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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台湾光复初期的社会事件
台湾光复初期的社会事件
社会学冲突论强调人们因有限的资源、权力和声望而发生的斗争是永恒的社会现象，也是社会变迁的主要源泉。社会秩序是力量与强制的产物。控制力弱的社会易于陷入混乱。光复初期，台湾社会急剧转型，社会事件接连不断。本文拟对此做一述评，以助对二二八事件起因的理解。
一、军民、警民冲突
光复初期，台湾爆发多次激烈的军民、警民冲突的事件。1946年6月，黑死病从福州传来，霍乱漫延到宜兰，最后到达台北。全台流疫严重，特别是台南地区。
1、布袋事件
战争结束后，台南县的布袋嘴经常有大批米糖运出，人员进出复杂。不到半年，布袋地区霍乱流行，人心惶惶，1946年4月间，县政府将布袋嘴一带封锁隔离，防止病菌传染。警察所长派员荷枪实弹，安上机关枪，把整个布袋嘴围堵起来。布袋嘴是个小渔港，人口不到1万，除了生产盐，许多生活物资须外面供给，围堵后居民生活不便，有人买通员警，进出围堵线购物。没有行贿的人也想援例进出，遭员警阻拦，部分民众不服，冲出警戒线，守卫的警员以轻机枪扫射，数位民众负伤倒地，幸没有重大伤亡。[1]台南县政府派医师协同东石区署执行防疫。7月25日始平息，先后共计发生霍乱病人计129名。[2]经县区当局竭力防遏，清洁消毒，终将霍乱扑灭，布袋乡民感谢县长。[3]
2、新营事件
1946年农历7月15日，中元节。古历29日乃古唐兰盆祭，为台湾习俗所难免之事，到处皆有。在台南县政府所在地新营镇，上帝爷庙请民戏二台开演，已向当局提出申请，因霍乱未息，未得批准。当晚，观众三四千人正在看戏时，戏台上突然出现两名持枪的员警，以霍乱正在流行，不宜聚众，以免传染为由，禁止演戏，命令观众解散。一时群众哗然，以石块等投掷抗议。台上的员警终于向台下群众开枪，伤及数人，冲突更剧，愤怒的群众一齐冲向圆环边的台南县警察局，一些不明究理的警察被群众围殴。整栋警察局的门窗、办公桌椅都被捣毁，档案柜也被烧得面目全非。台南县长袁国钦（福建人）和台南县参议会议长陈华宗闻变连夜赶到，处理得当，才使骚动平息下来。当斗六、虎尾、北港、嘉义、东石、北门等地的保安队奉命赶来新营求援的消息传出去后，群众的怒火又被点燃，一齐冲到新营的每一条路口，拒阻警车进入，命保安队员把车子留下，徒步回去。[4]遭民众殴打的警官送嘉义病院治疗后，恢复良好，吴第一课长全愈，民众受枪伤者治疗顺利，起祸事件的元凶在调查中。[5]
3、员林事件
鹿港四方医院院长施江西医师是台中县参议员。1946年5月，他为民伸冤，往鹿港警察所说情，遭到鹿港警察所长许宗喜羞辱，被鹿港警察所刑事组长巫重力（彰化县溪湖人）猛踢一脚，折断了3根肋骨。许宗喜调任台中县警察局，施江西控告许宗喜、巫重力等人。许宗喜拒传不到，巫重力与黄三头逃跑。法院在台东获巫重力，押解台中途中逃跑。11月11日下午4时，台中地方法院看守所赖远辉所长，带法警3名及看守15名，至员林的台中县政府警察局。赖远辉身穿日军制服，引起外省籍警员不快。法警3人入内，要求许宗喜同至法院。许宗喜拒绝，法警出示证件，他让法警等候，称去换衣服，叫来警察多名，将法警及看守围住，缴械毒打，最后开枪。司机急回台中法院，法院派人来交涉。[6]死2人，多人受伤。[7]开枪者是北斗警察所长林世民等。
一年来的台湾，知法犯法层出不穷，治安混乱，广大台胞要求唤回法治，特别是对军警滥用权力深表不满。员林事件激起社会各界强烈不满，台湾一片护法声，要求彻查该案。岛内舆论偏向受伤者。
11月15日，《大明报》发表社论，认为“台中县警察局非法用暴力枪杀执行法律的法警和扣留法院人员，可说本省光复以来的空前暴行。”[8]
台中市参议会电请陈仪：“一，国法之所属，须要明了。二，执法权之统一，要有确立。三，人权生命，要有保障。四，对此事件当事人，究明非法者，应予严惩公表，以示法律之照彰。五，对牺牲者暨家属须充分 抚救恤。”台中律师公会、妇女会、政建台中分会一致申讨台中警局，希望当局彻究该案，严惩祸首。[9]台中市民反应强烈，市面张贴有传单，指“员林事件是台湾治乱的分歧点。”[10] 19日下午，台中县参议会召开恳谈会，要求严惩肇祸人员。[11]
19日，台北律师公会、台北市人民自由保障委员会、台湾省政治建设协会（下简称“政建”）对员林事件表态，“拥护司法权尊严”，要彻查真相，严惩凶手。[12]同日，台北律师公会在中山堂召开临时大会，认为台中县警察局事前事后均有违法，起草建议书，于20日下午在中山堂审议决定，严办台中县警局案罪犯。23日，台南市参议会、人民自由保障会、律师公会举行恳谈会，讨论员林警法血案，向有关当局建议维护法纪，严惩凶手。[13]
21至23日，《民报》刊载特派记者蒋时钦的《员林血案真相》（上中下），要求严惩凶手。《和平日报》、《自由日报》、《人民导报》、《中外日报》等报群起响应。赖远辉的爱出风头和愚蠢作风也受到部分人士的指责。
对于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应，陈仪坚持司法问题司法解决。11月18日，在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纪念周，行政长官陈仪就员林事件指示：“关于台中县警察与法警冲突事件，实在有违蒋主席来台时团结合作互助自动的指示，此案当由法院调查，公平办理，惟管辖权须移转，台湾省为和平区域，无论军警，除执行特种任务须使用武器时得携带武器外，平时外出，不必携带武器，以免发生种种意外，关于台中事件，双方不必议论纷纷，应信任法院之公平审判办理，部下如有错失，双方都应惩处，不能偏私袒护。”[14]
20日，陈仪举行记者招待会，记者问“员林事件对台胞惹起很大冲动，将如何处理？”陈仪答：“这是法律问题，已交给法院办理，希望大家不要怀疑法律不公平，相信法院，等待其公平公道的处理。”“本人尚未得到报告，在法院判定谁是谁非以前，不能采取行政处分。”[15]
台中地方法院院长饶维岳将降格为推事，高等法院命花莲港地方法院院长池彪接任，台中市县及彰化市民等均感同情，因其为台湾省司法人才先辈。地方人士向台湾高等法院院长杨鹏陈情。[16]
长官公署将员林事件交法院依法处理，台北地方法院黎检察官奉命负责办理。他同书记官赴员林、彰化、台中严密调查，发出传票，传讯警局与法院看守所关系者。12月4日，举行首次传讯。庭设台北地方法院三楼。被传到庭者，警察局方面为警察局长江风、督察长陈传风、秘书金士衡、北斗警察所长林世民、代理第二科长许宗喜等人；法院为推事苏树发、法警王朝枝；看守所方面为所长赖远辉等。[17]
12月6日，台中县参议会一届四次会议召开，参议员质询员林血案，刘存忠县长表示“该事件我县长完全不知道，不得批评两方的是非，各报纸能得随便骂我县长，我不得随便骂众。” [18]
远在南京的监察委员丘念台阅读报章，得知员林事件经过。他认为，“本案虽凭报章，无当事人函呈，亦未亲查，但报章所载，已有赖典狱长呈文。”11月底，丘念台致函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窃查台湾省去岁新复，行政长官公署仓卒任用地方官警，颇有凶歹混入，正希其逐渐肃正，乃此次台中竟发生毁法乱政大案，而长官公署尚放任不理；苟不严惩，台民将陷于无治安、无法纪状态。查台中县长刘存忠，本系一旧军人，而秉性刚愎，行为卑鄙，早已玩弄法纪，目无长上，案性累累，正待查证，拟提弹劾者，今竟酿成部下此案。至其下级，违法杀伤，拘押，上级庇纵枉法，诸情，具如另文。职初到院，于纠弹形式未习熟，究应如何办理？谨具请鉴核‘速电令施行’。”[19]
丘念台拟议，台中北斗警察所长林世民罪名“谋杀伤害公务员，主使搜夺财物，渎职毁法”，拟办“应先撤职扣留，候查严办”；台中县警察局陈传风督察长、金秘书，许宗喜课员罪名“串同陷害杀伤公务员；违抗司法执行，烟灭证件，渎职毁法；拘禁司法员警至五日。”拟办“应先撤职扣留，候查严办。”台中县长刘存忠、警察局长江风罪名“临事放任不理，违法失职；事后怂恿庇护；串同行恶”，拟办“应予撤职查办”。[20]
对此，1947年1月13日，长官公署致电监察院，对丘念台纠举作出回应，陈述事件经过，指出：“惟查本案始末，台中地方法院与台中县警察局双方措置，均有失当，该许宗喜系一警察局课员，法院尽可依法函达该局主管饬令，如期到案受审，乃竟派大批便衣裳人员持枪前往拘提，而该警察局又不明事理，处置暴躁，以致激成事端，引起不良结果。均属非是，除已由法院依法秉公审判外，准函前由，相应将本案经过，先行电请贵处查照。”[21]
陈仪为维护台湾法制的纯洁性，拒绝行政权力介入，没有屈从于大众舆论和报纸的报道，由法院调查取证，处理事件。陈仪这种处理社会事件的方法虽无大错，却忽视了事件对民众心理的影响和刺激。1947年2月15日，台北地院宣判，前台中警察局长江风未到庭，前北斗警察所长林世民杀人未遂，处有期徒刑5年，褥夺公权3年，其他人犯无罪。[22]
高源发布店事件。日据时期布店即有“ 正”字标志的实行，印有“正”字的商品为不二价。某部队的军人前来买布，为了不能讲价的缘故，出手打这布店的小开，路上的行人见状抱不平，进入店内要围打该军人，幸好布店老伙计有经验，制止路人出手，并告诉大家，如果修理他，等一下他带一批人来，会把店给烧了，此事乃告平息。
仙公庙（即木栅指南宫）事件。军方某处长到仙公庙游玩，听到后面有人批评他，就找人理论，动手打人，引起民众公愤，欲联手打他，幸经年长者劝解，始化无事。
台大医院事件。某位刚从大陆回台的台籍将军到台大医院看病，护士小姐要他排队，他说我是×××将军，还要排什么队？顺手打了护士小姐一耳光，医生、护士合力打他，旁边的病人要加入，有人调停，事情没扩大。
三芝乡事件。由于市面缺米，粮食局派员到台北县三芝乡仓库搬米，乡民恐将来无米可食，不准粮食局人员搬，手持棍棒围在仓库前，如临大敌。此种情况，各地仓库皆然。[23]
曹政杀人案。陆军第八军166师工兵营第三连连长曹政，于1946年5月20日晚，过境在基隆金龙阁酒家，与省民发生纠纷，枪伤摊贩王温氏致死案，经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电第八军依法惩办，据该军来电，以该连长曹政杀人，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2年。[24]
高雄车站事件。12月19日上午7时，由屏东车站出发的列车，有省立高雄工业职业学校、省立第一中学校、省立商业学校学生入车掌室，被车掌陈溪泉制止，双方发生口角。车抵高雄车站，铁路职员包围学生。9时，三校学生数百名包围高雄火车站，要求交出侮辱学生的铁路职员。火车数班不能开车，经市政府及各校校长调解，11时学生始告解散。铁路员工罢工，要求当局派员调查。[25]
这些军民冲突、警民冲突、民众骚动的事件司空见惯，或为善后处理得当，或因发生的地点较偏而不易扩散。不管这些事件当事人的责任，暴露出光复初期台湾社会的种种病症，长官公署的管治能力极弱，未能引以为戒，缓和民怨，坐视危机的蔓延。
二、禁舞废娼
日据时期，公娼舞女经营合法，台湾的色情业十分繁荣，决不让于日本本土。这不符合民国社会的法制，违背了建设三民主义新台湾的宗旨。为了尊重妇女，提高女权，必须去除这一恶习。
1946年6月3日，陈仪谈到禁舞废娼：“为了提高妇女人格，改革社会风气，今后要取缔女招待，舞女及公娼等不良的妇女职业。我们要谈人权，要谈男女平等，就必须提高妇女的人格。而女招待，舞女及公娼，都是对于女权的侮辱，我们应该废除它。这是政府的政策，但是如何妥适的推行，希望各主管机关筹划良好的办法，其他各机关也要从旁来协助。其中最应注意的，就是如何使这批放弃不良职业的妇女，获得正当的职业，而无失业的现象。”[26]长官公署颁令，自7月1日起禁止公娼营业，女招待改为侍应生，严密管制。
长官公署发表女招待的管制办法后，高雄市各酒家女招待大起恐慌。6月26日下午3时，女招待百余名示威游街，复围高雄妇女会干事杨玉革（杨金虎的夫人）宅，高呼反对废除女招公娼办法，要求救济，力诉家庭苦情。杨金虎代杨玉革解释，一队美人军整队到市政府，见黄市长，请求取消该项命令。黄市长对她们甚表同情，答应将情况代转省民政处。
高雄市酒菜馆同业公会，于6月25日下午1时在高宾楼召开临时大会，讨论省颁女招待废除问题，主席理事长姚清玉报告，全市失业人数当在25000名以上，女人过半沦为流乞，影响社会安定，战后百业萧条，本市酒家仅有过去的半数，女给亦减少至500余名，其须负担父母弟妹的生活费，总计受影响人数在万人以上。禁舞废娼果实行，高雄市仅2家酒楼准许雇用侍应生3名。则现在500余名全部失业，全家生活将大受影响。“妇女会为提唱女权，特营制女招待，各欲亟救妇女，实将置吾等于绝境。”24日晚，桃园西门酒家女招待员黄丽毕，闻该消息萌厌世之态，企图跳河自杀，幸为救起。救济属临时性，实迫于生汁，否则谁愿从事出卖灵魂，干此下流工作。议决推选姚清玉等11人，向长官公署、省党部、省参议会、省妇女会及黄市长、童警察局长等呼吁救济。[27]
6月30日，嘉义市酒菜馆所用女招待200余名，向嘉义妇女协会会长许世贤陈情。每月总收入15万以上的酒菜馆可置女招待6名，以下只可置2名，因此现时市内各酒菜馆女招待难免失业，叫苦连天。许世贤会长答应个个要介绍职业。提唱女权提高，女招待的取缔却弄成严重的社会问题。[28]
7月5日，台中市妇女会临时大会在台中戏院举行，林月珠、谢雪红暨妇女会各干部、妇女200余名出席。林月珠主持，谢雪红主讲：“公娼废止问题，在人道上绝对是赞成，但是对于废止后之她们之救济方法，当然要慎重考虑，关于此问题，妇女会与公署接洽结果，公署承诺拨出救济资金八百万元。”[29]
因施女招待禁止办法，桃园镇各家酒馆停止营业。其中亦有决定废止以应国策。但一大群女招待失业，无从生计，于7月7日，值县参议会开会，访问参议员，恳求救济。黄议长表示同情，派员到各地调查实际情形，倘有便法暂时能够改善继续营业的，代为交涉。[30]
为维持风化，长官公署自8月1日起在全省禁止跳舞。对禁闭舞场一事，台北市舞场经理及舞女百余人，以今后生活无着，推代表向省妇女会呼吁，请求救济。省妇女会理事长谢娥陪同舞女代表等前往公署请愿，当局表示：“对于禁舞命令，为维持风化，提倡道德，计决以最大效力，切实执行，绝不稍予宽假，至于舞女之今后生活问题，当局已有妥善办法，分别妥置。”[31]
这些下女，年龄自十七八岁至二十五六岁，都没有结婚，牺牲青春和色相，招待他们的顾主。长官公署为提高女权，实行废止“公娼”、“私娼”、“舞女”及一切“女招待”，以整风化。关于“侍应生”，拟规定制服及侍应范围，似乎很理想。
台湾妇女人口过剩约计60%至70%，超过其它地方。日据时代，总督府规定女子自21岁起始能结婚，与大陆民法规定，相差5年，一般女子都在二五六岁以后结婚。这一段时间，不得不设法找职业。不做公娼后，出嫁很难，也吃不了这份苦。[32]
各县市奉令办理，台北市原有女招待3745人，经核定为侍应生1631人，改业者2114人。基隆市原有女招待405人，经核定为侍应生330人，改业者75人。台中市原有女招待275人，经核定为侍应生167人，改业者108人。高雄市原有女招待930人，经核定为侍应生442人，改业者480人。台南市原有女招待175人，经核定为侍应生134人，改业者40人。新竹市原有女招待222人，经核定为侍应生70人，改业者150人。嘉义市原有女招待288人，经核定为侍应生100人，改业者188人。屏东市原有女招待137人，经核定为侍应生72人，改业者65人。台北县原有女招待458人，经核定为侍应生365人，改业者93人。台南县原有女招待608人，经核定为侍应生249人，改业者359人。高雄县原有女招待692人，经核定为侍应生161人，改业者531人。新竹县原有女招待210人，经核定为侍应生73人，改业者137人。台中县原有女招待670人，经核定为侍应生483人，改业者187人。
合计8市5县中，原有女招待总计8813人，经核定为侍应生4237人，改业者4576人。尚未办理完成的县份正从速赶办。[33]
至9月中旬，办理禁娼报长官公署的有台北、新竹、台南三县，基隆、新竹、台中、彰化、嘉义、高雄六市。以上各县市原有娼妓494人，其中以台南县157人为最多，高雄市4人为最少，禁令实行后，以上娼妓出嫁者共79人，以台北县39人最多，台中1人为最少。改业为侍应生者共92人，以台南县50人最多，新竹县2人最少。改就其他职业者共233人，以台南县59人最多，嘉义市4人最少，此外尚在等待职业者，计台北县5人，新竹县36人，台南县33人，彰化市12人。另4人系琉球籍，已遣回。[34]
台湾省办理禁娼，陆续接到各县市报告，计高雄县、台东县、花莲县、澎湖县、台北市等五个县市。以上各县市原有娼妓总数844人，以高雄县435人为最多，澎湖县32人为最少。禁令实行后，出嫁者共76人，以高雄县25人最多，花莲县14人最少。改业为侍应生者共252人，以高雄县173人最多，澎湖县11人最少。改就其他职业者共186人，以高雄县120人最多，澎湖县2人最少。尚在等待职业者，计台北市158人，高雄县117人，台东县55人。与前述数字合计，已办理的各县市娼妓总数为1701人，出嫁者202人，改业为侍应生者438人，改就其他职业者435人，等待职业者626人。[35]
日据时期，台北市有妓馆30余家，公娼58人。奉令予以废禁，日籍娼妓全部遣送返国，台籍者勒令改业，或代安插各工厂。舞女因舞场奉令于8月份起勒令停业，原有的152名舞女分别改业。[36]
长官公署用强制的手段禁舞废娼，想法固然很好，却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几千台湾青年女子失业，受影响的家庭超过万人，黑道、警察、服装、美容业的收入连带减少，对餐饮等服务行业打击惨重，加剧了本已严重的失业，危及到台湾社会的稳定。
10月，肉价飞涨，1斤达台币80元左右，大猪一头，价值万金，四五十斤的猪每头亦须千元，与严禁公娼后的少女卖身价格每名不及千元。记者概叹“严禁公娼后，美女不如猪”。[37]
公娼废止后，并不能遏阻台湾的色情业，花柳病反而增加。10月，有421人因患花柳病到嘉义医院就诊，比废止公娼前增加二成。[38]台南市内旅馆、酒茶馆近200家，原有娼妓121人，至11月底，改业9人，出嫁13人，返家8人，失业91人。[39]
三、示威集会
1946年5月4日，为纪念五四运动在台北举行的游行是光复后的第一次大游行，由台湾省政治建设协会主导。因该年农历过年之际，台北发生了好几起抢米事件，民众有钱买不到米，政建想以庆祝五四为借口，动员人民团体集体游行，抗议长官公署执政失当。台北商业学校学生自治会会长廖德雄（廖进平之子）是台北商业学校高二的学生，联合台湾商工、台北工业、成功中学、延平学院、台北商业学校学生自治会及学生参加游行，由廖德雄担任学生队总指挥，各地角头组织，如狮鼓阵也参加。该次游行算是顺利，由廖进平、吕伯雄携带抗议书面呈陈仪。[40]
战后居留在日本东京涩谷地区的台胞，租有日本某大企业的空地营摊贩维生，与当地利益集团发生冲突，日方不时唆使流氓寻衅。1946年7月19日，一部分台胞在为此事赴中国代表团请愿归途，竟遭300多位日本人和日警拦车包围，日警开枪射杀，台胞4人丧命，18人负伤，全国震惊。
12月10日，涩谷事件由美国法庭（法庭由3人组成，美方2人，中国代表1人，我代表不同意此一判决）做出判决，被拘的台胞36人，2人无罪开释，1人判处苦役3年，其余33人均判2年苦役，期满驱逐出境，在占领期内不得重返日本。日本警察应负的责任尚未调查完成。[41]这使全国民众对战后中国“胜利”、“五强之一”的幻觉破灭，产生了反美反日的感情。
12月14日，台湾省升学内地大学公费生同学会要求：“一、盟军总部应立即释放被拘台民，保证今后侨胞生存居住的自由权利。二、盟军总部应立即逮捕击杀台胞的凶手，予以严厉审讯，并由东京台胞推选代表参加覆审。”[42]内地台胞呼吁，“要求立即恢复被拘台胞之自由，予彼等以求生之路，并严惩行凶日警，追究杀害侨胞及防害侨胞生存自由权利之责任，予留日华侨生命以切实之保证。”[43]
省立法商学院学生不满涩谷事件的宣判，由学生12名发起，于13日下午3时，在该校大礼堂举行学生大会，以唤起全省各校学生表示强硬态度，要求政府究明双方责任，参加学生约500名。[44]18日，延平学院学生在该校成立自治会，选举常务委员及监事等十人，首席委员杨增焕，副首席委员罗永兴，常务委员周荫章等。[45]
20日上午9时，政建、省学生自治会在中山堂举行“涩谷事件宣判不公反对大会”。列席来宾有宪兵团长张慕陶、台北市长游弥坚、省参议员郭国基，暨学生民众约5000人。警察界大出动，会场拥挤异常。由三青团刘英昌、法商学院学生陈炳基、政建廖进平、市立女初中陈招治、台湾大学教授林身长、法商学院王清佳、工业学校学生陈春安、游弥坚、张慕陶、郭国基、蒋渭川相继演讲。陈炳基态度之认真、爱国之热情，令人感动。[46]
群众要求：“（一）撤销原判，释放被捕台胞，（二）逮捕枪杀台胞四人之日本凶手，由旅日台胞代表参加审讯。”高呼“清除日本法西斯残余分子”，“我们要求公正的裁判”，并通过上蒋介石及陈仪书，致美国驻台领事馆、省参议会电文，发表《告同胞书》：“呼吁全国同胞，一致响应，并督促我国民政府外交当局，据理力争，严向驻日美军统帅部抗议交涉，撤消原判，克日开释被捕台胞，追究行凶肇事日警及日浪人，以正公理，而维国誉。”
会后学生举行大游行，有市民参加，情绪愤恨。政建推派廖进平、吕伯雄等向陈仪请愿，递请愿书一份。陈仪接见，答应请宋院长迅予交涉。11时散会。[47]
12月24日，北平发生美国军人强奸北大女生沈崇事件，导致全国学生展开抗议美军暴行的示威运动。消息传至台湾，以台大为中心，迅速组织了“台湾省学生界抗议美军暴行委员会”。1947年1月9日晨，台湾大学、延平大学、台湾师范学院、法商学院、建国中学、第二女中、台北女师等各校学生及一部份公务员、店伙工人约万人，在台北市新公园集合，出发游行。大队经中华路、延平路、民生路、中正路、中山路，沿途交通断绝，商店的楼窗中钻动着黑压压的人影，到处是“义勇军进行曲”。[48]台北各校学生经涩谷事件和沈崇事件两次示威游行，已有一定的联系。
四、摊贩事件
八年抗战后的中国，经济凋敝，社会不安，劳民伤财的内战却已开打。物价高涨，就业机会减少，民众为生计奔波，大城市的摊贩问题愈演愈烈，酿成重大的社会问题。
战后，大批走私美货物美价廉。美货倾销，民族工商业只能破产。大量小贩为生活所迫，难以糊口，才从事这种清苦的小本经营。找不到适当的职业，才出此下策，在街头铺设小摊，博取蝇头小利。内地人民对南京政权的低劣统治早已习以为常，见怪不怪。摊贩事件在上海、天津、南京等大都市没有引爆大乱，在新回祖国的台湾则是暗潮汹涌。
台湾专卖局出产的纸烟品质较劣，丝松味土，吸两口就没了，吸完即感灼喉难过。台湾失业人口众多，靠走私洋烟谋生者逐渐增多。走私成本较低，利润丰厚。岛内外商人从香港、厦门、福州、上海等地走私英、美违禁烟酒，牟取暴利。台湾海岸线漫长，港口众多，走私商利用摊贩化整为零。私烟一般指由上海、福建等地走私上岸的洋烟，以英国的“马立斯烟”为最多，少部分是台中、丰原地区私制的纸烟。私烟充斥市面，影响专卖局制造的纸烟销路。
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有充分的警力配合，查缉工作成效卓着。光复初期，长官公署警力不足，其他政府机关少有效地支援，如海关未奉财政部的命令，不能予以协助。警察人员中，以台籍占多数，未能确实执行命令。专卖局人员有限，专卖区域广泛，加以台湾四周环海，查缉工作不易收效。1946年专卖局将查缉私烟列为重点工作。
缉私流弊太多。部分不肖专卖局人员勾结商人走私，专卖局纵容不法官商，却严惩升斗小民，人心不服。部分缉私员假公济私，缉私变成私吞，造成执法上的偏差。缉私员与警察执法方式与态度粗暴，以带枪执勤最招民怨，为日据时期所未见。民间对专卖局人员十分反感，冲突时起。
一般市民为生计，经营小本生意糊口。台北市摊贩日众，拥塞交通，排列零乱，有碍市容交通，急需取缔，为顾全小贩生计，当局暂予指定地点营业，以不阻碍市容为原则，并饬其成立摊贩职业公会负责管理，台北市摊贩有2500余家。[49]
取缔摊贩基于两个理论，一是缉私论，一是市容论或交通论。前者属于专卖局，后者属于警察局。专卖局缉私有法律依据，不去缉海口，不堵私路，却吃小鱼，责任在专卖局。至于交通，摊贩有损市容，民生如此困苦，亦应给老百姓一条活路。
各地专卖局查缉私烟是常见的景象。执行任务中发生的粗暴冲突日益严重，伤害人命，却无人受法律制裁。专卖局基隆分局查缉室员有带枪者朱钧涛、刘青山、盛铁夫、周迪华4名，无带枪2名，受命到基隆查缉私烟。12月7日上午9时20分，他们请基隆市警察局警员2人帮忙，一行8人到基隆市内私烟贩卖处旭町，押收七八十条私烟，发收条后搬入车上运输基隆分局时，摊贩要求以原价将香烟收购，包围查缉员。查缉员见包围者越来越多，向天鸣枪示威，刘青山一弹误中基隆市卖饼的幼童林国连右脚，送基隆医院抢救。民众愤慨，将基隆专卖局查缉员潘朝清殴打，潘朝清身负重伤。群众冲入基隆市参议会一届三次大会会场，要求伸张正义，参议会派员介入调查。[50]因在白天，无人致死，基隆缉私事件不了了之。陈仪屡次告诫部下，并正式下令，警察出动不得带枪，以免滋生事端。专卖局查缉人员带枪，随便开枪，违反陈仪平日不准带枪的指示。类似的摊贩事件在光复初期的台湾经常发生。专卖局积怨日深，却不知自制，成为众矢之的。
陈仪主持台湾资源调查委员会，拟定接管计划，培训人才。限于客观环境和主观力量，国民政府对台湾接收十分仓促，陈仪勉为其难，力图使被战争破坏了的台湾起死回生。他建立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推行统制经济，维持台湾金融自成系统，其种种举措与台籍精英发生矛盾，引起国民党内一些派系的不满。在直选县市长、发展经济等一系列问题上，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与台籍精英冲突迭起。各种社会矛盾未能调解，反而扩大，台湾社会危机四伏，一触即发，加上军警力量薄弱，通货膨胀，人民燥动不安。1947年2月27日，因专卖局警员在台北市取缔小贩，引发冲突。次日，民众请愿示威，发展成大规模的官民冲突。
二二七缉私血案为偶发性事件，与先前的军民冲突、警民冲突、摊贩事件大同小异。因圆环处于闹市区，场地开阔，围观群众甚多，官民冲突的愤怒易于扩散。台北为台湾政治经济的中心，各县市唯其是瞻，所以二二八事件的影响力远超过员林事件等。
综上所述，光复初期，台湾社会急剧转型，两个不同的社会发生碰撞，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的管治能力薄弱，未能有效缓和社会危机，化解冲突。军民冲突、警民冲突不断发生，增加了大众对政府的反感。禁舞废娼用意不惟不善，却加剧了台湾的失业问题，酿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广大学生游行示威，关心国家前途和命运，促成了各校学生间的联系。为了生计，一些民众摆地摊，缉私人员带枪执法，蛮不讲理，横加取缔，激起底层民众的愤恨。虽然这些冲突未引爆大乱，却暴露了长官公署施政的危机，缺乏处理社会事件的能力与经验，坐视台湾社会危机的扩大，使一场大规模的官民冲突不可避免。
褚静涛，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长期研究二二八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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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钟逸人着：《辛酸六十年》（上），台北，前卫出版社1993年，第385—387页。
[2]台北《民报（晨刊）》1946年8月7日第二版。
[3]《布袋民众感谢县长》，台南《兴台日报》1946年9月1日第一版。
[4]《辛酸六十年》（上），第391—393页。参见《新营事件》，台南《兴台日报》1946年8月27日第二版。
[5]《新营警民冲突事件》，台南《兴台日报》1946年9月8日第二版。
[6]《台中县警察集团行动》，台北《民报》1946年11月13日第三版。另参见钟逸人着《辛酸六十年》（上），第395—397页。
[7]《赖典狱长被释谈经过》，台北《民报》1946年11月15日第三版。关于事件经过，参见《受伤法警陈清汉谈经过》，台北《民报》1946年11月20日第三版。
[8]《员林警察枪杀法警案》，台北《大明报》1946年11月15日第一版。
[9]《台中市参议会电请陈仪》，台北《大明报》1946年11月18日第二版。
[10]《台中市民愤慨异常》，台北《民报》1946年11月20日第三版。
[11]《长此人民无保障》，台北《民报》1946年11月21日第三版。
[12]《省垣三团体表示态度》，台北《民报》1946年11月20日第三版。
[13]《台南三团体建议》，台北《民报》1946年11月27日第四版。
[14]《陈长官指示》，台北《大明报》1946年11月19日第二版。
[15]《陈仪答记者问》，台北《民报》1946年11月22日第三版。
[16]《饶法院长将降格》，台北《民报》1946年11月30日第四版。
[17]《员林血案开审》，台北《民报》1946年12月5日第三版。
[18]《刘县长如是答》，台北《民报》1946年12月9日第四版。
[19]《丘念台致于右任电》，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南京史料整理处选辑《台湾人民“二二八”运动史料》，油印本，1960年6月，无页码。
[20]《国民党政府监察院纠举书》，《台湾人民“二二八”运动史料》，无页码。
[21]《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致监察院电》，《台湾人民“二二八”运动史料》，无页码。
[22]台北《国是日报》1947年2月16日第二版。
[23]陈三井等编：《林衡道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12月，第82页。
[24]《摊贩因伤致死案》，台北《民报》1946年11月21日第三版。
[25]《口角事惹起大波澜》，台北《民报》1946年12月21日第四版。
[26]《禁舞废娼提高女权》，《陈长官治台一年来言论集》，台北，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宣传委员会编印1946年11月，第157—159页。
[27]《高雄女招待请愿》，台北《民报（晨刊）》1946年7月1日第二版。
[28]《嘉义女招待请愿》，台北《民报（晚刊）》1946年7月6日第二版。
[29]《台中市妇女会临时大会》，台北《民报（晚刊）》1946年7月8日第二版。
[30]《嘉义女招待请愿》，台北《民报（晚刊）》1946年7月9日第二版。
[31]台北《民报（晨刊）》1946年7月30日第二版。
[32]陈知青撰：《台湾妇女的出路问题》，上海《正言报》1946年7月23日第二版。
[33]《女招待多数改业》，台北《民报（晨刊）》1946年8月9日第二版。
[34]《禁娼已渐着成效》，台北《民报（晨刊）》1946年9月21日第三版。
[35]《禁娼情形续志》，台北《民报（晨刊）》1946年9月22日第二版。
[36]台北市政府秘书室编：《台北市政概况》，台北市政府秘书室1948年5月，第242页。
[37]台北《大明报》1946年10月14日第二版。
[38]台中《和平日报》1946年11月25日第三版。
[39]台中《和平日报》1946年11月26日第四版。
[40]《廖德雄先生访问纪录》，许雪姬编《口述历史》第4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2月，第61页。
[41]上海《文汇报》1946年12月16日第二版。
[42]《为“涩谷事件”的判决告同胞书》，上海《正言报》1946年12月18日第五版。
[43]《旅沪各团体向有关方面呼吁》，台北《民报》1946年12月21日第三版。
[44]《法商学院学生要求究明涩谷事件》，台北《民报》1946年12月14日第三版。
[45]《台北青年怒吼》，台北《大明报》1946年12月21日第二版。
[46]《撤销涩谷事件原判》，台北《民报》1946年12月21日第三版。
[47]《台北青年怒吼》，台北《大明报》1946年12月21日第二版。
[48]《台北一条铁流》，上海《文汇报》1947年1月17日第七版。另参见《一条曲折前进的认同之路》及《来自北京景山东街西老胡同的历史见证》，蓝博洲着《沉尸·流亡·二二八》，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1年，第51、81—82页。
[49]《台北市政概况》，第242页。
[50]《基隆取缔私烟开枪伤人》，台北《民报》1946年12月9日第四版。另参见《摊贩问题在台湾》，台北《大明报》1946年12月11日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