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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京事变
作为太平天国由盛转衰的重要标志，天京事变是众多史学家争相研究的重要课题。我们在概括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的时候，总要提到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农民阶级的局限性让太平天国的失败不可避免，让天京事变的发生成为必然。那么，农民阶级的局限性究竟在这场事变中起到怎样的作用？本文作者从太平天国的权力结构更迭过程详细分析了天京事变的发生为何是必然的。
太平天国前期领导集团由天王、东王、西王、南王、北王、翼王组成。名义上，天王是上帝教的教主，是太平天国的君主。东西南北翼五王是天王可以称“胞”的领导成员，东西南北四王为军师，相当于太平天国的政府首脑。
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据有代天父、天兄传言的权力；南王冯云山为上帝会的创立者，早期是与洪秀全并称的上帝会领导，后来地位仅次于东王、西王；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是最后进入领导集团的，东王可节制西南北翼四王。
因此，太平天国前期领导集团的权力结构，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天东西南北翼—天东西南北—天东西南—天东西—天东—天”的纵向层级。随着南王、北王相继去世，这个纵向层级顿变为“天东北翼—天东北—天东—天”，使东王的权力失去了制衡，代天父传言的东王日益骄横起来，他与其他领导成员特别是天王洪秀全的矛盾日趋尖锐，最终导致1856年9月2日凌晨天京事变的爆发。
上篇
洪、冯、杨、萧构成上帝会最早的领导集团，为了制衡杨、萧，洪将韦、石引入。洪秀全东乡称天王，保留最高地位，但杨、萧却超越冯，确定了太平天国前期高层的基本权力格局，“五军主将制”的建立，就是这种权力格局形成的标志。随后的“四大军师制”和封五王诏进一步理顺了领导集团成员相互间的关系。永安分封不久，冯、萧相继战死，稳定的权力结构失去平衡，再无人可以制衡杨秀清。
有事聚商 得计便行
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四次科考失败大受刺激的洪秀全，受基督教小册子《劝世良言》启发，结合自己曾做过的“升天异梦”，创立主张黜邪崇正、斩邪留正、敬拜真神皇上帝、反对偶像崇拜的上帝教。因在家乡广东花县一带传教效果不甚理想，他与最早入教的冯云山一起赴广西贵县等地宣扬教义，吸引了部分乡民信众。1844—1847年间，洪返回花县著书，充实上帝教的理论，冯则深入贫苦烧炭工聚居的桂平紫荆山开辟根据地，组织上帝会，奉洪为教主，建章立制。冯的最初努力，奠定了洪、冯二人在上帝会的领导地位。
1847年，洪秀全到紫荆山区与冯云山相会。随后两人带领上帝会会众展开捣毁神坛庙宇的斗争，引起了地方乡绅的忌恨和不满，冯云山先后两次遭到地方官府的拘捕。第二次被捕后，他在狱中患病甚重。1848年3月，洪秀全返广州设法营救。
冯是紫荆山上帝会的直接创建者，在会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他身陷牢狱，自然引起会众们极大的愤慨和不安。洪走后，会众以“科炭”（每卖出百斤炭就抽出部分炭钱存起来）集资，向官吏和差役行贿，救出冯云山。冯赶回广东，谋与洪秀全会晤，两人几经辗转，直到1849年2月之后，才在家乡花县再聚首。
正是在此期间，由于冯、洪脱离紫荆山上帝会会众，会众中一度出现群龙无首的局面。1848年6月，以耕山烧炭为业的杨秀清借用民间“降僮”的方式，伪托天父下凡传言，态度严厉而肃穆，揭发上帝会的“叛道者”，劝人为善。同年10月，“自耕而食，自蚕而衣”的萧朝贵步杨秀清后尘，也以同样的方式，伪托天兄耶稣下凡。他们借此安定了众心，稳住了局势。
当时在上帝会内部，伪托“有神附体”传言的，并非只有杨秀清、萧朝贵两人，对于多人的“传言”，上帝会的兄弟们都做了记录，但只有杨、萧的传言得到洪的认可。洪秀全认定两人的传言“一部分是由上帝而来”，而其他人的传言是“为魔鬼附身而说的”。作为上帝会公认的领袖，他的判定授予了杨秀清、萧朝贵分别代表天父、天兄发号施令的权力。从此，天父、天兄被杨、萧引到凡间，附在他们身上，成了可以根据其需要，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至高权威，而洪秀全反居次要地位。上帝会的实际领导权，逐渐由洪、冯向杨、萧转移了。
在权力转移之初，杨、萧的“传言”还是极力维护洪、冯权威的，如杨代天父传言说：“众小尔要一心扶主，不得大胆。”萧代天兄传言说：“众小弟，要一心向紧秀全，扶起秀全也。”甚至洪问天兄“太平时军师是谁乎”时，萧代天兄答：“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俱是军师也。”冯云山作为军师，此时尚放在第一位。在杨、萧早期的多次传言中，如领导集体多人同时出场，列名顺序依然是洪、冯在前，杨、萧在后。
洪、冯会合后，1849年5月，二人返回广西，一方面继续加强上帝教的传教工作，领导上帝会众与地方乡绅地主的斗争，使上帝会在各州县迅速发展，建立起桂平、贵县、平南、陆川和广东信宜等五大斗争基地；另一方面，他们也在考虑如何面对领导权力转移的问题，感觉到需要加强对上帝会的集体领导，以消弭杨、萧代天父、天兄传言的影响。
为此，洪、冯引进在上帝会中较有威望的韦昌辉和石达开、秦日纲等人加入领导层，并与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和石达开各依齿序，结成异姓兄弟，同尊皇上帝为父亲，耶稣基督为长兄，而洪秀全为二兄，冯云山行三，杨秀清行四，萧朝贵行五，韦昌辉行六，石达开行七。并约定“有事聚商于一堂，得计便行”。
这样就将宗教权力和世俗权力结合起来，也是对杨、萧的有效制衡。在代天父、天兄传言时，杨、萧凌驾于洪、冯之上，但在世俗权力中，洪、冯在杨、萧之上，洪、冯的领导地位得以继续维持。
杨萧联手 后来居上
随着上帝会势力的持续发展，他们与各地团绅地主势力的冲突与斗争日趋激烈。而到1850年金田起义前夕，上帝会领导集团的内部关系也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洪秀全虽然人在广西，而且深感“妖魔十分作怪”，但除了恳求“天父天兄大作主张”，大小事务悉听“天父天兄”主裁外，自己并无多大作为，只是说“有天父天兄在，小弟不敢大胆也”。他也意识到，所谓的天父天兄主裁，实际就是杨、萧二人主政，故他有“天下万郭都靠秀清、朝贵二人，岂有不做得事”的说法。虽然杨、萧以“牡丹虽好，也要绿叶扶持”相慰，但上帝会的权力仍在继续向杨、萧倾斜。
杨秀清一度利用“耳孔出脓，眼内流水”的毛病装聋作哑，宣扬自己受天父差遣下凡代世人赎病，以试探上帝会弟妹心肠。他居于幕后，不想理事，而由萧朝贵出面，代天兄传言，发号施令，指挥一切。这是杨、萧在金田团营前夜联合掌权、执行领导的特殊方法。这些情况表明，此时上帝会领导集团的权力结构并不稳定。
团营是指各地的上帝会会众遵照动员命令，从四面八方向桂平金田村集中，它是誓师起义的第一步。杨秀清“病愈”登场，坐镇金田，主持团营，掌理军务，而韦昌辉家则是谋划和指挥团营、起义的大本营。至1850年12月底止，除广东信宜一支队伍没有到达外，其他各路人马都已完成团营任务，并且按照上帝会大本营的要求编立营伍，驻扎待命。各地会众聚集到一起，最为迫切的是加强对会众的管理，团营之后各方面的管理制度是由洪秀全、冯云山建立起来的，特别是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冯为此做了大量文书工作。
上帝会众金田团营引起了地方统治者的恐慌，他们决定集中兵力进攻金田，洪秀全、杨秀清迅速动员会众万人，分兵数路，埋伏在金田外围各地，于1851年元旦取得了金田蔡村江之战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上帝会男女。为了加强对队伍的约束，洪秀全颁布了五大纪律诏：“一遵条命；二别男行女行；三秋毫莫犯；四公心和傩，各遵头目约束；五同心协力，不得临阵退缩。”
1851年1月11日（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正值洪秀全38岁生日，上帝会众在金田村“恭祝万寿”，誓师起义了。洪秀全将编立起来的上帝会会众队伍称为太平军，以“太平”命名所要建立的国家，把国家的领导中心称“太平天朝”，自称“太平王”。金田起义意味着与清朝政府你死我活的政治对抗，也意味着更大规模武装斗争的开始。起义之后，太平军移营大黄江口，西出武宣县，洪、冯亲身督战，三里圩大战告捷，群情欢呼。3月23日（咸丰元年二月二十一日），太平王在武宣东乡正式“登极”，改称天王，封立幼主，并更号“太平天国”。
为了适应战事的需要，洪秀全又建立“五军主将制”，以杨秀清为中军主将，萧朝贵为前军主将，冯云山为后军主将，韦昌辉为右军主将，石达开为左军主将。这一新制度实际上提高了杨秀清和萧朝贵在权力格局中的地位，他们正式超过冯云山。所以，杨秀清对洪秀全改称天王亦表赞同，承认要维护天王的权威，他对全体太平军将士代天父传言说：“众小尔们要一心扶主，不得大胆。我差尔主下凡作天王，他出一言是旨，是天命。”
洪秀全登极和“五军主将制”，确立了太平天国前期领导集团基本的权力结构。
永安分封 一枝独“秀”
洪秀全东乡登极后，太平军北击象州，回师紫荆、金田，分前、后两军驻扎。洪秀全以紫荆山茶地为中心，在冯云山、石达开的协助下，分兵于猪仔峡、双髻山、花雷村和大坪村等地设防固守，严防武宣、象州西北两路，是为后军。杨秀清以莫村为总部，在萧朝贵、韦昌辉、胡以晃等的协助下，于新圩、盘龙、安众、金田等地扎营，控制着思盘江与鹏化水之间的几十里平川，是为前军。
在清军猛攻之下，猪仔峡、双髻山易手，紫荆山后路屏障洞开，1851年8月15日，天王洪秀全在桂平茶地发布移营诏令，并强调“此是前时行营坐营铺排如是，今宜听东王将令”。这一诏令，明确了太平军的编组情况和指挥关系，也表明：太平军领导核心的权力重心，已进一步从洪秀全向杨秀清倾斜。很快，杨秀清即公开以“军师”名义对外发布文告了。
洪秀全当时设四大军师：左辅正军师杨秀清，右弼又正军师萧朝贵，前导副军师冯云山，后护又副军师韦昌辉。四大军师排除了石达开，某种程度上也是权力结构的一种变化。
接着，因风门坳失守，太平军缺盐少粮、病伤增加的问题日趋严重，不得不东进平南。他们沿路挖断山梁，择险设伏，并在鹏化分军两路：左路军由洪秀全、杨秀清亲自统率，从鹏化、罗简至花洲，翻越枫木界，进入大同里；右路军由精锐战士4000余人组成，在萧朝贵、冯云山的统率下，从鹏化直入惠政里，一举占领思旺圩。右路军从思旺调出3000余人，与清军在官村展开决战，萧、冯临阵指挥，取得大捷后，改道东出，速趋大旺圩，与洪、杨会合，准备新的进军。
官村大捷以后，太平军摆脱了长期遭受围追堵截的被动局面，集中大旺圩，重作部署，分水陆两路向桂林南面的永安州进军。以茶地移营时韦昌辉统率的右军调归前军，在萧朝贵的统一指挥下，与石达开、秦日纲、罗大纲等率领的精壮战士约4000人，组成机动能战的陆路军。以冯云山统率的后军与中军联合，率战士3000余人，保护老弱妇孺、全军辎重，从大同江而下，是为水路军。洪秀全、杨秀清、冯云山与胡以晃均由水路前进。
不难看出，进军途中多次分兵或分路时，领导集团注意到了领导成员的不同组合，从而实现既能相互制衡，又使各个高层精诚团结、共同对敌的目标。
太平军以迅猛的进军，仅十日间，即于9月25日攻克永安州，取得了起义以来首次占领城池的大胜利。10月1日，洪秀全在万众欢呼声中坐轿入城。自此，太平天国起义从单纯的游移作战，转入武装斗争与政治建设并举的新阶段。
12月17日，洪秀全以天王名义发布封王诏令，确认军师均可称王爷，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并以“羽翼天朝”为要求，封石达开为翼王。又规定“以上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刊刻颁行《天父下凡诏书》，“庶使通军熟读记心”，进一步确立了杨秀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崇高地位和权力。
洪秀全驻跸的“天朝”由永安知州衙署经过一番精心装点而成，杨秀清的东王府在“天朝”东侧的原捕厅署内，萧、冯、韦、石也都各有府第。杨秀清在肃奸防谍方面大显权能，萧、韦主要负责城西、城东的战防，冯云山则长于继续创立和完善各种制度，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创制太平天历，以太平天国纪年，兑现了洪秀全“开创新朝”的宏图大愿。
“西、南”崩塌 东王坐大
太平军在永安的占领区毕竟过于狭小，战斗和生活的消耗较大，加上清军封锁持续加强，不久太平军内部就出现了军需匮乏的危机。而清军经过长期的运筹调度，已从桂林、雒容、桂平及广东各地汇集大批二千斤至八千斤的各式大炮，进入永安战场。
1852年4月4日，天王洪秀全向全军发布了破围诏令。第二天，以罗大纲率领的精兵约2000人为破围先锋，全军男女顺利离开永安，途中痛歼清军，继续北上，4月17日午刻，前锋进抵桂林城外。太平军战力上装备上处于劣势，兵员又少于清军，无法对桂林形成全面包围并攻克之，5月19日深夜主动撤离北去，路经全州。
太平军本无意进攻全州城，只是计划借助此地的水路交通之便，加速进军两湖。但南王冯云山率领的后路军行至城外白马庙、柳山尾时，城内凤凰山上的守军发炮轰击，冯中弹负伤。洪秀全、杨秀清闻报大怒，立即下令前队众兵将回师，血洗了全州城。
6月5日，太平军从全州水陆并进，船只200余号，满载辎重、老弱妇孺，从湘江顺流而下，行15里至蓑衣渡。清军居高临下，集中炮火向船队轰击。冯云山在战斗中因伤势恶化，医治无效，死于军中。这位足智多谋、忠诚国事的元勋不幸牺牲，给太平天国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领导集团中，四位军师已失其一，对杨、萧的制衡已有所缺失，导致太平天国前期权力格局的一次重大变化。
蓑衣渡受挫，洪秀全、杨秀清决定改由陆路前进，6月7日，太平军从全州向湖南挺进，6月12日，不战而克道州，随即又攻取江华、永明等地。虽然清军对道州形成“四面合围”之势，但官多怯懦之辈，兵皆“无律之军”，清军并不能对太平军发动像在广西那样频繁、激烈的进攻，太平军得以在道州驻留两月。在此期间，杨秀清力排众议，作出“专意金陵”的决策，得到洪秀全的肯定与支持，进军江南的主张战胜了转战广西的议论。
1852年8月10日夜，太平军撤出道州，经宁远、蓝山等县而克嘉禾县城、桂阳州城和湘南重镇郴州城。为了贯彻杨秀清的道州决策，萧朝贵提出即攻长沙的建议，得到洪、杨的赞赏。于是，调拨精锐2000人，由萧直接指挥，从郴州出发，疾进长沙省城。
9月12日，萧朝贵身穿黄袍，亲率牌刀手往长沙各处督战，忽被敌炮打来，正中胸膛，弹子穿身而出，几经抢救无效，死于长沙南门外军营。这位上帝会和太平军的重要领导者，天兄耶稣的代言人，遇战当先、英勇无比，他的牺牲是继冯云山战死之后太平天国又一重大损失。四位军师再失其一，只存其二。
后来向江南进军时，太平军仍以杨秀清、萧朝贵的名义，沿途发布“奉天讨胡”“奉天诛妖”和“救一切天生天养中国人民”等檄文，申述民族大义，号召有志者起义，这说明西王的重要地位和象征性意义。西王的牺牲，对东王的权力又失一重制衡，也是太平天国前期领导集团权力格局的第二次重大变化，权力结构的纵向层级从此前的“天东西南北翼—天东西南北—天东西南—天东西—天东—天”转变为“天东北翼—天东北—天东—天”。
下篇
奠都天京后，东王日益骄横专擅，最终将军政大权收归己有，彻底地改变了太平天国前期领导集团的权力格局。东王集权威胁和损害的不只是北王、翼王，还有可能从根本上动摇天王的威权和地位，由此促成了天、北、翼诛杨同盟，并引爆天京事变。经诛杨、诛韦连串杀戮，天王不再相信异姓王，翼王负气出走，东王集权变成了天王集权。
“虚君”在上 “东、北”相争
当太平军主力抵达长沙时，离萧朝贵挥师攻城已整整一月，清军赢得了时间，增援部队陆续进驻。太平军至1852年11月29日“三次轰城”不克，历时80天，军需粮饷日告短缺。时洪秀全在长沙城外获得美玉，命人制造“天王玉玺”。11月29日玉玺制成，他自谓得自天赐，群情振奋，欢呼万岁。次日，太平军撤出长沙，占益阳，克岳州，兵分水陆两路北进，先后得汉阳、汉口，并围困武昌城20天 ，终在1853年1月12日破城。1月17日，洪、杨等进城，改巡抚署为天王府，杨、韦、石亦分别以藩署、臬署与学政署为王府。
当时石达开有“先行入川，再行回扰”的建议，而洪秀全除了主张“分军镇守江南”外，还有“欲取河南为业”的打算，而结果仍是杨秀清“专意金陵，踞为根本”的主张占了上风。太平军驻武汉不及一月，即顺长江东下，一路势如破竹，3月9日进逼金陵城外。攻城期间，杨秀清享有军政全权，在他的指挥下，金陵攻城战持续十天，19日城破，太平军取得自金田起义以来空前的大胜利。26日、28日、29日，北王、东王、天王先后入城。洪秀全以两江总督府为天王府，改金陵为天京，太平天国奠都于此。
定都天京初期，太平天国各方面的政制都在变化，领导集团的权力格局有所调整。总体而言，实行的是虚君制下的军师负责制，天王不管事，早期任命的四位军师只剩东王、北王，东王主政事，北王主军事。
杨秀清不识字，他通过东殿丞相所属的东殿簿书来处理繁重的政务文书。从广西向江南进军途中，韦昌辉本来主要负责筹饷和高层内部日常事务，现在掌握了军权。“不管事”的天王对东王、北王所做的这种权力格局调整，当然深具用意。
但代天父传言的东王，肯定对此不满，他在不断贬抑天王威权的同时，极力争取对军事的主导权，而北王也在谋求东王的政务权力，由此一度演变成东王、北王共主军务、政务的局面。只是这样分享权力的状况难以持续，北王对天京城防的指挥权一直受到削弱，本应为天王服务的诏书衙，则日渐成为只听命于东王的机构。
北王韦昌辉“小有才”，且“奸诈”，意欲“一切专擅”的东王杨秀清，对他既妒嫉又防范。妒嫉的极端表现就是屡辱其身，而防范的具体做法则是剥夺了北王的军权，让地位稍次的石达开接手，“屡委（翼王）以军事”。
操弄权谋 机关算尽
1853年12月，石达开从安庆返回天京以后，东王令其参与政务管理，从东王诰谕、告示的承办情况和刑罚实施来看，政务重心亦逐渐集中到翼王身上。1854年，杨秀清曾一度宣称“垂拱而治”或“无为而治”，意在让石达开及其所倚重的夏官正丞相黄玉崑（石的岳父）放开手脚干，削夺韦昌辉手中的军政权力。北王“则阳下之而阴欲夺其权”，也就是阳奉阴违，以应对东王之“专擅”。
在不明内情的外人眼中，形成了此时太平天国军政事务是由东王、北王、翼王共同主导的假象。敌对阵营中由曾国藩幕僚张德坚主编的《贼情汇纂》中，便不乏这样的记载，阅史治史者对此应有正确的认识。
当然，迷恋于权力的东王不会对任何人完全放心，军务、政务委于翼王也只是权宜之计，燕王秦日纲成了东王防范翼王的棋子。石达开和黄玉崑日渐被冷落，反而是东王府六部尚书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得到重用的东殿尚书侯谦芳、李寿春能够参与决策。
定都天京后的最初两年，随着军政大权集中到东王手上，东殿六部尚书就是东王管理太平天国军政事务的中枢，侯、李二人的权势甚至凌驾于北王、翼王之上。对于领导集团内部诸王，杨秀清加意防范，而对“群下”，则以两种手段维持安抚：一是“多任心腹，密布私人，逻察群下”；二是“阴察有才能可任者，以恩结之”。
此时，对军政大权集于一身的杨秀清来说，如何继续更好地掌控从前地位资历与己相若的同僚们，就成了他必须考虑的问题。尽管他可利用代天父传言的绝对权威，随时严厉处置潜在的竞争者，但仍须设法做一些至少看上去能服众的安排，才是长久之策。
洪秀全深处内宫，很少过问世俗的权力，似不构成太大威胁，而“失宠”的翼王以及燕王，早就只能听从命令，时而外出，时而调回，不易形成过大的势力。真正令东王担忧的还是颇工心计的北王。韦昌辉贵为军师，在军师负责制之下，本应享有大权。让他留在朝中，他会集结势力，伺机争权；让他外出带兵，又可能招兵买马，尾大不掉——总之是个很大的威胁。到底如何安置，杨秀清曾反复权衡，也有过多次对韦昌辉的试探。
而对在天京地位趋于边缘化的北王来说，只有外出带兵，他才有机会积攒资本，杀个回马枪。直至1856年6月，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天京之围解除，东王命他统兵赶赴江西战场，主持江西军务，他的机会终于来了。有了军力也有了底气，他才会在稍后天王、东王的较量中，适时地站到天王一边，趁机对东王及其势力大开杀戒。又由此滋生出更大的野心，促使天京事变升级，最后连自己一并葬送。
三王密盟 东王“升天”
太平天国的虚君制不是绝对的，天王洪秀全“奉天命以临民”，其国玺即为天玺，身为一国之君，享万岁尊荣，在天父传言缺位时，其威权不容置疑。尤其在一些重大的场合，天王威权的展示还是很隆重的，军师为臣（只能号称九千岁），在军政事务的决策程序上，最终还要由天王准驳，有时，他也会对自己感兴趣的事务发号施令。因此，东王集权的最后一道障碍依然是天王。
东王对天王采取以下两种手段：一方面，他刻意贬抑天王的威权。到后来，他朝见天王时，立而不跪，反以代天父传言为由，令天王长跪听受，在一些事务的决策上与天王故意唱反调，甚至借故杖罚天王。他还直接干预天王宫廷的内部事务，以天父的意旨确定重大典章制度的变更，竟直接告诫天王“自今以后，兄每事必与胞商酌而后行”。
另一方面，他制造自我神化的舆论和氛围，其出行或入朝，盛陈威仪，摆足威风，声言：“东王为天下万郭军师，大权尽归掌握。”他向参加天国科举的士子们宣称：“四海之内皆东王”。他的东王府号称九重天，诏书衙前的对联直书：“诏出九重天那怕妖魔施毒计，书成一统志岂容狐兔竟横行。”可以说，杨秀清的表现已达到了“威风张扬，不知自忌”的地步。如有合适的机会，他就准备取天王而代之，驾乎其上，使宗教权力和世俗政治权力，都集中到他一人之手。
东王的过度骄横，导致了他在领导集团中的孤立，北王、翼王对其独揽大权积愤难平，对所受的肆意凌辱更是怀恨在心。约在1854年5月至1856年6月间，他们曾私下商议诛杨，并将计划密奏天王，请求旨准动手。洪对杨的专横跋扈早就心怀不满，隐然有图杨之意，但此时杨还未从根本上动摇他天王的至高地位，对杨的擅权，他尚能稍忍。
因此，他既未对北、翼诛杨计划表示赞成，“口中不肯”，却也不对此蹈天逆罪加以追究和惩罚。这并非意味着天王顾全大局，事实上天王、北王、翼王已结成诛杨的三人同盟，洪秀全只是在等待诛杨的最佳时机而已。
既然各方都在伺机出手，那么，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分裂就势不可免。有学者以为，东王并未觉察到三人诛杨同盟的存在，其实不然，以东王对诸王防范和对群下“逻察”的严密性来看，他对此危险应当有所察知。不过，在他看来，只要将北、翼两王调离天京，三人同盟即形同瓦解，天王将被孤立，取而代之的时机就会到来。
1856年6月，太平军继上半年的一系列胜利之后，又攻破江南大营，气势正盛。东王果断采取行动，不再顾虑北王外出可能带来的风险，以巩固胜利成果为名，派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分头前往江西、湖北和丹阳督师。随后，他以“功大”自矜，“令其下皆呼万岁”，不从者皆被杀，以试探天王的反应。
此时朝中遍布“东党”，天王与北、翼音讯隔断，感到无力与东王抗衡，唯有静以待变，后发制人。东王见天王没有动怒，自以为时机成熟，遂得寸进尺，在得到清方劲敌向荣（以钦差大臣身份主持江南大营）因兵败而身死的消息后，8月22日，他“逼天王亲到东王府封其万岁”。
东王逼封万岁，等于直接挑战天王的威权和地位，也将整个改变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权力结构，这是天王内心无法接受的，双方摊牌，彻底决裂的时候到了。但为了留出应变的时间，洪秀全假意承诺加封，约期9月23日杨秀清生日时正式晋封其为“万岁”，同时火速密诏北、翼二王起兵勤王。
刚刚遭东王斥责为“帮妖”（即通敌，太平天国惯称清方为“妖”）的秦日纲、陈承镕火线加入了诛杨同盟。封为佐天侯的陈承镕在朝中地位仅次于秦日纲，一度得到杨秀清信任，负责天朝文书情报的收发，诛杨密诏由他之手得以顺利地送达在外督师的北、翼、燕三王。身在江西瑞州的北王韦昌辉迅速行动，率亲兵3000人最先于9月1日赶回天京，9月2日凌晨围攻东王府，杀死了东王及其妻小，拉开了天京事变的序幕。
皇权迷梦 贻害众生
东王既死，太平天国开国四大军师仅存其一，那就是北王韦昌辉。
韦昌辉开了杀戒，一不做二不休，企图一举消灭所有“东党”势力。他指令部属在天京及外围大肆屠杀，制造白色恐怖，专横过于东王。幕后策动诛杨的洪秀全害怕北王此番滥杀，早晚会危及自身的地位和安全，遂急忙召翼王起兵诛韦靖难。1856年9月26日，石达开赶回天京，他不同意天王诛韦的主张，而是出面劝阻北王。但杀红了眼的韦昌辉不听，反而要挟天王悬赏翼王首级，图谋加害。石达开被迫逃离天京，避走安徽，其全家惨遭北王屠戮。
翼王到安庆后，以为东王复仇相号召，召集部众，组织讨韦军，进扎宁国、芜湖一线，虎视天京。而韦昌辉居然令利智昏，欲取天王而代之，岂料洪秀全绝地反击，以天王身份号令天京军民“围北贼居，尽杀其妻小”，并将韦昌辉首级解至宁国，让石达开验视，请他回京。翼王则提出诛杀参与滥杀的秦日纲和陈承镕作为回京的条件，得到天王的让步之后，翼王二次回京，11月28日秦、陈二人受诛。
备受东王欺压，又亲见北王肆虐的洪秀全，自此不再相信任何异姓王，故回京后的翼王得不到天王信任，没有顺理成章升地为军师，只是被诏擢为通军主将。洪秀全同时升封自己的两位兄长为安、福二王，与翼王共理朝政。石达开受制于平庸猥劣的洪氏兄弟，相互间疑忌日深，他自感壮志难酬，为免重蹈杨、韦被诛的覆辙，遂萌生去意。
1857年6月2日，翼王再度从天京出走，长江沿岸部属将士纷起响应。尽管天王一再诏请返回，但翼王义无反顾，“竟不复回”。翼王的出走，使天京事变由领导集团的内部分裂，升级为太平天国整体的重大分裂。至此，前期领导集团核心的天、东、西、南、北、翼六王，只余天王孤家寡人，洪秀全所谓“主是朕做，军师亦是朕做”的提法清楚表明，天京事变后，天王集权成为事实。
诛杨、诛韦与翼王出走，为天京事变的三大焦点。天京事变是太平天国由盛转衰的历史转折点，高中级骨干人才在事变中大量丧生，中央军政机器一时难以正常运转，人才危机随之而来，中枢软弱、内轻外重的局面逐渐形成，且长期得不到根本的改变。军事上，大批老将士的丧失严重削弱了太平军的骨干力量，直接导致了太平天国此后的战略退却。天京上游湖北、皖南腹地和江西先后沦陷，湘军兵锋直指皖北，下游又失去溧水、句容、镇江、瓜洲等地，天京再次陷入清军包围。
事变所造成的更深远影响，是它导致了天国将士军民的信仰危机。上帝教的天父代言人被弑，兄弟相残，人们对洪秀全极力宣传的上帝教产生了厌倦和怀疑，文武官员更关心或贪求的，是自己的官爵、地位和享乐，难免各怀异心，各有所图。
太平天国中央领导集团勾心斗角，不能形成强有力的中枢控制，导致政局败坏；在其控制的地域里，地方实力派坐大，屡屡与中枢相抗衡，加剧了战略上的分散主义。曾盛极一时的太平天国，虽仍坚持斗争八年之久，但无法避免一步步走向衰落和败亡的命运。
从今天的视角回望，天京事变发生的深层根源在于，出身农民阶级的洪秀全、杨秀清、石达开等人身上浓重的小私有者的局限性。他们是天然的皇权主义者，也必然是皇权主义思想的受害者或牺牲品，伴随着太平天国运动迅猛发展，领导集团内部权力结构变得愈加复杂，他们无法有效地加以处理。
宗教权力与政治权力的关系，权力的纵向传递与横向制衡，权力职能的分工与合作，以及权力的实际运作与代位继承等，都需要有合理的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远在一个半世纪以前国门乍开、民智未萌的时代，要完成这一系列构建一个现代国家必须承担的繁重政治任务，显然超出了洪、杨等人的思想水准和管治能力。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天京事变的发生是必然的，而太平天国的最终失败也是必然的。此结论不影响我们对太平天国历史意义和历史作用的正面评价，也不会成为某些人妖魔化太平天国的藉口。
历史的悲剧性，更能彰显理性的力量。我想，这是160年后再回顾那场扑朔迷离、血雨腥风的重大事变时，我们所应秉持的基本态度。
作者为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历史学系主任、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专治太平天国史、中国铁路史、中国近代经济史，著有《太平天国文书制度》《太平天国文书制度再研究》《上海小刀会起义与太平天国关系重考》等。本文为作者个人学术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感谢《近代史研究》副编审胡永恒提供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