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时中央一批干部自上海陆续进入中央苏区之后，逐步开始系统地批判毛泽东从前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的一整套方针政策。当时在瑞金发行的《红色中华》、《红星》、《斗争周刊》等报刊上，集中发表批判文章，只是没有直接点毛泽东的名字。与此同时，在下面则找出一些拥护毛泽东主张的干部点名批判。如在闽西开展的反对所谓“罗明路线”和在江西开展的批判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斗争，就是属于这种情况。“左”倾冒险主义者把毛泽东所坚持的正确主张，说成是“狭隘的经验主义”、“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等等，号召在党内和红军中“要集中火力反右倾”，并提出了一整套“左”的纲领和政策，以取代过去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证明是正确的纲领和政策。比如，军事上提出要夺取中心城市，要大踏步地打出去；土地政策上提出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城市政策上提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干部政策上提出所谓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化，把赞成和拥护毛泽东主张的一些干部撤换掉；等等。

1932年1月，临时中央发布《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提出集中红军主力夺取中心城市的军事冒险主义方针，并指示中央红军（原红一方面军）“首取赣州”，继而夺取吉安和南昌等。毛泽东极力反对这一错误决定，但苏区中央局坚持执行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方针，力主攻打赣州。

赣州城三面环水，易守难攻。一条赣江两条支流，漳水自南流向北，贡水自东流向西，赣州城就在两水汇合的口子上。当时赣州守敌是国民党云南部队一个旅，旅长名叫马昆，早年曾与朱德共过事。当时赣州城里还集中了一大批赣南各县的反动地主武装。中央红军参加攻打赣州的部队，是红三军团全部和红一军团的红四军。后来又增调红五军团和红三军参战。我当时任红三军团第一师政治委员，第一师师长是侯中英。我本来是任第三师政治委员，因为在第二次大规模肃反打“ＡＢ团”时，我对肃反委员会轻易捕人杀人的做法进行了抵制，从而被撤销了第三师政治委员职务。

第二次大规模肃反打“ＡＢ团”运动，大约是在第三次反“围剿”之前就开始了。由于有前一次的沉痛教训，我对打“ＡＢ团”由怀疑而进行抵制，上边命令抓捕所谓“ＡＢ团”分子，我拒绝执行。但是，当时的肃反委员会权力大得很，我所在的第三师还是损失了一批干部。其中有不少是很优秀的干部。组织科长周鉴、政务科长盛农、宣传科长何笃才等，都是这次被肃的。其中何笃才这个同志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平时我和何笃才接触较多，彼此很谈得来。我觉得他是一个很优秀的干部，他不仅具有相当高的政治水平和工作经验，而且对一些重大问题的分析上很有见地。他原来是红一军团的干部，对红一军团的情况了解颇深。我们在一起时无所不谈，在同他相处当中，使我获益匪浅。

何笃才是湖北黄冈人，大革命时期在南昌第一师范加入共产党，参加过南昌起义。井冈山会师以后，他任红二十八团迫击炮连党代表。当红二十八团第二营营长袁崇全胁迫该营及机关枪连、迫击炮连叛逃时，在团长王尔琢被叛徒打死的情况下，何笃才等同志设法把部队拉了回来，叛徒只身逃跑。在这件事情上，何笃才是有功的干部之一。但由于他在古田会议之前朱、毛的争论当中，反对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从此便不受重用。后来就将他调出红一军团，到红三军团我那个师里当了宣传科长。按照他的资历和水平，让他当宣传科长是不适当的。但当时上级把他当做犯了错误的干部来使用，他本人也无所谓，工作起来很认真负责，也很有魄力。平时与同志们交谈中，对他自己的观点从不掩饰。他曾对我说过，毛泽东这个人很了不起！论本事，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过毛泽东；论政治主张，毛泽东的政治主张毫无疑问是最正确的。我问他：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要站到反对毛泽东的一边呢？他说，他不反对毛泽东的政治路线，而是反对毛泽东的组织路线。我说：政治路线正确，组织路线上有点偏差关系不大吧？他说：不行！政治路线、组织路线都不应该有偏差，都是左不得，右不得的。我问他：毛泽东的组织路线究竟有什么问题？他说：毛泽东过于信用顺从自己的人，对持不同意见的人不能一视同仁，不及朱老总宽厚坦诚。何笃才还举例说，像李韶九这个人，品质很坏，就是因为会顺从，骗取了信任，因而受到重用，被赋予很大的权力。结果，干坏了事情也不被追究。像这样的组织路线，何以能服人？

对何笃才的这番话，我是在一年以后才品味出其中的某些道理。本来，毛泽东同志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军民中，已经有了很高的威望，大家都公认他的政治、军事路线正确。然而，临时中央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后，轻而易举地夺了毛泽东的权，以错误的政治、军事路线，代替了正确的政治、军事路线。其所以会如此，苏区的同志相信党中央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如果不是毛泽东在组织路线上失掉了一部分人心，要想在中央苏区排斥毛泽东，当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