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吧，天资颖悟的毛主席另当别论，咱再说说其他人：张伯苓办南开学校，咱们报纸说他有功，现在说武训有罪是啥道理？组织者回答说：张伯苓南开学校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在中国说来还算是进步的东西，有英语科、师范科，同时在五四运动时，他们都轰轰烈烈参加了这一运动，绝不是那武训办的拉着社会倒退的、反动的学校可比。 张伯苓不能比，这些师生又想到了文天祥：文天祥不也给统治阶级服务么？正确的回答是：文天祥是民族英雄，为抵抗外侮而牺牲流血。即使撇开这一点说，文天祥是在700年前的纯封建时代，武训则是在清末封建王朝摇摇欲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时代，武训哪能比文天祥呢？ 正面人物和武训缺乏可比性，武训的粉丝们又拉出一个他们眼中的负面人物——— 秦始皇：秦始皇焚书坑儒，武训办义学，到底哪个好？标准答案如下：武训办义学帮助封建统治，拉着社会倒退，这早已肯定了，秦始皇焚书坑儒是为了便于统治，达到他统一中国的目的，使中国书同文、车同轨，有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不能和武训相比。 类似的辩论还有很多。组织者在事后的报告中说，这些问题都经过反复讨论，都是大体上已经解决了的问题，至于彻底肃清武训的流毒，还有待今后继续努力。持续18天的讨论，让全校师生“初步地学会了用科学的历史观点来批判问题，再不盲目地崇拜历史人物了。看它一生的事业对人民有好处还是对统治者有好处。对不同时代的人，能用不同的历史条件，衡量他在当时对人民有功绩否。对历史有无推动作用，对生产力的发展有无推动作用，来评判历史人物。” 那个时候，执政者有着掌握“真理”的自信，并且他们总能与反对意见在讨论中获得胜利。相对而言，武训批判运动，当时并没有深入到普通农民群体，统治者更关注的是知识群体对此的认识，对他们的洗脑无疑更难，但看上去很成功。在武训师范学校，其中一个叫王振夏的学生，因为在讨论武训过程中请过假，回来后“就显得很落后了，他提出意见，同学就乱驳他乱笑他”。与王振夏同级的学生常立成(武训镇人)，也被认为“能用正确的立场观点帮助村支书解决问题”。村支书穆其文说：自从提出武训不好，我五六天想不通，经常立成一说——— 他办学到底给谁服务，我才闹通了。 学校讨论武训的行为获得地委部长的肯定：学习是有成绩的。这些成绩还体现在一些具体行动上：在教师讨论过程中，学校内的武训像和其他有关纪念武训的东西——— 如纪念匾和赞颂武训的楹联，都被摘了下来。七年级学生提出砸了武训学徽，九级同学提出改变校名———在做总结报告时，改校名的想法获得师生一致同意。这被组织者作为一大收获写在了报告中。 到了后毛泽东时代，武训批判的诡辩论受到了清算，兴义学的慈善行为重新获得肯定。所谓的邪路，至此变成了正路。无论社会制度如何，兴学终究是一个善举。迅猛激昂的反武训运动，到底只成了一个不合脚的笑话。 分享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