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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1949年中美关系的一页—以闻一多被刺案善后为中心
1946年7月11日，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着名民主活动家与社会教育家，救国会重要领袖之一李公朴先生，在昆明惨遭国民党特务暗杀。四天后的7月15日，又一位民盟中央委员，着名诗人和学者，云南民主运动重要领导人之一闻一多，复在同一城市被国民党特务围攻狙击而身亡。这一在中国现代史上被称之为“李闻惨案”的事件，是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之召开以来，继重庆校场口、南京下关等惨案之后的又一次严重政治事件。
综观当时国内外形势，正处在战后建立国际和平新秩序的重要时期。而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内战阴云非但没有因战争结束而散去，相反则箭在弦上、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为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同盟联合举起反对内战，呼吁和平民主团结的旗帜，与意欲继续坚持一党专政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展开了新的较量。李闻惨案发生在这一既牵系国家前途，又与战后调整国际势力范围有所关联的非常时刻，自然立即引起国内外舆论的极大关注与强烈谴责。
李闻惨案发生后，正在为实现战后远东战略布局而积极调停国共矛盾的美国，也深刻地发现了事件的严重性。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也出于西方的价值观念，美国在被中共和民盟推到仲裁者位置后，做出了及时反应，并在惨案善后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段历史，迄今鲜有专文研究，故有必要就主要脉络作以考察，以期使对李闻惨案与1946年中国时局的关系，能更加清晰完整。
一、马歇尔对李闻被刺事件的反应
无论是战时还是战后，美国在世界各国中都是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国家。1946年春政治协商会议结束后，积极推动中国两大武力集团进行谈判者，也是着眼于战后远东利益的美国。当时，美国为了与苏联抗衡，急于在中国扶持一个稳定的政府，这个政府的主导者虽然是国民党，可按照西方理念，它应该是一个容纳中国各主要政治势力的联合政府。因此，美国曾不惜利用经济军事等援助为手段，作为促进落实政治协商会议五项协议的杠杆。
孰料，就在这时李闻惨案相继发生，它使本来就对蒋介石政权反感的美国舆论顿时哗然，纷纷提出停止对华援助的要求。7月20日，《纽约邮报》在社论中建议马歇尔正告蒋介石，要其“立即停止用暗杀为政治武器，并决心解除内战威胁”，否则“美国将断绝租借援华”。[1]21日，合众社纽约电中报导了哈佛、哥伦比亚等大学53位教授为李闻事件联名致杜鲁门总统、代理国务卿艾奇逊及美国国会表示抗议的电文[2]。抗议书称美国学术界为李公朴、闻一多“因发表批评其政府的意见”，便“在国民党政府地区的昆明被暗杀”而“莫不为之震骇”，“为中国之民主团结计”，他们要求“美国政府必须立刻撤退其驻华军队，在中国尚未成立民主之联合政府之前，美国必须停止其对一切军事及财政援助”。[3]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全体教授，亦在给杜鲁门的电报中，指出李闻被暗杀是“若干反动分子的残酷行为”，这一行径“刺痛了中美两国思想自由的公民良心”，并“刻画出中国局势在迅速的恶化，美国也深深的被卷入了”。电文还说：“我们是教育家，关心人类自由原则的实行，我们要求美国政府支持中国建立民主的政府，实现统一的民主制的政府，并维持言论自由的适当保证”。[4]。
美国的社会舆论令扶持国民党的美国政府感到难堪，而正在中国的马歇尔将军，更是直接处在尴尬之境。7月17日上午，马歇尔与周恩来在南京海宁路5号举行会谈，周谈到闻一多继李公朴之后紧接着被刺身亡时十分激动，说：闻一多不仅是留美学生、诗人，还是胡适的朋友。周这样提出问题，是想借用胡适的中国自由主义精神领袖地位，强调闻一多被刺的严重性。马歇尔是作为美国总统特使，被派到中国主持调停国共矛盾任务的，他非常清楚国共能否再次合作，关系到其使命能否完成，而这一期间出现任何干扰因素，都无疑会影响其使命的成功。因此，马歇尔毫不掩饰承认他也同周恩来“一样的震惊和憎恶”，并认为国民党“应该知道让这种事泛滥会有什么结果”。不过，经验丰富且处事慎重的马歇尔，并不希望李闻事件与国民党最高领袖蒋介石有直接关联，他“希望暗杀起因于地方上的仇恨，是地方的决定”。当然，马歇尔也不敢为蒋介石打包票，因为他深知“昆明早就有这样的问题”，况且他“刚到中国时就有学生在那里被杀害”。[5]
李公朴、闻一多被刺不是孤立事件，周恩来提醒马歇尔注意自从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以来已发生的重庆较场口惨案、新华日报社被捣毁，还有西安、南通、下关等一系列事件，并强调“全国特务做了布置的绝不止一个昆明”，“如重庆的邓初民、史良，上海的沈钧儒、罗隆基，均在黑名单内”。因此，如果昆明事件不能得到公正解决、如果任这种暴行继续下去的话，那么民主人士就只有逃到共产党地区，而其他人也会放弃努力。说到这里，周恩来强调美国应该负起责任，因为“中国的最大悲剧是中国人自己不能保护自己的生命”，而“对其中一些人来说，唯一希望是得到美国的保护”。否则，“也许有人会提议成立另一种调解总部，以保护民主运动”。周所说的“另一种调解总部”，是暗示联合政府或其他民主政权。马歇尔很清楚这一点，于是带着补充与解释的口吻说：“换句话说，当一个组织消亡时，另一个必须产生”。会谈结束前，马歇尔表示他要与司徒雷登午餐时，再看看昆明有什么报告，然后商量能做些什么。[6]会谈后，马歇尔立即向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汇报了李闻事件。
在美国外交档案中，保存着美国驻昆明领事馆领事斯普劳斯当时给大使馆的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指出：
李被暗杀后，在大学的开明人士中引起了强烈的谴责。然而，他们不相信自己受到了威胁，因为大家感到，李是一个实干的政治活动家而不是一个知识分子，尽管他们自己也接到了可能有危险的警告，但这种感觉还是存在的，可是，闻一多被暗杀使局势完全改观，因为闻是开明人士中的佼佼者，受到知识界的高度敬仰。
报告还说：
闻一多过去完全不关心政治，直到两年前才突然极为关心中国的政治局势。随后，他参加了民主同盟，成了最能代表民盟说话的人士之一。同时，在昆明在大学生中，他的影响比任何人都要大些。[7]
我们不知道马歇尔是何时看到这份报告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他得知李闻被刺时，马上感到了一种压力。鉴于深感蒋介石对中共成见太深，鉴于国共双方的军事摩擦不仅始终未停而且蔓延的趋势愈加显着，马歇尔担心难以完成杜鲁门总统交给他的来华使命。在这种情况下，不希望因李闻事件干扰其努力目标的马歇尔，当即决定向蒋介石提出调查处理李闻事件的要求。
马歇尔与周恩来会谈的当天下午，便马不停蹄地与刚刚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博士，同机自南京飞至牯岭，会见在那里避暑的蒋介石。晚宴后，马歇尔向蒋介石郑重指出李闻惨案足以对居中调停的美国带来负面影响。他说：“这次暗杀针对了中国最有教养的一群人，其中许多人是从美国的大学毕业的，美国人会把他们的贡献同那些受教育较少的打内战的军事领导人相比”，所以美国舆论肯定“对蒋不利”。[8]与马歇尔一起和蒋介石会谈的司徒雷登，也坦率表示国民党政府“已在知识分子和大众中逐渐失去号召力”，而“最近的谋杀造成的极大的恐惶”，也使“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对政治思想和行为进行压制的开始”。为此，司徒雷登建议蒋采取三项措施：“一，公开声明中央政府不赞成谋杀；二，解除对报纸的限制；三，召开政协会议作为建立立宪政府的开端。”[9]
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国民党领袖蒋介石一向以强硬着称，但是，他可以无视国内舆论，却不能无视马歇尔的态度和司徒雷登的建议，也不愿背上治国无能的骂名。正是在这样一种形势下，蒋介石匆匆下令国民政府行政院发出一道保障人民安全的命令。命令云：
查云南省昆明市内，近数日接连发生狙击致死案件二起，显系奸人意图以刺杀掀起社会秩序之不安，该管各级机关人员防范不周，遂致有此惨案，实为我政府莫大之耻辱，兹已派警察总署署长唐纵，即赴昆明督饬查缉凶犯，迅予审判，严予法办，并对于负有治安责任之直接主管人员查究责任，以凭惩处。各该省（市）政府为维护地方治安之机关，对于一切人民之生命安全与自由，负有保护之责，务须饬属严密防范，尤应在此时期，对于政治党派人士特加保护，嗣后如有此种狙击情事发生，各该省（市）政府长官及所属主管治安人员不能辞其咎责，除分电外，合亟电仰遵照，并饬属遵照为要。[10]
行政院通令显然是被迫无奈而发布的，因为它一边承认李闻被刺“实为我政府莫大之耻辱”，但一边又说李闻被刺“显系奸人意图以刺杀掀起社会秩序之不安”。一般说来，作为政府的行政性命令，行文中只应是原则性的语言，奇怪的是这份通令竟将派遣人员赴昆明督饬查缉凶犯的事，也写了进去，完全有悖通令规范。其实，这也不奇怪，因为行政院通令本来就是一种舆论的被动应付，它既扭转不了昆明的险恶形势，也改变不了国民党武力统一的既定政策。当然，无论如何，以通令形式命令各级政府“对于政治党派人士特加保护”，这在国民党统治史上还是头一次，尽管促成这个通令的原因来自诸多方面，但马歇尔和司徒雷登所代表美国态度，无疑是重要因素之一。
二、昆明领事馆对民主人士的保护
马歇尔、司徒雷登对蒋介石的批评不是公开的，当时外人鲜有所知。但是，美国驻昆明领事馆对昆明民主人士的保护性措施，则频频见诸报端，令社会各界感受到李闻惨案后的险恶气氛。
7月15日，闻一多被刺的当夜，昆明领事馆领事斯普劳斯用吉普车将有可能继李闻之后被暗杀的数位重要民主人士，接到领事馆内加以保护。进入领事馆者共11人，他们有西南联大教授张奚若（公开反对独裁专制的老同盟会会员）、潘光旦（西南联大教授，民盟中央常委）、楚图南（云南大学教授，民盟云南省支部主任委员）、冯素陶（云南大学教授，民盟云南省支部组织委员）、费孝通（西南联大教授、民盟盟员）、潘大逵（云南大学教授，民盟盟员）、尚钺（云南大学教授，民盟盟员）、赵沨（音乐家，民盟云南省支部机关刊《民主周刊》编辑）、金若年（民盟盟员、云南中苏文化协会工作人员）、王康（云南大学讲师，民盟盟员），及他们的一些家属和孩子。[11]
昆明领事馆对上述人士的保护是必要的，因为李闻的被刺已使批评过政府的人士感到人人自危。西南联大常委、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在闻一多被刺当天给教育部的电报中，曾用“同人极度恐惶”这种公文中少见的措辞[12]。教育部长朱家骅7月18日给蒋介石的密电中也没有掩盖这一事实，坦率报告说“昆明联大教授闻一多被害，教育界人士殊感焦灼”。[13]这些，反映的不仅是昆明教授的心态，也曲折表明了其他民主人士的处境。
从某种意义讲，昆明领事馆的这一措施带有将李闻惨案国际化的意味，势必部分影响到中美之间的外交关系。实际上，昆明领事馆对民主人士加以保护的同时，便向南京美国大使馆做了报告，强调这是险恶形势下的非常举措。，报告解释说：由于领事馆的人相信国民党“已决定谋杀昆明民主同盟领袖”，并且获知云南民盟支委楚图南等也列入了黑名单，因此有必要对这些人加以保护。报告还称：“证据表明，谋杀经过经心策划并将继续，有可能反动分子担心最终会和自由党妥协，已决定不管最终会产生什么政治后果都要将他们彻底消灭”，因为反动分子认为“在昆明的谋杀不会象在南京、上海和北京那样对政治产生巨大危害”。基于这些判断，领事馆提出了数项应急方案，其中包括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恐怖活动”、“保障人身安全”、“与民盟及马歇尔将军派人调查”。[14]
按照国际法，昆明领事馆的这一行动超越了其外交职权，为了申明他们并不想干涉别国内政，领事馆15日晚特向负责云南地方治安的最高首脑、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霍揆彰做了说明，指出“十一人确有危险，彼愿站在人道立场予以保护，绝非保护若辈之政治组织也”。出身黄埔军校的霍揆彰是一介武夫，没有政治经验，他既没有料到美国领事馆会在这个时候公开介入，也掂量不出这一措施的份量，竟不知轻重地于次日致函美国驻昆明领事馆，声称“中国人应由中国军政机关保护，美领馆竟接受十一人之要求而保护之有侵中国主权，希即开列名单，交中国政府”。主持领事馆的斯普劳斯不想扩大事态，于是把这份公函交给避入领事馆的张奚若、潘光旦、费孝通等人传阅。现有材料没有保留下他们的反映，但从事后斯普劳斯“直接复函警备总部，略称十一人多属本人朋友，彼等确有性命之虞，且彼等并非犯人，似不能行用引渡办法”的态度来看，[15]可以断定他与张奚若、潘光旦、费孝通等对霍揆彰的这种蛮横极为反感。
不过，昆明领事馆擅自对昆明民主人士加以保护，毕竟打的是一个擦边球，不免有些忐忑。然而，连领事馆也没想到，无论马歇尔、司徒雷登，还是美国国务院，都非但没有批评，反而对他们在突发事态下的这一紧急措施予以认可。7月20日，旧金山广播了一则来自美联社华盛顿的消息，内云：
美国国务院顷证实李公朴、闻一多暗杀案发生后，昆明美领事馆确对十一位民主同盟分子加以保护。国务院声称，昆明美领事此种措置因该十一人显然有亦被暗杀之可能，南京美大使馆已与中国外交部商谈此问题。据称中国当局已派员往昆调查此案，并命该地警备司令部维持法律。一俟安全确有充分保障，该十一位民盟人士即行脱离美领事馆之保护。[16]
美国国务院的态度给了昆明领事馆一颗定心丸，这样，如何对待不同政见者的皮球，又踢回到国民党政府一边。其实，事实上当时很少有人关心昆明领事馆的行为是否超越外交职权，更多的人意识到的是政府无力保证民主人士的安全，这才迫使友邦不得不出面。国民党执政当局当然不愿身陷这种指责，7月17日的行政院通令实际上是摆脱困境的急救章。与此同时，霍揆彰也于18日接到要其保护有关人士的命令，命令还说如有人提出离开昆明，应给他们提供必要条件。正是由于有了这一政府承诺，避入昆明领事馆的民主人士方于19日陆续离开。
可是，正如前文所言，行政院通令并没有改变昆明的严峻形势，以致已经离开领事馆的潘光旦、费孝通，因深感威胁仍然存在，无奈于21日再次返回领事馆。这件事的内情，迄今无人知晓，直到笔者在台湾查到当时刘英士给教育部长朱家骅的一份报告，这个迷团才被揭开。刘英士的报告写到：
潘光旦等上星期五出美领事馆，但于昨日（星期日）下午经与梅月涵等再四研究之后，重进美领事馆。原因如下：昨为留学生考试第一日，梅校长坐自备包车赴试场。十时左右，梅因将有汽车送其回寓（西仓坡五号清华办事处），故命包车夫先回。包车夫于归途中遇暴徒数人，持枪逼询清华办事处共住几人，有枪多少等语。潘光旦夫妇均与梅校长同住，故包车夫未敢率直回答。结果包车夫被殴！此事发生后，潘等认为治安当局控制力量不够，故又逃至美领事馆。[17]
刘英士是教育部参事，1928年曾与闻一多、潘光旦、胡适、梁实秋等在上海共同创办新月书店，因此朱家骅在拟派西南联大教授冯友兰、中央大学校长吴有训、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萨本栋等赴昆调查闻一多案真相未果后，最后选中了刘英士。[18]刘英士是20日抵昆的，一下飞机就遇上潘光旦、费孝通再避昆明领事馆事，结果，刘英士来昆明调查闻案真相和慰问闻一多家属的任务，一变而为劝说潘、费二次离开领事馆了。不过，作为朋友，刘英士能够理解潘、费的危险处境，故前述报告中即坦言“在此恐怖局面之下，人人感觉自危，莫不深居简出”。
潘光旦、费孝通再入昆明领事馆之事，使刚刚松了口气的马歇尔重新骑上虎背，这一反复让他异常恼火。7月23日上午，马歇尔在与周恩来举行的会谈中，说他一直通过昆明领事馆关注着事态发展，并称行政院长宋子文也已指示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要其对发生之事负起全责。美国保存的马歇尔调停档案中，还保留着国务卿贝尔纳斯通知美国大使馆“如必要时，可以继续提供保护”的明确意见。我想，这些档案中应该还有昆明领事馆、南京大使馆与美国国务院之间围绕采取什么措施保护云南民主人士的往来函件，如果这些材料得以整理公布，将有助于进一步了解美国的对策。
三、杜鲁门对蒋介石的警告
几乎当时所有人都承认发生在国共军事冲突愈演愈烈之际的李闻惨案，是国民党坚持武力统一的又一明证。马歇尔一边要调解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国共纠纷，一边还要承受来自美国国内的舆论压力。更有甚者，已经精疲力竭的马歇尔，此事竟还要应付另一件节外生枝的事――听取龙云对别有用心之人将李闻惨案祸首栽赃到他头上的驳斥。
李闻惨案发生后，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部一面贼喊捉贼地发布悬赏缉凶启示，一面散布谣言，栽赃陷害，说龙云集团某某人乘云南省主席卢汉赴东北视察滇军，以“省政主持无人之时，发动有计划之谋杀，冀嫁祸政府”，且“谋杀案之主使人已逃往昭通原籍躲避”，遂即拘捕了龙云任昆明行营主任时的副官处长杨立德中将。[19]所谓“谋杀案之主使人”，暗指龙云三公子龙绳曾。7月25日蒋介石在庐山召见霍揆彰时，有记者特询问李闻案主谋是否龙绳曾，霍揆彰以“尚不一定”四字回答。[20]这种半遮半掩，其实就是暗示，弄的一时外间沸沸扬扬，将怀疑指向龙云。
龙云自1945年10月初被蒋介石政变搞下台后，只挂名做军事参议院院长，且无行动自由。龙云岂肯替人背过，一气之下于7月29日发表公开谈话，怒斥“近日京沪少数报纸，对该案多作不负责任之报道，涉及私人之信义，不知其消息来源有何根据？”复声明：“无论为外人所投或自行采访，而一涉私人，即应负法律责任。甚望各报在政府未正式公布调查结果之前，对于此案勿再轻率发表不负责任之报道。”[21]30日，马歇尔从庐山返回南京，次日龙云便登门拜访，两人晤谈近一小时，有消息说会谈中心即“云南情形及李闻事件”。[22]弱势者总是容易获得同情，马歇尔显然被龙云的诉说打动了。不知是不是受此影响，第二天马歇尔见到国共谈判国民党代表俞大维时，忍不住说：“据我与司徒雷登博士观察，委员长在美之声望，已渐降落。”[23]
在国共间战事不断，李闻惨案又牵扯甚广的情况下，无可奈何的马歇尔做了件出人意料的事，他要求杜鲁门总统直接出面向蒋介石施加压力。这件事，马歇尔在《使华报告书》中是这样写到：“在此期间，司徒雷登博士与余，本拟发表美国对华政策，但觉此时此举，未必生效，不若由美国总统直接以私函致蒋介石委员长之愈。于是我们备好草稿，寄呈总统，请他核准及作适当之处置，嗣后我得报告，8月10日国务院将总统是日致委员长之函，送交华府中国大使馆，内容与我们建议者相同。”[24]
马歇尔调停时期，杜鲁门与蒋介石之间总共互通过三封信，按照马歇尔意见写出的这封信是第一封，而后两封也是由此信引起的。鉴于这封信的重要性，这里有必要将当时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的译文录出如下：
本人自派马歇尔特使驻阁下左右后，对中国时局始终深切关注。现本人不能不作一结论，即马歇尔特使之努力似未奏效，实深遗憾。本人深信马歇尔特使与阁下商谈中，曾将美国政府之整个态度与政策及现有见解之美国舆论正确奉告。近数月来之中国政情迅趋恶化，实使美国人民深感忧虑。美国固继续希望中国在阁下领导之下，仍能成为民主强盛之国家，然最近局势之发展，使人不能不认为国共两党中均有极端分子，各顾私利，阻碍中国人民之愿望。本人不敢不竭诚奉告者：1月31日政治协商会议所订协定，曾为美国方面所欢迎，而认为远见之举。可使达成统一与民主之中国；但美国对协定之未采取切实步骤使其实行，殊感失望。现此点渐为美国对中国前途展望之重要因素。兹以中国内争日炽，尤以新闻刊布自由及智识界发表开明言论等举，日见加强压迫之趋势，故美国舆论之认为美国对华政策应予重加检讨者渐见增多。最近昆明发现有声望之教育阶层人士惨被暗杀案件，美国人民未尝无闻。此案责任属谁，故置勿论，其结果适使美国人民对中国局势益加注视。且信中国对社会问题不采取民主方法，仍欲凭藉武力，利用军队或特务警察以求解决。吾人对于中国国民期望和平民主之信心，虽已为近来发生事端报动摇，然尚未泯灭。美国政府仍坚持协助中国，俾能于真正民主政府之下，建立和平与稳定经济，然照此间观感，中国国民之期望为黩武军人及少数政治反动分子所遏阻，此辈不明现时代之开明趋向，对国家福利之推进，不惜予以阻挠，此种情势实为美国国民所深厌恶。倘若中国内部之和平解决办法，不即于短期内表现真实进步，则美国舆论对中国之宽宏慷慨态度势难继续，且本人必须将美国立场重新审定。本人深望阁下能于最近期内惠予好音，使贵我两国间所相互宣布之目的，获致完成。[25]
杜鲁门虽然是以私人名义给蒋介石写了这封信，但它实际上反映的是美国政府对中国形势的忧虑。杜鲁门很清醒，他意识到蒋介石在对待中共与民主问题上的一意孤行，不仅不可能得逞，而且势必造成中共最终摆脱约束，从而导致苏联在华势力的扩大。正因为杜鲁门考虑的是美国的远东长远利益，方在信中除了对中国未能采取切实步骤实行政协协议表示失望外，还强调美国民间舆论对国民党压制舆论十分不满，对制造暗杀更是深为厌恶。同时，杜鲁门还用外交辞令提醒蒋介石：如果中国内部问题不能和平解决，他就要重新考虑美国对华政策了。
依照国际惯例，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批评，通常首先通过高级外交人员以谈话方式传递信息，只有在迫不得已时，才由国家元首亲自出面。杜鲁门的信当属后者，却批评异常严厉，仿佛颐指气使地教训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我们不知道蒋介石看了这封经顾维钧转回国内的信后是否暴跳如雷，也不清楚这封信在李闻惨案善后中究竟起了多大作用。但是，问题的关键并不在此，而在于它再次明白无误地把国民党能不能容忍国内反对势力，能不能善待在野党派批评，与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联系了起来。由此可见，李闻事件在全面内战爆发前夕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确实非同寻常。
抗战以来，一直以中国领袖自居的蒋介石，在国际上还从未受到过如此指责。带一肚子气，蒋介石继派遣警察总署署长唐纵之后，又派陆军总司令顾祝同、陆军总部参谋长冷欣、宪兵司令张镇赴昆全权处理闻一多被刺案。8月25日，顾祝同在翠湖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部举行第二次公审，判决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部稽查处特务汤时亮、李文山死刑，并于26日执行枪决。[26]同时，顾祝同宣布蒋介石命令：霍揆彰革职，交陆军总部看管。这些事情办完了，蒋介石才复电杜鲁门，其时相距杜鲁门发信之日已至少两个星期。
蒋介石的复电本应是对杜鲁门批评的答复，却成了武力统一政策的辩护书。电中说，“和平的愿望必须是相互的”，他本人也希望和平，但前提是“共产党必须放弃其以武力攫取政权、推翻政府及建立一个有如目前东欧的集权的政权的政策”。这些话，等于告诉美国，他反对战后在欧洲流行的联合政府形式，不愿意按此模式改造现有政权。蒋介石在开出这个条件之后，才轻描淡写地说到李闻惨案，却只是说“政府方面的若干下级人员也有错误”，相反，它“与共产党方面罪恶昭彰的违犯相比较，这些错误是渺小的”，况且“政府方面任何时候发现任何错误，我们对犯错误的人是严惩不贷的”。[27]
蒋介石在闻一多案善后问题上的确费了不少心思，但他最终放过了暗杀李公朴、闻一多的主谋――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霍揆彰，且把李公朴被刺案悬挂起来，只枪决了两个声称个人行为杀害闻一多的小特务。这种“严惩不贷”，不仅推卸了政府的责任，也在很大程度上做给美国看。
[1] 《纽约邮报提出警告》，上海《文萃》第40期，1946年7月25日，第17页。
[2] 美国国务卿为贝尔纳斯，时其生病，由副国务卿艾奇逊代理。
[3] 《美国哈佛大学等五十三教授为李闻事件的抗议》，方仲伯编《李公朴纪念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出版，第69页。
[4]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为李闻事件的抗议》，《李公朴纪念文集》，第67页。
[5] 《1946年7月17日马歇尔与周恩来会谈纪要》，郭曦晓译。按：郭曦晓原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外关系室研究人员，后赴美国、加拿大留学。本纪要即其提供，唯当时未记录材料来源，且日后与郭君失去联系，以致无法准确注明出处。又，马歇尔说的“刚到中国时就有学生在那里被杀害”，指的是1945年12月1日在昆明发生的“一二一惨案”。
[6] 《1946年7月17日马歇尔与周恩来会谈纪要》，郭曦晓译。
[7] 菲利普·Ｄ·斯普劳斯：《关于李公朴闻一多暗杀事件的责任问题》，中共云南师大党委党史资料征集组编《一二一运动史料汇编》第五辑，1985年8月出版，第101页。
[8] ［美］福雷斯特·Ｃ·波格着，施旅译：《马歇尔传（1945-195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2月出版，第130页。
[9] 据《1946年7月21日司徒雷登致贝尔纳斯的报告》，郭曦晓译。马歇尔的助手比尔在《马歇尔在中国》一书中也提到司徒雷登在庐山向蒋介石提出的这三项要求，其中第一项为“否定政府与昆明的暗杀事件有牵连，并向全世界彻底澄清此事”。
[10] 《李闻在昆被刺案主席严令缉凶，政院派唐纵赴昆督办，并通令保障人民安全》，1946年7月18日《中央日报》，第2版。
[11] 参见《李何林昨在文协会上报告昆明近况，刺杀李公朴凶手已由警备部提去，昆当局反对美领事馆保护张奚若等》，1946年7月25日《文汇报》，第4版。对于昆明民主人士避入领事馆的过程，一种说法是美国领事主动把他们接去的，本文则说：“十五日闻一多父子被刺后，各教授即打电话至昆明美领事馆，请求保护，美领事劳森（Rosser）极富正义感，当即自驾吉普车分赴各人住处，接往领事馆。”又，文中说进入昆明领事馆避难者中，有两人是《民主周刊》工作人员，但未记录姓名。另，这里能够确定的名单为十人，缺一人。
[12] 《梅贻琦致教育部电》（1946年7月15日），清华大学档案室存。
[13] 《朱家骅致蒋介石密电》（1946年7月18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存。
[14] 《司徒雷登致巴特沃斯的信中所引昆明领事馆副领事的报告》，郭曦晓译。
[15] 《李何林昨在文协会上报告昆明近况，刺杀李公朴凶手已由警备部提去，昆当局反对美领事馆保护张奚若等》，1946年7月25日《文汇报》，第4版。
[16] 《昆民盟十一人，美领馆保护中，美国务院证实此事，谓安全有充分保障时即脱离》，1946年7月21日《大公报》，第2版。
[17] 《刘英士致朱家骅函》（1946年7月22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存。文中所说的星期五为1946年7月19日，星期日为21日。
[18] 闻一多被刺后，朱家骅最早派钟道赞、冯友兰调查真相。钟道赞为教育部督学，时虽人在昆明，但承担不了此任。冯友兰则在重庆候机，急于北返，亦未接受委派。（《朱家骅致蒋介石急密电》，1946年7月18日，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存朱家骅档案。）其后，朱家骅又拟在中央大学校长吴有训或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萨本栋中选择一人赴昆，亦未果。（《调查李闻被刺案，唐纵今日飞昆明》，1946年7月19日《中央日报》，第2版。）
[19] 《李闻案即可大白，当局已获重要线索》，1946年7月26日《大公报》，第2版。
[20] 《李闻案即可公布，又传与龙三公子有关》，1946年7月27日《文汇报》，第1版。
[21] 《龙院长发表对李闻案谈话，各方宜以极客观之态度，静待政府报告以明真相》，1946年7月30日《云南日报》，第2版。
[22] 《龙云曾往访马帅谈李闻事件》，1946年8月1日《文汇报》，第1版。
[23] 梁敬錞译注：《马歇尔使华报告书笺注》，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1月编印，第308页。
[24] 梁敬錞译注：《马歇尔使华报告书笺注》，第326页。
[25] 《美国总统杜鲁门致蒋介石密函》，朱汇森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6年7至12月分册，台北，国史馆1990年5月编印，第356-357页。
[26] 汤时亮真名汤世良，为刺杀李公朴凶手。李文山真名李明山，为刺杀闻一多凶手。二人都是为替上司扛过自首，承认他们杀害了闻一多。按预先计划，执行枪决时换上另两个替死鬼，但顾祝同怕弄巧成拙，没有同意。尽管如此，舆论仍认为这两个特务并未处决，处决的不过是替死鬼。
[27] 《中国大使（顾维钧）致杜鲁门总统》（1946年8月28日），《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12月编印，第671至672页。该函转述的是蒋介石对杜鲁门8月10日函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