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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20世纪上半期香港社会结构分层研究

在任何历史时期中，社会总是以其特定的结构形态存在与发展的。社会结构是人类社会有机整体中最基本的表现形式，是社会体系中各个阶层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比较持久、稳定的模式。一方面，社会结构规定着人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及其分层；另一方面，社会结构的发展变化，既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也是社会阶层矛盾运动的结果。社会分层理论是社会学的专门理论，在多种多样的社会分层理论中，马克思的理论和韦伯的理论影响较大。马克思认为，经济因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那些占有并控制生产资料的人是统治阶级，那些不占有或不控制生产资料并被剥削的人是从属阶级。韦伯把阶级的概念分解成彼此不同而又彼此有关三个因素，即权力、财富和声望，由此提出了所谓“三元分层标准”，即从权力地位、经济地位和声望地位三个维度研究社会地位的差异。[1]
在近现代城市社会中，由职业、财产、社会地位、教育程度、权力与声望等因素形成的不同社会层次表现得最为典型。在二战前的香港社会中，由上述因素而形成的不同社会阶层划分是明显存在的。另外，由于香港处于异族统治之下的现实，在决定社会分层的各种因素中，种族因素的作用极为突出。总体来看，在社会等级的金字塔上，外国人作为一个整体，占居着社会中上阶层的位置，其中以英国人为主的欧美人高居于社会等级的顶峰。其下是本地成长起来的华人中上阶层，再下面则是华人社会下层。本文将对每一社会阶层的角色特征与互动作用进行详细的分析，由此对二战前香港的社会结构有一个比较全面的把握。
一、外国人社会
二战以前，香港的外籍人口数量通常占总人口的2%-3%，其中欧美人士约占一半，其余主要是葡萄牙人、印度人和日本人。战前的香港具有殖民地社会的鲜明特征，在这个华洋共处的社会里，外国人和华人有着全然不同的职业结构、收入水平和生活方式，形成了泾渭分明的两个阵营。外国人这一少数群体构成了一个处于优势地位的社会阶层。
从经济上看，经过数十年的经营，英商资本在香港商界呼风唤雨，掌握着香港的经济命脉。其中最具实力的四大英资集团是汇丰、渣打、怡和和太古。汇丰及渣打两家银行控制着香港的金融体系，地产界则往往以置地公司的态度决定进退。二战前中环最贵重的土地及最有名的建筑物，差不多都为置地及其他英资公司所占有。[2]
从政治上看，欧籍人士及其他外国人在港英政府中把持着大大小小的行政职位。1914年政府公务员为4447名，其中欧洲人为515名，所占比例是11.6％。1930年，在10004名公务员中，欧洲人占956名，所占比例仍是11％。1920年代，香港大学已经培养出了华人毕业生，英国殖民地部从节省工资的角度出发，同意香港政府某些部门自主聘用港大毕业生出任年薪5千元以下的职位。但是，类似的任用极为稀少。政府各部门首长都是外国人，他们以华人工作效率低下、不够可靠为由拒绝聘用华人。只有教育司署聘用了30名毕业生做教师，而工务署则表示不希望聘用本地的毕业生。[3] 就连政府部门中的许多低级职位，如警队中的督察、狱卒、卫生局的帮办、工务局的管工以及各政府机构中的文员等等，也多优先考虑外籍人士，给予华人的机会很少。例如，1939年，香港警察部队的构成如下：欧洲人306名，占13.8％，印度人774人，占34.9％，本地华人844名，占38％，来自威海卫的华人296人，占13.3％。[4] 这与外国人在香港总人口中所占2％-3%的比例是极不相称的。欧洲人把持各种职位的原因很多。一方面，各部门首脑认为，欧籍下属比华人更可靠，更少贪污腐化，工作效率更高。此外还有一个效忠大英帝国的问题。另一方面，这种任用制度能为欧洲人带来实际的经济利益。希望在香港发展的低级欧籍官员子弟常常做为实习职员进入某些政府机构，他们很快会被提升到高级职位上，以英镑计付工资。[5]
从职业构成看，绝大多数外国人从事着中高级职业。在1901年的人口统计中共有3981名外国人明确报称了自己的职业，以从业人数多少为序，依次为职员770人，占外国人职业人口总数的19.3%，政府雇员558人，占14％，商人309人，占7.8%，更夫202人，占5％，工程师140人，占3.5％。[6] 30年以后，这种情况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详见下表：
表一：1931年香港外国人职业分布表
职 别 人 数 比例（％）
公共行政及防务 10745 57.4
职员 2038 10.9
交通运输业雇员 1384 7.4
专业人士 1286 6.9
商业、金融保险业 999 5.3
金属工人 146 0.8
其他 2110 11.3
合计 18708 100.00
资料来源：《1931年香港人口统计报告书》第144页，表35。
上表显示，政府雇员、商人、职员、专业人士仍然是外国人所从事的主要职业。外国人除了占居着政界、商界以及技术部门的重要职位外，等而下者也在各类政府机构及商业机构中担当文员。此外，在外国人群体中也有体力劳动者和无所事事的流浪汉，但其数量都比较少。
从收入及生活方式看， 由于外国人占居了高就业层次的先机，外国人的收入水平相当之高，生活非常优越。1901年，华人苦力的平均月收入为9元，相当于年收入108元。而在欧洲人中，将月薪数万元的总督和布政司扣除在外，其余任职于政府部门者年均收入为1892元。[7] 欧洲人认为，在香港月收入不足80元的人（即年收入960元）是非常穷困的：“他们的运气极差，这样的收入是一种耻辱”。[8] 当时富有的欧洲人家庭仆从成群，一家大约要雇佣12－15个华人做佣人，分司厨师、管家、保姆、洗衣、裁缝、花匠、轿夫、车夫、洒扫等各职。[9]
据1921年《德臣西报》报道，欧美人士的生活因收入不同而划分出不同的等级，住在山顶区的相对富有，其次是低级政府官员的子弟，这些人或在警队、清净局等机构中任低级职位，或在公司中任低级雇员，其年收入从150英镑到500多英镑不等。还有一些人因职业关系只能过较低水平的生活。对于居港欧美人士生活的总体状况，该报道指出，“如果以家乡的穷人概念来衡量的话，根本不存在穷人”。[10]
总的来说，战前香港社会中外国人高人一等的地位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占居着过多的社会资源，享有种种特权。当然，这一特殊的社会阶层内部也有高下之分。由于香港是英国殖民地的缘故，来港的欧美人士从一开始就是以掌控香港政治、经济命脉的面目出现的。他们或者是政府机构中的公务人员，或者是商场上的大班，属于社会等级中的最高阶层。由于英国统治者对华人始终心怀疑虑，他们更愿意信任其他的外国人，因此，香港的其他外籍人士借助于英国统治的便利，获得了优于华人的地位。他们能够在社会上谋取到较好的位置，可以轻易地跻身于中上层社会。葡萄牙人与印度人是香港的两个主要外国人群体。从葡萄牙人的情况看，其成年人几乎全部经营生意或做职员，即使最穷的人也不愿从事体力劳动。[11] 印度人与香港的关系源远流长，他们在香港是半永久性居住，主要从事贸易、商业和工业。[12]
事实上，前来香港的欧美人，尤其是英国人，并非其社会中的精华。有学者指出，“由于维多利亚这个细小的港口，贫瘠、遥远、落后，缺乏诱惑性和历史感，不及印度之能吸引英国贵族，也不似上海充满了冒险的机会，来港的欧人大都只是一些平庸、缺乏创造能力、端庄、保守的中产阶级”。[13] 就是这些才具平平的欧西人士和他们所信任的其他外籍人士，借助于种族的优势，成为香港社会中一个地位特殊的社会阶层。
二、华人社会中上阶层
香港开埠早期，华人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与外国人社会对应存在，并绝对处于社会下层。19世纪下半期，华人社会内部开始发生分化，少数华人凭借着经济上的成功使自己与华人社会的绝大多数区别开来。华人社会明显形成了不同的层次。
（一）华人中上层社会的规模及其构成
香港华人中上层社会的出现完全是华商在经济上获得成功的结果。马克斯•韦伯认为，处于某个统治者集团附庸地位的民族和宗教少数派，自愿或不自愿地被排除在有政治影响的地位之外，因而往往在特殊力量驱使下开始从事经济活动。他们的最能干的成员，由于在为国家服务方面没有任何机会，所以力求在这个领域满足使他们的能力得到承认的愿望。[14] 香港华商的发展历程与此颇有相似之处。在英国统治者独揽了政治权力以后，华人的发展空间基本上只剩下从商致富一途。英国管治香港后，利用当地优良的港口条件，大力建设海港设施，使香港发展成为英国进行远东贸易的重要枢纽，19世纪下半叶，香港确立了转口贸易港的地位。围绕着进出口贸易而兴起的各种商业活动使香港发展成为一个商业城市。在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下，华商群体逐渐崛起。由于香港华人社会中既不存在官僚阶层，也不存在绅士阶层，香港的华人中上层社会成份比较单一，主要由大大小小的华商所构成。
19世纪下半叶，买办与行商是华人中上层社会中最重要的两支力量。
买办是典型的在夹缝中谋求生存与发展的群体，他们是成功的“中间商人”。香港开埠后，华洋之间存在着一个空隙。华人以其勤俭的性格与丰富的商业经验成功地填补了这个空隙。开埠初期，传教士所创办的学校中培养出了一些接受英语教育的华人，他们靠着语言上的便利条件，在主要从事东西方贸易的经济环境中获益匪浅，成为外资洋行、银行、大公司的华人买办。到19世纪下半期，买办的势力已经相当之大。
华商阶层的另一支重要力量是利用英国人所营造的贸易环境而独立发展起来的行商，他们主要从事进出口贸易。行商大致分为两类，一是南北行，主要是运销南北各地货物。二是金山庄等向海外华人社会运销货品的商行。近代以来，由于大批华人移民北美、澳洲和南洋，这些地区对中国货品的需求急剧增长，一批行商应运而生。专责贩卖货品供应北美的称为金山庄，供应南洋的为南洋庄，此外还有秘鲁庄、安南庄、吕宋庄等。其中以金山庄最具代表性。
从当时华人社会领袖的构成上可以清楚地看出买办和行商势力之大。1869年华商创办东华医院时有倡建总理12人，他们都是华商精英，其中以买办和行商占主流。另据统计，从1869年至1899年历届东华医院的362名总理中，买办和南北行商所占的席位最多。此外，金山庄、公白行、米行、匹头行商人的地位也比较引人注目。1887年至1899年保良局历任总理116人中，南北行商、买办、金山庄商人地位突出，钱庄、银号、绸缎、花纱布和洋货店商人也举足轻重，情形与东华大同小异。[15]
20世纪以后，华人中上层社会产生了以下两个显着变化。首先，由于华人资本的进一步崛起，中上层社会的规模逐步扩大。当时，香港转口贸易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航运业、金融业的勃兴，而人口的急速增长，刺激了地产、酒店、零售百货以及其他各行业的兴旺。在香港经济持续发展的环境里，香港华人在各经济领域开疆拓土，华商经济实力明显增强。此时，华商的总体经济实力尚不及英资强大，但是，华商经营的工商企业数量已经占居相当大的比例。20世纪上半期香港华人经济的发展主要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传统的进出口贸易中，华商的经营规模进一步扩大。据统计，1894年，港九华商开办“南北行约90余家，次则金山庄约有百余家。”[16] 而根据1915年《香港中华商业交通人名指南录》的统计，当时香港华商开办的商行数量为南北行84家，金山庄239家，从事西班牙和东南亚各地贸易的商行186家。此外，尚有上海庄等从事对国内贸易（广东除外）的商行百余家。[17] 上述数字仅为规模较大的商行。实际上，该《指南录》中共列有大小商行约1700家，从事各种货物的进出口业务。[18] 可见，从事进出口生意华商数量有了很大的增长。以南北行、金山庄为代表的华资行商，大约掌握了当时香港贸易总额的四分之一。[19]
第二，华商在商业经营方面进行了新的拓展。随着人口的增长，香港本地的百货市场渐趋成熟。一批澳洲归侨顺应时势，将西方百货业经营的先进观念引入香港。1900年，以澳洲归侨马应彪开设先施百货公司为发端，华商开始进军百货业。此后，永安百货公司、大新百货公司、中华百货公司先后成立。到30年代，先施、永安等公司已发展成多元化的大型企业集团，成为香港最早一批华资现代企业集团之一。[20]
第三，华商在金融保险领域涉足的范围日益广阔，介入的程度也更加深入。20世纪以前，香港只有外国银行，与外国银行并存的是华人开设的银号。20世纪初叶，外国银行、保险公司在香港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1912年香港首家华商银行－广东银行成立，其后，东亚银行、香港国民商业储蓄银行、康年储蓄银行、香港嘉华储蓄银行、永安银行等华商银行陆续在香港成立。[21]
第四，华资进军制造业。19世纪，香港的制造业主要集中在与造船修船有关的行业。而且，“大多数重工业如船厂、水泥厂、糖厂及公用事业，如香港电车公司、电力公司、煤气电话公司都是欧洲人所有和经营的。[22] 20世纪以后，香港华人在欧洲人所不屑一顾的小型制造业中大展身手，使香港近代工业几乎成为华资的一统天下。事实上，1910年代以后开设的工厂皆为华人所拥有。1930年代，华资工厂的数目增长相当快。“注册工厂数目由1933年的403家增至1938年的829家”。[23]
第五，华人富商通过参股的方式进入欧洲人的公司，从而进一步壮大自身的经济实力。20世纪初，一个“引人注意的现象是英国公司的董事会中出现了华人，包括那些在港注册的资金最雄厚、影响最大的公司里都有了华人董事。”。[24] 例如，刘铸伯在许多西方人经营的企业中有投资，与欧洲人结成合伙关系，身为香港电车公司、马尼拉金矿公司、上海保险公司董事。[25]
对于华人在经济上的成功，1910年代中期香港华人首富何东爵士这样写道： “香港的各行各业均有华人参与。…… 由华人集资、华人主管及雇用华人的公司从事着火险、水险、人寿保险、航运、地产及造船修船等业务，这在本地已非罕见。今天，它们已跻身于成功企业之列，与英国人的同类公司友好竞争。……广东人与生俱来的精明促成了其商业上巨大成功，他们已跻身于大企业之列，不比外人逊色”。[26] 1917年香港英文报纸《孖剌报》撰文指出， “今日华人居民与60年前的华人居民有许多不同之处。那时，他们几乎全部都是男仆或苦力，有极少数人是店主。…… 今日，香港吸引着富有的退职官员，甚至有北京政府的退职官员。同时，在我们中间也成长起富有的华商阶层，他们掌握着香港财富的一大部分”。[27] 由于有越来越多的华人在工商业领域获得成功，华商群体的数量日渐庞大，这直接导致了华人中上层社会规模的扩大。
其次，华人中上层社会的构成与以往明显不同。
第一，买办的数量大为减少，代之而起的是由买办转变而来的成功商人。20世纪之后，随着买办制度的日渐式微，原先的洋行买办凭借着过去积累的资本及其所掌握的现代工商业经营手段，驾轻就熟地进行投资经商。在由买办转变而来的商人中，最成功者莫过于何东。何东曾任怡和洋行买办多年，1900年以后自营商业，成为香港首富。[28] 再比如曾任渣甸洋行买办的何甘棠也成为相当成功的商人。容子名家族祖孙三代都充任渣打银行买办，其本人则成为港中巨商之一。[29]
第二，来自其他行业的华商数量有所增加。在华商群体中，行商的势力仍然是不可小觑，这是由香港转口贸易港的地位所决定的。与此同时，随着华人所涉足的经济领域日益广阔，来自于其他行业的华商也纷纷晋身于上流社会。例如，李右泉少年时来港学习经商，后来在香港创办了多家工厂，是杰出的企业家。许爱周是航运业巨子，澳洲归侨马应彪、蔡兴和郭泉等人是以百货业而发达，简东浦则是东亚银行的创办人。
第三，一批华人专业人士成为中上层社会的成员。香港华人的崛起是从经济领域开始起步的，20世纪以后，华人也开始在其他领域显露头角。一批接受了西式教育的华人深谙现代西方专业人士服务之道，成为医生、大律师、律师、记者、教师、建筑师、工程师、保险公司经理人员。如曹善允、罗文锦是先留学英国，后在香港执业的律师。还有如李树芬等人是留学归来的开业西医。这批专业人士虽然不是经商出身，但以其专业技能可以获得较高的经济、社会地位。另外，居于社会中层的华人数量有所上升，主要包括知识分子、文员等。据陈谦在《香港旧事闻见杂录》中记载：二战前在香港开办学校必须有保证人，而可以作保的人则有“香港太平绅士、医生、牙医、律师及持有香港政府发给专门技术执照者如司机、官校教员等。”[30] 由此可以想见这批专业人士已经跻身于社会的中上层。
（二）华人中上层社会的特点
20世纪以后，增添了新鲜血液的香港华人中上层社会产生了如下的新特点：
其一，接受过西式教育的华人明显占居优势地位，逐渐成为上层社会中的顶级人物。开埠初期，受外国传教士影响，香港出现了第一批会讲英语的华人。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一代接受英语教育和西式教育的华人脱颖而出。他们大多生长于香港，毕业于政府所设立的皇仁书院和拔萃书院。有一部分人还有海外游学，尤其是英国留学的经历。这一批华人在香港的政治经济环境中如鱼得水，获益颇丰。他们在经济上能够最大限度地适应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所创办的企业往往站在经济发展的前沿，如简东浦之开办东亚银行，郭泉兄弟之创设现代百货业。在政治上，他们日渐成为港英政府加以倚重的对象。对战前香港知名华人的传记略加分析便可发现，具有西式教育背景的华商在获取社会职位方面明显处于上风，而缺少西式教育背景的华商的活动范围多局限于华人圈。另外，香港社会中，成为专业人士或在政府获取行政职位都必须以西式教育资格为基础。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接受过西式教育或具有西化倾向的华人日益成为社会中的精英。
其二，世家的形成。开埠以来，华人中上层社会的成员绝大多数出身寒微，靠着白手起家获得了财富和社会地位。20世纪以后，华人中上层社会经过数十年发展，已经具有相当的稳定性与连贯性，因此，华人社会中出现了一批显赫家族。这些家族的祖辈多是贫贱的广东人，凭借着广东人长于经商的天赋而发达。他们成为富商之后多培养后代接受良好的教育，尤其是西式教育，由此保证了这些家族在香港能够长盛不衰。二战前可圈可点的显赫家族主要有：何东家族、利希慎家族、冯平山家族、周少歧、周卓凡家族、郭泉、郭乐家族等。这些大家族在经济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政治上得到港英政府的格外垂青。从二战前香港立法、行政两局华人议员之间的亲属关系来看，不难发现有若干华人议员均出自几大家族。如，立法局中的首位华人代表伍庭芳是何启的妹夫，韦玉是黄胜的女婿。何东与何福是兄弟，罗文锦是何东的女婿。周少歧是周竣年的父亲。
其三，中上阶层的华人对英国统治产生深切的认同感。开埠早期，香港的华商在英国人所管辖的土地上积聚了财富，获得了经济上的成功。但是，他们的价值观念仍然是由中国传统文化所打造的，因此，他们的内心是十分矛盾的。高满华家族的情况就颇具代表性。1853年，来自广东的农民高满华在香港创办了元发行，这是最早从事南北贸易的商行之一。高满华在经商成功之后，仍然让他的一个儿子和孙子回乡参加科举考试。高家的做法表明，第一代华商仍然不能割舍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在1872年东华医院的落成开幕典礼上，香港华商极其渴望模仿内地士绅阶级的作风。他们的政治趋向，是北望神州的。他们邀请中国官员主礼，祈求得到中国官员的认可。[31]
世纪之交，香港社会中出现了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及文化培育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中上阶层华人。他们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至英国的统治都产生了强烈的认同。上层华人在各种场合表达其感谢之情的例子俯拾即是。
1897年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登基60周年，香港华商为此庆典捐献了3万余元。在纪念典礼上何启发表演说称：“半个多世纪以来，强大、正义、仁慈的政府令香港华人获益匪浅，并得极大地分享香港的繁荣。在英国统治下，他们找到了庇护与自由，得到政府的公平对待和关照。” [32] 1910年代，何东写道，华人“对香港的长久繁荣以及在英国旗帜下安居乐业表现出高度信任”。[33] 这里所说的华人，当然是指上层华人。1941年，适值香港成为英国殖民地一百年，在此时刻，所有发表公开讲话的知名华人都盛赞中英合作的成果，周寿臣说：“香港的发展与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明智公正的政府，以及她为贸易、投资和工业所提供的保障。”
其四，上层华人表现出渴望与殖民政府合作的态度。随着华商经济实力的壮大，他们的身家性命日益与香港这片土地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何东曾经指出：“再也不能说华人来港只是抱着卑鄙的动机，如果他们的勤俭是聚集大量财富的手段，不能否认，其积蓄的很大部分用在了香港的投资和消费方面。据说3/5以上的香港地产为华人所拥有。[34] 在这种情况下，华商与英国统治者、英商在维护共同利益方面找到了相互合作的契合点。在面对重大的政治、经济事件时，华洋上层之间多能协调合作，以维护香港的和平与秩序。
华洋上层精诚合作的最好事例莫过于省港大罢工时期上层华人的表现。其时，华商以利益攸关坚定地站在港府一边。立法局华人议员周寿臣和罗旭和均积极协助港府维持秩序和解决罢工带来的问题。香港主要的华人社团组织如香港华商总会、东华医院、香港廿四行商都支持港府。…… 何东创办的《工商日报》在反击“罢委”的宣传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作为香港华人社会代言机构的东华医院的立场尤其值得注意.东华医院自成立以来，一直避免牵涉政治，但在省港大罢工中却毫不含糊地与港府站在一起。据太古洋行买办莫应溎回忆，大罢工期间，太古洋行及同系统的各企业工人绝大部分都参加了罢工行列，但文职人员却未闻有人参加。局面比较紧张时，一部分有产阶级相率出走澳门。而莫氏家族为表示对香港英当局竭诚效力和决不出走，首先在坚道地区发起成立自卫团。[35] 1925年，周寿臣发表讲话，支持政府制订将政治性罢工定为非法的条例，他认为，“我们不能容许香港的经济、财政结构经常遭到破坏。我们需要的是和平，良好的秩序，及不受阻碍进行工作的权利。”[36]
三、华人社会下层
（一）华人下层社会的构成
在战前的传统社会中，由于社会经济的不发达，能够进入社会中上层的人口数量相当之少，绝大多数人都居于社会的下层。据估计，在1931年的84万人口中，“除了最少数的有产者外，平常的大约最少占了80万”。[37]
19世纪下半期，华人下层主要包括店员、苦力、小贩。人口的职业构成状况是一个可以反映此种构成的量化指标。根据1871－1891年间的4次统计结果，华人就业人口以店员、苦力、佣人、木匠、小贩为最主要的的职业。其中，店员、苦力和佣人总是位居前三名。合计占到工作人口的40％左右。如果再加上木匠和小贩，则约占工作人口的50％。[38] 根据1901年的统计，佣人占全部就业人口的34％，苦力占17％，小贩占11％。三项合计，佣人、苦力、小贩在总职业人口中所占比例高达62％。也就是说，下层华人主要是由佣人、苦力和小贩所构成的。除此之外，下层华人有一部分是产业工人，主要集中英国人所经营的近代企业里，其中船舶修造业雇工数量最多。
20世纪以后，伴随着香港经济的发展，华人的职业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请看下表：
表二： 1931年香港就业人口行业分类统计表
业 别 就业人数 比例（％）
制造业 111156人 23.7
商业与金融业 97026人 20.6
交通运输业 71264人 15.1
渔农业 64420人 13.7
个人服务业 61161人 13.0
资料来源：《1931年香港人口统计报告书》，第151页。《华商总会月刊》1935年7月号，乙，第18页。
据此，下层社会的构成大致如下：
1、工人阶级。19世纪末20世纪初，工业就业人口主要集中在太古船坞、黄浦船坞以及海军船坞等几大船坞，制造业就业人口仅限于青洲英泥等几家企业的工人。在1901年的人口统计中，制造业的就业人口可以说是无足轻重。随着华资工业在二、三十年代的逐步发展，制造业的就业人口明显上升。1931年，制造业的就业人口已经蔚为壮观，占总就业人口的23.7%。几大船坞仍然是雇工数量的最多的工业单位，其他工人则主要集中在纺织品及成衣制造、金属制造、食品饮料、烟草制造及传统的木器藤器制造业中。除制造业工人外，由于香港航运业发达，海员是工人阶级队伍中的一支重要力量。1931年，在交通运输业所吸纳的就业人口中，而海员水手、船工等的数量在2万人以上。
2、店员和小贩。店员和小贩属于商业劳动者。香港商业发达，各种店铺林立，所雇店员数量众多。此外，小贩数量也相当可观，1931年约为16000人。
3、苦力。苦力是没有固定职业和固定收入而纯粹靠出卖体力为生的劳动者。主要在码头、货栈和其他场所从事货物搬运以及其他笨重体力劳动。这一群体中还包括轿夫和人力车夫。20世纪上半叶，香港转口贸易的规模不断增长，1898年进港船只吨位为1325万吨。1927年，进港船只吨位增至3687万吨。[39] 与此相适应，搬运苦力的队伍是相当庞大的。据估计，1931年搬运苦力人数在2.5万左右。
4、佣人。佣人主要是为雇主提供生活服务，帮佣为仆一直是华人谋生的主要方式之一。1931年该行业吸纳了13%的就业人口。这一数字较19世纪末期有了明显下降。
5、佃农和船民也是人数较多的体力劳动者。
（二）华人社会阶级关系的分化
与19世纪末期相比，20世纪上半期香港下层社会构成的一个最重要变化是，工人的数量明显增加。这对于华人社会的阶级关系分化产生了相当巨大的影响。
香港开埠早期，由于华洋分处于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华人社会内部是比较团结的。19世纪下半叶，华人社会阶层虽然发生了分化，上层华人仍然以代表全体华人社会为号召。这种局面的形成是与当时的经济形态密切相关的。19世纪下半叶，华人所从事的职业主要是佣人和店员，佣人是人身依附色彩极浓的职业，店员的情况也相去不远。当时的香港市区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小店主的城市，仅有几名雇员的小生意是华人经济的主导形态。因为雇员往往是来自老家的同乡，雇主与雇员之间很容易演变成家长式的关系。事实上，有很多小商店就是由家庭成员和亲戚拥有和经营的。[40] 此外，华商往往雇佣信得过的亲属或同乡做助手、办公室杂役和佣人。他们之间通常是纵向的、家长式统治的关系。商业行会中情况也是这样，大多数行会中既有雇主，也有雇员。1880年以前，华人企业雇工鲜有进行集体行动反对雇主的。19世纪的大多数劳工骚乱发生于无根的苦力身上。[41]
在经济规模小，雇工数量少，而且雇工多与雇主带有地域或血缘关系的情况下，华人社会中的阶级界线是不甚清晰的。20世纪以后，随着香港经济的发展，人口就业状况的改变，劳工阶层逐渐认识到他们与华商之间存在着阶级利益的对立，成为具有独立阶级意识的群体。20世纪初年，香港发生了一系列以经济利益为主要目的的罢工事件，比较典型的有1908年的黄包车夫罢工、1920年4月的香港机器工人大罢工、1922年的香港海员大罢工。这些罢工的发生反映出劳工阶层阶级意识的觉醒。
劳资冲突的加剧是华人社会阶级关系分化的结果。在罢工过程中，上层华商与劳工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表现得相当明显，上层华商代表全体华人的说法不攻自破。 1894年瘟疫后，政府制订了卫生条例，引起了劳工罢工。欧洲商人将罢工归罪于华人社会领袖，认为他们操纵罢工。何东在总商会会议上对此坚决否认。他说，你们身为成功的商人，请你们想一想，考虑到华商已经蒙受的惨重损失，他们能从罢工中得到什么好处呢？[42]
在海员大罢工之前，海员们与华商总会进行了接触，但总会拒绝卷入纷争之中。罢工开始后，总会担当了海员和船东之间的调停人，但总会和华民司一样，似乎更倾向于让工人复工，而不是督促船东增加工资。1922年2月，东华医院举行了一次有500人参加的会议，会上许多华商的发言是反对海员的。随后，由东华、保良局、华商总会以及2家劳工协会的代表组成的调停委员会成立。对海员来说，华人绅士是站在政府和船东一边的，而不是担当公正的调停人。1922年3月，正当海员和船东有关罢工期间工资问题的谈判陷入僵局的时候，何东出面表示愿意负担罢工期间的半额工资。[43] 但何东后来自食其言。
在一连串的罢工事件中，香港的劳工表现出了工人阶级所普遍具备的特点。与此同时，香港劳工阶层的局限性也是相当明显的。香港的大多数劳工都是单枪匹马漂流异乡，他们承受着种族歧视、经济剥削的双重压迫。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下，香港的劳工十分注重地缘、血缘、同乡、同宗等各种关系纽带。在香港的雇工制度中，私人介绍制度以及优先雇佣同族、同乡人的做法相当盛行，这种情况在零售业、有分包人参与的建筑业、小商号和小工厂中特别突出。[44] 香港的大工厂多是直接雇佣工人，但是，香港工商企业中小工厂、小商号所占比例甚大，由此为私人介绍制度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基础。另外，香港劳工多为来自广东、福建的移民，经过数十年演变，不同地区移民之间形成了比较鲜明的分工，劳动力市场存在着某些约定俗成的划分。例如，拉车的是海陆丰人，他们说潮州话，融洽无间。如果上海人，或广州人插入其中拉车，大家语言不通，就会自讨没趣而放弃职业。[45] 总之，以地域、方言为划分标准，在各行业形成了世代相沿的职业集团。在这种情况下，本应具有共同阶级意识的劳工群体被按照地缘和血缘界线进行条块分割，由此造成劳工队伍松散零乱，阶级意识相对淡薄。香港劳工在生存状况极度恶劣或有外力推动的情况下，能够充分表现出集体斗争的力量。在境况稍有好转或外界推动力失去以后，他们便又重新回到各自谋生的老路上去。
四、华人社会地位透视
香港开埠早期，华人的社会地位极为低下。在英国人眼中，华人社会是不堪闻问的。20世纪以后，中上层华人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而华人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仍然处于种族歧视的阴影之下。这是二战前华人社会地位的总体状况。
（一）中上层华人谋求社会政治地位
经过数十年的成长，香港华商逐渐成为一个颇具经济实力的群体。但是，成为上层社会的成员不仅仅是获取财富的问题，它还是一个获取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的问题。在19世纪下半叶，华商阶层大多凭借着办理慈善事业来获取名誉和社会权力，东华医院和保良局的创办就是典型的例证。华商们通过东华董事会提供公共服务，赢得了社会的尊敬和感激。[46]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华商阶层的成长壮大和新一代通晓东西方文化的双语人才的出现，英国统治者有意识地借助于中上层华人的力量，以更加便利地实现对香港社会的管治。有鉴于此，港英政府将政治架构中的某些职位对上层华人开放，同时，对早年间华人社会领袖自行组织的社会团体进行收编改组，使之处于政府的直接管理之下。通过一系列的整合，政府设置了一套相当完整的体系来吸纳华人精英，中上层华人则借此机会获得了谋求更高社会地位的向上的阶梯，
华人所能谋求的社会政治职位主要分两类，一是政府对华人开放的现有职位，主要包括太平绅士、立法局非守议员和行政局非官守议员。
太平绅士，就华人事务担当总督顾问，与大多数欧籍太平绅士分享同样的名声，偶然也分享司法责任。20世纪后，不断有新近冒升的华人获得此项任命。
立法局非官守议员可以与欧洲大班和英国殖民统治者分享权力，华人获委为非官守议员的进程在20世纪初有较大进展。1896-1929年，立法局有2名华人议员。1929年以后，立法局席位增加，非官守议员增至8人，华人议员名额由2人增至3人。[47] 截止到1941年，共产生过伍才、黄胜、何启、韦玉、刘铸伯、何福、陈启明、周少歧、周寿臣、伍汉墀、罗旭和、曹善允、周竣年、罗文锦、李子方、李树芬、谭马士等十余位立法局非官守议员。
1926年，行政局增设华人非官守议员，周寿臣成为首位华人行政局非官守议员，这是首名华人担任港府决策中枢的重要位置。由于行政机构中的高级职位不对华人开放，行政局非官守议员是华人所能到达的权力顶峰。
中上层华人谋取社会地位的另一途径是进入政府创设的各种咨询机构。其中，通过改组原有的华人组织而来的包括团防局、东华医院和保良局的咨询委员会，新设立的机构则有洁净局。
团防局委员会。香港开埠初期治安很差，警察有鞭长莫及之感。华人居民遂自行招聘看更、警卫维持地区治安。1866年华人正式向政府提出成立团防局以补警察之不足，获港府批准。1891年，身兼辅政司及总登记官两职的史超域·骆克提出建议，由何启、韦玉、何福等12名华人领袖组成一个委员会，监察更练的运作，取代往昔的非正式委员会，以使团防局发挥更大的力量。团防局委员会由此被赋予了合法的地位，就事关华人的重大问题充当政府的顾问。1899年团防局委员会进一步重组，委员中不仅包括了街坊会领袖，而且包括了能够更好地与总登记官合作的最富有、最着名的华人。[48] 二战前，几乎所有的华人立法局议员都曾担任过团防局局绅。
继团防局委员会之后，保良局和东华医院分别于1893年和1896年建立了类似的咨询机构，即“永久董事会”，其成员包括总登记官、立法局华人议员以及总督任命的其他成员。而保良局和东华医院的日常管理事务则交给一年一选的董事会。由于官方承认，以及任命更为长久，顾问们比普通董事享有更显赫的声名和更广泛的权力。1917年，团防局增加2席，给予东华和保良局的退休董事，尤其是主要董事。这一作法将团防局和东华、保良局正式联系起来。华民司可以随时将东华和保良局中有前途的人迅速转移到关键的咨询委员会－团防局中去。[49]
洁净局成立于1883年，后来强化为另一个官方的咨询机构，1935年后更名为市政局。华人社会的领袖如何启、黄胜、曹善允、罗文锦、李树芬等皆由洁净局晋身立法局，所以洁净局也是培植华人翘楚分子的温床。[50]
总体来说，开埠早期，东华医院和保良局几乎是仅有的华人精英汇聚之所。虽然一些非正式团体，如行会、街坊会的领导职位也可供中上层华人角逐，但其重要性要逊色得多。世纪之交，经过政府的整合，中上层华人可以通过更多途径来获取社会政治地位。向上爬的商人可以成为行会或街坊领导人。接着再进入东华或保良局。东华医院和保良局中更为着名的成员将会被任命到某些咨询机构中去。如果他们还能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获委为太平绅士的机率就很大。从太平绅士他们能够进入立法局。[51] 还有一些着名华人是从团防局开始其公共事业，以后，那些懂英语的人可晋身洁净局，进而进入立法局，这已多少成为惯例。[52] 上层华人进入了长期以来由英商和公务人员主宰的正式的政治架构，这多少可以反映出中上层华人社会地位的上升。
那么，华人社会中的哪一类人物能够攀升到社会政治权力的最高层呢？由于香港处于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统治者的好恶决定了哪些人能够成为华人社会的顶级人物。港英政府心目中可资任用的人选必须符合若干条件，其中主要包括精通英语，是华人社会的杰出人物，是英国臣民（香港出生），效忠英国王室。[53] 华人议员不仅仅是华人的代表，而且要效忠女王，绝对维护英国在远东的利益，这才是政府委任他们的根本出发点。研究1941年以前的十余位立法局非官守议员的传记后可以发现，他们所具有的共同特点是，其一，所有的人都是接受西式教育的。其二，他们当中最少有10人出生在香港，从一出世便是英国臣民。其三，他们是事业上的成功人士。或身为富商，或是律师、医生等专业人士。其四，他们在华人社会经营多年，都曾经是东华医院和保良局的董事，或是团防局绅。据此可见，在华人社会的成功人士中，只有接受了西式教育，与英国统治者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华人才有机会浮出水面，成为华人社会中的顶级人物。另外，能够利用这些机会的还有欧亚混血儿。香港社会中的混血儿无论在姓名上、衣着和饮食习惯上，都与当地的华人相同。大多数混血儿在读书时都学习过中英两种语言。他们利用自己的双语优势，在香港这个中西交汇之地获得了经济及政治上的优势地位，二战前立法局非官守议员中有4位欧亚混血人，他们是罗旭和、何福、罗文锦和陈启明，所占比例相当之高。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以后，上层华人虽然在获取社会政治地位方面有了一定程度的进展，但这并不表明华人领袖在政府中拥有了实际的政治权力。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华人所获得的权力有限。比如，立法局中官守议员占立法局成员的多数，这意味着政府控制着立法。洁净局大多数时间在讨论与政治无关的问题，如处理城市垃圾和粪便的问题。二是在殖民地环境中，大多数获委的华人是驯顺的、服从于殖民地当局的。轩尼诗总督认为，伍廷芳“在立法局中是个无足轻重的人”。黄胜能令政府满意，因为他“愿意采取合作态度，这起码能够表明，立法局中永久设立华人代表是无害的”。[54]
（二）无处不在的种族歧视
20世纪以后，英国统治者对华人的蔑视并不因华人社会中上层的崛起而消失，华人做为一个整体受到歧视的情况仍然十分严重。
首先，英国人高人一等的鼓躁仍然不绝于耳。 社会学理论认为，优势群体从来都试图借助于一种能解释并证明现有的社会制度合理的意识形态或一套信仰，来为它的利益辩护。种族主义思想的作用是通过使群体间的社会不平等显得似乎是“天经地义的”或“正确的”，来证明它是合理的。[55] 类似的情形在香港曾经存在了许多年。在殖民扩张的时代，欧洲民族中存在着浓厚的种族意识。中英两个民族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下相遇的，一方面，英国恰逢盛世，已经保持了多年的海上霸权；而中国正在经历落后挨打，任人宰割的悲惨命运。此时的英国人自视甚高，自然形成了对华人的优越感。殖民地时代的政治家亨利.诺曼在其1907年出版的《远东人民与政治》一书中，表达了对中国人的蔑视：“中国的进步绝对要依靠英国人的指导与管理，在政治和商业上概莫能外。” [56] 1908年，一苏格兰人在香港报章发表言论称，“自开辟香港以来，至有今日者，皆英人之功也。英国商人开辟香港之功何等伟大，英海陆军对于香港，其功之高又若何，英人输纳之赋税，香港防备之费多半赖之，功又若何？”[57] 这种理论经过多年渗透，在香港社会中具有强大的影响力。
其次，种族隔离现象依然存在。
香港开埠后，港英当局在城市布局中贯彻种族歧视、华洋分居的原则，使当地居民从一开始就分成了泾渭分明的两大社区，即华人社会和欧人社会。[58] 20世纪以后，种族隔离的阴影仍然是挥之不去。1904年，政府通过“山顶区居住法例”，1918年进行了修改，目的是阻止华人在山顶区居止；换言之，就是要把山顶划为一个白种人的专区。法例最初通过时，引起华人的强烈抗议。在立法局辩论时，大受华人代表的批评，不过未得要领。该法令实行后，唯有何东一位华人获得总督特许居住在山顶。即使如此，他的孩子们也经常会遭到侮辱。何东女儿回忆儿时情景说，“其他人（外国孩子）也许突然就不跟我们一起玩了，因为我们是华人；或者他们也许会告诉我们，我们不应该住在山顶。”[59]
除了限制当地人的居住地点，欧籍学童与华人在同一所学校就读的情况也令欧洲人不安。1901年，他们请示政府资助建立学校，仅供欧洲儿童就读。请愿者说，“欧洲儿童在课堂和操场上总是要与华人接触，这势必影响他们性格的形成”。他们的提议得到了总督的支持，总督向殖民地部建议批准成立类似的学校。[60] 1902年，教育调查委员会建议，为欧洲儿童开办单独的学校。当时何东刚刚给政府捐款，要在九龙开办面向所有种族的英文学校，政府劝说他将此校仅供英国学童就读，他不愿同意，但很遗憾地答应了。[61]
有些外国人对分隔居住和单独的学校还是感到意犹未尽，甚至要求隔离使用公用场所和公共设施。20世纪初，有外国人公然倡议电车和公园另设西人座位，不许华人进入，与上海租界公园“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禁条如出一辙。1908年9月，两名美国人投函英文《南华早报》称，“港政府治理地方，未甚合宜，以公共场所充满不洁净之华人，西人咸欲避之而不可得，当宜于电车及公园等处，另设西人座位，禁止华人混入，以分别中西界限，庶可免与不洁华人接近”。[62] 当然，如此明目张胆的歧视性法规没有成为现实。但是，不乏欧洲人认为，华人不应享有适用于欧洲人的合法权利。
英国人安德鲁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香港当警察，他回忆说：“有时候欧洲人视华人为最低等的生命；我看到过欧洲乘客把车钱扔到地上，而不去碰黄包车夫的手”。[63]
在公共场合及社交场合，也普遍存在着种族歧视的现象。如香港会所不对华人开放，而马会则完全是欧洲人的天下。有些酒店，如当时的香港酒店，只有普通房间对华人客人开放，而其他房间是不允许华人留宿的。[64]
第三，职业及薪酬方面的不平等待遇。前已述及，华人及外国人的职业结构相差很大，华人的职业层次相当低下。在很多情况下，无论华人的水平、资质如何，他们在谋职方面都是很难越过种族界限的。当时，“在政府和洋行中，有一道明显的级别界线，无论多么有才干的华人也不可能被提升到这个界线职位以上”。[65]
从收入方面来看，同一职业群体中华人与外国人同工不同酬的情况相当严重。以海员为例。华人海员与白人海员做同样的工作，但“并不能得同等工资，普通是十与二之比。一切待遇更是悬殊。”[66] 一战后，香港物价飞涨，1921年，工资水平已经较高的外国海员及时获得了15％的加薪，而大多数华人海员仍然拿着战前水平的工资。
在战前的公务员体制里，种族岐视是很普遍的现象。同一职位，英人的薪酬明显高出华人，1914年，欧籍警员年薪100英镑，相当于1142港元，而本地华人警员年薪只有150港元，欧籍警员年薪为华警的7倍。1939年，最低级欧籍警官的年薪为190英镑，当时相当于3040港元，而同级别华人警官年薪仅有396港元，两者仍然相差7倍多。[67] 1930年卫生局共有10名华人医官，他们的初起年薪是4500元，而当时欧籍医官的初起年薪是700英镑，相当于10266元。 1938年，政府为了防止某些华人医生辞职自行开业，将他们的最高工资升至10800元，但这一数字仍未达到欧籍医生的起始年薪700英镑，当时折合11200港元。[68] 1930年代，由于港元贬值，华人与欧洲人同级不同薪的不平等现象进一步加剧。当时，欧籍公务员的工资是以英镑计算的，然后再按照一定的汇率折合为港元，在港元贬值的情况下，欧籍公务员薪酬的实际价值可以保持不变，而华籍公务员的收入则变相降低。但是，政府或两局议员无一提出应将华人公务员的工资提高到与欧洲人同样的水平上。
（三）不同阶层的华人对于种族歧视的不同看法
20世纪以后，上层华人从自身的立场出发，认为华洋之间的关系已经颇为融洽。辛亥革命爆发后，香港街头发生了多起下层民众与欧洲人对立的事件。总督卢押注意到，香港的“体面华人”并没有敌对情绪。1912年7月，港督梅含理抵港就职时遇刺。随后，代表各华人上层组织的代表团来到总督府，“代表团向总督保证华人对英国皇家的忠诚，对总督的尊敬和深厚感情。”[69] 1941年罗旭和撰写了《中英合作与香港百年》一文，认为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值得称道，他说：“至于香港政府与华人方面，亦素称融洽，其原因约有数点，一因行政局、立法局设有华人代表，使我华人有参与政务之权。次市政卫生局亦设有华人议员多名，同襄局务。兼且政府事无大小，有关乎华人者，必先向华人代表咨询，然后执行，待遇公平，态度真挚，故得华人相助。而我华人居香港者，亦皆恪遵秩序，安份守法，以尽居民天职，事所应为者每出力出财，曾无吝色。第一次欧战时，有不少华人出任特务警察，自卫团员，邮电检查员，及非常时期之各项任务。对于战费一项，亦当仁不让，踊跃捐输。故在人民对于政府，则有如此好感；在政府对于人民，则报之以清明之政治，使能安居乐业，共存共荣，其造福于我华人，可谓既优且渥。”[70]
需要指出的是，在大多数上层华人模糊了民族界线，对英国人赞不绝口的时候，英国统治者对华洋大防是时刻铭记在心的。20年代初，香港社会各界对于是否取消妹仔制度争论不休，港督史塔士在谈及此事时，曾经就政府与华人的关系有过一番评论，他说：“只要我们不向华人施加过于沉重的压力，并愿意倾听他们的意见，在与他们密切相关的事情上满足其愿望，华人会乐于接受我们的统治，而我们在香港才有今日之地位。华人不喜欢我们，只是被动地服从，如果我们干预他们的习俗到了他们认为不合情理的程度，被动的默许将或多或少转化为积极的反抗。”[71]
至于下层华人的感受，则与华商阶层全然不同。香港开埠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劳工阶层是沉默的大多数。有评论说，“虽然有很多不守规矩的犯罪分子，华人主体安定而守秩序，而且非常尊重法律：他们大多数人惧怕与警察或其他官员打交道，对他们而言，庞大的警察部队完全没有必要存在。[72] 20世纪初年是香港大众民族意识觉醒以及民族主义高涨的年代。开埠以来，华人社会首次对英国人的统治表示怀疑，对于民族不平等的种种现象表现出明显的憎恶。根据蔡荣芳的研究，以往的香港的民众骚乱事件大多起因于特定的冤情或具体的要求，而辛亥革命后发生的多起骚乱事件则起因于大众对英国统治存在的普遍不满。当时下层民众攻击警察事件时有发生。如1911年11月，有大群人在油麻地警署外示威，大声呵斥、嘲笑警察。事情的起因是逮捕了一个想抢妇人手镯的男子。群众对于抓贼警察的敌意表明了对英国统治者的普遍憎恶。当月还发生了对警察的最大胆的攻击。当时某警官逮捕了一个抢别人帽子的男子，约千余人聚集起来，要求放人，并高喊“打番鬼”，向警察投掷砖头、石块。警察躲进了店铺，愤怒的人群砸了这家商店。卢押总督在致伦敦的秘密报告中说，对当局的敌意“局限于下层，有些是来自广州的社会渣滓。”总督承认，中国摆脱了异族统治的事实极大地鼓舞了香港华人大众，也梦想着自己能从英国人统治下解放出来。[73] 梅含理总督在致伦敦的密信中承认：香港大众对英国人的真实感情用一个词便可概括，即“憎恶”。
在省港大罢工中，劳工们在罢工宣言中向政府提出的条件包括争取华人的政治权利、法律平等等内容，他们还提出撤销“山顶区居住法例”。这些条件都反映出广大华人对种族歧视的痛恨。但是，在二战以前，所有这些要求及抗议无一例外均遭到政府的漠视。在殖民主义气息浓厚的年代里，华人社会地位的整体提高是不可能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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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伊恩•罗伯逊着，黄育馥译：《社会学》，上册，199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第327页。李强：《社会分层与贫富差别》，2000年厦门鹭江出版社出版，前言第2页。
[2] 甘长求：《香港经济教程》，1989年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第323页。
[3] 迈乐文：《帝国统治下的香港 1912-1941》（Norman Miners, Hong Kong under Imperial Rule, 1912-1941），1987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第83页。
[4] 注：1922年香港海员大罢工时，香港政府对华人警察的表现不满意。以后便开始从英国在山东的租借地威海卫招募警察。
[5] 迈乐文：《帝国统治下的香港 1912-1941》，第80页。
[6] 《1901年香港人口统计报告书》（Report of the Census of the Colony for 1901），见《香港统计报告，1841-1941》（Hong Kong Census Reports, 1841-1941），1965年香港出版，第21-22页。
[7] 蔡荣芳：《中国历史变迁中的香港》（Jung-Fang Tsai, Hong Kong in Chinese History），1993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第107页。
[8] 《德臣西报》（China Mail），1902年1月4日。
[9] 伍德：《香港简史》（W.A.Wood, A Brief History of Hong Kong），1940年香港出版，第228页。
[10] 科大卫编：《香港历史资料：社会》（David Faure ed.,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Hong Kong: Society），1997年香港大学出版社出版，第50页。
[11] 《德臣西报》76周年号（China Mail 76 th Anniversary Number），引自《香港历史资料：社会》第50页。
[12]《香港历史资料：社会》第148页。
[13] 张月爱：《香港 1840-1980》，见《香港掌故》第4集，1981年香港广角镜出版社出版，第95页。
[14] 马克斯•韦伯着，黄晓京等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86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第9页。
[15] 冯邦彦：《香港华资财团 1841-1997》，1997年香港出版，第42页。
[16] 陈勋：《香港杂记• 中西商务》，1895年香港中华印务总局出版。
[17] 蔡荣芳：《中国历史变迁中的香港》第31页。
[18] 蔡荣芳：《中国历史变迁中的香港》第33页。
[19] 冯邦彦：《香港华资财团 1841-1997》，第20页。
[20] 冯邦彦：《香港华资财团 1841-1997》，第55页。
[21] 姚启勋：《香港金融》第53页。
[22] 巴特斯：《香港劳工及劳工状况报告书》（H.R.Butters, Report on Labour and Labour Conditions in Hong Kong），第109页。收录于《香港立法局会议记录 1939年》（Legislative Council Sessional Papers 1939）。
[23] 巴特斯：《香港劳工及劳工状况报告书》，第109页。
[24] 费尔德威克：《今日远东印象及海内外知名华人传》，第530页。
[25] 蔡荣芳：《中国历史变迁中的香港》，第96页。
[26] 何东：《香港华人》。
[27] 《1917年香港华人印象》（An impression of the Chinese in Hong Kong,1917），见《香港历史资料－社会》，第48页。
[28] 吴醒濂：《香港华人名人史略》，1937年香港出版，第1页。
[29] 《香港华人名人传略》有关条目。
[30] 陈谦：《香港旧事闻见杂录》，引自《广东文史资料》第44辑，第7页。
[31] 王赓武主编：《香港史新编》，上册，1997年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第180页。
[32] 蔡荣芳：《中国历史变迁中的香港》，第121页。
[33] 何东：《香港华人》。
[34] 何东：《香港华人》。
[35] 莫应溎：《英商太古洋行近百年在华南的业务活动与莫氏家族的关系》，见《广东文史资料》第44辑，第113-114页。
[36] 《香港立法局议事录，1926年》（Hong Kong Hansard 1926），第36-39页，第44-45页。
[37] 《香港华商总会月刊》1936年2月号，第20页。
[38] 陈伟群：《香港社会的形成》（W.k.Chan, The Making of Hong Kong Society），1991年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第148-149页。
[39] 安德葛：《香港史》（G.B.Endacott, A History of Hong Kong），1973年香港第二版，第274-275页，第290页。
[40] 蔡荣芳：《中国历史变迁中的香港》，第76页。
[41] 蔡荣芳：《中国历史变迁中的香港》，第76页。
[42] 《香港总商会（1896）：1895年年报》（Hong Kong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1896), Annual Report 1895），1896年香港出版，第104页。
[43] 陈伟群：《香港社会的形成》，第191页。
[44] 科大卫：《香港历史资料：社会》第249页。
[45] 安平、林兴炯主编：《港九剪影》，1949年香港出版，第7页。
[46] 蔡荣芳：《中国历史变迁中的香港》，第67页。
[47] 安德葛：《香港史》，第294页。
[48] 蔡荣芳：《中国历史变迁中的香港》，第85页。
[49] 陈伟群：《香港社会的形成》，第112页。
[50] 《香港史新编》，上册，第93页。
[51] 陈伟群：《香港社会的形成》，第114页。
[52] 《1941年以前香港立法局及行政局华人非官守议员》。
[53] 迈乐文：《帝国统治下的香港》，第127页。
[54] 蔡荣芳：《中国历史变迁中的香港》，第86页。
[55] 伊恩•罗伯逊着：《社会学》，上册，第376页。
[56] 亨利•诺曼：《远东人民与政治》（Sir Henry Norman, The People and Politics of the Far East），1907年伦敦出版，第26页。
[57] 黎晋伟主编：《香港百年史》，1948年香港出版，第53页。
[58] 徐曰彪：《近代香港人口试析》，见《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3期，第10页。
[59] 琼•吉廷斯：《东方的窗口，西方的天空》（Jean Gittins， Eastern Windows – Western Skies），1969年香港出版，第15页。
[60] 《香港立法局会议记录 1902年》（Legislative Council Sessional Papers 1902），第7页。
[61] 郑何艾龄着：《何东爵士夫人张莲觉居士传》（Irene Cheng, Clara Ho Tong: A Hong Kong Lady, Her Family and Her Times），1976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第144页。
[62] 黎晋伟：《香港百年史》，第53页。
[63] K.W.安德鲁：《往事杂忆》（K.W. Andrew, Chop Suey），1975年英国出版，第122-123页。
[64] I.C.贾维编：《香港：转变中的社会》（I.C.Jarvie,ed. Hong Kong: A Society in Transition），1969年伦敦出版，第94页。
[65] 保罗•吉林厄姆：《在山顶上：两次大战间的香港》（Paul Gillingham, At the Peak: Hong Kong Between the Wars），1983年香港出版，第11页。
[66] 《香港海员大罢工》，见《邓中夏文集》，198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第460页。
[67] 迈乐文：《帝国统治下的香港》，第79页。
[68] 迈乐文：《帝国统治下的香港》，第83-84页。
[69] 蔡荣芳：《中国历史变迁中的香港》，第268页。
[70] 罗旭和：《中英合作与香港百年》，载1941年香港出版之《百年商业》。
[71] 迈乐文：《帝国统治下的香港》，第166页。
[72] W.A. 伍德：《香港简史》（W.A.Wood, A Brief History of Hong Kong），1940年香港出版，第244页。
[73] 蔡荣芳：《中国历史变迁中的香港》，第257页。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1年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