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圣旨下达，曾国藩被派去调查处理天津教案，因为深知此案棘手难断，他还给两个儿子留下遗书，决心为国家尽衰朽之力，曾国藩到天津后立即着手调查实情，确定了育婴堂没有诱拐伤害孩童，也知道了被害的领事丰大业率先开枪寻衅犯众怒。本应持平办理的曾国藩却陷入了两难抉择中，他处事一向不偏不倚，然而却会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天津教案涉及法、俄、英、美、意等列强，顾全国家民族的尊严将会触犯列强的利益，国家民族将会面临强大的武力攻击，再遭战火，要知道当时的中国的战斗水平根本无力对抗，因此曾国藩决定“一命抵一命”，选择了强人就案的委曲求全做法，这个判决使得当时曾国藩天津教案评价近乎于犯众憎。后来清政府改派李鸿章为直隶总督负责处理此案，不过李鸿章也仍坚持跟曾国藩一样杀人以谢敌的妥协判处。

不过随着时代的变迁，后人对曾国藩天津教案评价不再一边倒，有很多人甚至认为他的做法是合理的，因为就当时的局势和国情，他已经尽力而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