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吴和南唐在不断加大政策力度的基础上，根据江淮环境形势，优先发展水利，淮南和江南等地区的农业迅速恢复发展。杨吴建国之初，便着手在楚州和扬州修复或新建陂塘；南唐立国，筑楚州境内白水塘，淮南为之得益。又“命州县陂塘湮废者，修复之”。(卷3，《嗣主书第三》)唐五代对于江南运河的疏浚和整补，亦是大手笔，可见记载的就有驿亭埭，奔牛埭等。升元年间对丹阳练湖的整修，更是一项重大工程，向为水利史所重。练湖始开于西晋，东晋时成为江南地区的重要湖泊，可溉丹阳，金坛，延陵等县万顷良田；唐代，练湖开始对江南运河进行水量补给，唐末兵乱之后，练湖年久失修，至南唐几无灌溉之力。丹阳县令吕延桢主持疏浚整治练湖工程，“筑塞环岸，疏凿斗门”，使练湖恢复了水利功能。多雨时节，可汲纳四十八派之水；旱季可溉周围诸县，又灌注江南河，“使命商旅，舟船往来，免役牛牵，”。(卷871)陶懋炳认为，“南方诸国兴修水利，成绩之著，无如吴越”，(p181)应是中肯之论。从地域政治上看，江苏东部当时处于吴越国统治范围，但吴越对今江苏太湖地区的水利整修，得益于南唐与之共同创造了相对安定的环境，一定程度上是南唐政策间接使然，值得一提。时吴越于重要水利工程处置“撩浅军”，“命于太湖旁置撩清卒四部，凡七八千人，常为田事，治河筑堤，一路径下吴淞江，一路自急水港上淀山湖入海，居民旱则运水种田，涝则引水出田”。(卷78，《吴越武肃王世家》)元璙在苏州任中吴节度使时，命部将梅世忠为都水使，“设锸港口，按时启闭，以备旱涝”。(卷115，《拾遗》)对于秦淮河的整修也值得一提。杨吴时始将秦淮河贯于城中，作为重要航道；南唐保大年间，又疏浚河道。《宋朝事实类苑》卷47《休祥梦兆》云：“江南保大中，浚秦淮，得石志”，是为验证。
在南唐经济发展中，随着我国农业经济重心的南移，以水稻种植为主，麦，桑，茶，麻和水果等多种经营为辅的新格局在江苏地区逐渐形成。南方优良作物品种北上，蔚成大势。江南地区是稻米之乡，扬州，泰州，楚州和泗州等地，南唐时已广种稻米，不仅产量提高，品种也得到改良，泰州的香粳就很有声名。北方传统优良品种南渐势头也有增无减，在江南地区，北方的小麦已普遍种植，出现了“极目青青垄麦齐”的景象。桑树栽培遍及江淮，故有“旷土尽辟，桑柘满野，国以富强”之谓。(卷270，《后梁纪五》)楚州和泗州的麻有名，为朝贡之物。茶叶的生产以扬州，常州和润州的茶园闻名于当时。宜兴产茶历史久远，“阳羡茶”向为江淮名品，早在三国孙吴时代就驰名江南，当时称为“国山茶”，后来又有“阳羡贡茶”，“毗陵茶”，“阳羡紫笋”和“晋陵紫笋”等称谓。唐肃宗年间，列“阳羡紫笋”(阳羡紫笋因鲜芽色紫形似笋而得名)为进贡珍品，茶圣陆羽认为阳羡茶“芳香冠世产”，可为贡品。常州刺史李栖筠采纳了他的建议，即在鼋画溪旁造起茶舍，每年采制茶叶万两进贡，品饮阳羡茶成为风行的时尚。南唐时“阳羡茶”依旧为名茶，后随着产茶区域的南移，产于建州的京铤茶渐渐取而代之，成为贡品，朝廷方罢“阳羡茶”。在南方国家中，南唐对于农业的开发最具力度，其时，皇家府库充盈，“凡积兵器，缗帛七百余万”。国家农桑之盛，前所未有，农业发展的深度与广度，南北无出其右者。当然，单一叙述农业的表现是缺少学术意义的，上述内容旨在揭示，在正确的政策之后，兴修水利对于地处江淮流域的南唐政权，是开发南方，改善生存环境和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的第一要项。以水稻种植为主，麦，桑，茶，麻和水果等多种经营为辅模式的渐渐成型，标志我国农业经济重心南移新格局在江苏区域形成，以此为基础的经济活动渐渐这才显示出新鲜的活力。郑学檬先生在1985年发表的《五代时期长江流域及江南地区的农业经济》一文里指出，我国古代北方自商鞅变法开始，基本实行耕战政策，所谓“足兵足食”是也。因为北方是古代的政治中心，官多兵多，粮食需求大，政府的赋税政策决定了北方农业以种粮为纲。南方各国由于缺少北方以粮为纲的传统，不象北方有那么多的官兵，同时由于自然条件的优越，极易种植经济作物，多种经营条件好。所以，江南农业在商业过程中扬长避短，利用优越的自然条件种植经济作物，开展多种经营，使南方较早地出现了农业商品化似的趋势。笔者以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种商品化的植入，才使南方农业的发展有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往的较高的平台。从此，江苏区域经济发展以农业为突破口，渐渐拉开架势，向着新的纪元前进。
手工业
据冯梦龙《太平广记钞》载，三国孙权夫人赵氏能够织出有龙凤花纹的织锦。南朝刘宋时期，刘裕迁洛阳锦工于建康，设“斗场锦署”专事锦缎生产，金陵织锦工艺自此发轫。杨吴时以纺织品输税，极大地刺激了纺织品生产，及至南唐，盛况空前。润州的方纹绫，水波绫，技术高超。民间机杼普及，织工无数。不少人技术过人，不仅在南唐境内做工，而且在邻国也有分布。润州的锦工享有盛名，润州人徐绾在杭州发动叛乱，城中有三百余锦工，全是润州人，钱鏐长子元瑛恐怕他们参与徐绾叛乱，宣布“王令百工悉免今日工作”。(卷1，《武备王》) 以平息叛乱。南唐官府里设有作坊，品种众多，数量也很大。“升元初，许文武百僚观内藏，随意取金帛，尽重载而去”。可见国库藏量之巨。对封官的奖赏，也多奖励帛品。监察御史张宪上书，李煜“赐帛三十段，以旌敢言”。(卷上) 李后主词是南唐宫廷生活的写照，在他的作品里，红罗绿锦之类的美词艳句俯拾皆是，譬如“红锦地衣随步皱”(《浣溪沙》)，“绣床斜凭娇无那”(《一斛珠》)，“淡淡衫儿薄薄罗”(《长相思》)等，读来十分可人。而“珊枕腻，锦衾寒”(《更漏子》)，“罗衾不耐五更寒”(《浪淘沙》)，“玉钩罗幕，惆怅暮烟垂”(《临江仙》)之类，则有些伤感了。李煜“尝于宫中以销金红罗幂其壁，以白银钉玳瑁而押之，又以绿钿刷隔眼，糊以红罗，……如是数处。每七夕延巧，必命红白罗百匹以为月宫天河之状。”如此奢侈的背后，是以盛大的纺织基础作为支撑的。由于纺织业的发展，染色技术也有了改进。李煜宫人“染碧，夕露于中庭，为露所染，其色特好”，(卷上) 这种若有若无，近乎青绿色的染色在当时享有声誉，建康市内染肆之榜多题曰“天水碧”。后人对“天水碧”多有赞誉，就连状物抒情，“天水碧”都成了司空见惯的美辞。宋代晏殊有“夜雨染成天水碧”的句子；周密《闻鹊喜·吴山观涛》：“天水碧，染就一江秋色，鳌戴雪山龙起蜇，快风吹海立。数点烟鬟青滴，一杼霞绡红湿，白鸟明边帆影直，隔江闻夜笛”。借“天水碧”渲染出来的意境自是不同凡响。纺织业不仅是一种手工业品种，而且是国家管理中的重要物质基础。南唐升元三年(939)诏书规定，“民三年艺桑及三千本者，赐帛五十匹”。(卷15，《南唐·烈祖本纪》) 李煜崇佛，施事寺院亦多丝帛，可见南唐丝织品的富余存量。
一部淮南的历史，可以说是我国盐业的兴衰史。淮南扬州和楚州是我国古代主要的盐业产地，扬州以江都，海陵著名，楚州以盐城，涟水产量最大。尤其是扬州，地处南北通衢，自古盐商巨富云集，为全国盐业集散中心，唐代已有“扬一益二”的说法。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早在汉代，吴王刘濞就开邗沟，自茱萸湾通海陵仓及如皋磻溪，专煮海为利，凿河通运海盐而已。杨吴与南唐立国后，以盐业为重要资本，制盐业成为江淮社会经济的大宗。杨吴在泰州设置海陵制置院，民户田赋，规定每正苗一斛，加收三斗，官给盐一升，谓之“盐米”。南唐升元元年(937)，南唐又改置泰州，置海陵监，加强了对盐业的管理。又在楚州设置盐城监，“管盐亭百二十三”。至北宋统一，盐城“岁鬻四十一万七千余石，泰州海陵盐如皋仓，小海场六十五万六千余石。”(卷182，《食货下》) 淮南盐利在南唐统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以致周南征取得南唐数州后，南唐盐场尽失，经济遭到沉重阻遏。李璟上表称愿意“尽献江北郡县之未陷者，……岁输土贡数十万，而乞海陵盐南属”，周世宗“不许”，但是，为了进一步控制南唐，同意“岁给赡军盐三十万石”。[4]从此，盐业成为后周政权牢牢节制南唐的一个经济筹码。
杨吴与南唐地处江淮水乡，湖泊纵横，造船业十分发达。早在隋唐时期，今淮安就是沿淮的造船基地，隋文帝从淮浦修造的船舰，沿淮入汴；唐太宗讨伐高丽，亦在江淮建造大型战船数百艘。扬州境内的扬子造船厂是唐代大型造船基地，刘晏主持漕运时，根据黄河，长江，淮水和汴水的不同水文特性，建造各种相适应的船只，投入运输。唐朝后期，官府的造船业由于管理不力渐渐萎缩。杨吴与南唐时期，扬州，金陵等地是重要的造船中心，官府设置造船工场，建造各类船只。造船业兴旺的原因有这样几个：一是随着我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濒江临淮的地理环境，使生活视野渐渐开阔的人们扩大了生活范围，商品经济萌芽后，日常商旅贸易，生产生活需要船只开辟水路交通。比如南唐与契丹进行海上贸易，南唐升元二年(938)契丹“持羊三万口，马二百匹来”，(《契丹传》) 交易规模如此之大，若在陆路阻断的情况下，需要怎样的船只运输 可以推知；二是随着漕运特别是盐业的发展，造船业重新出现兴盛的局面，沿海盐场的成品盐，都要输送到集散地，船只是首选的运输器具；三是出于战事的需要，直接促使杨吴与南唐造船业兴旺起来。先是杨吴与吴越以太湖中心线为界，进行长期拉锯式的战争，在长江的狼山江面，太湖水域，双方都投入大量水军，战状惨烈。后是后周在大梁设立造船基地，南唐面临战争威胁，加紧了造船竞赛，既能建造硕大无比的战船巨舰，又能建造短小灵敏的侦察轻舟。从周显德三年(956)到显德五年，双方水师进行了长达三年的较量，从文献里屡见不鲜的“皮船”，“橐船”等名称里，可以想见当时双方造船业的发达程度；四是出于外交航海的需要。由于南北交通的阻断，南唐不得不寻求向外发展。譬如南唐与契丹交好，就是为了对付中原政权开辟了海上航路。又如出于军事考虑从占城进口“猛火油”，再将此油运送到契丹，没有巨大的运输船只是不可想象的。另外，南唐还与新罗，高丽，大食等国家保持联系，如此航程也需要高超的造船技术做保证。
江苏地区濒江临海的优势，使杨吴与南唐统治时期的手工业既有十分浓重的区域色彩，又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宜兴归迳一带发现的晚唐五代青瓷窑址，反映江南一带的制瓷业，无论胎质，釉色，造型还是文饰，都别具一格。南唐扬州蜀岗茶，常州紫笋茶闻名于世，由于茶叶生产的发展，制茶业在南唐兴盛起来，南唐仅官府就有茶叶坊38处之多，专门生产高级茶品，供皇家和贵族使用。民间制茶作坊更多，境内私茶作坊有1000多处。南唐的造纸业中心在皖南，但据《江南通志》记载，当时六合县曾设立“纸务”，今六合浮桥南一带尚呼为“纸房”。由于李煜钟好宣纸，在池，歙二郡和金陵都有专门机构造澄心堂纸亦是可能的。有人从民间传说考证，宣纸中的“白鹿”品种，就是在南京制造的，这种纸即是为了纪念一位从宣城到金陵造纸名叫白鹿的青年而命名。(P300) 另外，扬州，润州的金银器和铜器制造堪称典范，据传李煜特命工匠打造高达6尺的金莲，令宫女窅娘立于莲上，缠足翩翩而舞。
商业
南唐商业出现的新特点，应当引起学界的注意。五代十国是一个特定的时代，在相对分割狭小的空间里，各国特别是南方各国国用严重不足，因此普遍重视招徕商贾，经营商利，征收商税，以充军国用度，商品交换空前活跃。结果是，虽国与国间时恶时睦，民间交易却日益频繁；大运河虽然阻断，海运却发达起来。南方各国商业的活跃程度视唐代有加。各国统治者没有想到的是，在江南农业和各种经济行为商品化过程中，城市功能发生了重大变化，具体表现为政治功能逐渐淡化，经济功能渐渐增强。这一功能的转换，对于我国经济与文化重心的实质性南移，对于江苏地区提早进入较发达地域的序列，意义不可低估。
第一，杨吴和南唐的商业活动使它们最大限度地获得了国用所需的物质条件，充实了国力，提升了政治影响力，使南唐成为能与中原抗衡并有可能统一全国的南方政权。
杨吴和南唐自然条件的多样化，带来了物产的丰富性，而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更使南唐在商业活动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一定程度上成为各国商茂的中心。南唐与中原划淮水为界，双方贸易活动多通过寿州进行，贸易的主要商品是茶和帛，主要换取羊和马匹。南唐与南汉，吴越，马楚和西蜀等国之间也有交易往来，商人的足迹遍布周边国家。南唐伐闽之役，“翰林待诏臧循者，尝贾于闽，具知山川险易，为文徽陈进兵之计”。[5]开宝四年(971)冬，宋在荆南建造战舰，在当地做生意的南唐商人发现后，“上密事，请往江陵窃烧皇朝战舰，国主惧事泄，不听，商人遁去”。(卷5，《后主书第五》) 南唐与契丹的贸易主要通过海上进行，以羊马等牲畜为主，也有军用物资如猛火油。“当时，契丹已灭掉东北地区的渤海国，南唐与契丹之间的海上交往，走的应是从东海长江口北上，越过山东半岛，直达辽东半岛南端的南北沿海传统海路”。(p323)
海外贸易是南唐商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扬州是重要的港口，从这里出口的茶叶，丝绸和瓷器等商品，源源不断地运送到占城，新罗，高丽，远至大食等地。各地的消费品也从海外输入南唐。在太常博士陈致雍的《奏番国使朝见仪状》中，提到了“占城国献驯象”；(卷873) “元宗时，海国进象数头，皆能拜舞山呼”，(卷上) 这个海国是哪个国家，语焉不详。邹劲风认为，一些海外商人为提高自己身份，以获得更多商业利益，常自称为某国使臣，这些所谓海国进象，很有可能是当时中外民间贸易的一种形式。(p188) 从《江南余载》的记事风格来看，有一定道理。
商业活动给南唐带来了充足的社会财富，直接拉动了经济发展，《钓矶立谈》说“于时，中外寝兵，耕织岁滋，文物彬焕，渐有中朝之丰采”，并非溢美之辞。反映在政治上，南唐成为在十国中处于举足轻重地位的南方大国，不仅成为能够与中原抗衡，还有相当的实力进而实现全国的重新统一。后来的五代十国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南唐国与中原的对抗史。
第二，杨吴与南唐的商业活动带来了城市近代化的最初信息，金陵，扬州，润州等成为我国较早感受近代氛围的区域城市先驱，为我国经济重心的实质性南渐和江苏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早期基础。
城市是商业活动的产物，金陵，扬州等江淮城市的兴起虽历史久远，但在长期发展中由于缺少突变的基因，发展速度相当缓慢。究其原因，是城市商品化的程度远远不足以推进城市的脱胎换骨。不能说南唐完成了这个使命，它的努力也远远不够，但它开始了这个蜕变，使江南城市在背负着沉重封建义务的背景下沿着近代化的道路缓缓潜行，我们不用去探讨这些城市的形成过程和城市形制，也无须去论证商品种类如何增加等常见要素，而有必要从另外特定的角度去一窥“近代化”已经在南唐萌芽的事实：
一是新型的经商场所不断出现，商品交易多方位化的趋势，延展了商业时空。唐代大城市实行坊市制，到了南唐，江苏境内的金陵，扬州，润州等大城市都有专门的商业市场。金陵城内的坊市多集中在城南地区，郑文宝在《南唐近事》中曾经提及的“鸡行”，是南唐的闹市区，宋〈庆元建康续志〉说此地“自昔为繁富之地，南唐放进士榜于此”。又云，“戚氏《续志》云银行，今金陵坊银行街，物货所集。花行，今层楼街，又呼花行街，有造花者，诸市但名存，不市其物”。这些坊均为手工业作坊集中地，所谓银行，就是金银器加工场，花行是专门制作装饰用花的地方。随着交换量的增加，一些自发的新的经营场所开始形成。润州紧临长江，南唐有诗赞金山江面：“淮船分蚁点，江市聚蝇声”。(卷上) 江边有市，显而易见是为了适应江上往来船只增加的需要而形成的，已经不受到固定地点交易的限制。徐知谔在润州任团练使时，曾经“作列肆于牙城西，躬自贸易”。(卷279，《后唐纪八》) 也显然不在城中规定的贸易之地，这种近乎“偷偷摸摸”的交易受到了徐温的批评。这同时说明，由于利润丰厚，象周宗这样的开国显贵经商，象徐家这样的重臣，都卷入了商品交易的潮流之中，应是大势所趋。不但城市里商业繁荣，农村里也商机多多。草市，圩场很是兴旺，不少圩市升为县或者置为镇，如新置海陵东洲镇，清江，海陵，如皋等升为县，泰州则升为州，成为江北重镇。(卷111，《地理表》) 说明商品经济的萌芽已经向沿江乡间集镇转移，具有了一定的广度，成为城市商品经济的扩展与补充。郑学檬先生在1982年发表的《五代十国商品经济的初步考察》中提出“地方小市场”的概念，指出，这是形成区域性市场和全国性市场的基础。除了空间的扩大，交易时间的变化也值得注意，夜市在唐代就已出现，南唐的城市夜市更加普遍，上述润州的江市诗就是夜宿金山时偶然想起的。
二是南唐重商及商业的活跃造就了一个庞大的富商阶层，他们甚至与士大夫共同执掌国运，开历代风气之先。南唐开国[6-9]元老周宗，“既阜于家财而贩易，每自淮上通商，以市中国羊马”，成为政客与富商双料货。其交易规模巨大，闻于中原，以至周世宗兵谋渡淮时，竟想出了将士兵蒙上羊皮，伪为商旅的计谋。(卷上) 大商人的囤积居奇，一度使南唐财富集中到了商贾手中，李煜即位之初，国库储备不足以向宋进贡，不得不从金陵富商那里购得绢品以充贡物。宋灭南唐前的金陵之役，到瓦棺阁避难的尽为“士大夫暨豪民富商之家”。商人与士大夫比肩于南唐的社会生活中，并对国家施加影响，南唐以往见载不多。著名的李平改制，正是因为受到了豪民富商的抵制才以失败而告终。在重农抑商的封建社会，富商地位的上升本质上是商品经济萌芽的积极表现，是我国经济重心南移过程中出现的新气象。虽记载无多，但我们还是能从有限的文字里捕捉到了这一讯息。
三是城市特殊消费群体的出现，增强了城市的消费能力，为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相对庞大的阶级基础。江淮古代城市的居民主要是官员及其家属，军队，部分商贾，城市手工业者等，随着南唐在金陵建都，随着经济与文化重心的南渐，一大批皇家政要及其家属，经营盐，茶暴发的富豪，北方南下的士大夫，文人墨客以及妓女等成为金陵及其周边中心城市新的消费阶层，他们人数众多，经济能力雄厚，其生活状态影响着城市的消费习惯，对江淮区域的城市经济繁荣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宋人董逌《广川书跋》云：“江南当五代时后，中原衣冠趣之，以故文物典礼有尚于时，故能持国完聚一方。”宋初王禹偁也说，“于时宦游之士，率以东南为善地，每刺一郡，殿一邦，必留其宗属子孙，占籍于治所，盖以江山泉石之秀异也”。(卷30，《柳府君墓碣铭》) 南唐正是这样，象韩熙载，卢文进，江文蔚，高越等，尽为北人，家眷人等动辄以百计。吴越兵临润州城下时，守将刘澄与驰援的卢绛有隙，卢绛对一裨将杀之未决，刘澄意在投降，乘机要裨将先出，裨将曰：“奈家口在都城何？”刘澄曰：“事急，当为身谋，我家百口，亦不暇顾矣。”(卷27，《叛臣传第二十四》) 主帅与裨将的家眷都在金陵，且人数众多，推而论之，整个金陵应在一个不小的数字。南唐重科举，境内举子集中到金陵，有的长期滞留，成为又一个消费群体。卢江人伍乔，来金陵参加春试，“是岁同试数百人”；宣州人舒雅，“保大时随计金陵”，得到韩熙载的赏识；泉州人康仁杰，也“易儒服，至金陵”；潘贲“五举犹为白丁”；而邱旭“凡九举而曳白者六七”。南唐重视书画艺术，我国最早的画院就出现在南唐，顾闳中，周文矩，徐熙，卫贤，王齐翰等一大批画家，活跃在画坛，他们与冯延巳等文豪才子组成了庞大的文人群体，这些人与官僚，贵族，富商聚居一处，使金陵平添了别样的脂粉繁华之气。一部分需要纵情声色犬马的消费者，则使唐代就已时兴的艺伎队伍不断壮大，她们既是一种行业[10-14]，更是一个消费阶层。《韩熙载夜宴图》中的王屋山就是当时著名的舞妓。延英殿使魏进忠“造宅于皇城之东，广致妓乐”。(卷下) 过去我们常常孤立地看待这些对象，将上述人等的风流倜傥视作另类，其实，他们的生活状态正是那个时代商品化的客观反映，是那个时代造就了他们的商品化特征。
四是各类城市服务性行业的兴起，扩大了商品经济的外延，商品萌芽基础的系统化，从较高的经济平台上为唐宋之交的社会转型创造了条件。唐宋之交社会转型的实质，政治上是民主意识的萌芽，经济上是商品化程度的增加。服务性行业的兴起，是城市经济功能增强的重要标志，也是商品化程度的重要反映。城市人口增加后，要住房，建筑木工就出现在坊中；道路要清扫，河道要清淤，就需要道路与河道的保养人员；城市范围大了，路途遥远需要车船，就有了脚夫和船家；有人求佛问道，祈求平安，就有了相命的，木平和尚“知人祸福，所言辄验，倾都瞻礼，阗塞街巷，金帛之遗，日积万数”。(卷24，《方术传第二十》)金陵在唐朝就以酒楼众多闻于南北，李白“朝沽金陵酒，歌吹孙楚楼”句，杜牧“夜泊秦淮近酒家”句，都道出金陵饮食业的盛况。南唐讲究美食，仅李昪“其食味有鹭鸶饼，天喜饼，驼蹄餤，云雾饼”等。由于士大夫蜂拥南下，面点食品推陈出新，花样繁多，南唐的“建康七妙”，饼可以映字作劝盏，面能穿结带，就连混沌汤也能注入砚中，堪称神奇。服务行业进一步细化，渗透到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增强了城市的功能与活力，有叫周则的，年轻时以制伞为生，李煜尝问及此事，答曰：“臣急于米盐，日造二伞货之，惟淫雨连月则道大亨”。
我们还可以从货币的演化等方面进一步探讨南唐商业的发展问题。如史家多对南唐铸造铁钱持批评态度，以为穷途潦倒的体现，其实，为了适应交换需要，南唐在货币方面的成绩是主要的，有的很有创新意识，如“对钱”，就是货币文化宝库里的一朵奇葩，在北宋盛极一时。当然，南唐处于唐宋之交的过渡带上，在许多方面仍处于初步的阶段。但它带给我们的信息是新鲜的，它在众多方面的建树还有待于我们去发掘，并用一颗平常的心态去研究，评论它，特别是它在江苏区域经济乃至我国经济与文化南移的过程中，对于江苏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应当有一个全新的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