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武王建立西周以后,仅一年就重病而逝,他的儿子周成王即位。成王年幼,难以应对当时复杂多变的局势,身为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叔父的周公摄理国政。周公辅政七年,成王长大,周公还政成王。
史学家们在评说历史与现实的政治问题时,往往借助于旧有史事,周公辅成王之事便不止一次地被人们提起。在西汉就曾经出现了两次以“周公辅幼主”为借口而当政夺权的事件:霍光辅昭帝就以周公事作喻,但霍光专政,没有称王;而王莽篡权夺位时,也以此事来标榜,用以粉饰自己的谋逆行为。
周公辅成王被后世传为美谈,周公的思想更是影响了历代儒家,影响了中国的社会文化。正因为如此,周公也成为孔子所崇拜的偶像,他甚至连做梦都想梦见周公。然而一直以来,关于周公辅成王之事,也存在着另一种声音,即认为摘掉儒家的有色眼镜,周公实际上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野心家,还政成王实乃追不得已之举。
反差如此巨大的解读,使这件事显得扑朔迷离。真实的周公究竟是一个道德完人,还是一个野心家?篡夺王位是确有其事,还是捕风捉影?还政成王的真实原因又是什么?
让我们翻开史籍,看看周公从摄政到还政,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周初政局的一号人物
周公姓姬名旦,因为他的封地被封在了周(今陕西省岐山县),所以世称周公。周公自幼聪敏过人,“异于群子”,周公和他哥哥武王是十个兄弟中最为贤能的两个。
武王即位后,周公开始正式参政,《史记》称其“常辅翼武王,用事居多”。对武王来说,周公既是亲密无间的弟弟,更是最可信赖的辅相,他凡事都与周公商量,共同谋划。当时,周相对于中原大国殷商来说,只是居住在今陕西中部、甘肃东部的一个落后部族。周人常常以“小邦周”自称,而称商为“大邑商”。然而最终“小邦周”灭了“大邑商”,这不仅是周文王、周武王励精图治的结果,也和周公的大力辅佐有很大关系。
据《逸周书》记载,有一次,武王做了一个梦,梦到灭商的计划泄露了,武王担心这是灭商时机不够成熟的预兆。因此他惊恐地把周公叫来,问周公怎么看这件事。对于武王的忧虑,周公说,上天托梦给武王,是为了警告他不能贪图安逸,要时刻保持警惕。周公认为,只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做好各方面的工作,就算做到了顺应天命。在武王为完成灭商大业日夜谋虑,以至于过度疲惫、心情不安的情况下,周公俨然成了武王的主心骨。
克商以后,面对天下未宁的局面,武王多次向周公询问治平之道。周公又提出了一套安抚民心、宣扬仁德的政策,被武王采纳。这些措施和做法深得民心,初步稳定了灭商后纷乱的局势。
才能与机遇,对于一个人仕途的发展是不可或缺,但也是不可强求的因素。而周公则恰恰集这两者于一身,因此他很快就成为了周初政局中一只长势看好的潜力股。
当时的政治舞台上,除了周公,还有两个关键性人物,一个是太公望,一个是召公爽。如果萧何、韩信、张良可以称为“汉初三杰”的话,那么太公望、周公旦、召公爽就可以称为“周初三圣”。
太公望就是通常所说的姜子牙,他姓姜,名望,字子牙,“太公”是对他的尊称。在周文王、周武王时期,他执掌军政大权,是武王伐纣的军事总指挥,在灭商战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他官至太师,可以称得上是周初政局中的第一号人物。然而,对王朝统治者来说,太公望毕竟是个外姓,因此西周一建立,他就顺理成章地功成身退,在被封为齐侯之后,离开了中央政府。太公望一走,周公随即填补了太师的空缺,从而取代太公望掌握了周初的军政大权。
斧钺,是一种军事权力的象征,同时也代表了一个人的特殊地位。就在牧野之战的第二天,周人举行了隆重的祭社典礼,正式向上天和殷民宣告殷商灭亡,周人承接天命。在这次典礼上,周公立于武王身侧,当时他手中持的就是一把大钺。
摄政称王
王位的继承问题在任何时候都是最敏感的政治热点。武王死后,天下人的目光自然都聚焦到顾命大臣周公身上,密切关注着他的一举一动。而周公的表现也没有令大家失望,果然有人爆出了一记猛料:“公将不利于孺子!”
人们的怀疑主要是针对周公称王一事。对于周公称王,史籍中多有记载。
《礼记》中称:“周公践天子之位。”就是说,在武王死后,周公实际上已经坐到了天子的位子上。《尚书·康诸》中记载有一段话也可以作为周公称王的佐证,这段话是这么说的:“王若日:孟侯,朕其弟,小子封。”这段话中提到的“封”是康叔的名字,而康叔是周公的母弟。称康叔为“弟”,这显然是周公的口气,所以这个“王”显然就是周公无疑,而且当时他是自称为“朕”的。由此可知,当时周公确实是身居王位,自称为王的。在所有关于周公称王的记载中,荀子的说法最为激烈彻底。《荀子·儒效》称“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干脆说周公踢开成王,直接承继了武王的天下。
显然,周公称王之事已自不待辩。
既然如此,能不能说,周公称王就意味着篡位夺权呢?“称王”与“篡位”这两者可以画等号吗?要想了解其中微妙,我们首先还要弄清楚什么是“摄政”。
所谓“摄”,是指出于某种原因,由他人代替原来的法定主体做某事。而“摄政”就是指皇帝(国王)不在的情况下由贤臣代行王权,或者皇帝(国王)在位,但出于某种原因,比如皇帝(国王)年幼无法处理国事,在这种情况下,也由贤臣来代行王权,这叫“当国摄政”。
一般来说,摄政是代行君政而不居君位,但是在某种特殊情况下,也不排除可以“权居君位”,以应对突发事件。但是,居于君位只能是暂时性的,摄政者“臣”的地位是不变的。
如此说来,由于周公并未真正废王自立,所以称王一事并不能说成是“篡位”,总体上还是处于摄政的范围之内。
但是中国人向来是讲动机的,虽然没有不好的行为,但有不健康的念头也不行。谁能保证你周公称王的动机真的就那么纯洁?事实上,在此之前,还有另一桩公案一直萦绕在人们心头,而这桩公案也是人们对周公如此放心不下的一个重要诱因。
据《逸周书·度邑解》记载,武王在临终前,曾把周公叫到病榻前,对周公说:“乃今我兄弟相为后。”意思是:我死了就由弟弟姬旦你来继承王位。而周公则“泣涕拱手”,表示不敢接受。这样,武王才不得不将自己的儿子诵(即成王)立为世子,对周公进行了顾命之托。
然而,武王没有料到,正是这一“未遂”的传位之举,却导致了其他人对周公的防范之心。虽然武王是基于统筹天下的考虑:当时,西周虽然建立,但是面临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商人力量并未从根本上被摧毁;而他自己的儿子诵年纪尚小,根本不可能应付当时危机四伏的局势。周王室急需一位声望隆厚、富有政治军事经验的人物出来收拾局面。
但是即使这样,王位的传承却向来都是有规则的,不是希望传谁就传谁的。周人在王位继承上,奉行的一直是父死子继的原则。因此按照周制,成王即位是理所当然的。或许,武王临终传位给周公而不是成王,多少是受了商人兄终弟及观念的影响。但即便是按照兄终弟及的商制,最有资格即位称王的也应该是管叔而非周公,因为管叔是武王之弟周公之兄。因此,无论按照周人的传统还是商人的定制,周公都不具备严格的即位称王的合法性。
虽然当时周公“泣涕拱手”,没有接受,但是一个人面对唾手可得的王位,难道真的可以做到内心波澜不惊,连一丝涟漪都不会泛起吗?周公成为“大圣人”那是几百年后的事,当时的周公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且是一个有才能、有抱负,还握有重权的人!
有了这样一个前奏,再联系到后来的周公称王一事,让人产生怀疑是不难理解的。况且周公称王时,虽然没有真正废王自立,但是他也没有明确地表明自己的“摄政”身份。因此,虽然不能妄下断语,说周公的王者欲有多强,但至少可以说他的称王是暖昧的!
风声鹤唳
不管别人承不承认周公这个“王”,此时周朝的最高权力都掌握在周公手里却是事实。周公终于登上了权力的顶峰,然而,在他到达山顶后,却发现这座山是一座火山,而自己屁股则正端坐在急待喷发的火山口上。
在灭商之前,周与商的力量对比悬殊非常大,牧野一战,周人的胜利本就存在某种程度的侥幸。因此,周政权建立后,天下仍是一片战火纷飞,尚未完全臣服于周,四方诸侯又各怀异志,各种反对势力都蠢蠢欲动。对此,武王生前就曾忧心忡忡,在一次亲临殷郊登高眺望商邑之时,他深深地被那种大国气象所震慑,回来后就忧虑成疾,一病不起。
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周公称王成了引爆各种矛盾的一根导火线,一时间各种潜在矛盾一下子全都爆发出来,从而使天下形势岌岌可危,周王朝甚至到了要被颠覆的边缘。周公成了众人的矛头所向,不管抱有什么政治目的,各种反叛势力都以此事为借口和契机而闹腾起来。总的来说,周公当时面临着来自两方面的挑战:一是内忧,一是外患。
首先是内忧。
武王一死,成王年幼,从而形成了暂时的权力真空,这自然使得一些有实力又有资格的王室子弟对王位起了觊觎之心。管叔乃武王大弟,若比照兄终弟及的商制,他最有可能荣登大宝,而阻挡其梦想实现的便是周公。于是,他拉拢了一大批王室子弟给周公施压。虽然真实的起因是对王位的觊觎,但是他打出的旗号却是成王的,前面提到的“公将不利于孺子”的谣言就是由他的爪牙们流布全国的。
周公称王还引起了一位重量级人物的猜疑,这个人就是召公。召公是文王的庶子,因为被封在召地,故称召公。《燕世家》称:“召公疑之”、“不说(悦)周公”。召公时为三公之一,官居太保,与周公同是周室的股肱之臣。在前面提到的那次祭社大典上,周公手把大钺,而召公则也是手把小钺立于武王另一侧。作为政府的二号人物,他说一句话,那是相当有分量的,他的态度对周初政局的影响也是举足轻重的。因此,他有这个资格对周公“不说(悦)”。
此外,就连成王对周公也曾一度怀疑。
可以说,周公称王引起的这场王位纷争,一时间使周王室内部乱成了一锅粥。
其次是外患。
第一,亡国后的殷商遗民内心并不服气,他们很不甘心自己的失败,无时不在伺机东山再起,报仇复国。武王死后,他们看到周王室内部在争夺最高领导权上产生了分歧和矛盾,早有反意的殷纣王之子武庚抓住这个天赐良机,很快与抱有野心的管、蔡二叔勾结在一起,为达到各自的目的而起兵发动了著名的“三监叛乱”。
第二,东方地区的反周势力依然十分强大,许多方国部族不服周人的统治,他们趁周公被疑、周王室内部大乱之机也大举起事。
由此可见,周公面临的形势可谓风声鹤唳,颇有点“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那么面临如此严峻的挑战,周公又会作何反应呢?
该出手时就出手
在各方的重压之下,历史上存在一种“周公避楚”的说法。就是说周公为了避嫌,跑到楚国躲了起来。这种说法似乎不太符合情理。照当时的形势,根本不允许周公这样做,如果他这么做,恰恰是如了反叛势力的意,给了他们以可乘之机。再者,为了自己的一点小名誉,就把自己与先王一起创下的基业弃之不顾,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绝对不是周公的风格。南宋学者叶适也曾对此质疑,说当时楚国根本就还没有建国,连楚国这个地方都没有,周公又是怎么去的呢?显然,这一说法只是后世腐儒给周公加上的一个他们所认为的“美名”而已。
事实上周公不仅没有后退,巨大的压力反而激发了他的能量,他对此次危机采取了更加强硬的手腕,展现出了一个优秀政治家的镇定与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