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派-洋务派与“丁戊奇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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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洋务派与“丁戊奇荒”


洋务派与“丁戊奇荒”
王金香【原文出处】《黄河科技大学学报》(郑州)1999年02期第31~37页
【作者简介】王金香,女,山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临汾 041004)
【内容提要】 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我国北方发生了特大旱灾,史称“丁戊奇荒”。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积极主持了对灾民的赈济活动,动员和组织社会力量进行义捐,为后世留下了许多有益的经验。他们对这一奇灾发生的深层社会原因作了探究分析,揭露出因人为破坏导致生态失衡,抗灾能力降低的现实状况,这对后世的防灾抗灾和发展农业均有重要的启迪和借鉴作用。
【关键 词】洋务派/丁戊奇荒/赈灾/义捐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正当洋务派“求强”“求富”活动紧锣密鼓地进行之际,一场罕见的特大灾荒洗劫了中国大地,特别是北部中国。从1876-1878年,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省持续三年大面积干旱,这场被称为“丁戊奇荒”的特大灾荒(注:这场灾荒以1877、1878年最为严重,这两年分别为农历丁丑年和戊寅年,故称“丁戊奇荒”。),造成上千万人口的死亡,给北方地区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危害。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风云人物,当时多任北中国各省的督抚,他们经历了这场奇荒的全过程,并亲自主持了赈灾活动。探讨洋务派赈灾实践及其对这场灾荒形成原因的反省,无疑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一
“丁戊奇荒”是有清“二百余年未有之灾”(注:曾国荃:《请饬拔西征军饷疏》,《曾忠襄公奏议》卷五、页三十三。),从光绪二年到四年(1876-1878年),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中国北部持续大范围亢旱,晋冀鲁豫陕各省80%以上的州县干旱,没有收成。大批饥民在本地吃完树皮草根之后,扶老携幼外出觅食。由于当时旱灾范围较广,相邻各省均发生严重饥荒,灾民多流离失所。灾荒前期是饥民塞道,向后发展则饿殍盈野,整个北部中国在长达三年多的时间里,旱魃肆虐,遭受了一场特大的浩劫。
1870年以后,洋务活动已在创办近代军事工业初见成效的“求强”基础上,开始向创办近代民用企业“求富”阶段过渡。这个阶段,洋务派除了继续兴办军工企业并编练新式海军之外,又创办了一批涉及采矿、冶炼、纺织、航运、电报等部门的民用企业。这些新式民用企业的创办,在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开通社会风气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洋务派以其特殊的地位和特有的敏感,对与洋务活动高潮几乎同时到来的“丁戊奇荒”这一特大灾荒形成的社会原因及救治方法,也有比较深刻的独到的见解。洋务派旗手李鸿章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湘系洋务派的健将左宗棠时任陕甘总督,洋务活动首创者之一曾国藩的胞弟曾国荃,时任山西巡抚,洋务派的后起之秀张之洞继曾国荃之后任山西巡抚。这些在近代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洋务派代表人物,在赈灾和善后活动中对“丁戊奇荒”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检讨。综观其对“丁戊奇荒”社会原因的论及,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农民差徭过重是导致这场特大灾荒的最直接的社会原因。“丁戊奇荒”期间任山西巡抚的曾国荃认为,“北方差徭之重,由来旧矣”(注: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一)总第601页。)。查办山西及陕西同州赈务大臣阎敬铭说:“山陕百姓差徭过累,平日田产所入难资糊口,以致户鲜盖藏,罹此奇灾,几成大变”(注: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一)总第758页。)。这就明确地指出了农民差徭过重与这次灾荒之间的关系。山西省右辅畿疆,西通秦蜀,“军差、饷差、藏差络绎于道,州县供亿之烦,几于日不暇给”(注: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一)总第758页。)。灾荒之后任山西巡抚的张之洞更是直接地指出:“晋省虐民之政不在赋敛,而在差徭,所谓差徭者,非役民力也,乃敛民财也。”(注:张之洞:《裁减差徭片》,《张文襄公奏稿》卷三。)民间本来就鲜有积蓄,官府的差徭不仅驱使农民出力,而且向他们搜刮钱财,这就使本不富裕的农民更加贫困化。陕西也是“民力之竭,苦在差徭。役车载道,摊派频仍,官吏借此开销,书吏从而需索”(注:刘典:《陈复边防现在布置情形并筹垦荒折》,《刘果赦公奏稿》卷七,页九。)。光绪四年,华州虽因大灾蠲缓钱粮,但“差徭车马杂用摊派至万余串”。这年冬季,礼部尚书恩承和吏部侍郎童华出使四川,他们的家丁沿途需索杂费,至华阴时“闹至县署”(注:《光绪朝东华录》(一),总第758页。)。在皇帝身边的尚书尚且如此,其他官员可想而知,灾区如此,它处更甚。近代北中国各省差徭繁多,诸如正差、兵差、流差等等,不一而足。兵差为清末创设,当时镇压陕甘回民起义和收复新疆等,多向北中国派差,往往“粮银一两派差钱数倍不等”(注:《光绪朝东华录》(一),总第759页。)。流差包括藏差、借差、例差等。当时一些官员常借办公事之名,行办私事之实,称借差,奉使大臣“朝出国门,便作威福,需索供应,麾斥厨传”,“折夫折车,漫无限制”(注:《光绪朝东华录》(一),总第761页。)。藏差是指西藏喇嘛进京朝贡途经四川、甘肃、陕西、山西等省时所派的差银。一些喇嘛及随从人员“稍不遂意,非曰贡件被窃,则曰官物损坏,诈讹多端,官民深畏生事”(注:《光绪朝东华录》(一),总第760页。),不敢得罪。例差则指候补官员的眷口奴仆所供差使,这些人任查烧锅、查驿站、查小钱等差使的费用和补用,全由民间负担。由于官吏的贪渎,种类繁多的差银并不是如实报销,而多是“用一报三”,分管官员又“知而不问* ,彼此含糊”(注:《光绪朝东华录》(一),总第761页。)。除山西和陕西之外,“河南、直隶、山东等省,差费甚重。尚有税银一两,而差费派至制钱五六串者”,“查河南等省陋习,凡州县官之子弟亲友,无不擅用差车……甚至家丁之丁,幕友之友,俨然乘传往来,相习成风”(注:《皇朝经济文编》卷二十二,页二。)。各省对于地丁正赋,则任意亏空,平时预行捏灾清缓,捏官征为民欠,遇有恩诏,照例请免。难怪民间流传着“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谚语,这正是对晚清贪官污吏横征暴敛的高度概括,从一个侧面道出了广大劳动人民日益贫困的原因。
近代农业技术极为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北方自然条件又远不如南方,农民原本是靠天吃饭,丰年尚不得温饱,稍遇大灾便会饿殍盈野,广大农民在沉重的差徭之下难以喘息,因而失去了起码的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第二,滥种罂粟造成粮食减少,也是导致这次灾荒奇重的社会原因之一。中国本不种罂粟,鸦片战争以后英印鸦片大量输入,印度种植罂粟、制取鸦片的方法也传入我国。在进口鸦片(洋药)泛滥的同时,国内自种罂粟自制鸦片(土药)也日益增多。滥种罂粟,直接后果是导致鸦片泛滥,吸食者增多,严重影响了粮食生产。洋务派认为,滥种罂粟是“丁戊奇荒”的重要原因之一。曾国荃曾尖锐地指出种罂粟与粮食争地、争劳力的问题:“小民因获利较重,往往以膏腴水田,遍种罂粟,而五谷反置诸硗瘠之区,此地利之所以日穷也”。种罂粟之户,将强壮劳力首先保证罂粟田的管理,“良田反荒芜而不治”,这样“地利既差,人力又减,……一遇天灾流行,遂至疲荼而不可救药”(注:曾国荃:《申明栽种罂粟旧禁疏》,《曾忠襄公奏议》卷八,页二十三。)。灾后任山西巡抚的张之洞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晋民好种罂粟……几于无县无之,旷土伤农,以致亩无栖粮,家无储粟,丁戊奇荒,其祸实中于此。”(注:张之洞《禁种罂粟片》,《张文襄公奏稿》卷三,页二十三。)陕西自回民起义被镇压之后,渭南肥沃之区“亦遍地罂粟”(注:曾国荃:《申明栽种罂粟旧禁疏》,《曾忠襄公奏议》卷八,页十六。),粮食供不应求,反从渭北采买。左宗棠也多次谈到滥种罂粟对粮食生产造成的严重影响。宁夏中卫盆地土地肥沃,产粮一向较多,平时可供陕西、甘肃等地食用。后因广种罂粟,粮食产量骤减,“丁戊奇荒”中陕西派人前往采买粮食,该地虽未受灾,亦无粮可供采买,因而左宗棠痛心地指出:“上年旱灾,秦次于晋,河西不能采运麦粟供泛舟之役,岂非荒百谷而广植妖卉之明证乎?每一言及,心为之腐。”(注:《左宗棠全集·札件》岳麓书社,第737页。)可见,洋务派的代表人物都自觉不自觉地把滥种罂粟造成粮食短缺与“丁戊奇荒”联系了起来,说明它是造成这次特大灾荒的重要的社会原因之一。
第三,战争不仅加重了农民负担,而且破坏了农业生产,也是导致这场灾荒的一个人为原因。近代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激化,以太平天国为代表的各族人民大起义,从19世纪50年代爆发到60年代后期被清政府残酷镇压,坚持斗争长达近20年。清政府在镇压各族人民大起义和各次对外战争中,从全国调兵谴将,糜饷劳师,这对农业生产的破坏是相当严重的。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多数即是在镇压农民起义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他们是近代战争的参加者,对战争造成的破坏有深切的了解,因而或多或少地谈到了战争导致贫困和贫困导致灾荒加重的问题。曾国藩在谈到湘军入皖镇压太平军时指出:“各州县支应兵差,款项无出,每立公局,按亩捐钱……征求无度,百姓苦之。”(注:曾国藩:《报销皖省抵征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二十一,页四十八。)北中国虽非这场战争的主战场,但各省也都不同程度地遭受战乱影响。河南是太平军和捻军向西北和北方进军的必经之地,农民军过境和清军追剿多次经过,严重影响该省农业生产发展;陕西和山东一些地区则是农民起义军与清军的主战场,战争对农业的破坏可想而知。山西在北方各省中受战争影响最小,但晋南各县经北伐军西捻军和清军几次过境后,民间积蓄渐空。直隶也不是主战场,但与山西一样,受战乱影响也很严重,如良乡、滦州、井陉等州县,地处交通要道,太平天国起义后清政府从东三省征兵、调兵络绎于路,军队“供用皆资民力,吏胥浮派,地甲中饱,加至数十倍不止。以致闾闫凋敝,乐岁鲜饱”(注:王大本等:光绪《滦州志》卷十四,页十四。)。曾国藩指出,直隶“因连年用兵,差徭甚重,大亡则勒派车马,供支柴草;小户则摊派钱文,掳充长夫。劣绅勾通书役,因缘讹索,车辆有出而无归,贫户十室而九逃”(注:曾国藩:《略陈直隶应办事宜折》,《曾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十七,页六十八。)。由于兵差繁重,“力田之骡马,户户充公;行路之轮蹄,条条绕道”(注:长馨:《良乡县杨子英县尊裁革车徭德政碑记》(光绪四年),民国《良乡县志》卷八,页四十七。)。陕甘两省“军兴以来,军饷军装,虽由粮台雇运,而一切杂差,仍不得不借资民力……查差徭之累,北省皆然”(注:谭钟麟:《裁革东西两路里车折》,《谭文勤公奏稿》卷十二,页二十一。)。将大牲畜和车辆充公以应差,就夺去了农民的半个家当,加之农民本身被拉夫应差,无力顾及田间劳作,而且还要供应军队的钱粮柴草,使他们在正常年景下赖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依托全部失去,广大农民随时都有被天灾人祸吞噬的危险。
淮军着名将领洋务派人物刘铭传在其《郊行》诗中,记一老农叙述清军过境情景:“村内掳衣物,村外牵牛羊,人多不敢阻,势凶如虎狼。老妻受惊死,一子复斫伤,骨断不能起,至今犹在床。暮年寡生计,空室无斗粮。”(注:刘铭传:《郊行》,《大潜山房诗钞》,转引自《捻军》(六),第368页。)似此大兵几经过境,百姓几经洗劫,兵劫之后,妻离子散,室空如洗。数年战乱,农民何以为生?因而遇到“丁戊奇荒”这样的大灾巨馑,灾民只能束手待毙,逃死无所。
第四,乱砍滥伐造成的生态环境恶化与灾荒频发有着密切关系。当时,西方国家的一些科学家已经证实了广植树木有防止水土流失,改良土壤,清新空气,减少自然灾害等作用。洋务派通过对外国的了解,也开始大量介绍法、德等国植树富国的做法。陈炽介绍说,法国原来也是个穷国,后来福禄特耳创兴种树之议,国内广种树木,改善了生态环境,“田之瘠者忽腴,荒者忽熟,举国大富”。他还介绍说,德国人花之安着《治国要务》,“以种树为第一事”(注:陈炽:《种树富民说》,《皇朝经济文新编》农政,卷二。)。英国人在印度恒河两岸多植树木,使两岸形成宽1里长2000里的树堤,“树木根株盘结,水力不能溃之”(注:陈炽:《种树富民说》,《皇朝经济文新编》农政,卷二。),恒河从此成为造福人类的益河。陈炽还指出乱砍滥伐与自然灾害频仍的关系,他认为,西北各省进入近代以后,战乱频仍,树木山林破坏严重,以至“萌蘖无存”,“求一供把之木不可得”(注:陈炽《水利富国说》,《皇朝经济文新编》农政,卷一。),这样便导致“千里赤地,一望童山,旱潦为灾,风沙扑面,而其地则泉源枯竭,硗确难耕,其民则菜色流离,饥寒垂毙”(注:陈炽《渠树》,《皇朝经济文新编》农政,卷三。)。只有开渠植树才是防灾救灾的根本方法。洋务派主张植树防灾,建议各省于滨河两岸之山,广栽树木,认为植树不仅可以御河患,而且“荒沙瘠土皆可变为沃田,且无旱潦之虞”(注:阙名:《栽树以防水患论》,《洋务经济通考》卷十二。)。郑观应在谈到北方各省灾荒时认为,“比年北五省水旱偏灾无岁不有”,每次灾荒形成之后,赈款都多在数百余万,然而灾民“转徙于沟壑者尚不知几千万人”。他认为,造成灾害频发的原因是树木过度砍伐,“自粤捻构乱,燕齐晋豫诸省所有树木斩伐无余,水旱频仍,半由于此”(注:郑观应:《旱潦》,《皇朝经世文三编》卷三十四,户政十三。),因而要想长期从根本上抵御旱涝灾害,最好的办法是“开渠种树”。他建议,每省派一大员为水利农田使,专门到各州县恢复原有河渠,开挖新渠,于田侧隙地广植树木。还有人认为,在山西要想改变干旱频发,利用山多的特殊地理条件广植树木,是个很好的办法:“晋省多山,树木遍植山中,绝无害于耕事,果能绿树荫浓,满山苍翠,雨云喜至多树之所,自必五风十雨降而及时,不三十年应远天旱干之患矣。”(注:阙名:《论种植防荒》,《皇朝经济文新编》农政,卷四。)郑观应、陈炽等洋务派知识分子,通过对* 外国防灾抗灾的了解,认识到导致中国灾荒频仍的更深层的原因是乱砍滥伐。他们虽然还没有明确使用“生态环境”这个词,实际上已涉及到它的基本内容。他们从长远的观点出发,极力主张在渠旁、隙地、山坡广植树木,改变自然生态环境,以达风调雨顺和抵御自然灾害的目的。这些主张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它比一般洋务派官僚对“丁戊奇荒”社会原因的检讨要深刻得多。
  二
“丁戊奇荒”期间,洋务派积极主持组织了赈灾。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洋务派所办军民用企业全面铺开,洋务活动涉及到广泛的层面,引进西方的技术和设备需用大量款项,加上当时中国边疆普遍出现严重危机,海防塞防均需加强,所以清政府本来就很拮据的财政,到这一时期更是捉襟见肘。主持赈灾活动的洋务派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多方筹措赈银赈粮,积极救济灾民,为后世留下了不少有益的经验。
首先,筹集赈银。光绪三四年的灾荒遍及各省,除了北五省持续亢旱以外,苏北、皖北、川北、甘肃及奉天部分州县也持续干旱,江西、福建则大水成灾,同时浙江、湖南、湖北、广东、台湾等省也不同程度地遭受洪涝灾害。以清政府当时的财政状况,根本无力赈济“丁戊奇荒”这样持续几年、遍及各省的大灾荒。赈灾中需要大量赈银购买转运粮食,这部分赈银除少量由清政府下令各省协拨以外,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官员还动用了自己手中掌握的一些经费,如天津练饷生息银,津海关海防经费银等部分银两。其余大量的赈银主要采取捐输之法进行筹集。洋务派等筹集的赈灾捐银大致可分为三类:
一类是捐官所得。早在乾隆年间,出于赈灾需要,在边远如甘肃等省区即有“捐监”的做法,即允许富户捐粮以备荒,政府给予捐者以监生资格。但因一些地方官员乘机滥收,贪污中饱,此法便也时行时止,不过当时都是给予监生资格而已。道光年间,也曾奏定过捐输章程,捐者也仅止封衔而已。同治中期的闽捐和光绪二年的津捐,对所捐官衔仍有限制。在光绪“丁戊奇荒”中,为了赈济数千万嗷嗷待哺的饥民,清政府只好允许重开捐纳,而且由捐资格发展为捐实官,从知县、知州到知府、道员,均可用捐输银钱的方式买到。光绪三年七月,在曾国荃的奏请下,清政府发给他虚衔实职空白执照各二千张,他除了在山西就地开捐外,还派人到商贾富足之区如天津、上海、汉口、宁波各处及皖、湘、闽、粤、桂、川、浙、赣各省设捐输局,按捐输数量的多少,分别给捐者不同的官衔和官职。后来,河南帮办赈务大臣袁保恒等又奏请户部发给空白执照,捐官可至道、府、州、县四项实官,该省在苏、浙、皖、赣、粤等省有捐局。“丁戊奇荒”中,北方灾区用此法集捐赈银多达四五百万两以上,其中山西捐得赈银三百余万两(注:李鸿章:《晋赈捐运请奖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三十五,页一。)。这种卖官鬻爵的做法,致使人心侥幸,名器之滥,无异于饮鸩止渴,正如李鸿章所说:“鬻爵数万,不过活人数千,言之痛心。”(注:李鸿章:《南绅会办工抚片》,《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三十五,页四十九。)
另一类是绅商义捐。南方各省绅士富商“素多急公赴义”,他们得知北方遭受特大灾荒之后,苦口苦心,多方劝集,“贫士捐膏火,妇女脱簪珥,百工减佣资”,很快集成巨款,并派代表亲自携带义捐赈银到灾区,发放到灾民手中。光绪三四年,江苏廪生严作霖等人就曾到直隶、河南、山西各省发放赈银。五年,又携带赈晋余银五万多两赴直隶任邱等地办理工赈,兴修被洪水冲毁的河道。这些绅员“遍历灾村,抚问疾苦,处处认真”(注:李鸿章:《南绅会办工抚片》,《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三十五,页四十九。),在赈济灾民中起了很大作用。浙江绅士布政使衔江西补用道胡光墉在这次灾荒中,为陕西捐银5万两,为河南、山西各捐银1.5万两,为山东捐银2万两,制钱3100串,另有新棉衣3万件,“合计银钱米价棉衣及水陆运解脚价估计已在二十万内外”(注:《光绪朝东华录》(一),总第588页。)。在整个灾荒过程中,洋务派官员多带头捐献,如吴大澂、黎召棠、朱其昂、唐廷枢、徐润等人,捐银从几百两到上万两,这种方法不仅效果好,而且为后世发动社会力量捐资济困,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第三类是华侨捐款。在洋务派的活动下,新加坡、小吕宋、暹罗、越南各埠华侨多向北方灾区捐款。李鸿章奏请派候选知府柯振捷、候选同知高廷楷等人到以上各地潮州籍华侨中劝捐,捐额高达“百数十万之多”(注:李鸿章:《南洋劝捐请奖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三十四,页三十七。),在各省开捐之前首先解济数十万,李鸿章称“收缴转运均极迅速”,“实为赈案中未有之盛举”(注:李鸿章:《南洋劝捐请奖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三十四,页三十七。)。
上述所捐赈银,除捐官之外,多为义捐。特别是绅商在民间的集捐,使南方经济比较发达地区的人民群众开始关心北方灾民的不幸遭遇。应该说,这是洋务派引进西方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同时,促使人们关心国家大事,在思想观念和社会风气方面发生新变化的又一表现。这种为“丁戊奇荒”慷慨解囊,捐献巨款的做法,“为百数十年来海内未有之事”(注:李鸿章:《林维源母请匾额片》,《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三十一,页三十二。)。
其次,筹集赈粮。进入近代以后,特别是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清政府为备荒赈灾所创设的仓储制度已名存实亡,各地常平仓、义仓、社仓亏空严重,康乾盛世中京仓粮食陈陈相因年年霉烂的报告不再出现,见之奏报的多为仓储“亏短”、“匮乏”、“竭蹶”之类。为了赈荒,各省不得不请求政府截拨漕粮。对于这场蔓延数省、长达三年的奇灾巨馑来说,清政府所指拨的漕粮是远远不够用的。因此,被灾各省除将部分残存的常平、义、社等仓粮谷全部用于赈灾外,主要的赈粮则是洋务派在无灾区采买得到的。山西巡抚曾国荃曾派候补道员赵怀芳到安徽六安、颖州、陈州、正阳关等地买粮,派晋南绅士李钧到河南南阳赊旗镇采买米麦豆粟,同时派人到锦州、甘肃、宁夏、归化等地采买杂粮。光绪三年九月,李鸿章派轮船招商局道员朱其昂、唐廷枢等到苏常、镇江、上海等地采买粮食,以供晋豫之用。年底,李鸿章还托人在热河、锦州、牛庄等处预购粮食。陕甘总督左宗棠派人到湖南、湖北、四川、甘肃等地买粮,以供陕西灾区使用。
“丁戊奇荒”期间,尽管灾荒几遍及全国,各省“民鲜盖藏”,但在全国范围内调拨采买粮食以供赈灾之用,比起从采购地往灾区转运粮食还是要容易得多。在当时的中国,由于近代化交通——铁路和公路尚未兴起,比较先进的交通工具首推轮船,这样就使各地区之间的交通贸易受到很大的限制。除了大河流域交通还相对方便外,其余陆路只有靠旧式车运、牲口驮或人挑背负。清政府从各省调拨的漕粮和各省在丰稔之区采买的粮食,要运到河南、直隶和山东还算方便,要运到地处黄土高原的山西和陕西,则是相当困难的,以致“脚价数倍于米价”。如陕西省在运购外省粮米时,因“不通水道、劳苦万分”(注:续修《陕西通志稿》卷一百二十七,《荒政》一,页十八。)。赈陕粮从湖南湖北运到潼关后,大员“设法筹运,殚精竭虑,备历诸艰,昼夜焦思,鬓发为之一白”,亦无妥善之法(注:续修《陕西通志稿》卷一百二十七,《荒政》一,页十九。)。左宗棠在谈到西北交通不便时说:“度陇以来,备尝其苦,每念及此,犹为心悸。”(注:任光亮等:《左宗棠未刊书牍》第138页。)为了将大批赈粮运往灾区,洋务派采取各种方式总动员,人畜车船一起上,节节设局,节节挽运的办法。如从潼关将赈粮运至重灾区同州,有夫运、骡运、车运、牛运、小车运(注:小车指人推的木制独轮车。)等数种办法。当时的小路虽可行骡,但因新疆军务未竣,原有骡只多承运军火粮饷,山区牲口因荒年宰杀而难以找寻。车运则需雇车、牲口和脚夫,因荒年草料奇缺,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用人背。山西运粮之难数倍于各省,在赈灾中支发的一千余万两白银,绝大多数用于赈粮挽运(注:《荒政记》,光绪《山西通志》卷八十二。)。
赈粮赈银的使用方法,除以一部分直接向灾民散发外,多数赈银用于采买转运赈粮。赈粮主要采用设局平粜,以工代赈,设厂放粥等办法向灾民散发。(一)设局平粜。张之洞认为,实行平粜有数利:其一,可使京外数省食广价平;其二,米纲充途,可使人心自定,盗萌自息;其三,转运总局设在天津,可直接雇用直隶农民,以役代赈,活人命,留牲畜,以备春耕(注:张之洞:《灾象可忧请储粮平粜折》,《张文襄公奏稿》卷一。)。平粜就是按市价酌量减值,粜买粮食,目的在于防止奸商囤积居奇,使手中稍有余资者可购得平价粮食,作用在于平抑市场粮价,“使市价不致腾贵”(注:李鸿章:《筹议京城晋省运粜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三十,页十二。)。光绪三年十一月,李鸿章派直隶候补知府恽桂孙等在京城办理平粜。当时采用两种形式,一是由官员设局平粜,二是由粮户承买出粜。在京城设有四局两栈平价粜卖粮食。从光绪四年正月至八月共平粜大米3.9万石,小米杂粮4.8万石,收回粮价18万余两。实际上,当时的平粜“事属创始,头绪繁多”,由于没有经验,加之灾民手中并无余钱,故平粜至一升几合均行粜给,“几与散赈无异”(注:李鸿章:《京师平粜请奖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三十四,页三十五。)。平粜也好,“散赈”也罢,赈粮能变成饥民的救命粮,这对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灾民来说都是“雪中送炭”。这次灾荒中,在山西太原、平阳、河南开封、怀庆均没有平粜局。(二)以工代赈。李鸿章认为,以工代赈可“使强壮灾民有糊口之资,地方河渠获善后之益”(注:李鸿章:《光绪二年赈抚实数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三十三,页五。),是一举两得之事。从光绪二年十月到三年正月底,直隶河间、天津等20余府州县以工代赈,组织灾民修筑疏浚了河道,修复了城垣。后来,该省还推行井工代赈,即鼓励农民打深井以资浇灌,给打井户一定工费。这种方法在当时的河南、山东、陕西、山西各省均使用过。当时,各受灾省都用以工代赈的办法组织灾民挑河、修河,办了一些对公众有益的实事。(三)设立粥厂。粥厂主要是为赈济老弱饥民而设的。在京师,由于灾民过多,洋务官员请求将每年十月至次年二月的例设粥厂改为常年开设。当时在其它重灾区的省城和一些府县也设有粥厂并有扩大。直隶省在大名、元城、天津、迁安、滦州等地均设有粥厂,仅天津一地就设有粥厂13处,分别设在城隍庙、海会寺、南大寺、如意庵、乡祠、大悲庵、育黎堂、北大寺、玉皇阁、阎家大院、庆芳园、大佛寺、西沽营等地。
综上所述,洋务派以其特殊的经历和身份,不仅创办了近代军民用企业,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重要的篇章,而且积极参与了他们活跃于中国政治舞台时期发生的各次重大事件,发挥了他们各自不同的作用。对于有清二百余年罕见的以北中国为主的“丁戊奇荒”,洋务派不但积极主持参加了赈济,为后世留下了诸如发动社会力量义捐赈灾等许多有益的经验,而且对这次奇灾异荒发生的深层的社会原因进行了探究。这些不仅在当时具有非同凡响的意义,而且对后世的防灾和发展农业都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