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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洋务派的历史任务及其他

读了汪敬虞先生在《历史研究》1988年第5期发表的《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很受鼓舞。汪先生以深厚的功力、恳切的态度，对我的疑问一一作答，不吝赐教之情，使我深为感动。文中不少观点都是我可以接受的，但有些看法一时还难以理解。敢献所疑，再次向汪先生请教，深望不以愚蒙而见弃。
一
汪先生精辟地论述了中国资本主义发生的轨迹，深刻地分析了从李鸿章、张之洞到盛宣怀再到张謇、周学熙在所创办的企业中身份的变化，最后得出结论：只要不割断历史，在研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问题上，应该承认张謇、周学熙、盛宣怀乃至李鸿章、张之洞的地位，把他们创办的企业都说成是官僚资本主义的产物是不符合事实的，应该说，“它们就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产生的第一代民族资本现代企业”，并用“金无足赤”来比喻，尽管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带有那个时代的污渍，但“重要的是，它是近代中国的黄金”。
我完全赞同汪先生的这个论断。但在同文中，汪先生又说：“洋务派并不能承担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任务”，“洋务派官僚不是站在促使中国资本主义走向发展的一面”。这里，也许体现着汪先生“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的辨证法，但却是十分令人费解的。
历史所赋予洋务派的任务是什么？
洋务派是一个政治派别。它出现在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和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炮火之中。有感于“内忧外患”的紧迫，一部分地主阶级的有识之士冲破传统观念，寻求一条新的挽救危亡的道路。他们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承认中国的落后和不甘于落后，要求积极地向当时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学习船炮制造，学习机器生产，学习科学技术以及有限的政教制度。一部分官僚、士大夫和社会上出现的新式商人相结合，从而兴起了以“富国强兵”为目标，以学习西方为手段，长期、持续从事军事、经济、文化建设的“洋务运动”。倡导和主持“洋务运动”的这些人分别被称为洋务派官僚、洋务政论家和洋务企事业家，合称洋务派。汪先生所说的洋务派，似乎只限于官僚，而且采用了“洋务派官僚集团”的名称，把参预“洋务运动”的新式商人排除在外，未免过于偏狭。就说“洋务派官僚集团”吧，作为政治派别，洋务派官僚有别于守旧官僚，但洋务派官僚之间并没有形成什么“集团”，前期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之间矛盾重重，后期李鸿章、张之洞之间也是积怨甚深。如果要说“集团”，倒不如说“曾国藩集团”、“左宗棠集团”、“李鸿章集团”、“张之洞集团”等等，而每个“集团”都包含着官僚、政论家、企事业家这三种人（自然，有些人是一身二任乃至一身三任的）。
汪先生正确指出，在洋务派形成以前即已在通商口岸出现了带有资本主义倾向的新式商人。这种人过去通称为买办或买办商人，我很赞赏汪先生勇敢地摒去了容易引起误解的“买办”字样。我曾经说过，19世纪70年代以后，在买办网形成的同时，出现了中国的商业资本；商业资本家表现出对产业投资的浓厚兴趣，这是洋务运动发展为兴办民用企业的社会基础，“官督商办”的企业形式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几点思考》，《历史研究》1988年第1期。)我所说的商业资本家也就是汪先生所说的新式商人。不过，汪先生把新式商人的入股官督商办企业和附股外国洋行企业等量齐观，认为“这两方面的投资活动，实质上是新生的中国资产阶级在两大势力之间寻求发展自己的道路”，我却期期以为不妥。这里，决不应忽略民族界限的大问题。附股外国洋行企业，便成为外国资本的附庸，很难和买办、买办资本划清界限。入股官督商办企业，买办资本遂转化为民族资本，这是大不相同的。买办商人是中国资产阶级早期的重要来源之一，但只有在他们投资于民族企业之后才能成为民族资本家。通过“官督商办”把一部分“诡寄洋行”的资本吸引过来。使一部分买办商人加入洋务派的行列，正是洋务运动的一大成效。事实上，洋务企业家如唐廷枢、徐润等便是从买办商人转化而来的，并成为洋务派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
说清楚洋务派是个政治派别以及包括那些人，联系当时的历史环境，洋务派的历史任务是什么就比较容易回答了。简单地说，洋务派的历史任务就是：缩短中外的差距，引进机器生产，实现由手工制造到机器生产的转变，加速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洋务派活动于中国资本主义从无到有的年代，它的历史任务是实现“有”，“有”以后才能谈到发展，那是又一个历史阶段的任务。所以，严格地说，历史所赋予洋务派的任务是促使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而不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洋务派是不是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呢？应该说，基本上完成了，事实俱在，无庸赘言。至于完成得好还是不好，那是另外的问题。不同历史阶段的任务是不应混淆的。建立新式海陆军，创办大型现代企业，引进机器、技术和培养自己的科技人才，从而顺应世界潮流，适应社会需要，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做出了贡献。
为什么中国资本主义是从西方移植的，在开始阶段便不能不依靠洋务派呢？因为从无到有，缺乏资金、设备、技术、人才，需要政府的倡导和扶持，而政府中能够予以倡导和扶持的只有洋务派。汪先生提出异议，列举了大量“事实”，证明在许多行业里，“民间商人”的“活动”、“筹划”、“试探”早于洋务派10年、20年、30年。很可惜，这些“事实”既把中国资本主义发生期具有重大影响的军事工业、公共工程、铁路、矿场等等排除在外，又没有交代“活动”、“筹划”、“试探”的结果如何。事实上，除资金少、规模小、技术要求低的少数行业如缫丝、轧花外，几乎都没有成效，否则就不会出现在这期间纯粹商办企业处于绝对劣势的局面。把这种局面归咎于“洋务派的官督商办对民间企业的巨大阻力”是没有道理的。既然“民间商人”的活动早于洋务派10年、20年、30年，洋务派又怎样“超前”地去施加阻力呢？
问题在于创业的艰难。既有集资、购器、技术、管理、经营的困难，又有抵制帝国主义压迫、排除封建势力阻挠的困难。对于本小力薄的“民间商人”来说，创建大型骨干企业是难以胜任的，而没有大型骨干企业就不能说奠立了中国资本主义之始基。以轮船运输业为例。这是“民间商人”早已染指的部门，但长期没能摆脱依附洋商、小打小闹的局面，只有在上海轮船招商局创办以后，才可以说有了堪与外国轮船公司相抗衡的本国轮船运输业。如果没有李鸿章做靠山，如果没有政府拨借的官款，如果没有特许的运漕专利权，上海轮船招商局就办不起来，即使办起来了也没法在外国轮船公司的严酷排挤下维持和生存。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期，“民间商人”需要“官为扶持”，二者结合，于是出现了“官督商办”。官督商办企业曾经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信誉。1883年以前，各官督商办企业的股票，其市场价格几乎都高于票面额，有的还高出一倍以上。只是由于国内外的种种原因，在上海出现银根紧缺的情况，引发了1883年的金融恐慌，使官督商办企业受到沉重打击，一度影响商人对官督商办企业投资的积极性。汪先生一方面承认“官督商办企业是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产生的主要形式”，另一方面又声称“这和评价洋务派的作用，不能加以等同”。没有洋务派，哪来的官督商办企业？这是怎么回事呢？汪先生的思路似乎是：“商办”是好的，因为“办”的是资本主义，“官督”则不然，代表封建势力的控制，所以“官督商办形式最终遭到舆论的谴责和投资者的唾弃，说明洋务派并不能成为扶助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积极力量”。把特定时期特定事物相互依存的两半分割开来，对立起来，是难以说服人的。而且，官督商办形式“遭到舆论的谴责和投资者的唾弃”却确实是甲午战争以后的事，那时，洋务运动作为救国方案已经破产，维新派起而替代洋务派，承担着继续推动历史前进的任务，洋务派已不再是进步的政治派别了。怎能据此以推断洋务派当初的作用呢？
洋务运动没能救中国，这是历史证明了的。但是，无心插柳柳成荫，洋务派不自觉地促进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对立物——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也是不容抹煞的历史事实。
二
汪先生不满意我关于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两种趋向”的论述，指责为没有说明总的趋向、总的线索。据汪先生的分析，中国近代历史的基本线索，“就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而“不发展”又是“主流”，所以“整个中国近代史”是不断沉沦的。
殖民地化和资本主义化本来就是二条道，怎能强求归一？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殖民地化的危机不断加深，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权（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不断加强，从而国家地位不断沉沦；但不管灾难如何深重，并没有扼杀作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对立物的中国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这是客观的事实。汪先生承认在封建社会中产生资本主义是历史的进步，但为什么这个“一般的理论原则”联系中国历史环境就不适用了呢？据说是因为它虽然有所发展又不能顺利地、充分地发展。那末，“有所发展”算不算进步？“不能顺利地、充分地发展”是否意味着需要进行排除阻力的斗争？那末，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为资本主义开辟道路的斗争为什么不可以作为“中国近代历史的一条红线”而必须用令人费解的“发展和不发展”来取代它呢？
看来问题并不在这里。从字里行间仔细寻绎，汪先生的思路似乎是这样的：中国资本主义虽然有所发展，但由于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未老先衰，不可能指望用它去取代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中国资本主义的不发展，根本原因在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联合统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政权表述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联合统治”，如果不过于挑剔，是可以接受的。但不能用上海这个特殊地区既有上海道、上海县，又有租界工部局这种两套统治机构并存的状态来诠释“联合统治”。因为一般来说，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权，是通过共同支配其代理人——中国封建统治者来实现的。)，极端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既不能打破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革命的前途也就不可能是资本主义；因此，资本主义的发展或不发展其实都无关紧要，紧要的是不断加强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这就是方向”。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资产阶级的领导不仅是不可指望的，而且是应当排除的，因为它会把革命引向妥协。绕来绕去的结果，最后还是回到了起点：用脱离社会经济发展的“阶级斗争的表现”作为中国近代史的“红线”。如果我的寻绎没有大错，这便是一种令人不解的现象：一个经济史的研究者竟作出了历史发展可以不依赖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结论。
如果问：没有社会的进步，怎么能取得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胜利？对这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汪先生实际上是回避了。他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国歌的歌词就是最好的回答。很遗憾，歌词，哪怕是“庄严的国歌”的歌词，怎能代替科学的论证呢？中华民族曾经在义和团战争期间“怒吼”过，由于社会的落后，“怒吼”的结果是很悲惨的：几亿两的赔款，京津不设防，帝国主义大大强化了对中国的统治权。那种不依靠社会的进步而依靠所谓的“民气”、“民心”的论调，当年封建顽固派不是经常鼓吹过的吗？
其实，所谓“发展和不发展”是相对而言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横向和发达国家比较、和本国其他经济成份比较，是“不发展”的，但纵向比较自身的发展速度，就不能这样说。“从无到有”的发生期，由于基数是零，增长率再高也没有多大实际意义。从1895年到1913年的“初步发展”期，据汪先生的不完全统计，创办万元以上厂矿的资本额，1895年为3307000元，到1913年累计为126466000元(《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第649页。)，19年中增长38倍多，平均年增长2倍多，发展速度并不太慢。在汪先生编辑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里，已经有《甲午战争后民族工业的初步发展及其早衰》的标题，所谓“早衰”，指辛亥革命前后的不景气，实际上那是由于前几年经济过热，造成银根紧缺，金融风潮迭起以及辛亥革命的战乱所致，并不能说明中国资本主义已经丧失了生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后中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就是明证。经济发展，有起有落，是正常现象。总的趋势是，中国资本主义增长一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也就相对地削弱一分；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减少一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就前进一分。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进步，这个原理“结合中国近代的历史实际”并不会改变它的正确性。在资本主义还没有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以前，它总是要发展的。强制不让它发展，或者是造成经济发展的停滞，或者是资本主义以扭曲的形态出现，都没有好结果。
读汪先生的文章给我一种感觉，具体问题讲得清清楚楚，饶有兴味，而在较高层次的抽象，往往显得恍惚迷离，难以吃透。为了探求问题的究竟，在这里我不得不做了一些阐释、演绎的工作，很难说完全符合汪先生的本意。如果不符合，还请汪先生海涵并不吝赐教。
三
汪先生论文的第二部分，主要是对日本奥村哲先生《中国最近对民国时期经济史的研究述评》的回答。我缺乏民国历史、特别是经济史方面的知识，对具体问题没有发言权。不过，我觉得，奥村哲先生关于“单纯化”的批评——“事实上就把1949年的通向社会主义的革命定为一个目的地，并设想了通至该目的地的‘一条大道’，这条‘大道’就作为一切的价值标准，用之以认识历史”(《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3），第93页。)，却不失为旁观者清的“他山之石”，值得我们深思。
我的研究领域限于晚清（顶多按照中国近、现代史划分的惯例，延伸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我的立论，包括基本线索在内，适用范围自然以我所研究的领域为限。我认为，晚清，基本上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终结；民国，则为中国现代社会的开始。二者情况迥异，基本线索应有不同的表述（自然不排除贯通晚清和民国史的更高的表述）。“文革”后我开始运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便深深感到，多少年来我们的晚清史研究如何受到以1949年为目的地的“历史定势”的困扰。这种“历史定势”可以表述为以民国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价值取向去认识晚清的历史，其明显后果是：“（一）不适当地抬高农民自发斗争和贬低资产阶级政治运动的历史地位；（二）片面强调武装斗争、暴力革命的历史作用；（三）忽视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历史意义。”(参看《中国近代史学科的改造与建设》，《广州研究》1988年第11期。)因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旨在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为社会主义开辟道路的革命，因此，对农民的自发斗争只能歌颂，对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理应“立足于批”，武装斗争至高无上，其他的一切都无足挂齿，反帝反封建就是方向，目的地暂时是达不到的。稍微越出了这种“历史定势”，便往往遭到莫名其妙的指责。
先举一个小小的例子。为了说明“公车上书”的历史意义，1980年我在一篇论文里指出，“公车上书”可以和“五四”示威游行相类比。(《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这里，显然没有把维新运动和“五四”运动等量齐观的意思，只不过是利用人们对“五四”示威游行的共识来加深人们对“公车上书”的了解。但不久就有人在《人民日报》撰文说：比不得。为什么呢？“因为后者（指“五四”运动）是辛亥以来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运动，而前者（指维新运动）却只是“启蒙’；后者是马克思主义开始传播时发生的，前者传播的则是资产阶级新文化；后者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部分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前者则是从地主、官僚转化来的资产阶级的代表者。”(《关于戊戌变法的评价问题》，《人民日报》1980年6月20日。)其实，这些区别（表述得还不够完善）是众所周知的常识。正因为有区别，才有“比”的可能；如果没有区别，就是同一，用不着“比”了。“欲把西湖比西子”，景与人尚可相比，同属知识分子爱国民主运动的“公车上书”和“五四”示威游行有什么“比不得”的？戳穿了，比不得者无非是害怕混淆了新、旧民主主义的界限，抬高了资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反映了极“左”思潮对人们思想的禁锢。所以要“比”，恰恰是为了破除这种思想禁锢。
再举一个较严重的例子。为了说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两种趋向”，我对“半殖民地半封建”作了我自认为正确的解释。随即有人郑重地指出：“用‘半殖民地半封建’作为中国近代社会的定性分析，是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长期对自己的国情研讨的结果，而在这个认识基础上建立和制订的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政纲则已被历史进程所验证。”(《中国近代社会性质讨论》，《学术研究》1988年第6期。)弦外之音也就是：这个问题是不用讨论也不容讨论的，否则就有动摇我党的民主革命政纲之基础的危险。其实，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党关于国情的“定性分析”，主要是分析民国社会，它和我对于晚清社会的分析——中国半殖民地地位确立于1901年的《辛丑条约》、1912年中华民国的成立标志着进入了半封建社会，既没有直接的关联，也没有对立的冲突，和中国共产党赖以制订的民主革命政纲之基础是不相干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是否不可分割？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里，就是把二者分开来论述的，并多次使用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概念。敏感地提出党的民主革命政纲的问题，正说明我们的研究者在涉及“历史定势”时如何心惊肉跳。
平心而论，历史研究中的“定势”，也并非完全出于谬误。因为历史认识总是具有从现在回顾过去的性质，人们往往把当前的奋斗目标以及实现这个目标的利与害作为评价、认识历史的准绳。在为民主革命的胜利艰苦奋斗的年代里，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是压倒一切的任务，建设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因而，把过去种种“单纯地”看成是向着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的发展过程，是很自然的，也可说是正当的。只有在民主革命取得胜利以后，经过建设的实践，人们才觉察到，革命艰难，建设更不容易。为什么束缚生产力的反动统治业已推翻，生产还得不到迅猛的顺利发展呢？人民开始懂得，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受着诸多因素的制约，革命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为了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康乐幸福，历史上曾经有过诸多方面尝试，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和教训。这样，原来的“历史定势”引起了怀疑，于是出现了“突破”。最新的历史经验提高了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历史认识的相对真理从而不断地向绝对真理靠近。
不无遗憾的是，我们对“历史定势”的“突破”，过于迟疑、过于缓慢，以至我们的历史学远远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它遭到社会的冷遇，是不能怨天尤人的。
（资料来源：《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50598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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