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在太平天国中，统治阶级的腐败，特别是在高层领导集团中，争权夺利、竞相腐化之风的迅速蔓延，正是无情侵蚀太平天国的躯体，加速太平天国灭亡的催化剂。
五、军事上的失误
太平天国建立后，太平军迅速席卷大江南北，很快便攻克南京，并建立首都。但就是在这种大好局面下，太平军在军事上却先后进行了北伐和西征。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受到了很大的打击。更重要的是，它将自己整体的强大的军事实力分成了若干个小规模的相对弱小的军事实力，这就给了敌人各个击破的机会。
纵观整个太平天国战史，很难看到一种谋定后动、贯穿全局的战略计划，却常出现坐困突围、随机性较大的战略失误。如金田起义之后，洪秀全不及时带兵北上，而是先于大黄江口驻扎57天，给了清廷足够的时间去重视和剿灭太平军的机会。其后又在永安“蕞尔山城”中急急封王建政，盘桓半载有余，更给了清廷从容调兵遣将的机会，若不是最后的破釜沉舟和太平军英勇杀敌，差点使太平天国夭折在了永安。军事上的一连串胜利后，又使太平天国领袖们忘乎所以，夜郎自大，自以为“百万铜关，尽行打破，实赖天父天兄之权能”，而非人力之所为。故建都天京后，洪、杨等人置清军在天京和扬州城外建立的江南、江北大营于不顾，分兵北伐和西征。当时，太平军虽号称百万，但除去老弱妇孺，能战之兵只有十万左右。如果集中兵力先摧毁威胁天京的清江南、江北大营(当时两大营兵力不足三万人)，然后以天京为中心，上取武汉、九江、安庆，下取上海、苏、杭，建立巩固的江南根据地，最后再挥师北伐，直捣黄龙，与清廷争夺天下，也许取得的结果会截然不同。但天国领袖们计不出此，却匆匆将全部太平军兵分为三，结果无论是留守天京，还是北伐、西征，其兵力均不占优势，实际上给了清军各个击破的机会。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在军事指挥上没有足够的谋略，军事思想上又充分低估敌人的实力，军事储备上又没有足够的准备的太平军最后被剿灭的命运是早已注定的。
六、领导层争权夺利
这一点毋庸置疑，给太平天国带来灾难性后果的天京变乱与石达开出走便是领导人的不和与权利相争发展到极点的产物。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太平天国由盛转衰，成为它从胜利走向失败的转折点，使太平军被迫由战略进攻转向防御。
在金田起义之前，洪秀全营救冯云山归来后，肯定了杨秀清在关键时刻挽救拜上帝会的功绩，承认他“代天父传言”的合法性，承认他受天父特差下凡的地位。这样，太平天国就出现了“一朝二主”的现象。这种政治上的君(洪)臣(杨)关系和宗教上的父(杨)子(洪)间的矛盾，使洪、杨关系一直十分微妙，为以后的分裂埋下伏笔。 1856年 8月，天京外围敌人威胁解除不久，实权在握的东王杨秀清又假托天父下凡，将天王洪秀全召到东王府，逼洪秀全封他为“万岁”，洪只得答应：“东王打江山，亦当万岁。”这样，潜伏已久的洪杨矛盾不能不迅速激化。面对杨的步步紧逼，洪秀全急忙密诏正在江西作战的北王韦昌辉、在丹阳作战的顶天侯秦日纲立即率部回京诛杀杨秀清。 9月 1日深夜，韦昌辉率精兵三千赶回天京包围东王府，冲入卧室，将熟睡中的杨秀清杀死。而后又血洗东王府，将府中其他官员、卫兵、杨的亲属、仆役等无论男女老幼，全部杀尽。正在湖北战场的冀王石达开听说天京内讧急忙赶回，想要制止韦、秦滥杀。但此时韦昌辉已杀红了眼，不但不听规劝，反而要杀石达开。石达开闻讯慌忙逃出天京，结果韦昌辉将石达开留在天京的家属满门抄斩。逃出天京后，石达开从湖北调回所部四万精兵攻入天京，斩杀韦昌辉、秦日纲。经过天京事变，石达开成为众望所归、辅佐朝政的理想人物。但在经过这场惊心动魄的事变之后，洪秀全对人更加猜忌，只重用洪氏兄弟，处处防备、排挤、打击、限制石达开。石达开忍无可忍，最后率大批精锐部队出走，六年后终在大渡河被清军围歼。
天京变乱和石达开的出走使太平天国元气大伤，而且，“天父”“天兄”的自相残杀，神话开始受到质疑，信念开始破灭，太平天国的基础开始动摇，预示着以后的失败。
七、清军与外国势力联合绞杀
太平天国未能争取外国支持，后期清军却得到洋人支援，形势此消彼长。西方国家认为太平天国的拜上帝教与基督教相差甚远，实为异端。太平天国又不承认清朝与外国订立的不平等条约，加上禁止鸦片入口，损害西方国家的利益，因此英、法两国跟清廷签订北京条约后即支援清军对付太平天国。洪秀全的孤家寡人政策使很多可以团结的力量一一被清军剿灭。如上海的小刀会、福建的小刀会、红钱会，江西的边钱会，广西的升平天国、大成国，包括淮河两岸的捻军等各地各民族起义，太平天国都没有能很好地与之联合。最终，不但使自己的实力没有得到加强，还使得这些相对较弱的力量被清军镇压，而自己也最终倒在了清军与洋人的联合绞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