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武王建立西周以后，仅一年就重病而逝，他的儿子周成王即位。成王年幼，难以应对当时复杂多变的局势，身为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叔父的周公摄理国政。周公辅政七年，成王长大，周公还政成王。

　　史学家们在评说历史与现实的政治问题时，往往借助于旧有史事，周公辅成王之事便不止一次地被人们提起。在西汉就曾经出现了两次以“周公辅幼主”为借口而当政夺权的事件：霍光辅昭帝就以周公事作喻，但霍光专政，没有称王；而王莽篡权夺位时，也以此事来标榜，用以粉饰自己的谋逆行为。
 

　　周公辅成王被后世传为美谈，周公的思想更是影响了历代儒家，影响了中国的社会文化。正因为如此，周公也成为孔子所崇拜的偶像，他甚至连做梦都想梦见周公。然而一直以来，关于周公辅成王之事，也存在着另一种声音，即认为摘掉儒家的有色眼镜，周公实际上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野心家，还政成王实乃追不得已之举。

　　反差如此巨大的解读，使这件事显得扑朔迷离。真实的周公究竟是一个道德完人，还是一个野心家?篡夺王位是确有其事，还是捕风捉影?还政成王的真实原因又是什么?

　　让我们翻开史籍，看看周公从摄政到还政，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周初政局的一号人物

    周公姓姬名旦，因为他的封地被封在了周(今陕西省岐山县)，所以世称周公。周公自幼聪敏过人，“异于群子”，周公和他哥哥武王是十个兄弟中最为贤能的两个。

　　武王即位后，周公开始正式参政，《史记》称其“常辅翼武王，用事居多”。对武王来说，周公既是亲密无间的弟弟，更是最可信赖的辅相，他凡事都与周公商量，共同谋划。当时，周相对于中原大国殷商来说，只是居住在今陕西中部、甘肃东部的一个落后部族。周人常常以“小邦周”自称，而称商为“大邑商”。然而最终“小邦周”灭了“大邑商”，这不仅是周文王、周武王励精图治的结果，也和周公的大力辅佐有很大关系。

　　据《逸周书》记载，有一次，武王做了一个梦，梦到灭商的计划泄露了，武王担心这是灭商时机不够成熟的预兆。因此他惊恐地把周公叫来，问周公怎么看这件事。对于武王的忧虑，周公说，上天托梦给武王，是为了警告他不能贪图安逸，要时刻保持警惕。周公认为，只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做好各方面的工作，就算做到了顺应天命。在武王为完成灭商大业日夜谋虑，以至于过度疲惫、心情不安的情况下，周公俨然成了武王的主心骨。

　　克商以后，面对天下未宁的局面，武王多次向周公询问治平之道。周公又提出了一套安抚民心、宣扬仁德的政策，被武王采纳。这些措施和做法深得民心，初步稳定了灭商后纷乱的局势。

　　才能与机遇，对于一个人仕途的发展是不可或缺，但也是不可强求的因素。而周公则恰恰集这两者于一身，因此他很快就成为了周初政局中一只长势看好的潜力股。

　　当时的政治舞台上，除了周公，还有两个关键性人物，一个是太公望，一个是召公爽。如果萧何、韩信、张良可以称为“汉初三杰”的话，那么太公望、周公旦、召公爽就可以称为“周初三圣”。

　　太公望就是通常所说的姜子牙，他姓姜，名望，字子牙，“太公”是对他的尊称。在周文王、周武王时期，他执掌军政大权，是武王伐纣的军事总指挥，在灭商战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他官至太师，可以称得上是周初政局中的第一号人物。然而，对王朝统治者来说，太公望毕竟是个外姓，因此西周一建立，他就顺理成章地功成身退，在被封为齐侯之后，离开了中央政府。太公望一走，周公随即填补了太师的空缺，从而取代太公望掌握了周初的军政大权。

　　斧钺，是一种军事权力的象征，同时也代表了一个人的特殊地位。就在牧野之战的第二天，周人举行了隆重的祭社典礼，正式向上天和殷民宣告殷商灭亡，周人承接天命。在这次典礼上，周公立于武王身侧，当时他手中持的就是一把大钺。

　　摄政称王

     王位的继承问题在任何时候都是最敏感的政治热点。武王死后，天下人的目光自然都聚焦到顾命大臣周公身上，密切关注着他的一举一动。而周公的表现也没有令大家失望，果然有人爆出了一记猛料：“公将不利于孺子!”

　　人们的怀疑主要是针对周公称王一事。对于周公称王，史籍中多有记载。

　　《礼记》中称：“周公践天子之位。”就是说，在武王死后，周公实际上已经坐到了天子的位子上。《尚书·康诸》中记载有一段话也可以作为周公称王的佐证，这段话是这么说的：“王若日：孟侯，朕其弟，小子封。”这段话中提到的“封”是康叔的名字，而康叔是周公的母弟。称康叔为“弟”，这显然是周公的口气，所以这个“王”显然就是周公无疑，而且当时他是自称为“朕”的。由此可知，当时周公确实是身居王位，自称为王的。在所有关于周公称王的记载中，荀子的说法最为激烈彻底。《荀子·儒效》称“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干脆说周公踢开成王，直接承继了武王的天下。

　　显然，周公称王之事已自不待辩。

　　既然如此，能不能说，周公称王就意味着篡位夺权呢?“称王”与“篡位”这两者可以画等号吗?要想了解其中微妙，我们首先还要弄清楚什么是“摄政”。

　　所谓“摄”，是指出于某种原因，由他人代替原来的法定主体做某事。而“摄政”就是指皇帝(国王)不在的情况下由贤臣代行王权，或者皇帝(国王)在位，但出于某种原因，比如皇帝(国王)年幼无法处理国事，在这种情况下，也由贤臣来代行王权，这叫“当国摄政”。

　　一般来说，摄政是代行君政而不居君位，但是在某种特殊情况下，也不排除可以“权居君位”，以应对突发事件。但是，居于君位只能是暂时性的，摄政者“臣”的地位是不变的。

　　如此说来，由于周公并未真正废王自立，所以称王一事并不能说成是“篡位”，总体上还是处于摄政的范围之内。

　　但是中国人向来是讲动机的，虽然没有不好的行为，但有不健康的念头也不行。谁能保证你周公称王的动机真的就那么纯洁?事实上，在此之前，还有另一桩公案一直萦绕在人们心头，而这桩公案也是人们对周公如此放心不下的一个重要诱因。

　　据《逸周书·度邑解》记载，武王在临终前，曾把周公叫到病榻前，对周公说：“乃今我兄弟相为后。”意思是：我死了就由弟弟姬旦你来继承王位。而周公则“泣涕拱手”，表示不敢接受。这样，武王才不得不将自己的儿子诵(即成王)立为世子，对周公进行了顾命之托。

　　然而，武王没有料到，正是这一“未遂”的传位之举，却导致了其他人对周公的防范之心。虽然武王是基于统筹天下的考虑：当时，西周虽然建立，但是面临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商人力量并未从根本上被摧毁；而他自己的儿子诵年纪尚小，根本不可能应付当时危机四伏的局势。周王室急需一位声望隆厚、富有政治军事经验的人物出来收拾局面。

　　但是即使这样，王位的传承却向来都是有规则的，不是希望传谁就传谁的。周人在王位继承上，奉行的一直是父死子继的原则。因此按照周制，成王即位是理所当然的。或许，武王临终传位给周公而不是成王，多少是受了商人兄终弟及观念的影响。但即便是按照兄终弟及的商制，最有资格即位称王的也应该是管叔而非周公，因为管叔是武王之弟周公之兄。因此，无论按照周人的传统还是商人的定制，周公都不具备严格的即位称王的合法性。

　　虽然当时周公“泣涕拱手”，没有接受，但是一个人面对唾手可得的王位，难道真的可以做到内心波澜不惊，连一丝涟漪都不会泛起吗?周公成为“大圣人”那是几百年后的事，当时的周公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且是一个有才能、有抱负，还握有重权的人!

　　有了这样一个前奏，再联系到后来的周公称王一事，让人产生怀疑是不难理解的。况且周公称王时，虽然没有真正废王自立，但是他也没有明确地表明自己的“摄政”身份。因此，虽然不能妄下断语，说周公的王者欲有多强，但至少可以说他的称王是暖昧的!

　　风声鹤唳

    不管别人承不承认周公这个“王”，此时周朝的最高权力都掌握在周公手里却是事实。周公终于登上了权力的顶峰，然而，在他到达山顶后，却发现这座山是一座火山，而自己屁股则正端坐在急待喷发的火山口上。

　　在灭商之前，周与商的力量对比悬殊非常大，牧野一战，周人的胜利本就存在某种程度的侥幸。因此，周政权建立后，天下仍是一片战火纷飞，尚未完全臣服于周，四方诸侯又各怀异志，各种反对势力都蠢蠢欲动。对此，武王生前就曾忧心忡忡，在一次亲临殷郊登高眺望商邑之时，他深深地被那种大国气象所震慑，回来后就忧虑成疾，一病不起。

　　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周公称王成了引爆各种矛盾的一根导火线，一时间各种潜在矛盾一下子全都爆发出来，从而使天下形势岌岌可危，周王朝甚至到了要被颠覆的边缘。周公成了众人的矛头所向，不管抱有什么政治目的，各种反叛势力都以此事为借口和契机而闹腾起来。总的来说，周公当时面临着来自两方面的挑战：一是内忧，一是外患。

　　首先是内忧。

　　武王一死，成王年幼，从而形成了暂时的权力真空，这自然使得一些有实力又有资格的王室子弟对王位起了觊觎之心。管叔乃武王大弟，若比照兄终弟及的商制，他最有可能荣登大宝，而阻挡其梦想实现的便是周公。于是，他拉拢了一大批王室子弟给周公施压。虽然真实的起因是对王位的觊觎，但是他打出的旗号却是成王的，前面提到的“公将不利于孺子”的谣言就是由他的爪牙们流布全国的。

周公称王还引起了一位重量级人物的猜疑，这个人就是召公。召公是文王的庶子，因为被封在召地，故称召公。《燕世家》称：“召公疑之”、“不说(悦)周公”。召公时为三公之一，官居太保，与周公同是周室的股肱之臣。在前面提到的那次祭社大典上，周公手把大钺，而召公则也是手把小钺立于武王另一侧。作为政府的二号人物，他说一句话，那是相当有分量的，他的态度对周初政局的影响也是举足轻重的。因此，他有这个资格对周公“不说(悦)”。

　　此外，就连成王对周公也曾一度怀疑。

　　可以说，周公称王引起的这场王位纷争，一时间使周王室内部乱成了一锅粥。

　　其次是外患。

　　第一，亡国后的殷商遗民内心并不服气，他们很不甘心自己的失败，无时不在伺机东山再起，报仇复国。武王死后，他们看到周王室内部在争夺最高领导权上产生了分歧和矛盾，早有反意的殷纣王之子武庚抓住这个天赐良机，很快与抱有野心的管、蔡二叔勾结在一起，为达到各自的目的而起兵发动了著名的“三监叛乱”。

　　第二，东方地区的反周势力依然十分强大，许多方国部族不服周人的统治，他们趁周公被疑、周王室内部大乱之机也大举起事。

　　由此可见，周公面临的形势可谓风声鹤唳，颇有点“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那么面临如此严峻的挑战，周公又会作何反应呢?

　　该出手时就出手

    在各方的重压之下，历史上存在一种“周公避楚”的说法。就是说周公为了避嫌，跑到楚国躲了起来。这种说法似乎不太符合情理。照当时的形势，根本不允许周公这样做，如果他这么做，恰恰是如了反叛势力的意，给了他们以可乘之机。再者，为了自己的一点小名誉，就把自己与先王一起创下的基业弃之不顾，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绝对不是周公的风格。南宋学者叶适也曾对此质疑，说当时楚国根本就还没有建国，连楚国这个地方都没有，周公又是怎么去的呢?显然，这一说法只是后世腐儒给周公加上的一个他们所认为的“美名”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