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集体祭祀的地点,大致上是在单于所在的地方举行,虽然都是祭天,同时也有商讨国家大计、秋后感谢天神等任务。
匈奴人对其祖宗的坟墓很为重视,不只相信祖宗死后有神灵,其他人死后也有神灵,也可以降吉凶。也相信人死后,需要享用金银衣裘以及女人。
在战争时,匈奴人还相信各种巫术。其内容如下:
“ 曩者,朕之不明,以军候弘上书言“匈奴缚马前后足,置城下,驰言‘秦人,我丏若马’”,又汉使者久留不还,故兴遣贰师将军,欲以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与谋,参以蓍龟,不吉不行。乃者以缚马书遍视丞相御史二千石诸大夫郎为文学者,乃至郡属国都尉成忠、赵破奴等,皆以“虏自缚其马,不祥甚哉!”或以为“欲以见强,夫不足者视人有余。”易之,卦得大过,爻在九五,匈奴困败。公车方士、太史治星望气,及太卜龟蓍,皆以为吉,匈奴必破,时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将,于釜山必克。”卦诸将,贰师最吉。故朕亲发贰师下釜山,诏之必毋深入。今计谋卦兆皆反缪。重合侯得虏侯者,言“闻汉军当来,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诸道及水上以诅军。单于遗天子马裘,常使巫祝之。缚马者,诅军事也。’又卜“汉军一将不吉”。匈奴常言‘汉极大,然不能饥渴,失一狼,走千羊。’乃者贰师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 ”
— 《汉书.西域传》渠犁国条载汉武帝诏书
匈奴还有饮血以为盟誓的风俗,盟约的仪式很严肃,既是一种盟誓,也是一种宗教仪式。
匈奴-语言
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皆言“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桓宽《塩铁论.论功》却说“虽无礼义之书,刻骨卷木,百官有以相记”。此盖指汉文帝时嫁予单于的宗女,随从宗女身边的官员中行说,教导匈奴单于左右疏记及计算畜物数目。
《后汉书》中有一首《匈奴歌》,不少学者用蒙古语、突厥语、叶尼塞语言等进行过分析和解读,都没有得到理想的结果。
除此之外,匈奴的人名、部落名、地名和称号都可以用来研究匈奴语。例如:“撑犁孤涂单于”据说在匈奴语中有“天子”的意思,其中的“撑犁”(上古汉语: thrang rii)和“单于”(上古汉语: dar wa)分别和蒙古语的tngri(天)和daruγa(君主)相似。
关于匈奴语的来源,由于资料阙如,很难得到肯定的结论,有些认为匈奴人讲蒙古语,而其他则认为他们的语言属于叶尼塞语系。有些则认为是东胡、蒙古语的混合。
匈奴可能本身就自有其语言系统,在本身发展期间可能不断吸收了其他种族的语言,并或浅、或深的影响到其他民族的语言。在汉代,匈奴语为西北各种氏族中最为通用的语言,所以在张骞第一次出使至西域各国时,还带了堂邑氏故胡奴父照前去作为翻译。
中国北方诸族之裔呈通古斯、蒙古、突厥三大语族并存的局面,是上古语言生态融合而成的较为简单的表象。以匈奴之庞大,其语言和血缘必然混雑;说它是一个多血缘多语言的部落联盟,或许更为恰当。而要把两千年前的整个中国北方说成是单一的匈奴语或者突厥原语的世界,那就不仅违反了事实,而且造反了人类语种逐步减少的历史。
匈奴-影响
匈奴人在欧洲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但他们的帝国是短命的。他们的帝国很快被瓦解后,甚至整个民族也消失在欧洲的历史和文化当中。匈奴人促成了欧洲历史的发展,他们把丛林里的日耳曼人推上了历史舞台,并与后者一起摧毁了罗马人的时代。帝国的历史消失后,多元化的封建国家政治开始了,一个几乎延续至今的欧洲国家的主要划分格局形成了。
匈奴-战马
阴山等地的岩画中出现的牵马图和骑马图表明在5000年左右,北方草原民族已顺利完成了对马的驯化。正是由于对马驯化的成功,带来了草原划时代的变革,使草原经济逐渐由畜牧转变为游牧,点燃了灿烂的草原游牧文化的火炬。由于马的乘骑,彻底改变了草原先民的生产、生活,以及思维方式。尤其是马的迅捷和灵活,给草原民族的军事带来了空前的活力和优势,也赋予了骑马民族战斗的人生,马成为草原民族生死与共的朋友。
外贝加尔、蒙古和内蒙古地区发掘的上千座匈奴墓葬显示,用马头陪葬是匈奴民族的重要习俗,马不仅是财富的象征,更是匈奴民族竞争力的源泉。马匹在匈奴人的生活中扮演着双重角色,和平时期它更多是作为交通工具,战争时期,它就成为战马。从出土实物看,匈奴马匹身体略矮,头部偏大,应属于蒙古马。蒙古马虽不十分高大,但体能充沛,耐力持久,行动迅速,非常适应高原环境,因此,蒙古马作为草原战马更较其他马种占有优势。这些优良的战马再配上先进的御马工具——马笼头和便于乘骑的马鞍,大大增强了匈奴军队的战斗能力。《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兵种“尽为甲骑”, 表明战马是匈奴军事的重要组成元素。“控弦之士三十余万”充分显示了匈奴帝国强大的军事实力。
匈奴-兵器、头
《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兵器“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鋋”,考古发掘资料与此正相吻合。匈奴墓地发掘情况显示,兵器一般出土于男性墓葬中,以铜、铁、骨、木质地为主,主要有弓、箭镞、刀、剑、矛、斧、等。
匈奴的弓多木质,上有华丽的装饰构件。由于木头容易腐朽,目前还没有发现完整的匈奴弓,大多是一些残留的弓饰件,具体形制无法得知。但根据弓腐朽后残留的痕迹看,其长可达1.3米。
匈奴箭镞形制多样,有铜、铁和骨三种质地,其中包括著名的发信号用的匈奴鸣镝。目前虽然还没有发现可确认的匈奴鸣镝,但我们可从稍晚的契丹族鸣镝得到启发。其他的作为兵器的匈奴箭镞出土数量众多,尤其是在外贝加尔南部、蒙古北部和中部地区出土的箭镞特征鲜明,散发着慑人的力量。看着它们至今依然锐利的前锋,再假以弩机或剽悍的神射手弯弓发射时的威力,人们仍能真切地感受到它们巨大的杀伤力和穿梭于刀光剑影中生命的脆弱。
匈奴刀剑多以铁制成,还有少量的铜刀。刀大多安装有木柄,分直背弧刃、弧背直刃、直背直刃等几种形制,刀鞘带有装饰物。匈奴短剑多发现于鄂尔多斯地区,具有较明显的鄂尔多斯式短剑的风格,双刃,柄末端常装饰有动物纹饰,有的为铃首或环首。长剑一般长1米左右,双刃,有的有柄,有的无柄,多锈蚀严重,难见其原来面目。匈奴墓葬中出土的斧、矛和戈应是对中原兵器的引进和借鉴。这些匈奴短兵器在辽阔的帝国疆域内表现出较强的一致性,具有鲜明的匈奴族特点,与其他民族的兵器有较明显的区别。
综观匈奴的兵器,可以看出具有鲜明匈奴特色的为弓矢和长剑,刀子和短剑多是在继承鄂尔多斯式青铜器遗风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另外,对中原优良兵器的吸收和引进无疑大大提高了匈奴兵器的杀伤能力。
内蒙古出土的匈奴妇女头饰,非常华丽。头上饰有云形金片、包金贝壳和水晶珠等。每一件饰物上都有小孔,以便缝或系在头巾上。耳坠很大,分上下两部分:上部是长方形金牌,下部是包金玉坠和金串珠。颈部还有用水晶珠和玛瑙珠制成的大项链。从这些头饰可以看出,匈奴族的手工艺水平较高。
匈奴-匈奴盔甲
在需要近身搏斗的冷兵器时代,士兵装备的坚实与否会极大地影响着军队整体的战斗力。匈奴人深谙此道,非常重视士兵的保护,他们不像中原士兵靠盾牌保护自己,而代之以更省劲、更坚固的盔甲来装备自身,形成“尽为甲骑”、机动灵活而又庞大的匈奴骑兵。
出土的匈奴头盔继承了北方草原的传统,与北京昌平西周白浮木椁墓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南山根出土的东胡族青铜头盔形制相仿,匈奴的头盔仍为青铜质地,素面无沿,盔顶有方钮,两侧护耳下方有系穿带子的小洞,两面开口,佩戴可不分前后。从其形制看,我们可以了解匈奴头盔的系戴方式,同时也可体会到这样的头部防护在激烈的肉搏战中对士兵所起到的良好保护作用。匈奴铠甲比起头盔来更少见,高勒毛都M32出土的匈奴甲残片青铜制成,呈鱼鳞状密布,显得非常坚实。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利用匈奴青铜甲片复原了一件匈奴铠甲,尺寸约为65×50㎝,分前后两片,由众多的圆形青铜甲片组合而成。甲片之间原应用皮条连系,但皮条已腐朽,因此只剩下甲片。
综上所述,匈奴民族有完善的军事装备。优良的战马,矫健的骑士,坚固的盔甲,加上锋利无比的兵器,勾勒出了匈奴军队的威武风姿,用“兵利马疾”形容匈奴军队,当是最恰当的概括。《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其攻战,斩首虏赐一卮酒,而所得卤获因以予之,得人以为奴婢。故其战,人人自为趣利,善为诱兵以冒敌。故其见敌则逐利,如鸟之集……战而扶舆死者,尽得死者家财。” 这说明匈奴军队有良好的激励措施。此外,匈奴墓葬出土物表明,匈奴人以开放的视野和胸怀对比其先进的文明加以吸收和引进也是使其不断强大的一个因素。所有这些构成了草原第一帝国的军事基础,为匈奴族角逐草原霸主提供了坚强的军事保障。
匈奴单于介绍
头曼单于
匈奴第一代单于。当政时辖地东与东胡、南与秦、西与月氏为邻。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秦派蒙恬进取河南地,头曼率部属北徙,秦末边防松弛,头曼又悄悄南进。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被其子冒顿所杀。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头曼”这个名字可能和蒙古语 ''tümen''“一万”有关,本来不是人名而是军衔(“率领一万大军的将军”)。但是,这假设颇有争议,因为在中古汉语里,“头”字的声母是定母,属于全浊音,和蒙古语的清声母t-不相符。匈奴的兴起,是匈奴国家的创立者头曼统治的结果,《史记·匈奴传》载:“当是之时,东胡强而月氏盛,匈奴单于曰头曼。”说明头曼是首称单于者。另据《汉书·匈奴传》,单于姓挛鞮氏,匈奴人称之为“撑犁孤涂单于”。所谓“撑犁”,意谓“天”;“孤涂”,意谓“子”:“单于”,意谓“广大”。“撑犁孤涂单于”,直译即“天之子”,意谓“天宇之下的伟大首领”。充分反映了氏族部落制度已完全为国家所取代,而氏族部落首领也已转变为国家至高无上的领袖的事实。不言而喻,头曼统治时期的匈奴社会,正是原始社会趋向瓦解,奴隶制度形成的时代。因而国家机构的建立,正是适应这种需要而产生的。它是匈奴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头曼统治时,匈奴虽然已发展成为一支强大的政治、军事势力,但由于旧的所有制关系还没有完全消失,而新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发展又很不完善,加上“东胡强而月氏盛”,中原地区又处于强大的秦王朝统治之下,因此,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匈奴势力一直被局限在阴山至河套以北一带。及冒顿继位后,始有较大发展,并迅速走向鼎盛。冒顿是头曼长子,初被质于月氏。头曼爱其异母弟,曾阴谋借月氏之手杀之。冒顿得悉,盗取月氏善马逃回。他的英勇行动,使头曼受到感动,遂授之为“万骑长”。冒顿为洗雪前耻,刻苦练习骑射,严格训练士卒,于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元年)杀死头曼,自立为单于。
冒顿单于
冒顿(mòdú)(?-前174),冒顿是人名姓挛鞮(luāndī),单于(chányú)是匈奴部落联盟的首领称号。于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元年),杀父头曼单于而自立。他是中国少数民族中第一个雄才大略的军事家、统帅。公元前209年至公元前174年在位,挛鞮氏。冒顿是匈奴单于头曼的长子。秦二世元年(前209年),头曼得少子,欲废太子冒顿而立少子,于是让冒顿做了月氏的人质。单于头曼却发兵急攻月氏,想借月氏人之手来杀冒顿。冒顿盗马逃归,头曼认为冒顿壮勇,让他统率一万骑兵。冒顿得到兵权后加紧训练部队。他制成了鸣镝,下令说:“鸣镝所射而不悉射者,斩之。”冒顿与部下出猎鸟兽,发现有不射响箭所射目标的人,就杀掉他。不久冒顿用响箭射自己的良马,左右的人有不敢跟着射的,冒顿立刻将他们杀掉。此后,冒顿又以响箭射自己宠爱的妻子,左右的人都感到很恐慌,不敢跟着射,冒顿又将这些人杀死。
不久,冒顿出猎,用响箭射杀单于的良马,左右的人都跟着射。此时,冒顿知道他的左右都听从他的命令,可被他利用了。一次冒顿随其父头曼单于狩猎,用响箭射向头曼,他的左右也都随着响箭射向头曼单于。头曼死,冒顿诛杀他后母、弟弟和不听从他的众臣,自己作了单于。冒顿登位后,正是东胡强盛时期,东胡听说冒顿杀父登位,便派使者对冒顿说,想要头曼的千里马。冒顿征求大臣们的意见,大臣们表示,千里马是匈奴的名马,不应给东胡。冒顿说:“柰何与人邻国而爱一马乎?”于是把头曼的千里马送给东胡。东胡认为冒顿惧怕他们,不久又提出想得到单于的一个阏氏。冒顿又问群臣,左右大臣都愤怒地说:“东胡无理,竟然索要阏氏,请您派兵攻打他们。”冒顿说:“柰何与人邻国爱一女子乎?”于是便把一位自己宠爱的阏氏送给了东胡。东胡得到单于阏氏后愈发骄横起来,欲向西侵略。东胡和匈奴之间有一千多里的荒芜地区,无人居住,双方各自在自己的边界地区建立了哨卡。东胡派使者对冒顿说:“两国之间的缓冲空地,我们想占有它。”冒顿询问大臣们的意见,大臣们认为这是荒弃之地,给或不给都可。于是冒顿大怒,说:“地者,国之本也,柰何予之!”便把主张给东胡土地的大臣都杀了。冒顿发兵向东袭击东胡,下令全国士兵,有后退的皆斩。
东胡早先轻视匈奴,并无防备,等到冒顿引兵来犯,大败东胡军,消灭了东胡王,掳掠了他的人民和牲畜。回来后,向西打败了月氏,向南并吞楼烦和白羊河南王,又全部收回了秦将蒙恬所夺取的匈奴土地。以汉原河南塞为界,到达朝那,肤施,进而侵入燕、代两地。这时的汉军与项羽相持不下,中原地区被战争弄得疲惫不堪,无暇西顾,因此冒顿的势力得到了壮大,手下有能弯弓射箭的士卒达三十多万,设左右贤王二十四长,称雄于大漠南北。匈奴从其先祖淳维单于至头曼单于,已有一千多年了,但匈奴的地域时大时小,内部也别散分离,直到冒顿单于时,匈奴最为强大,尽服从北夷,而南与中国为敌,使其成为一代雄主。此后冒顿又率兵向北征服了浑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等国,尽使北方各族服从他的统治。汉平定中原不久,为加强边防调韩王刘信去代郡,都马邑(今山西朔县)。匈奴大举进攻马邑,迫韩王刘信投降了匈奴。于是匈奴引兵向南,越过句注山,直攻太原,兵锋及于晋阳城(今山西太原西南),威胁西汉的统治。公元前200年,刘邦率兵前去抗击匈奴,时逢冬季,风雪交加,奇寒无比,有十分之二的士兵冻掉了手指。于是冒顿佯装败北,暴露自己的老弱病残之兵,掩藏起精锐之师,诱汉兵追赶。高祖果然将以步兵为主的全部三十二万汉兵用以北逐匈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