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在国民党与共产国际关系方面，无法用“对”或“错”来界定某历史事件和人物，只能冷静剖析其背景。在这个方面，若要分析斯大林的指示，有一个重要因素必须予以注意，这就是，联共（布）党内斯大林派与联合反对派托洛茨基等人之间的斗争在中国问题上的反映。胡汉民访问莫斯科时看到联共两派的斗争，有过不要把中国问题放在共产国际内来搞的想法，事实证明，中国问题确实成了斯大林与反对派斗争的主要因素之一。反对派就国民党问题对斯大林的指责有时切中要害：有俄罗斯学者认为，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得悉冯玉祥与蒋介石联手之后的“一切决议就又着意于寻求退路和避免再遭反对派的指责，以抚平党内对其路线的失败做出的反应。[1927年]6月的最后几个指令劝中国共产党寻求退路，不过同时还是重复旧有（土地革命等）的方针，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电报已经为后来莫斯科对武汉政府和中共领导的指责埋下了伏线。” 原载《百年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