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令人吃惊的是，就连与谢野晶子也开始赞扬日本的帝国主义。在大正时代，与谢野晶子那些维护女权的评论文章使其闻名遐迩。1904年至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她发表了一系列反战诗集，从而进入公众视野。然而，1932年，与谢野晶子发表了一首题为“日本国民，冉冉旭日”的新诗，敦促日本士兵忍受“百般磨难”。还引用了一则在日本家喻户晓的风吹樱花的寓言，将阵亡将士“消散”的躯体美化成“比鲜花还要纯洁”。 那些大众杂志也纷纷美化日本的海外扩张，鼓励国民团结起来随时投入战争。像《主妇之友》和《妇人俱乐部》这样一类杂志，经常刊登一些诸如战地英雄事迹和在战争中失去丈夫的寡妇们的悲惨遭遇，以及如何在国家危急时期节省食物和衣饰开支的教导。那些战斗中的士兵、红十字医院里的护士以及正准备解开军用包裹的志愿者的照片，则更加直接地、赤裸裸地激起民众的热情。其他一些杂志也纷纷登载类似文章。1933年之后，已经很难在街角的书报亭找到一本与官方观点不同的刊物，日本政府往往将其在东北亚的侵略扩张说成是保护本国正当权益的自卫行动。 日本的民族主义者则进一步限制国内的政治言论，从明治时代中叶开始，日本一些保守主义者开始鼓吹“日本主义”，即民族主义，以此来抵制急剧的西方化。他们尤其希望维持日本的一些传统观念以及所谓日本帝国独一无二的政体，即“国体”。对于明治时代的许多保守主义者来说，“国体”的概念是以两条原则为中心的：自古以来天皇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亲密的家庭般的纽带关系将仁慈的君主和他的臣民结合在一起。 20世纪30年代，一些保守的民族主义者将自己视为上述理念的保卫者。随着日本进入一段国家危急时期，他们的爱国热情开始走向极端，开始公然鄙视西方的自由资本主义思想体系，他们已不能容忍任何怀疑“家国一体”理念的人。甚至新渡户稻造，一位日本殖民主义的忠实拥护者也引火烧身了。起因是1932年2月，他在一个记者招待会上宣称，两种势力，共产主义和军国主义正威胁着整个世界。对于这两者，他担心从长远看“军国主义将会危害更甚”。有着300万会员的“帝国在乡军人会”立即谴责新渡户稻造的言论是对日本军队的攻击，还印发了大量小册子传单，谴责新渡户稻造是“不忠诚、不爱国”和“背叛祖国”的人。面对汹涌的声讨浪潮，向来镇定自若的新渡户稻造先生终于决定在帝国预备役军人同盟的领导人面前低头认错。他说，他的言论时被人“误解”了。 然而，正如所料，对那些左翼团体和人士，日本政府采取的镇压手段更加严厉。1933年，警察开始大肆逮捕一些自称为共产主义者的著名人士，其中就有佐野学与河上肇这样的名流，此外还有一些仅仅被怀疑持有颠覆政府想法的人士，其中包括长野县的几名小学教师，1933年他们被指控传播有害帝国的思想。 在这一系列事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佐野学，他是日本共产党的一位高层领导人，于1929年被捕。政府官员以“思想犯罪”为由起诉他，指控他领导者一个企图颠覆国体的组织，于是法院判处他终身监禁。1933年6月，佐野学宣布放弃自己此前的信仰，这震惊了日本的左翼党派。在狱中，佐野学写了一本回忆录，其中谴责日本共产党是“一股倒退的力量，在错误的方向上愈走愈远”，赞扬天皇“在建立一个团结一致的日本帝国中发挥了中心作用”。此外，佐野学还为日本在满洲的军事行动辩护，宣称：“日本对一个在文化上与自己相比极其落后的国家的扩张行为，符合人类历史进步的原则。”日本政府随即公开了佐野学的上述言论，不到一个月，500多名在押的左翼政党成员，以及1/3左右的共产党员纷纷效法佐野学。当局对这样的结果很是满意。到20世纪30年代末，警察以“思想犯罪”为由共逮捕了2000多人，其中大部分人都写了“转向”的声明。 至于河上肇，他在1933年1月被捕入狱，他虽然没有遭受酷刑，但四年的牢狱生活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他从来都没有背弃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然而，1937年1月，为了能够出狱，他同意不再从事政治活动，这就意味着他默认了政府对言论自由的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