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国内战争责任认识为何长期模糊(2)

战后日本保守派与进步派围绕战争责任的争论和交锋,使本已相对沉寂的战争责任意识潜流变得波涛汹涌,并随着昭和天皇战争责任的旧事重提而引起日本人的深思。1975年10月,昭和天皇在访美前后接受记者采访时,反复声明发动战争的责任不在他,而结束战争的“圣断”却是他作出的,试图以此缓和美国国民要求追究天皇战争责任的“敌对”情绪。日本政府和保守派学者通过著书立说,极力塑造昭和天皇在战前是遵守“立宪君主主义”的“和平主义者”形象。既然天皇及其近臣都坚持“和平主义”,反对那场战争,那么,亚洲太平洋战争自然无法正当化。这与保守派、右翼一边叫嚣维护天皇的尊严和地位,一边推出“大东亚战争肯定论”,明显地自相矛盾。保守派与右翼无法自圆其说,只得破绽百出地根据具体情形选择天皇“和平主义者论”或“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即使进步派学者之间,也因为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出现了分歧,粟屋宪太郎、井上清等人就不赞同家永三郎所谓既然东京审判没有起诉天皇,故天皇不负有战争责任的观点。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民众,也逐渐破除了20世纪60年代的“菊禁忌”(严禁谈论皇室事宜)。据时事通讯社1989年2月的调查,可知当时至少有52.4%的人认为天皇“有全面责任”和“多少有”战争责任,而认识到自己也有加害责任者约为30%,但这已是战后日本社会认识战争责任的顶峰。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国际格局的解体、日本泡沫经济的破裂和民粹主义的抬头,全面肯定“大东亚战争”的论调虽明显地“衰退”了,但加害责任认识的程度依旧在日本徘徊不前,且有越来越倒退的迹象。冷战结束后,长期遭受压抑的要求日本对过去的战争负责、反省、道歉和赔偿的呼声喷涌而出,成为一项国际性运动。据统计,从1977年韩国人孙振斗偷渡日本并提出赔偿诉讼,至今已有80多起要求日本赔偿的诉讼案件。这种井喷式的索赔运动被日本保守派和媒体巧妙地转化为——中、韩等国是在打“历史牌”,意在进行经济“敲诈”;将中、韩等国批评的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右翼分子等与普通国民强行捆绑在一起,在靖国神社、教科书事件等历史问题上,煽动“日本人”与亚洲各国的矛盾和冲突,激发狭隘的大和民族主义。日本政府在苏联解体之初,曾野心勃勃地试图建立美日欧三足鼎立的国际秩序,故在战争责任的表态上似乎有了积极变化,以求得亚洲邻国的谅解,但除了联合政府时期昙花一现式的民间赔偿外,基本上拒绝了亚洲各国的补偿要求。如今GDP已被中国超越的日本,在经济毫无起色而又面临3·11东日本大地震的冲击之下,不少右翼政客纷纷将目光转向了周边邻国。日本与中俄韩之间的岛屿之争,以及安倍晋三保守的竞选纲领,似乎就是要冲破二战后国际体制的束缚,急欲率领日本重走政治军事大国之路。 战后60多年来,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很难用“翻案”或“反省”这样简单的二分法解释,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有时候是泾渭分明,有时候是雾里看花。如,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对外战争的性质,日本进步派大多承认那场战争是“侵略战争”,但也有人认为应根据战争进程、战争对象等具体分析那场战争的复杂性质;日本保守派大多妄图正当化那场战争,但也有人承认在那场战争中有“侵略行为”;普通国民中则有相当一批人认为那场战争是“迫不得已发动的”。在承担战争责任方面,日本进步派大多认为日本人应该承担战争责任和战后责任,但也有人主张仅仅承担战争责任而不愿承担战后责任。日本保守派大多否认战争责任和战后责任,拒绝甚至批评受害国民众提出的道歉、反省和补偿要求,但也有人不排斥日本民间对受害国民众的补偿方式。普通民众中既有人承认战争责任,也有人否认战争责任,还有些战后出生的日本人认为那场战争与自己完全“无关”。总之,日本保守派或进步派的战争责任认识,都很难称得上是战后日本社会的战争责任认识的主流,普通民众的战争责任也是千差万别,纷繁复杂。在某种程度上,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似乎也成了“罗生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其实,战后日本政府、天皇、保守派、进步派、普通民众的战争责任认识,在“变”与“不变”之中都有一个延续的主线,即战争责任的缺失与否。“变”是因势而动,因时而动,如战后初期、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经济平稳发展时期、冷战结束之后四个阶段的战争责任都有相对明显的变化。但是,“不变”的是战后日本政府对战争责任的暧昧,天皇对战争责任貌似超然的态度,保守派对战争责任的否认,进步派对战争责任的反省与忏悔,普通民众在各种战争责任认识之间徘徊。实际上,这是日本社会未能厘清战争责任的结果,是多数日本人在检讨别人战争责任的同时遗忘自身战争责任的结果,是日本社会就战争责任未能达成一致或大体相近的共同认识的结果。故而,日本国内各派围绕战争责任的讨论仍将持续下去,日本与周边各国以战争责任为中心的历史问题仍将存在。因此,我们对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情感宣泄的层面,而应开展更为深入的学术层面的分析,即战后日本保守派和右翼“遗失的战争责任”,不能在我们的研究中变成“战争责任的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