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1933年之后，已经很难在街角的书报亭找到一本与官方观点不同的刊物，日本政府往往将其在东北亚的侵略扩张说成是保护本国正当权益的自卫行动。日本的民族主义者则进一步限制国内的政治言论，从明治时代中叶开始，日本一些保守主义者开始鼓吹“日本主义”，即民族主义，以此来抵制急剧的西方化。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文部科学省日前就顾及与中韩等亚洲各国间历史关系的教科书审定标准初步决定，将就修改该标准展开具体研究。 日本涉及近现代史的社会学教科书的审定标准设置了要求顾及邻国的“近邻诸国条款”。自民党内有强烈呼声称“这将造成历史教科书的自虐历史观”，自民党众院选举竞选纲领中明确写道，“将改善审定标准，让学生能使用写入以传统文化为傲内容的教科书学习。” 值此日本与周边邻国，特别是中、韩关系陷入僵局的情况下，日本修改教科书标准无疑显得十分敏感。因为上世纪30年代日本国内思潮的变化，早已给我们提供了有力的镜鉴。对于那段历史的探查，不仅可以一探日本国内思潮彼此博弈的力量消涨，更可以看出日本对外政策的变动趋势。 1931年“9·18”事变后，尽管日本军部竭力宣传日本在海外取得的巨大成就。但日本的很多民众还是觉得，国家的海外扩张并没有照顾到他们的利益，所取得的战果对解决国内经济危机也没有任何助益。1931年和1932年，谴责关东军行动的文章大量刊登在一些自由杂志上。1932年4月份期的《改造》杂志刊登了矢内原忠雄的一篇文章。矢内原忠雄是东京大学一位研究殖民政策的专家，他谴责日本在满洲的军事行动，称之为“自我失败”，并预言日本将无力承受中国国内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带来的压力。此后，日本的左翼人士纷纷采取进一步行动。1931年11月份期的一份名为《妇人公论》的主流女性杂志刊登了社会主义者山川菊枝的一篇文章，文中写道：如果日本的孩子们最终将成为军国主义政府的炮灰，那么日本的母亲们要不要多生育几个子女？甚至一些地方性报刊也发出了谴责的呼声。1932年4月，一份由长野县农村青年创办的报刊向读者提出了这样一些问题：“满洲现在已为日本所占，但是你的生活是否改善？是否更加美好？你能否偿还所欠的债务？你的姐妹能否有条件为自己做一套和服？你的兄弟能否去咖啡馆听爵士乐？我们大家都知道答案，那就是一个响亮的‘不’！” 但不管这些持不同政见者如何竭尽全力，他们还是发现要想自由发表言论愈发困难了。当时日本许多杰出的自由人士公开接受了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国内政治思潮和外交政策，这就进一步剥夺了那些不同政见者寻求合法地位的权利。甚至吉野作造，一位日本最知名的民主制度的支持者也准备偃旗息鼓了。他在1932年写道：许多日本最知名的民主制度的支持者也准备偃旗息鼓了。他在1932年写道：许多日本人将关东军的胜利看做令人欢欣鼓舞的战果，这和政党内阁多年的“徒劳谈判”形成了鲜明对比。除此之外，很多人，包括他自己，已经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一个事实：在日本，政党政府是“那些道德败坏的政党领袖和同样腐朽的大企业主之间的邪恶联盟”，结果，政府政策只是迎合了那些“大企业的利益，而与此同时，老百姓，尤其是农民正日益贫困”。这足以让人灰心丧气，特别是当你发现在欧洲民主正在遭受攻击时。“在日本民众中，有这样一种思绪”，吉野作造得出结论道，“如果民主制度不合那些发明它的人心意的话，那么一直持些许怀疑态度的日本，就更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来坚持该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