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张海荣:《公车上书记》作者“沪上哀时老人未还氏”究竟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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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张海荣:《公车上书记》作者“沪上哀时老人未还氏”究竟是谁


原文出处:《清史研究》(京)2011年2期第138~144页
作者简介:张海荣(1981-),女,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1。
“公车上书”是甲午战后的重要事件。目前研究“公车上书”的史料主要有三种:一、光绪二十一年(1895)闰五月上海石印书局代印《公车上书记》。书中内容依次为“仓山旧主”袁祖志《序》,长沙刘锡爵、斐如甫《序》,“沪上哀时老人未还氏”《公车上书记》(以下简称《未还氏“记”》),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及不着撰人《公车上书题名》。①二、同年八月,康有为弟子徐勤撰《南海先生四上书记·杂记》。②三、康有为自编年谱《我史》。其中,《未还氏“记”》写作时间最早(作于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初一日),详细记载了“公车上书”的起因、经过及其流产的过程,被学界广泛征引。然其作者究竟是谁,一直是个谜。这对于判断《公车上书记》的学术价值、考察康有为与“公车上书”的关系而言,实是不可绕过的一环。
“沪上哀时老人未还氏”究竟是谁?黄彰健先生指出:“梁启超在《清议报》上为文,曾署名‘哀时客’。此序文或系梁所作,亦未可知。”③汪叔子、王凡两先生曾专文考察《公车上书记》的刊销情况,认为“沪上哀时老人未还氏”就是《公车上书记》的出版者“古香阁主”——“沪上的一个普通书贾”,理由是“未还氏”在其记文中称:“因为记其始末,刻其文及其(人)姓氏以告天下”。④欧阳跃峰先生判断他“与康有为的关系非同一般”。⑤马忠文先生“很怀疑此即为康有为本人”。⑥房德邻先生表示“不知他究系何人”,但“肯定不是康有为”,并就发动、组织、投递等几个关键情节质疑《未还氏“记”》的准确性。⑦茅海建先生从《未还氏“记”》、徐勤《南海先生四上书记·杂记》、康有为《我史》之间的递进关系,推断他“很有可能是康本人或康党成员”。⑧朱宗震、王欣嘉两先生猜测“未还氏,似为王韬的隐名,待考。”⑨
单就《未还氏“记”》本身来看,关于写作缘起及着者讯息表述如下:
试事既毕,计偕者南下及沪,为述此事甚悉,且有录得副本并姓名单见示者。为读一过,虽不免有言之过激,及陈义太高,骤难施行者,然煌煌之文,惊天地泣鬼神矣。因为记其始末,刻其文及其人姓氏以告天下。其各省分上之稿尚当汇搜续刻,以存一朝未有之公案焉。光绪二十一年五月朔。沪上哀时老人未还氏记。
其中透露了三点:一、着者未亲自参加“公车上书”,其消息得自参加过“公车上书”却未中试的举子,他们还为着者提供了上书的副本并姓名单;⑩二、着者对于康有为的评价分为两面,一面盛赞康所撰“上清帝第二书”“惊天地泣鬼神”,一面又认为其中“有言之过激,及陈义太高,骤难施行者”;三、着者时居沪上,可能是一位老人,号“未还”。
某日,笔者偶然翻阅《经元善集》,其中有经元善致谢家福一函,文末称:“幸再与未还老人质证之(未还,沈谷人谱兄别号也)。”(11)然则“未还老人”沈谷人是否就是“沪上哀时老人未还氏”?
沈谷人,即沈善登(1830-1902(12)),字尚敦,号谷成、谷人、行一,着名居士,法号“觉尘”。浙江嘉兴桐乡县人,出身书香门第,祖炳垣、父宝禾皆为举人。早年就学于钟文烝,受春秋谷梁学。同治六年(1867),与胞弟善经同举于乡。翌年,中二甲第52名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13)受知师中有张之洞、马新贻、谭钟麟等。(14)中年,深研佛学,“以净土为总持,及专念他佛散心得生之理”,(15)并兼涉西学。沈氏自称:“余夙世为僧。幼六七龄时,数有梦征,绝险怪,历十年不变。最后梦得师资,为题自画小影,乃截然不复梦。岂余固从西土来耶?因取题句意,自号‘未还道人’。”(16)光绪四年(1878),他与好友张常惺等,结坛苏州邓尉圣恩寺,写《弥陀经》、摩崖于杭州西湖小霍山。至今垂为胜迹。此外,他还积极参与佛经刻印活动,曾向日本佛学家南条文雄等托请中国失传佛典,择善付梓,并与着名居士杨文会、许灵虚相交甚密。(17)光绪八年,沈善登出面承办湖北荆门煤矿,然因盛宣怀“事多掣肘”,上海又发生大规模金融倒账风潮,股商纷纷退股,最后只好将矿转给盛宣怀。(18)在电报兴办过程中,也有沈氏活跃的身影。(19)沈善登还多次参加义赈,并因此与沪上名流经元善、郑观应、谢家福相识,结为金兰之交。(20)郑观应《易言》一书曾请他与谢家福二人修订(21);经元善创办上海经正书院,又请他出面主持。(22)晚年,沈氏专精《周易》,勤于着述。其生平好藏书、刻书,有《报恩论》、《经正民兴说》、《论余适济编》、《古本大学顺文》、《需时眇言》、《证心集》等行世,并编刊“豫恕堂丛书”。(23)时人对他的评价是“道心甚坚,佛学甚深”;(24)“深通六艺,博极群书,深识达览,洞视古今中外……而守道纯笃,不肯枉尺直寻,以求用于时……深通内典,博涉泰西政艺之学。”(25)张岱年先生曾专文研究沈善登的哲学,指出:“他的思想是经学、佛学和西学的混合物。”“沈氏提出了一个颇有独创性的宇宙论学说,从哲学思想来说,沈善登的思想与康有为、章炳麟相比,似乎并无逊色,而且较为完整……沈氏的学说还是值得注意的。”太虚法师列之为“夺禅超教律之净”的代表人物。(27)
沈善登与康有为直接交往始于光绪二十年。其时因甲午战事失利,经元善有意响应盛宣怀、钟天纬等人号召,发动友朋及各界仁人志士,招募义兵,筹集义饷,并竭力争取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的支持。然沈善登认为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极力劝阻。沪上绅商对此也有很大争议,“和之者殊寡”,(28)加之中日议和很快告成,事遂中寝。不过,其间还发生一段插曲。光绪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经元善连致谢家福两函提到康有为:
兄新识一友,临桂人,热心好善。近接函称,有问学友某君,渊博通才,附来保鲜、攻日两策,及罪言三篇一并呈鉴,即可以觇其抱负。此二君连沪上梅溪张君,已托人上陈南皮制府。
昨寄一缄,谅已达览。今又附某君所着《〈尊小学斋〉书后》一篇,请察阅。(29)
其中,“临桂人”,指龙泽厚;“某君”,指康有为;“梅溪张君”,张焕纶;“南皮制府”,张之洞;“钟”,钟天纬。显然在此之前,经元善与康有为并无交际。谢家福同样不认识康,却给予恶评:
某君学问议论,香帅督粤时,谅已早知。香帅此时澄观有待,盖知行必践言之难也……梅溪鞭劈近里,素甚佩服。某君,福未深知,吴越士大夫皆以狂士目之。
钟、康、严所议,虽其说难行,然此即未死之人心,蓄以待用,必有得当报国之一日……某君稿件奉缴,再请以管见质诸未还。(30)
二十七日,经元善将谢家福复函转呈沈善登,并加以评论,其中有涉及康有为、梁启超师徒者。沈氏对此一一注复:
敝友龙君书来,有梁孝廉奉师命,愿来助成经正书院。在沪遍访,不获遇。正拟函讯龙君,而望炊初次复函,有“吴越士夫目康狂生”一语(沈注复:论学问,谢为康门生尚不配,并未相识,何得轻论?可谓妄矣)。弟续附去《〈尊小学斋〉书后》各稿,望炊复函不着一字。谢与康未曾晤面,或所闻不善者恶之口吻,而先入为主也(沈注复:谢岂能知此中消息,正是惯使乖巧耳)。梁应邀约与否,乞兄酌之(沈注复:梁肯来,求之不得。兄实病废,远不如夏间矣)。伫盼示复。(31)
十一月二十九日,沈善登又致经元善一笺称:
康先生,闻名已久。前读《伪经考》,颇有卓见,意必其人高不可攀。今夏会邂逅晤面,始知仁心仁术,真积学有道君子,佩服之至!惟《长兴学记》一卷,或系年轻时手笔,将来必然后悔。望炊无识,人云亦云,论学术,相去甚远。梁孝廉学承渊源,能来总持经正书院最妙,此下走所馨香祷祝者也。(32)
由上可知,沈善登在光绪二十年夏曾与康有为晤面,对康大表欣赏,给予“仁心仁术,真积学有通君子”的高度评价;他盛赞康有为《新学伪经考》“颇有卓见”(这似乎与沈自身的谷梁学背景有所关联),而对《长兴学记》不以为然;他大概不认识梁启超,但因梁为康有为弟子,同意请其主持经正书院。经元善得沈氏复函,随即四处打听梁启超的下落,并致函龙泽厚询问梁在上海的落脚地。(33)然梁仅在沪停留数日,很快返回广东。(34)此事不了了之。(35)
翌年“公车上书”事件发生时,“未还道人”沈善登正居于上海美租界豫顺里(即虹口汇业公所西首)沈公馆。(36)此时他年已老迈,左目失明,久卧病榻,但仍关心世事。这与“沪上哀时老人未还氏”的署名完全吻合。此外,笔者还有四点发现:
一、上海石印书局刊印之《公车上书记》扉页左旁题“光绪乙未徐骐署”。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三日,《申报》上曾刊登“书润助赈”:
平江徐荩臣明经,名骐,书法直追钟、王,有目共赏。向来润格堂轴,五六尺,两元;三四尺,一元;屏条同。联对五六尺,一元;三四尺,五角。扇页细楷,一元;行书,三角。匾额,四元。代撰寿叙、碑文、联语、题词等,面酌。纸劣不书,泥金自备。现寓虹口汇业公所西首桐乡沈谷成太史公馆。悯念北省灾荒,发愿助赈,书润照格减半。欲求书者,请将润资交“源通”官银号、《申报》馆、仁济堂、丝业会馆四处,掣取收票送沈公馆。三日取件不误。
这证实徐骐当时恰好寄居沈善登公馆,与沈关系密切。
二、《未还氏“记”》一文有“初九日松筠之足音已跫然矣,议遂中寝”一语。茅海建先生指出“足音跫然”典出《庄子·徐无鬼》篇一:“夫逃虚空者,藜藋柱乎鼪鼬之迳,踉位其空,闻人足音跫然而喜矣……”(37)这表明作者对于庄子十分熟悉,信手拈来。而在沈善登的着作中就经常引用或发挥庄子的学说。如:
经术荒疏,无裨实用。而令学者熟读《古微书》及路史、古史考,以期得人才,无论其必不可得,即得之,又何裨实用?庄子言大愚不灵、大惑不解……可哀也哉!(38)
又有:
惟后人撰《五教仪》曾一及之,以借庄子援督为经之说……
盖十方世界,在一大灵光中,犹海浮沤耳。由其光盛生威,威生耀,耀生热,热生气。此气非呼吸有质点之气,老子谓之“谷神”;庄子谓之“踵息”;神仙家谓之“祖气”,谓之“罡气”,谓之“元阳”;孟子谓之“浩然之气”。
……庄子言黄帝得之,以袭气母,殆即谓此。(39)
如《文心雕龙·神思篇》云“方其搦翰,气倍词前,暨乎成篇,半折心始”数语,曲写文心,而推之事物,则知庄子所谓“心迹之判久矣”者……庄生反言若正,正言若反。《文心》恢诡,类如此……(40)
此外,张岱年先生分析沈善登“事理对举,无为善恶对举,心要内外两忘,心有全体大用及体用一原,显欲元间”一语时,也点出“无为善恶”、“内外两忘”二语,源出老庄。(41)这种行文间的不经意,正透露了作者的写作风格。
三、沈善登对于康、梁师徒虽表好感,却绝非康有为的死党;他对于康的观点虽表欣赏,也有委婉批评之词,这与《未还氏“记”》所持立场十分接近。具体来看,沈、康二人在学术、政见上的相通之处包括:1)康有为宗公羊学,沈善登宗谷梁学,皆属今文经学。2)康主张以儒立教,沈也强调:“儒佛并崇,我朝本教也,国教也。”(42)3)康主张实行变法,变革政教;沈也倡言:“法无不变,变则通,通则久,天道然也。”(43)“今议变法,不以敬教劝学为先务,而惟水火、汽机、工商、制造等学是求,本先拨矣,何法之能行?……泰西各国政教颇得此意,议者曷审思之。”(44)不过,沈、康二人也有重大分歧,观沈善登对于张之洞 《劝学篇》的评价可知。沈氏称:
今我群阴剥阳,上下穷困。有志之士,争言变法图自强,而率不循其本,甚则几欲尽废我中国四千二百余年圣帝明王政教之旧,惟西学是从,是犹导川而塞其源,涸可立待,何通之能求?座主南皮张先生着书廿四篇,篇各为题,直抉其弊。大意以保种必先保教,保教必先保国,国与教与种,实相终始,如环无端,而措施有本。故以“同心”、“教忠”开宗明义,而总题为“劝学”,以教固彻,上彻下也。孟子言“保民而王”,言“得民在得心”,言“善教得民心”诸说,全书大旨先后同符矣。虽然,使此书出于二十年、三十年前,何至有今日?而群疑众难,必不行也。此书出于今日,殆可通行矣,则未知夫汹汹者之怨我、詈我,举凡抵隙蹈暇以尝我者,亦尚待我从容布置否也。(45)
再者,《未还氏“记”》还特意点出康有为“尝以着书被谤议于时”,联系之前沈善登、谢家福围绕康有为展开的种种争论,实非无的放矢。
四、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五日,康有为曾向朝廷举荐沈善登、谢家福、经元善、严作霖、龙泽厚五人,赞其“操行廉洁,任事忠实,久在商中劝募,商情信服,义声着于海内”,可命其试办上海商务局,经理商学、商报、商会诸务。(46)其中沈氏名列首位。若非二人有一定关联,康氏似乎也不会如此力保。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沈善登就是“沪上哀时老人未还氏”。
那么沈善登在《公车上书记》刊行过程中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据袁祖志《序》称:“传闻有公车之士子,于礼闱试毕之后,击登闻鼓,联名上书……海上古香阁主求得原疏全稿,拟仿泰西石印法,映拓多本,以飨众目而快人心。”刘锡爵、斐如甫《序》也称:“客申江,得见公车谏草……此稿急待付梓,古香阁主人属序于余。”可知这两篇序作者都不曾参与“公车上书”,都是从“古香阁主人”处目睹康有为疏稿且应邀作序,古香阁主人就是《公车上书记》的发行者。那么是否如汪叔子、王凡两先生所推断的“未还氏”即沈善登就是“古香阁主人”?
“古香阁”是当时上海一家着名书庄,位于四马路中市,主要经营书籍的出版销售及书画业务等。(47)汪叔子、王凡两先生曾详细考察《申报》所刊《公车上书记》广告的频率、版面,及古香阁书庄同期所登其他新书的版面,指出“古香阁书庄主人对于推销发售此书,确是充满热烈希望,准备大赚一笔厚利。”然而这与沈善登这位翰林出身、家道殷富、长年居家礼佛的居士,风格不相吻合。汪、王两先生又提到,光绪二十一年夏,古香阁曾因《盛世危言》的版权问题吃过一场官司,以致败名又赔钱。(48)而沈善登与《盛世危言》的作者郑观应是金兰之交,且协助郑修改过文稿,显然不会发生此类纠纷。所以沈善登不是“古香阁主”。
汪叔子、王凡两先生《〈公车上书记〉刊销真相——戊戌变法史考论之二》一文证实《公车上书记》在上海刊行,当属康有为及其党人自谋刊印。(49)主要依据是光绪二十二年梁启超致康有为函。该函称:
《第三书》及《四上书记》前后各事,录副寄上。《第四书》粤中云已开刻,则无须更写。《第一书》及朝殿文,南中皆有定本,尤无须更写矣。此间希顾前交与古香阁印,云本之大小如《公车上书记》,彼恐不能获利,请改用小本,如《策府统宗》。此则万不可,故提取其稿,商之别家,议复同。彼盖尝询之诸书贾,据云“自强学会败后,《公车上书记》已不能销,恐此书亦不能销”云云。当直语之曰:“《公车记》已销数万部,度买此书之人,亦不过数万人,人有一部,自无购者矣”。而彼执迷如故也。此事或俟之他日,报馆自买机器印之。粤中能刻最佳,刻本务精雅,若如《救时刍言》,则文字减色矣。(50)
“希顾”,郑宪成,早年追随康有为,戊戌政变时,曾在上海为康传递消息。(51)汤志钧先生同样据此认为该书的刊行,“与康门有关”。(52)茅海建先生则确认《未还氏“记”》对于“公车上书”事件记述“大体准确”。(53)联系沈善登在《未还氏“记”》一文中所称“试事既毕,计偕者南下及沪,为述此事甚悉,且有录得副本并姓名单见示者。为读一过……因为记其始末,刻其文及其人姓氏以告天下”云云,则通告其“公车上书”经过并将副本钞付于伊的,很有可能就包括康党成员。然而,沈之目的又不仅仅是为了褒扬康有为,而是为了激励天下士气,故而又曰:“其各省分上之稿尚当汇搜续刻,以存一朝未有之公案焉。”当古香阁书庄得到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题名录及沈善登《未还氏“记”》之后,为了便于推销起见,又请袁祖志、刘锡爵等分别作序;沈善登则请其好友——书法家徐骐为《公车上书记》题字。
最后,笔者还想指出的是,在《公车上书记》流布过程中,隐约可以看到外国人的身影。康有为《汗漫舫诗集》称:“东事战败,联十八省举人三千人上书。次日美使田贝索稿,为人传钞,刻遍天下,题曰《公车上书记》”。并有诗云:“美使田贝惊士气则耶!索稿传钞天下墨争磨!”(54)而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十八日,《申报》首次刊载《公车上书记》广告也称:“是书系粤东康长素先生主稿……近闻美国公使已将是书翻译至美。前《新闻报》曾按日排登,然未得全豹,不及十分之一,凡迁都、练兵、变通新法诸说,皆缺如焉。”《新闻报》创刊于光绪十九年正月初一日,初期为中外合办,英国人丹福士(A. W. Danforth)任总董,斐礼思(J. F. Ferries)任总理。袁祖志正是该报主笔。
综上所述,沈善登出于对康有为及其变法主张的欣赏,不仅撰文予以褒奖,且协助出版了《公车上书记》,给康帮了大忙。随着该书的刊行,康有为名扬天下,而其上书中宣传的变革论调也引起许多有识之士的共鸣。只是后来康党为了塑造康有为维新领袖的地位,不断放大其在“公车上书”事件中的作用和影响,造成历史的真相越来越模糊。而人“哀时老人未还氏”沈善登也越来越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注释:
①国家图书馆古籍馆藏,编号:69739。
②《南海先生四上书记》,光绪二十二年上海《时务报》馆代印。该书内容依次为光绪二十一年八月龙泽厚《序》,麦孟华《后序》,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徐勤《杂记》,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上清帝第三书”、“上清帝第四 书”、“殿试策”、“朝考卷”。关于康“上清帝第二书”没有收录的原因,徐勤《杂记》解释道:“其公车联名一书,上海近有《公车上书记》刻之,今不复上石。”该书扉页还特别注明:“书经存案,翻印必究”。
③“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54:《戊戌变法史研究》,台北,1970年,第592页。
④《〈公车上书记〉刊销真相——戊戌变法史考论之二》,《江西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第100页。
⑤《“公车上书”:康梁编造的历史神话》,《历史教学》2002年第10期,第61页。
⑥《“公车上书”考证补》,《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4期,第127页。
⑦《康有为与公车上书——读〈“公车上书”考证补〉献疑》(二),《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2期。
⑧《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73页,注释1。
⑨朱宗震、王欣嘉译注:《近代序跋文选译》,成都:巴蜀书社,1997年,第89页。
⑩“计偕”,汉代被征召的士人皆与计吏同上京城,称为“计偕”;后世举人入京会试,也称“计偕”。茅海建先生还进一步明确道:“‘试事既毕’一语,有两重意思,对会试未中贡士者,至四月十二日放榜时,试事已毕;而对中贡士者,须到五月初十日光绪帝召见完毕后,方可谓‘试事既毕’。此处似指未中式举人回沪。”(《“公车上书”考证补》(二),《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4期,第127页。)
(11)谢绥之复函,光绪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虞和平编:《经元善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50页。“绥之”,谢家福。
(12)另一说称卒于1903年。俞樾《春在堂楹联录存》有“沈谷成庶常挽联”曰:“由水部入词林,以庶吉士归田,在认启单,久推前辈;因儒书通释典,逾古稀年证果,有报恩论,长寿名山。”并注:“谷成始官水部,继入翰林,竟以庶常终,不散馆,亦奇士也。精通释典,着有《报恩论》一卷。卒年七十三。”(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2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第1161页。)时人以虚龄计岁,沈善登当卒于1902年。
(13)顾廷龙:《清代硃卷集成》第29卷,台湾:成文出版社影印,1992年,第79-88页。此处还载有其详细成绩:“本省乡试中试第一百五十六名。保和殿复试一等第十二名。会试中式(试)第三十名。保和殿复试二等第三十四名。殿试二甲第五十二名。朝考一等第四十一名。”
(14)其中,张之洞充任同治六年沈善登应浙江乡试时的副考官。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载:九月十五日发榜,“所取多朴学之士。知名者五十余人,尤着者,袁昶、许景澄、陶模、孙诒让、谭廷献、沈善登、钱丙奎、王棻等,其后皆成就卓卓,为前后数科所不及。”(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第12页。)
(15)《小霍山摩崖道场写经始末记》,《报恩论》,光绪二十四年刊本,豫恕堂藏版,第2页。
(16)《小霍山摩崖道场写经始末记》,《报恩论》,第11页。
(17)关于沈善登在佛教界的情况,参见肖平:《近代中国佛教的复兴——与日本佛教界的交往录》,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43-146页;陈扬炯:《中国净土宗通史》,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551-552页。
(18)《沈善登致李鸿章函》,光绪十年八月二十七日,陈旭麓等主编:《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二·湖北开采煤铁总局荆门矿务总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66页。
(19)光绪八年四月,郑观应、经元善、谢家福致盛康函称:“去年冬间,杏兄在沪,曾约会浙绅沈谷成太史善登诸公,拟先具公禀,请办杭、嘉、湖、宁等处。嗣议先添汉口一线,须由南洋发端,因而暂缓。”(夏东元编着:《郑观应年谱长编》上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0页。)“杏兄”,盛宣怀。又,光绪九年,杨仁山致南条文雄函也称:“敝友沈君,名善登,字谷成,浙省太史公也。居上海。问中国电报局便知。”(黄夏年主编:《杨仁山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195页。)
(20)关于几人的结交情况,经元善回忆称:“弟与陶斋、绥之均因苏沪创办义赈获交。自戊寅至癸未(1878-1883年)六年中,陶斋言听计从,交融水乳。谢、郑、经三人遂订金兰……辛巳(1881年)元日,又添二沈,结五人之义,盟词俱在。”(《盛档》,转引自易惠莉:《郑观应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18页。)“陶斋”,郑观应;“二沈”,沈善登、沈善经兄弟。其中,沈善登与经元善情谊尤笃。沈氏光绪二十三年作《〈趋庭记述〉序》称:“光绪辛巳(1881年),余客上海,襄赈务,获交莲山经君。知其为芳洲先生长子也,相与追溯世交……迩年余久病,莲山亦病聋习静。函寄所编《趋庭记述》,索余序。虽呻吟病榻,余何能嘿然无言乎?”(经元善撰:《趋庭记述》,光绪二十三年仲秋刊本。)
(21)《〈盛世危言〉自序》,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35页。《郑观应集》还收录《答沈榖人太史、沈味畲孝廉论万物备于我》一首称:“万物备于我,言赅寓意深。圣凡分淑慝,理欲辨人禽。云叶封山影,风萍曳水心。数椽居陋巷,片月揭空林。道悟鸢鱼趣,言诠药石箴。反身有真乐,太素是知音。”(同上书,下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276页。)
(22)关于经正书院的创办情况,经元善称:“癸巳、甲午间(1893-1894年),集同志创设经正书院,中西并课。定章修膳较丰殷,阜者方能从学。”(《致郑杨董三君论办女公学书》,光绪二十五年,《经元善集》,第275页。)
(23)参见严文郁编:《清儒传略》,台北:“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58页;马新正编:《桐乡县志》,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第1362-1363页;陶小萍:《沈善登及其着述》,《桐乡档案杂志》,2006年第2期;陈正宏:《从写样到红印——〈豫恕堂丛书〉中所见的晚清书籍初刻试印程序及相关史料》,《中国典籍与文化》2008年第1期。
(24)松雪君来函,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十七日,《经元善集》,第145页。
(25)曹园弼:《年丈沈谷成先生易学总序》,《需时眇言》,光绪二十八年豫恕堂刊本。
(26)《沈善登的哲学思想》,刘鄂培主编:《张岱年文集》第5卷,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23页,第326页。
(27)太虚法师:《中国净土宗之演变》,张曼涛主编:《现代佛教学术丛刊65·净土宗史论》,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9年,第160页。
(28)《钟君鹤笙来函》所附钟天纬光绪二十三年自识,《经元善集》,第143页。
(29)《经元善集》,第147-149页。康有为曾作《书余莲珊〈尊小学斋集〉后》一文称:“光绪二十年冬,门人龙泽厚积之自四川令归过羊城,与言沪上经君莲珊之煦煦好德,而又知学术之本,怪其道何从也。积之出《尊小学斋集》曰:‘是为吴下余莲珊先生遗书’。盖经君之师,今以善士名天下,如熊纯叔、谢家福、严佑之皆其弟子……”(上海博物馆抄件,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2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2页。)
(30)《经元善集》,第149-150页。“香帅”,张之洞;“严”,严作霖。
(31)《经元善集》,第151-152页。“望炊”,谢家福。
(32)《经元善集》,第153页。
(33)《致龙积之明府书》,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初一日,《经元善集》,第154页。
(34)梁启超《夏威夷游记》称:“吾自中日战事以来,即为浪游。甲午二月如京师,十月归广东。”(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2页。)又,梁光绪二十一年致汪康年函称:“匆匆言别,忽又两月。弟亦于十月六日乘款段出都门矣。本拟偕穗卿同入杭州,既闻君已得电赴鄂,是以不果。天涯漂泊,同病相怜,未知良晤又在何日耳。数日在沪,有克服大连之信,又有旅顺不守之信,孰是孰非,可以情理度之。”(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830页。)
(35)此番围绕康有为展开的争论虽然就此打住,但谢家福仍旧坚持自己的看法,向经元善表示:“某君‘狂士’一语,并非人云亦云,惟狂克念作圣,是善善从长之辞。弟亦读过《伪经考》、《学记》,未尝不深佩其博学强毅,并世杰出人才,必非池中之物。然默窥中藏自是不虚,此君养到未深,而得时太早,恐难免步荆公后尘。苟先遇盘根错节,动心忍性,则家国之幸,亦正是造物之玉成,他日所就未可限量也。今不与未还争辩,姑徐徐俟诸异日,以验弟言之妄与否耳。”(《接谢绥之复函》,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初五日,《经元善集》,第155-156页。)
(36)参见《书润助赈》,《申报》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三日。
(37)《康有为〈我史〉鉴注》,第72页。
(38)《补遗》,《需时眇言》需十,第15页。
(39)以上三段见《答问二十则》,《报恩论》卷首,第51-52页。
(40)《原数》,《需时眇言》需五,第37页。
(41)《论宋明理学的基本性质》,《张岱年文集》第5卷,第275页。
(42)《补遗》,《需时眇言》需十,第15页。
(43)《大衍勾股法三表》,《需时眇言》需九,第24页。
(44)《论余适济编》,光绪二十八年豫恕堂刊本,第6页。
(45)《原筮》,《需时眇言》需三,第19-20页。
(46)《商务不兴民贫财匮请立商政以开利源而杜漏卮折》,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五日,黄明同、吴熙钊编着:《康有为早期遗稿述评》,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305页。
(47)参考《虎林金嗣云篆刻》,《同文消闲报》,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三十日,王中秀等编着:《近现代金石书画家润例》,上海:上海画报出版社,2004年,第76页;《〈公车上书记〉刊销真相——戊戌变法史考论之二》,《江西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第99页。
(48)《〈公车上书记〉刊销真相——戊戌变法史考论之二》,《江西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第101页。
(49)《江西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
(50)叶德辉:《觉迷要录》录四,罗琳主编:《四库未收书辑刊》第2辑,第21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799页。
(51)陈汉才:《康门弟子述略》,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63页。
(52)志钧:《戊戌变法史》(修订本),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144页。
(53)《“公车上书”考证补》(二),《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4期,第127页。
(54)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