容较为可靠。有人把《竹书纪年》的内容与司马迁的《史记》做过比较，发现它们的内容有不少地方存在差异。例如对齐桓公在位时间的记述，经地下出土的青铜器铭文验证，还是以《竹书纪年》的记载为准。因此，这部古书在后来历代的考古印证方面都得到很高的信任。《竹书纪年》在讲到商代中期盘庚迁都于殷的时候，是这样表述的：“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所以，自那时起，在商晚期都殷墟的问题上，学术主流都认定从盘庚到商纣王被周武王伐灭时，商代的晚期始终都是以殷墟（今安阳）为都城的，这几乎已经成为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2003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八集的《古代文明探索之旅》丛书，其中第七集《青铜王都.殷墟考古大发现》的执笔者是《殷都学刊》编辑部副主任、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副秘书长的郭旭东先生。他在自己的这部印制精美的科普读物中，对殷商都城始终在安阳殷墟也没有任何的怀疑。书中写道：“盘庚费尽周折，迁都于殷……，盘庚迁都后，努力推行祖先成汤的德政，让百姓安心生产，修养生息，结果‘殷道复兴，诸侯来朝’，在以后长达273年的时间内，王都再也没有迁移过”。

　　接着，郭旭东强调：翻开任何一部商代史，人们都会发现，“不论是在灭夏前，还是建国后，迁徙对商代人来说，似乎是家常便饭。东汉的天文学家张衡，写过一篇《西京赋》。其中几句就说‘殷人屡迁，前八后五。’指的是商人灭夏前有八次迁徙，商王朝建立以后，有五次迁徙。”所以，盘庚迁殷后能保持273年不再迁徙，实在是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了。为此，作者引用了郭沫若参观安阳后的两句诗：“洹水安阳名不虚，三千年前是帝都”，来证实自己观点的正统。

　　事情果真如此吗？读过《封神演义》的人都知道：商纣王是在朝歌建都的，最后也死在朝歌城。虽然《封神演义》不是正史，不足以作为历史凭证来佐证殷都的定位，但是，在现今河南淇县的古朝歌城遗址附近，有纣王建造的摘星楼遗址，有纣王墓在那里，总不是空穴来风吧？

　　淇县的商史研究者田涛就不这么看。他在自己的文章《再谈朝歌为殷纣帝都》一文中写道：“首先我们说说盘庚迁殷的问题，盘庚迁殷并非迁今安阳殷墟，迁的是西亳（即今之偃师商城遗址），盘庚是都西亳的。且看《史记》所载：‘帝盘庚之时，殷已都河北，盘庚渡河南，复成成汤之故居’（《殷本纪》）。‘成汤之故居’何在？近年来由于偃师商城的发掘，如今学者大都肯定偃师商城是汤都。偃师商城的发掘，不仅证明偃师确为汤都，而且也证明偃师商城为盘庚之都。”

　　田涛的这一论据十分有力，且也被地下发掘所证实：偃师商代城垣是在早期建造的基础上后来又修筑过的，这次修筑就是盘庚“复成成汤之故居”的遗迹。实际上，如果关心河南整个商代考古发掘的成果的话，就可以看出，其实商朝从盘庚开始，先后共有三个帝都：西亳（偃师商城）、北蒙（安阳殷墟）、沫（朝歌）。商人仍然在继续延续着自己祖先的迁徙习惯，由于自然和历史的原因，在这三个都城之间经常迁徙着。

　　《竹书纪年》在田涛的论据面前，也不得不暴露出自己的破绽：273年更不徙都之说是没有根据的。那么，盘庚在迁徙到西亳之后何时又迁往北蒙（安阳殷墟）的呢？田涛继续梳理到：“考盘庚都西亳后，历小辛、小乙到武丁。武丁五十年，即离开西亳（偃师商城）徙河北（黄河以北），先都沫（朝歌），有今河南淇县之武丁遗存为证。后徙北蒙（安阳殷墟），有安阳殷墟出土的文物为证。可证盘庚迁殷后，其后王并不是固定在西亳‘更不徙都’。武丁是盘庚后王中第一个都北蒙的殷王，武丁都北蒙后，历祖庚、祖甲、廪辛、庚丁、武乙、文丁、帝乙前期，北蒙作为殷都，实际是历六代八王一百六、七十年。但武丁都北蒙后，其后王庚丁、文丁即曾迁回西亳，否则武乙不会‘复去亳，徙河北’（见《殷本纪》）。帝乙也不会‘复济河北’（见《帝王世纪》）。可证武丁都城北蒙后，其后王也不是固定在北蒙，‘更不徙都’。”

　　根据淇县的考古调查，田涛得出的结论是：“实际上，商代后期，盘庚后王也多因水患，碾转迁徙于西亳、朝歌、北蒙三地，并非固定于一地‘更不徙都’。所以说，作为商代后期的都城，应不止安阳殷墟一处，朝歌、偃师也应称为殷墟。”

　　那么，商代最后一个君王纣王都朝歌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据民国时期的甲骨文考证大家罗振玉考证，“迁沫必在帝乙之世”（罗振玉：《殷墟书契考释》）。郭沫若也说：“帝乙末年必有迁沫之事。如无此事，不唯旧史料中有多少事实成为子虚，即卜辞中有多少现象也无从说明”（郭沫若：《卜辞通纂》）。

　　郭沫若所说的这些史实，包括在殷墟王陵遗址的发掘当中，并没有纣王和他的父亲帝乙的陵墓，历年来在安阳殷墟出土的总计十五万片甲骨当中，也没有一片可以被确认为是这两位商代最后君王时期的刻辞。

　　从另一方面说，周武王灭商，是开始于在牧野与纣王的七十万大军决战的，这一点，任何历史学家都没有异议。那么这牧野大战的所在地到底在哪里呢？古牧野在今天河南新乡境内，东北据朝歌七十三里。所以纣王兵败才有可能一日之内退回都城再作顽抗，才有可能发生当天黄昏即被武王攻破城池而遭斩首的事情。“利簋”铭文所记的“武征商，唯甲子朝……克，昏夙有商”，就是说：武王在甲子日的早晨发动进攻，黄昏就攻下了商都城。如果纣王不是都朝歌的话，假设都城仍在安阳殷墟，那么从朝歌再往北120多里地才是安阳，周武王怎么可能一天之内打完牧野大战，再奔袭二百里地去攻商的都城，还马上能破城而在天还没黑的时候就砍下纣王的脑袋呢？

　　郭沫若的诗句“洹水安阳名不虚，三千年前是帝都”并没有错，安阳确是殷墟、是商晚期的都城，但是，并不是唯一的都城。这一点，《青铜王都.殷墟考古大发现》的作者郭旭东并没有想到，淇县的业余商代历史研究者田涛却一点点地证实了。他虽然没有什么印刷精美的著作流传于世，但其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扎实的文史功底令人佩服。至今还在淇县境内保存完好的纣王墓、摘星楼、鹿台遗址都在明白无误地告诉这我们，这里，才是商代最后的都城。

　　考古是重证据的，之所以淇县古朝歌至今没有被确认为是商代最后的都城，是因为这里并没有像安阳殷墟那样大规模地展开过考古发掘工作，所以，商代的地下都城遗址至今没有出现。对于这一点，著名考古学家、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先生一方面表示了对朝歌是商代自帝乙后期以后的都城的认可，同时表示，尚待地下发掘实物的最终认定。这可以说是一位严谨的科学大家应有的态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