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论香港与中国近代史研究若干问题刍议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中国近代史-论香港与中国近代史研究若干问题刍议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论香港与中国近代史研究若干问题刍议

香港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具有某种特殊的意义。鸦片战争之后，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变迁，香港从华南滨海一隅的渔村小岛发展成为世人瞩目的现代国际大都市，这种特殊的历史现象本身，就很值得深入探讨。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香港史研究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并未引起内地史学界的足够重视。这种状况与学科发展的要求是不相适应的。实际上，不论从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等领域上，目前都亟待深入研究．本文拟就香港与中国近代史研究有关的若干问题略抒拙见，以就教于史学界前辈。
一
要研究中国近代史，就不能不涉及香港。香港——包括香港岛、九龙和新界，都是近代以来英国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而先后从中国割占或租借的领土。1840年，英国资产阶级一手挑起的鸦片战争，直接导致了香港岛的割让。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又通过1860年签订的《北京条约》，割占了九龙。随后又于1898年迫使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行租借了新界。通过上述三个不平等条约的掠夺，这就构成了今日香港地区的地理范围。
直接导致香港岛被迫割让给英国的这场鸦片战争，不啻是香港史上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也是整个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之一，它实质上成了中国从闭关自守的封建社会演变为丧失主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重大转折点，因而被视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就全国范围而言，中国从此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就香港而言，则被直接置身于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块“殖民地”。一百多年后，中英两国政府终于在1984年正式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全世界的炎黄子孙都为此而欢欣鼓舞——它标志着中华民族百多年来对外屈辱历史的最后终结。香港的历史命运与整个中国近代史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独立、自主和富强，就不可能有香港的“回归”。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当然，西方殖民主义者对香港地区的觊觎，并不仅仅是始于鸦片战争。16世纪初年，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就曾侵入香港水域，设营屯门。随后，荷兰、英国、法国等西方列强又先后来犯。至19世纪30年代，英国更擅自在香港建立居留地，变香港为英国对华鸦片走私的中心，英国的鸦片趸船与武装舰队就经常集结在香港、九龙洋面。两次鸦片战争，英国不仅是先后割占了港岛和九龙，而且侵华英军都是以香港作为主要的补给基地的。
英古香港后，外商在港的主要经济活动中有两项是比较突出的，其一是继续走私鸦片，其二是苦力贸易。开埠初期，几乎所有的在港洋商都卷入了罪恶的鸦片贸易。据有关资料统计，在战后约20年中，中国国内的鸦片消费量竟相当于战前20年间的12倍！其中香港的洋商在这场鸦片走私贸易中充当了极不光彩的角色。据香港政府1850年的一份备忘录透露，1845—1849年从印度运来中国内地的鸦片，就有四分之三（约16．5万多箱）是经由香港转销的。这种大规模的鸦片走私贸易，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年。而香港开埠初期的苦力贸易，同样令人为之发指。战后，香港成了与澳门、厦门齐名的苦力贸易大本营之一，不仅英国的不法商人直接参与苦力贩卖活动，而且各国从事运载苦力的船只也大都到香港补给食物、淡水与燃料，并在香港修船或改建装载苦力的统舱等。据有关资料统计，仅1845—1874年间经由香港出洋（主要是前往美国的旧金山与澳大利亚的墨尔本）的赊单苦力即达266326人。罪恶的鸦片走私与苦力贸易刺激了香港开埠初期造船、航运、码头、旅馆、贸易、银行等行业的发展，推动了早期香港经济的“繁荣”；另一方面，则是加剧了中国内地的社会矛盾，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香港作为一个特殊类型的地区，在一定的意义上来说，完全是由于种种所谓“偶然”的突变而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从一种封闭的封建社会形态转变为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形态的（尽管初期并非典型意义上的资本主义）。英国殖民主义者对香港的强行割占和租借，直接导致了在这块老大封建帝国的人烟稀少、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边陲地区出现了全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香港正是在英国殖民主义者的大炮和刺刀的武力征服下而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从而走上了一条与内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同的道路。从历史发展的眼光看，香港的这种社会突变，正如当年马克思在对英国侵占印度的分析中所说的那样（虽然后来的印度只是一种“不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被极卑鄙的利益驱使的，在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上也很愚钝。但是，“英国不管是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香港目前所实行的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带有相当浓厚的殖民地色彩和垄断因素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香港从开埠之时起，就只是英国在远东的一个附属的资本主义市场，是英国资产阶级实行向远东扩张的一个“自由港”。因此，从本质上来说，英国在香港所实行的统治形式是其传统的殖民地统治。英资财团在香港的一些重要经济部门大体上均处于垄断的地位（例如对香港银行、航空以及电讯、电力等公用事业的垄断或控制）。但是，香港毕竟是一个国际性的自由港，国际格局的变迁与香港特定的社会环境、一百多年来的经济发展，又使得港英政府在这有限的地理空间实行某种程度的较为“开明”和“自由”的统治模式，致使港英政府本来不合理的殖民统治在一定范围内变得可能适应香港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和自由竞争机制而较易为香港人所接受。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形势的变迁，目前对香港经济繁荣起主要作用的实际上已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殖民主义因素，而是香港式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与全面开放的自由港政策，它与那种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的“自由资本主义”已有很大的不同。例如，近二三十年来，香港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已经有了较大的提高，劳动条件有了相当的改善，受教育的机会也有相应的增加；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已主要不是靠延长工时、增加劳动强度去获取，而主要的是靠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应用，靠改善经营管理，靠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等等。因而有人将港英政府自本世纪70年代以来实行的这种“港督独裁十咨询民主”的港式统治模式称之为“开明独裁”的新殖民主义。香港作为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一个比较特殊的个案，对其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演变进行深入的解剖和研究，相信对于全面了解香港社会的今昔变迁与加深中国近代史的比较研究，对于深化我国当前改革开放理论的认识，都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二
毫无疑问，在有关“香港学”的各个研究领域（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社会等）中，目前最受人们重视的是香港经济。在中国经济史上，香港作为一个比较成功的特殊个案，将具有独特的借鉴意义。而探索香港经济发展的历程，必然将涉及经济史的分期问题。
就整体上的中国近代经济史来说，大致有一个比较明显的阶段性：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前夕（1840—1894年），是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中国社会经济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初步形成时期；从1894年至1927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结构的完全形成时期；从1927年至1949年，则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崩溃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生和发展时期。但是，香港经济史的分期，将是有别于上述的这种历史划分。这种区别，首先是在于香港作为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与自由港，其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明显地受到国际环境变化的制约；其次，香港狭小的地理空间，又带有港口城市史的典型特征，转口贸易在整个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特殊地位。虽然迄今为止海内外学者对香港经济史的分期并未有完全一致的看法，而且事实上也似未见有一部比较全面的香港经济史专着面世，但我们仍可大致尝试作如下四个时期的划分：
一、转口港时期（1841—1941年）经过这整整一百年的历史变迁，香港终于发展成为远东的国际大商埠，人口也从英占香港当年的不足1万发展至太平洋战争前夕的164万。在此期间，香港经济可以比较明显地划分为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1）转口港初创阶段（1841—1860年）：在这20年间，先后发生了1840—1842年及1856—1860年两次鸦片战争，与其说香港已成为远东的自由贸易港，还不如说在更大的成份上是作为英军侵华的后勤补给基地与各国鸦片走私、苦力贸易的据点（参见本文第一节）。虽然已有初具规模的转口贸易以及为转口贸易服务的小型的造船、修船、旅馆以及商业服务等行业，人口也已发展至近10万，略具近代城市的雏形，但整个经济发展还只局限于香港岛本身。（2）转口港确立阶段（1860—1898年）：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后，英国“正式”割占九龙，形成隔海相望的“双城”，港九间面积达6000公顷的“维多利亚海峡”直接置于港英的控制之下。港口吞吐量从1861年的2545艘、1310388吨激增至1898年的11058艘、13252733吨，分别增长了8．8倍与9．1倍。其次，香港在中国总贸易额中的比重持续增加，至80年代末，已超过40％；同期英国对华贸易的50％左右也是经由香港进行的。银行、电讯以及早期工业均有所发展。华人在港的政治、经济地位开始崛起，香港的第一个华商组织——中华会馆（即“中华总商会”的前身）也于1896年成立。至1898年，香港人口已达25万多。（3）转口港发展阶段（1898—1941年）：1898年，英国强行租借新界，使香港原有陆地面积增加达11倍之多，最终形成了今日香港的地理范围。虽然这一阶段曾因日、美对华经济扩张及上海、天津、大连等港口崛起的影响，香港在中国贸易总值中所占的比重有所减少，但转口贸易的绝对数字仍有较大增长，香港已经发展成为东方屈指可数的贸易大港。另外，广九铁路与启德机场也先后投入使用。这一阶段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工业有了长足的进步，至1940年，港产品出口额已占总出口额（即包括转口）的12．1％。次年，香港已拥有工厂1250家，工人总数超过9万。这对于战后香港工业的重建与发展具有积极的影响。
二、日占时期（1941—1945年）从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至1945年8月15日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为止，日本在香港实行了三年零八个月的法西斯统治。这是香港经济受到严重摧残的时期，大部分战前建立起来的工业被摧毁，外贸等正常的经济活动均基本停止。
三、重建时期（1945—1959年）这一时期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1945—1949年的恢复期与1950—1959年的过渡期。在前一个阶段，香港医治了战争的创伤，经济逐步得以恢复与发展，至1949年，香港的注册工厂已有1251家，工人60205人，大体上接近或达到战前的最高水平；外贸总值也从1947年的27．67亿港元上升至1949年的50．69亿港元，其中中国对港贸易总额达11．78亿港元，占香港总贸易额的23．2％，居港主要贸易伙伴的第一位。在后一个阶段初期，由于港英当局追随帝国主义对华禁运，导致战后刚刚恢复和发展起来的转口贸易急剧下降，香港经济处于相当困难的境地。但是，由于当时一系列有利的国际环境等等因素，香港奇迹般地解决了其迈向工业化所需的劳力、资金、技术、设备、市场和管理人才等条件，在战后世界经济结构的转变中，以发展轻纺等劳动密集型工业为突破口，逐步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1959年，香港已拥有工厂4541家，雇佣工人177271人（总人口已从战后初期的60万激增至302万）；外贸总值上升至82．27亿港元，在其中的出口总值（包括港产品出口值和转口值）32．78亿港元中，港产品的比重已上升至69．6％（占22．82亿港元），在历史上首次超过了转口值，这标志着一个新时期的到来，香港经济已处于“起飞”的前夜。
四、工业化时期（1959—）进入60年代以来，香港经济首先在工业、外贸等得到迅速的发展，并由此带动了金融业、房地产业，形成了香港经济的四大支柱。进入70年代以后，香港经济出现了现代化、多元化发展的新局面，继60年代生产总值（以当年价格计算）年增长率为18．6％之后，70年代进一步达到19．3％。至70年代末80年代初，香港已逐步形成远东地区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轻工业制造中心与旅游中心（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可依60年代、70年代、80年代而比较明显地划分为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1988年，香港的生产总值（按当年市场价格初步估计数字）更达到4256．25亿港元，人均产值为74917港元，在亚洲仅次于日本，进入了世界比较发达的国家（地区）行列。
当然，目前学术界对香港经济史的分期标准不尽相同，对分期尚有多种不同看法；另一方面，这种分期的讨论不仅有利于把握香港经济发展的脉络，还将有利于香港史分期的探讨，因此，开展分期问题的讨论是必要和适时的。希望不久的将来能有一个比较一致的认识。
关于近代香港财团史、社团史的研究，是目前香港经济史研究中的又一个重点课题。其中不少也是涉及整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热门专题，例如对于怡和洋行、汇丰银行、太古洋行、旗昌洋行等历史的研究。这些财团有的总部在香港，但其早年分支机构却遍布中国内地的沿海地区以至部分内陆省份，如汇丰银行的创办及其初期的发展；有的原先就是在中国大陆创办的，后来英占香港后，才继续将总部迁往香港，但一直并未放弃大陆的市场，如英资的怡和洋行。又如对于诸如香港东华三院、保良局等早期社团的研究，它们不仅仅是香港华人的慈善机构，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典型的绅商组织。三院的总理与保良局的董事，大都为香港华人资产阶级的上层分子，由于他们所具有的经济实力与社会地位，因此在香港社会的“官”、“民”之间扮演着一种颇为独特的角色。东华三院与保良局迄今均有百年以上历史，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香港社会的历史沧桑。此外，还有关于中华总商会史的研究，关于香港招商局历史的研究等等。上述财团、社团的历史，不仅仅对于香港经济史的研究，而且对于剖析帝国主义侵华的历史，探索买办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与发展，对于了解香港的社会、文化、政治变迁，以至内地—香港—海外的历史传统联系，均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目前内地史学界对于香港财团史的个案研究，已陆续有学术成果问世，但对于社团史的研究（即使是早期与内地关系甚为密切的社团如保良局等），却仍近乎空白。
另一个与香港经济史有密切关系的问题是关于近代人物的研究。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有不少在政治、文化或经济领域甚有影响的人物，均与香港有某种特殊的关系。前者如孙中山、伍廷芳、何启、胡礼垣、黄胜、王韬等；后者如容闳、唐廷枢、徐润、郑观应、莫仕扬等，他们大部分为广东香山（今中山）县人，其中不少更是买办世家，如唐氏家族之于怡和，徐氏家族之于宝顺，莫氏、郑氏家族之于太古等等。关于后者的研究，对了解19世纪买办资产阶级的产生、买办资本的积累以及买办资本与民族资本的关系，探讨香港以至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变迁，均有一定的价值。相对而言，对后者的研究目前似乎较为薄弱，更有深入探讨的必要（至于目前香港的经济强人如李嘉诚、包玉刚、霍英东、李兆基、郭得胜、郑裕彤等，则已是属于当代人物的研究了）。
三
英军的炮舰轰开了清朝帝国闭关自守的大门，屈辱的城下之盟——《南京条约》，终于订下了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以及割让香港等条款。资本主义的血腥掠夺与近代西方的生产技术和资本输出，随着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一起带进了中国。香港成了我国最早采用机器生产的第一批新式企业的诞生地之一。香港开埠以后，最先发展起来的行业除了从事各种进出口贸易的机构外，主要包括有船舶修造、码头、搬运、货仓以及随后的煤汽、制糖、制冰、制缆、水泥、电力、纺织等行业。英商怡和、宝顺及美商旗昌等大洋行，也尾随英军而至，纷纷在港开设总部或办事处，它们是开埠后最早在港立足的一批外国公司（洋行）。1843年，香港首次建造的80吨小型船只下水；1845年，香港出现了第一家银行——东藩汇理银行；1865年，香港上海汇理银行（即后来的汇丰银行）也在港创立。这些早期在港开办的公司、企业，大体上以外商（尤其是英商）为主，因而也就出现了一个直接为洋商服务、数量颇为可观的买办阶层。其中有些买办就是从依附于洋行企业，经积聚了一定的资本以后，再逐步创办自己的近代企业的。值得注意的是，香港的这一买办阶层在开埠初期的特殊社会环境的经济活动中，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但从总体而言，华资势力在港的崛起则显然稍迟一些，大体在19世纪70—80年代才逐渐在经济、政治上形成较大的影响。19世纪70年代末，港督轩尼诗就曾在立法局表示，华人已成为港岛的最大业主，港府的税收有90％来自华人；1881年他又透露，香港每季缴地税1000元的业主18人中，除怡和洋行一家外，余17人均为华人。从80年代开始，华人代表伍廷芳（1880年）、黄胜（1884年）、何启（1890年）等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更先后步入政坛，成为香港立法局议员。
中国的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一样，都是近代机器大工业的产物。香港开埠以后，随着航运、货仓、码头等行业的发展以及船坞、制糖等新式企业的出现，香港产生了近代的第一批产业工人。此外，尚有数量颇为可观的商店职员、人力车夫、市政建筑等工人。据有关资料，至19世纪80年代，仅英商在港开办的较大的工厂企业即有香港煤汽公司（创设于1862年）、香港黄埔船坞公司（1863年）、香港中华火车糖局（1878年）香港雪厂（1880年）、太古糖厂（1882年）、香港麻缆公司（1888年）、香港制钢公司（1883年）、香港牛奶冰厂（1886年）、青州水泥公司（1887年）、香港纺织公司（1888年）、香港电灯公司（1889年）等。关于香港早期产业工人（包括海员工人、机器业工人等）人数，迄今尚未见有比较确切的统计数字。但从上述工厂企业之数量、规模以及其他有关资料、早期香港历次工人罢工情况等分析，至90年代中期，香港各类工人人数估计当有4—5万（1894年，香港人口已达246，006人，其中华人235，224人）。有的学者估计，至甲午战争（1894年）为止，中国近代产业工人总数约近10万，其中在外国资本直接经营的企业中的工人共约3．4万人；而在这近10万产业工人中，除矿工以外约80％集中在上海、汉口、广州、天津四市，其中上海又占了47％。经校对，这一数字除香港黄埔船坞公司一家外，并未包括香港方面的其他统计数字，因此“10万产业工人”之说比之实际数字显然是偏低了。同时，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工人阶级，不仅承受着一般意义上的资本家的雇佣剥削，更是直接身受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在这里表现得尤为激烈。因此，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决定了香港的工人阶级与外国侵略者、剥削者的对立更为尖锐，而罢工则是早期的主要斗争形式之一。深入研究近代香港工人运动的历史，探索和比较香港与内地工运的关系和特点，是有其学术价值的。
从总的趋势来说，香港与内地的工人运动具有明显的一致性。但是，由于历史上的原因，香港的工人运动也带有其自身特点的明显印记，不仅罢工斗争发生得早，工人的社团组织出现也早，而且反殖反帝斗争的色彩更为强烈。
英国占领香港之后，一直在港实行歧视华人的殖民统治（越是早期，这种种族歧视就越明显）。因此，罢工斗争比内地来得更早、更激烈。还在香港岛刚刚被逼割让两年后的1844年，港英政府就借口岛上治安混乱，于是年8月21日由立法局通过条例，决定在11月1日进行人口登记，规定港岛居民不分国籍，均须向总登记官领取登记证，英商每年缴费5元，华人每年1元。华人对此表示强烈反对，认为该条例是变相征收人头税，遂决定罢工抵制。10月31日，港英政府及私人所雇用的中国工人几乎全部罢工，连买办们也开会决定离港。是日，离香港回省城（广州）的华人即达3000人。11月1日，全港店铺、街市停业，食品供应中断，穗港交通受阻。次日，迫于局势严重，港英政府才不得不宣布暂停施行该条例。11月13日，立法局通过新的人口登记条例，并取消征收登记费。至此，才逐步平息了这场斗争。这是英占香港后爆发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华人罢工斗争，比过去史学界一般所认为的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一次工人罢工斗争——1868年上海英商耶松船厂工人举行的反对外国资本家降低工资的罢工，还要早上24年。
如果说，1844年香港人民群众的罢工斗争主要的还是一种多少带有自发倾向的经济斗争的话，那么，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香港人民反对英法联军侵华的罢工斗争就明显地带有政治斗争的性质了。1858年，香港的海员、搬运以及市政等行业工人2万余人，响应佛山团练局的罢工号召，积极参加反对英法联军侵占广州的罢工斗争，并纷纷回到广州。这次罢工斗争比之上海耶松船厂工人的罢工，也早了整整10年。
香港不仅罢工斗争发生得早，而且工人团体组织的出现也比内地要更早一些。
工会作为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最早出现于18世纪中叶的英国。但在封建专制统治下的中国大陆及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工人阶级要成立社团组织，殊非易事。19世纪末期，香港的工人阶级队伍有了较大的发展，尤其在航海、船舶修造及码头、市政等行业，人数都已相当可观，仅是香港黄埔船坞公司所经常雇用的中国工人，就有2500—4500人。
工人队伍的壮大，为早期的工人运动积聚了力量。同时，香港工人身受殖民主义、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三重压迫，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显得更为尖锐，而且香港的工人（尤其是海员工人）与世界各地的接触较多，受海外工运、革命思潮的影响较大，得风气之先，因此，香港比内地更早出现工人的社团组织是可以理解的。
1908年11月，香港太古船厂西方管理人员无理殴辱、开除中国工人，激起公愤，机器工人即怠工以示抗议，迫使厂方道歉，并对被殴工人付出赔偿。事后，工人意识到团结斗争的必要，遂积极宣传，筹组工会。经三个星期的努力，征得会员3000多人，分别成立“群艺说学社”、“群爱公论社”等小团体。至1909年3月13日，正式成立了香港机器工人的统一组织——“中国研机书塾”。
“中国研机书塾”作为香港最早的工人团体组织，在中国早期工运史上具有一定的影响。随后，广州机器工人于同年5月13日组织了“广东机器研究公会”。辛亥革命后，“广东机器研究公会”改组为“广东省机器总会”。不久，香港“中国研机书塾”也易名为“香港华人机器会”，并于1920年4月组织了全港机器工人总同盟罢工，取得了反对资本家剥削、增加工资的胜利。次年，香港的另一个工会组织一一“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正式成立。这是中国海员工人的第一个正式的工会组织，也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化的工会组织之一。1922年，海员工会胜利地组织了持续达56天之久的香港海员大罢工，夺得了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反对英帝国主义斗争的第一次大规模的胜利，成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全国第一次罢工高潮的开端。
由于香港独特的历史社会背景，近代香港的工人运动具有相当强烈的反殖反帝色彩，并与内地工运互相影响，携手共进。其中具有全国性意义或重要影响的罢工事件即有：1844年反对港英当局人口登记条例的罢工斗争；1858年反对英法联军占领广州的罢工斗争；1884年反对法国侵华、港英当局袒护法国的罢工斗争；1905年反美华工禁约运动（杯葛美货）；1920年反对资本家剥削、要求增加工资的机器工人总同盟罢工；1922年香港海员大罢工；1925—1926年省港大罢工，等等。这些罢工斗争，明显地都带有直接的反殖反帝斗争的意义。他们不仅反对英国的殖民统治，也反对美国、法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和压迫。其中有些罢工斗争如省港大罢工，不仅在香港工运史上，而且在中国以至世界工运史上，都具有深远的影响。30—40年代，香港虽然再也没有爆发像20年代的海员罢工和省港罢工那样的大规模的罢工运动，但较小规模的罢工斗争仍连续不断。遗憾的是，目前内地史学界对于近代香港工运史的研究（包括内地与香港工运史的比较研究等），大致还局限于少数专题上。近年国内外均陆续有新的中外文档案文献资料公布，也许能有助于该项研究的突破。
四
在近代香港史上还有一个颇为耐人寻味的现象，这就是香港在中国近代史上所扮演的特殊角色——大陆的各种政治势力，都在香港进行不同程度的活动，他们或明（有的也许在港英政府看来不一定是“合法”的）或暗或半公开地在此角逐。历史上围绕着香港问题的中英外交关系也同样令人扑朔迷离。这里我们不妨从孙中山在港的活动开始作一历史的回顾。
孙中山可称得上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有影响而又与香港有密切关系的一位历史人物，他的早期革命活动，也与香港息息相关。学生时代的孙中山，曾经在香港度过了整整的七个半年头。他先后就读于香港拔萃书室、中央书院与香港西医书院，学到了不少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和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说。他目睹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文明进步与香港同胞的爱国热情，也受过他的老师何启、康德黎等人的影响，并与当地青年知识分子杨衢云、陈少白、尤列、杨鹤龄、谢缵泰等人交往甚深，这些都与孙中山后来的革命活动很有关系。孙中山自己就曾认为，他的革命思想发源地就在香港。
由于香港所处的特殊环境，1895年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后返抵香港，与当地的爱国团体辅仁文社合作，以“乾亨行”商号的名义作掩护，在中环成立兴中会总机关。随后，香港更成为策动武装起义的根据地。在1895—1911年间，以香港为基地或与香港有直接关系的武装起义达七次之多。此外，香港还是革命党人进行舆论宣传、鼓吹革命的重要阵地，曾被视为“革命党机关报之元祖”的《中国日报》，就是1900年1月根据孙中山的指示而由兴中会在香港创办的。该社成为当年革命党人聚会、联络的重要秘密据点。可见香港与辛亥革命运动的密切关系。不过，尽管孙中山及其革命党人的活动在某个特定时期的一定程度上曾得到港英政府的默许，但这毕竟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1895年（乙未年）孙中山领导的首次反清武装起义——广州起义，就由于谋事不密，事先被清政府查觉，“香港英国当局也曾将兴中会活动情况暗中电告两广总督”而致未及发难即遭失败。随后，香港总督罗便臣还下达驱逐令，禁止孙中山在香港境内居留。此事在孙中山提出质问之后，香港布政司骆克仍坚持该驱逐令，并表示如孙到港，将“予以逮捕”云云。
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香港也有过它的贡献。近代的香港文化可谓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英国殖民统治下，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在此交汇。中西文化的拼接以及经济发展后现代物质文明的影响，使香港形成一个既有别于中国内地都市、更有别于西方社会的华人区域文化圈。在80—40年代，香港还曾两度成为与上海、桂林、重庆、延安同样重要的文化中心。有的香港学者就认为，这是香港新文学发展的两个高潮，对香港以后的新文学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挑起了芦沟桥事变，对中国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略战争，上海、武汉、广州等地相继沦陷，内地大批文化人由是南下香港；1941年1月发生皖南事变，随后又有一批文化人荟萃香江。在他们当中，有知名的爱国人士，也有中国文化界的精英，包括蔡元培、柳亚子、邹韬奋、茅盾、夏衍、陶行知、胡风、蔡楚生、司徒慧敏、萨空了、金仲华、范长江、肖乾等数百人。他们的到来，为香港文坛增添了新的光彩，使香港的抗日救亡文化宣传活动达到新的高潮。30年代香港的新闻传播事业也有了长足的发展。据有关资料统计，这一时期仅新创办的中文报纸即有36家，中文期刊72家；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又有多家新的报刊问世，其中包括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茅盾主编的《笔谈》与《文艺阵地》，以及被誉为“人民喉舌”的《华商报》等。1941年12月25日日军攻占香港，东江纵队在香港地下党组织的密切配合下，成功地将包括柳亚子、邹韬奋茅盾、夏衍、胡风等在内的数百名文化界精英和爱国民主人士安全转移到大后方去，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战后（1945—1949年），由于大陆政局的变化，又有不少进步民主人士、文化界精英以及部分中共人士相继南下香江。他们当中包括郭沫若、冯乃超、茅盾、夏衍、林默涵、廖沫沙、乔冠华、邵荃麟、杨奇、胡绳、周而夏、聂绀弩等。他们的到来为香港文坛增添了新的血液，使香港再度成为华南的文化中心，也形成了香港文化史上最活跃的时期之一。新的报刊也纷纷创办。1945年底，《正报》（其前身为东江纵队机关报《前进报》）在港诞生；次年1月，《华商报》在港复刊。《大公报》、《文汇报》也于1948年在港出版。郭沫若的《洪波曲》、茅盾的《锻炼》、黄谷柳的《虾球传》等，均是这一时期的作品。
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史上，香港也有过其独特的地位。从20年代至40年代，由于香港所处的特殊环境，又使香港成为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民主党派的重要活动地区之一。华南的中共领导机关也曾多次设在香港。1927年4月，国民党先后在上海、广州等地发动政变。同月17日，中共广东区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将区委机关撤往香港，改称广东特委。1988年夏秋间，两广团省委和中共香港市委联合组成中共两广临时工委。次年8月改称香港工委。其后广东省党的领导机关曾一度中断活动。1936年9日，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在香港成立，下辖广东、广西全省和福建、云南、贵州的部分地区党组织。次年10月，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南委）在香港正式成立，张文彬任书记。1947年6月，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正式在港成立，方方任书记，尹林平为副书记，管辖广东、广西全省及福建、江西、湖南、云南、贵州等省部分地区的党组织。1949年4月，香港分局改称华南分局。5月，分局机关迁广东潮梅解放区。解放后分局机关始迁驻广州。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围绕着香港问题的中英关系，也一直是引人注目的。1938年1月，由周恩来亲自出面，并征得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将军的同意，党中央派廖承志在港设立了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个以组织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支援祖国抗战为主要目的的半公开的办事机构。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港英政府曾一度与我八路军驻港办事处联系，要求东江游击队牵制日军。但英方对我方提出的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共同保卫香港的要求一直犹疑不决，终致贻误战机。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在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募捐以及转运海外华侨与港澳同胞支援抗战的捐款、物资，在后来的太平洋战争期间组织抢救文化人、爱国民主人士和国际友人的斗争中，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香港还是各民主党派及民主人士在华南的活动中心之一。1948年元旦，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正式在港成立。同月，中国民主同盟（民盟）也在香港召开一届三中全会，重建领导机构。从1948年下半年至次年初，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及其他各界知名人士、专家学者，包括李济深、沈钧儒、章伯钧、彭泽民、谭平山、蔡廷锴、郭沫若、马叙伦、茅盾等人，就是从香港乘船北上，经东北解放区而转到北京参加新中国的筹建工作的。香港当年所处的特殊地位及其所扮演的角色，是中国大陆其他地方所难以比拟的。
所有发生在香港的这一切，似乎都是颇为矛盾的：港英政府为了确保英国在华的既得利益，它一直维持对大陆政权（从清政府到国民党政权）的某种程度的支持；为了在大陆的政治格局变动中可能谋取更大的好处，它又不能不对对垒各方（如国共两党）的力量对比消长作出选择、判断，并及时调整对策，以免在重大事态或政权易手之时措手不及，等等。这里，有着极其微妙、复杂的关系。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英国政府则是西方国家中最早率先表示承认的国家之一。1984年中英两国政府终于圆满地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香港问题，使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在社会史、文化史等领域，香港同样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限于篇幅，还有很多问题未能涉及。可以相信，随着香港问题的日益重要与“香港学”的崛起，香港史研究必将受到学术界更高的重视，将有更丰硕的成果早日问世。
（资料来源：《广东社会科学》1980年第4期。）&nb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