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甘露之变后，以太子宾客的身份在东都洛阳闲居的白居易听说长安的老同事全族一起上法场这一事情，显得十分的幸灾乐祸，于是就作了诗《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退居政治二线的白居易一直为火灼心，如今能够看到往日的后来居上者终于要一命黄泉了，也难免会卖弄一下自己早先退出朝廷的狡黠和洁身自好的智慧。

而相比于白居易，同为官场元老的裴度来说，他虽然是浮城避祸，但很少表现出幸灾乐祸的情感。裴度借酒消愁，在诗文之间，透露着看似闲适的心境，但也有藏不住的笑意和或者是抑制不住的悲愤。从裴度在甘露之变后的诗文看，可以看出他比白居易要厚道的多。

相比于老年人来说，正值青年的李商隐就显得更加的意气风发。年仅二十四岁的李商隐，在甘露之变事发后，就立马作了一首《有感二首》，表达自己的愤愤不平，同时感慨时局。

“甘露之变”后，另一位诗人也是有感而发，他就是杜牧，但他的态度跟李商隐完全是相反的。当时一直在外辗转反侧的杜牧刚刚入京作监察御史，正值李训和郑注气势高涨，杜牧对两人又反感又惧怕。后来他的好友被贬值，让他气愤之极。所以他的态度很李商隐正好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