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对当时所面临的局势迅速作出判断,他认识到,当时的外患是因内忧而起,而内忧又在利用外患。解决这些问题,首先是要想办法消除内忧,而内忧的症结就是王室中群弟对自己摄政的不满与疑虑。在众多的反对者当中,召公又最为关键。召公是当时政治格局中的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有着广泛的政治影响和强大的军事实力。
正是因为看透了这一点,所以周公决定选择召公作为工作的突破口。
他必须要想尽一切办法把召公争取过来,使其成为自己的同盟,利用他的威望和实力来加强中央领导核心,削弱管、蔡等反对自己的力量。而要想把召公拉过来,最重要的是消除召公对自己的怀疑。
首先,周公与召公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交谈,周公向召公解释了自己摄政当国的缘由。周公告诉召公,自己摄政是因为武王早死,成王年幼不能处理国家大政,为了不给天下诸侯反周的机会,才不得不走了这一步,否则,则无法向祖宗们交代。周王室目前主幼国危,更需要负责的大臣大力辅佐,我周公旦在此紧要关头,不避群言相攻而毅然挑起摄政重担,是为了继续我们的王业,并不是想篡权夺位,这一点,请召公你放心。
其次,周公同时向召公介绍了自己的处境,恳切希望召公能同他一道,同舟共济,渡过难关。《君爽》中记载周公对召公说:“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其济。”周公不惜降低身份,自称“小子旦”,对这一点应该怎么看呢?是一种政治胸襟,还是一种圆滑的外交手腕?那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了。周公自称“小子”,却称赞召公德高望重,请求召公今后要对自己经常督导和指正,并称放眼天下,只有他们二人通力合作,才能共同担起稳固周王朝统治的重担。周公的原话是:“襄我二人,汝有合哉?”除了我们两人,你还能找到更契合的人吗?
周公披肝沥胆的解释以及发自内心的恳求,终于使召公明白了周公的一片苦心,更被他的大义凛然和视自己为知己的诚心所感动。尤为重要的是,同是周王室股肱之臣的召公,也十分了解眼下的局势之危,并且也负有极大的责任去挽救大局,匡扶王室。因此,周公的说服工作取得了成效,召公的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史载“召公乃说(悦)”。
周公争取召公的成功,不但在舆论上取得了主动,使辅国大臣间的缝隙得以弥合,而且也让两个阵营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召公立场的改变,大大加强了周王室的领导核心,相反,对管、蔡等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周公在得到召公和群臣的信任后,便果断出击,大举兴师。这次平叛历经整整三个年头才平息下来。最后,纣王的儿子武庚逃窜到北方,而管叔最终没能斗过自己这个弟弟,自缢而死,蔡叔则被流放到了边疆地区,这就是史称的“弑兄放弟”。平定殷商旧地之后,周公继续向东方进攻,征伐奄国,并消灭附奄的东方异族。东方从此平定。
在这次东征平叛的过程中,周公所展现的摄人气魄与政治胸怀让人不能不为之折服。然而其中有一点,我们也不能不察。
起初各种反叛势力都直指周公称王一事,对周公极其不利,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周公并没有乖乖交出王位,他不仅争取到了召公的支持,使其改变了立场,而且在说服召公的过程中,“三监之乱”这件本来对他称王不利的因素,却转变成了他之所以要称王的合理性砝码。这种借力打力、化解来力的巧妙手段做得不露痕迹。
还政真相
虽然东征平叛取得了胜利,局面得到了控制。但是,周公称王的合法性问题却依然存在,甚至更加突显了出来。如果说在局势危机的时候,周公称王的问题退到了一个次要位置,那么天下平定后,这个问题则又成了首要问题。而且,虽然周公说服了召公,得到了自己暂时称王的合理性。但是与此同时,周公也终于正式表明了自己的摄政身份,只要一承认是摄政,那么你就不是法定的王位继承者,终有一天,还政是必然的。
但是如果说,周公称王带来的效应,是他所始料不及的,因此周公还政成王完全是迫于外在压力,其实也不尽然。如果周公真想篡位的话,在平定了天下之后,对于周公来说,篡位的主要障碍只剩下召公,按实力来说,如果周公真要放力一搏的话,成败还很难说。
周公之所以没有这么做,还有来自于他个人的原因。
如果说周公具有一般人都具有的王者欲望的话,那么周公更具有一般人所没有的政治理想。周公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打造一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天下,一直是他的一个政治理想。
他分封建国,营建洛邑,制礼作乐,他提出“敬天”、“保民”、“明德”的政治思想,他创立以“孝”为主的宗法伦理规范,这一切都为稳定社会秩序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因此,除了个人得失,周公考虑更多的还是西周长久的基业。
正因为如此,在王位继承问题上,周公创立嫡长子继承制。周公意识到,王位继承是关系到每个王朝盛衰兴亡的大问题。夏商两朝,为了争夺王位,兄弟纷争骨肉相残的事屡见不鲜。周公深刻认识到夏商之所以发生王位纷争,关键在于没有事先定分。解决了定分问题,也就解决了王位继承的纷争。根据嫡长子继承制,王位只有嫡长子才有继承权,其他人不管多么优秀,多么有才能,都没有这个资格,这就叫“立嫡立长不立贤”。这样,嫡长子之外的其他人就不会再有什么想法了,纷争也被消于无形。
周公创立嫡长子继承制后,以嫡长子袭承王位就从成王开始,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
然而,周公为了西周长久的基业而开创的嫡长子继承制,恰恰为自己称王不合法作了论证。由此可见,西周长久的基业与个人的得失是周公自身内部一个深刻的矛盾。
一方面,由称王带来的强烈反应,使周公即位称王的合法性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广泛的讨论,周公若要再即位称王,那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另一方面,由于周公自己的政治理想所在,使他更不可能为了做天子而破坏自己与先王创下的基业。
于是,在周公摄政七年后,成王成人,周公还政于成王。
周公归政于成王后,复列于臣位,礼敬成王,恭谨有加,可以说是曲尽臣道。在他临终之时,还要求成王将自己葬于成周,以表示自己永远是成王的臣子。但成王最终还是将周公以天子之礼葬于王室陵墓。
周公百年之后,有人把周公当成一个大圣人顶礼膜拜,有人则因他曾经称王而指责他是个谋权篡位的野心家。事实上这两种看法本质上是一样的:不允许周公身上有任何的人性瑕疵。其实不论是大家对周公的争论,还是周公自己内心的深层矛盾,都源于一种东西,那就是老天赋予他的摄政之位——在这个位子上,进,不能篡位称王;退,更需要莫大的勇气。在资格重于能力的王位继承原则下,即使周公为西周基业洒尽心血,功垂千秋,王室的世系年谱上也永远不会出现周公旦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