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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如何正确评价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的历史评价，历来众说纷纭。最近有一种说法，认为洋务运动“发展了我国的生产力，是我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特殊形式和途径”；洋务派举办的工矿交通企业“对外资扩张起了抵制作用。”(1979年8月《光明日报》《史学》专刊上的载文可作代表的意见。)这样的论点，实难令人同意。
（一）
洋务运动对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起着促进还是阻碍的作用？我们认为：虽有促进的一面，但主要是阻碍。
洋务运动是围绕着以“求强”为目的的军事方面和以“求富”为目的的经济方面而展开的。在“求强”的阶段，洋务派以维护封建统治、镇压人民革命为目的，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这些军事工业对国民经济毫无裨益，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着阻碍作用。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洋务派举办了一批工矿交通企业。这些企业以赚取利润为目的，使用机器从事商品生产，在中国土地上出现了一点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力。但是洋务派之所以创办这些企业，是出于军事工业对原料、燃料和经费的需要。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已经使资本主义所有制形式的出现，成为不可避免的历史潮流，洋务派在外国侵略中国的过程中，不但“渐知泰西火器之利”，而且发现廉价的棉纺织品，精巧的机器，便捷的轮船以及煤铁之利，是裕财政、浚饷源的捷径，于是从巩固封建统治出发，举办了工矿交通企业以“求富”。洋务派企图在封建经济基础所借以建立起来的上层建筑统治下，使用资本主义生产力来维护封建政权，使资本主义生产力受制于封建制度，必然产生腐朽的生产关系与先进的生产力之间不可克服的矛盾，致使这些企业大都以亏损、负债、倒闭而告终。
洋务派举办的工矿交通企业，主要采取“官督商办”形式，显示出时代的特征。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深入，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日益解体，为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创造着客观条件，洋务派意识到近代企业的产生成为不可阻遏之势(1865年李鸿章在《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摺》中说：“臣料数十年后，中国富农大贾必有仿造洋机器制作以求利益者，官法无以为之区处”。（《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九，第34页）)，为了控制近代企业的发展，利用社会资金来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遂高唱：“商为承办，官为维持”，采取“官督商办”形式。从“商”的方面来看，当时社会上出现一些货币财富的积累者有投资近代企业的欲望，存在着货币财富转化为资本的可能。但是要创办近代企业，在创业者面前横亘着重重障碍：帝国主义在市场上的竞争，清政府税收政策的束缚，封建传统势力的阻挠，官吏豪绅的勒索，单靠企业自身的力量无法抗拒这些强大的阻力，为了寻找投资的出路，只得依靠封建政权的荫庇，绕过自己无力克服的障碍。这样，“官”和“商”两种不同的社会势力特殊地结合在一起。可是“商股”投入“官督商办”企业，无异掉入陷阱。事实证明，“官督商办”形式，并不能开凿一条社会资金流向近代企业的渠道。
洋务派为了“独擅其利”，对民族资本横加压抑，严重地阻碍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第一、依靠封建政权，取得封建性垄断权，排斥民族工业。1880年上海机器织布局筹备期间，李鸿章就奏请了十年的封建垄断权。(李鸿章：《试办织布局摺》：“该局用机器织布，事属创举，自应酌定十年以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1893年《推广机器织布局摺》规定：“即以现办纱机四十万锭子，布机五千张为额，十年之内，不准续添”。（《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四三，第44页；卷七八，第12页。）)开平矿务局初开唐山煤井时，经李鸿章批准：“距唐山十里之内，不准他人开采。”(周叔□：《周止庵先生别传》，《禀直督袁陈开滦矿界文》，第26页。)不仅生产而且连市场都进行垄断，规定：“不准另立煤矿公司”，同时“土窿采出之煤应尽商局照时价收买，不准先令他商争售。”(《愚斋存稿初刊》，第2卷，第16页。)轮船招商局建立时，“原定章程，五十年内只许华商附股。”(《邮运问答》，见《皇朝经世文新编》，卷十六，第4页。)1881年广东商人拟筹组轮船公司，为李鸿章阻止而作罢；1883年上海商人申请建广运局，李鸿章批驳：“不准另树一帜。”(《国营招商局七十五周年纪念刊》，第50页。)当年何启、胡礼垣评论说：“轮舶之利，商贾家无不知之，而独不闻有纠合公司，倡设轮舶，周环天下以展鸿图者，其故何居？曰：此由朝廷无以振作之，兴感之之故也。不惟无以振作兴感，而又从而阻止之、遏抑之之故也。”(何启、胡礼垣：《新政真诠》，二编，《新政论义》，见《戊戌变法》（一），第203页。)
第二、依靠封建政权，以排他性的专利特权，在市场竞争中压制民族资本的企业。上海机器织布局初建时，在产品的销售上就取得优厚的特权(李鸿章：《试办织布局摺》：“拟俟布匹织成后，如在上海本地零星销售，应照中西通例，免完税厘；如由上海径运内地及运通商地口转入内地，应照洋布花色，均在上海新关完一正税，概免内地沿途税厘。”（《李文忠公全书》，秦稿，卷四三，第44页。）)。开平矿务局出产的煤，出口税原为每吨六钱七分二厘，1881年李鸿章奏请减为每吨一钱(李鸿章：《请减出口煤税片》（《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四十，第45页）：为开平奏请援台湾基隆、湖北之例，每吨收税银一钱。而“土煤每担税银四分，合之一吨实有六钱七分二厘，若加复进口半税，已合每吨银一两有奇”。沈葆桢建官办的台湾基隆煤矿的垄断更为严重，规定：民间采煤“概令封闭停工，不准再行采取”。（《申报》，光绪三年九月十八日）)。轮船招商局享有从上海至天津随漕运货免天津进口税二成的特权，享有承运漕粮以及各省“官物”的特权(《光绪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直隶总督李鸿章等奏》：“另有运漕耗米及带货二成免税”。《光绪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总理衙门奕□等片》：“嗣后沿江沿海各省，遇有海运官物，应需轮船装运者，统归局船照章程承运”。)。洋务派以封建政权的权力获得这些特权，严重地压抑着民族资本的发展，所以从1872年轮船招商局成立到1903年之间，没有建立一家商办轮船公司；从1882年上海机器织布局建立到1891年之间，没有一家商办棉纺织厂出现。在煤矿业中即使出现了少数小型的商办企业，可是在帝国主义的压迫和洋务派办的企业的专利垄断下，也是困踬竭蹶，发展艰难。当年王韬曾代表着早期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尖锐地批评洋务派办的企业：“只能为民祸而不能为民福，能为民害而不能为民利。”(王韬：《上当路论时务书》，见《戊戌变法》（一），第149页。)所以从社会实践的效果看，洋务运动虽然对早期民族资本有刺激的一面，但主要面显然是压制民族资本，阻碍新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如果仅看到其使用机器及刺激民族工业的产生和发展一面，就笼统地认为“发展了我国生产力”，岂非主次不分，本末倒置？
（二）
洋务派举办的工矿交通企业，经营管理的方式、方法，既不同于封建社会中传统的官营手工业工场，也不同于资本主义企业。有人评论轮船招商局时说：“招商局者，中国旧式衙门与买办制度的混合物也。”(李孤帆：《招商局三大案》，第1页。)其实洋务派所办的近代企业莫不如此。洋务派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比起封建社会的手工业，任凭长官、行东和家长的个人意志来组织生产，固然是个历史的进步，可是洋务派却是使用封建官僚制度与买办制度结合的独特的管理方式、方法，势必使经营管理悖离技术装备的运转规律，造成先进的技术装备与落后腐败的经营管理之间的不可克服的矛盾。致使企业充斥着管理混乱，技术落后，贪污盗窃，挥霍浪费，冗员繁多等种种腐败现象，严重地阻滞着生产能力的发挥。
洋务派对近代企业经营管理的腐败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这些企业虽号称“官督商办”，实际上“官”靠封建政治权力掌握企业的大权，牟取私利，侵吞“商股”，阻碍企业的发展。
这些企业被洋务派官僚集团视为扩充自己和各派系政治、经济势力的重要基地，因而委派心腹亲信控制企业大权。郑观应记述：招商局“各总、会、帮办俱由北洋大臣札委。”(郑观应：《致招商局总办唐景星观察书》，见《洋务运动》（六），第111页。)总办、督办、会办、帮办又为了在企业中发展自己的势力，挟私用人，培植党羽，拉帮结派。1885年马良奉李鸿章之命调查轮船招商局时说：“各局船栈，人浮于事，……各船之‘总’，皆不在其事，但挂名分肥而已”，分局和船栈的总办，“向归总办分派，非唐（廷枢）即徐（润），间用他姓，必须打通关节，与局中有力者分做，即暗地分财之谓也。”(马良：《改革招商局建议》，《马相伯先生文集》，见《洋务运动》（六），第125页。)各重要分局都是洋务派的亲信掌握(轮船招商局各重要分局：广州分局控制在唐廷枢兄弟手里；汉口分局为盛宣怀的亲信施紫卿控制；天津分局是李鸿章的故旧麦佐之当权。)，他们“兄授其弟，父传其子，□不以为怪。”(李孤帆：《招商局三大案》，第52页。)盛宣怀控制的电报局，其各地分支机构均为他的叔父、姻亲、堂弟、堂侄、外甥、女婿之类把持。汉、冶、萍公司的职员“统计不下千二百人，大半为盛宣怀之厮养及其妾之兄弟，纯以营私舞弊为能。”(《时报》，1913年3月4日。见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上，第472页。资料虽系民国时期，但揭发的是盛宣怀控制下的汉、冶、萍公司情况。)官办的台湾基隆煤矿甚至“每个高级官员都可以派个私人的‘代表’，在矿厂任冗职”，这些官员的唯一任务，“是想尽方法找机会搜刮。”(《英领事商务报告》，1878年份，第143页，见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第589页。)总办、督办利用封建的血缘关系、裙带关系垄断企业的管理大权，这些亲朋故旧又以总办、督办为后台而营私舞弊。1898年有个德国的经济学家舒玛海考察了汉阳铁厂后说：这个企业“成为了本国和外国人进行搜刮以饱私囊的对象。”(施丢克尔：《十九世纪的德国与中国》，第286页。)其实洋务派办的企业，无一不是那些封建官吏和洋员进行搜刮的对象。
洋务派创办的几个主要近代企业，经办人大都是当时着名的买办如唐廷枢、徐润等人。这些买办以洋务派掌握的政权作庇护，利用一身而兼“商董”和官僚的两重身份，控制企业大权，把洋务派办的这些企业作为攫取私利的工具。洋务派官僚则利用“官督”的地位，扩展自己的经济势力。盛宣怀的经济活动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他控制了一些洋务企业的资金，长袖善舞，吞食其他民族资本，而后翻云覆雨，巧取豪夺，又把这些企业的股份攫为己有。清末有人评论说：盛宣怀办电报局，是“以大众之利益，供一己之挥霍，暗中调拨，股东不能过问。”他“乘时巧窃，规占诸权以为己有，所揽利权，可谓极亘古全球所未有，自铁厂、电报、轮船、铁路、丝厂、纱厂、铁矿、煤矿皆足笼全国之大利。”(汪诒年：《汪穰卿先生遗文》，书牍辑存（上），第7页。)他利用“官督”地位搜刮到的财富估计大约在六千万两以上。连淮系刘秉璋的儿子刘声木也很有感慨地说：“无论何官综计一生厚禄重利，亦决难集资数十万两，而况数千万两乎！”(刘声木：《苌楚斋随笔》，卷五，第10页。)盛宣怀从“一空心老大”，利用“官督”地位，做“无本生涯”(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见《洋务运动》（八），第126页。)，积累了如此巨额的财富，其中不少是吞食“官督商办”企业中的“商股”而来。所以，洋务派办的这些企业，最后成为了洋务派官僚吞食“商股”，把民族资本转化为官僚买办资本的工具，哪里谈得到什么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
第二，洋务派把封建官僚制度搬进近代企业，造成企业的经营管理异常腐败，一批封建官吏潜伏在企业内部，对企业进行着贪婪的啮食。
“官督”实际就是把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置于封建官僚的控制之下，企业中的大小官吏视企业为利薮，象一堆封建蛀虫，侵蚀公款，贪污盗窃。徐润套用轮船招商局公款在上海大做地产投机生意，1883年上海金融界出现倒账风潮，徐润地产投机失败，牵连倒闭的钱庄达二十二家，徐润“受亏至八、九十万”(徐润：《记地亩股票合业始终兴败事略》，《徐愚斋自叙年谱》，见《洋务运动》（八），第125页。)，招商局也备受亏累。在上者既然挪借营私，在下者也就群起效尤。招商局的各种房契、船契，均被抽换、抵押，“致远”和“图南”两艘轮船的船契，被偷偷抵押给怡和洋行，“悬挂英旗”(马良：《改革招商局建议》，《马相伯先生文集》，见《洋务运动》（六），第127页。)。企业中，大小官吏巧立名目，竭力搜刮，以饱私囊。贪污盗窃的手法花样百出，营私舞弊竟至拉帮结派的进行。仅以轮船招商局来说：“搭客以多报少，影射隐瞒。”(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第1048页。)据说“江海轮船旅客常满，迨稽收数，又无一次不患短绌。”(《交通史航政篇》，一册，第188页。)1909年的全年水脚结余，就被正、副会办以年终“津贴”为名，分去一半以上。有人评论说：洋务派办的企业“正如肥肉自天而降，虫蚁聚食，不尽不止。”(汪康年（穰卿）：《论政界之不宜自营实业》，《刍言报》，宣统三年闰六月初六日。)真是一针见血！
大小官吏从企业内部啮食，清政府又从企业外部勒索。突出地表现在企业必须对清政府“报效”，实际上是对清政府缴纳的一种变相贡赋。这种贡赋不管企业的盈亏，不顾企业的发展，必须年年缴纳，有的“报效”竟占企业资本总额的百分之五、六十(1888年开工的漠河金矿，必须每年以纯利的30％“报充军饷”，慈禧太后生日“报效”数万两；开平煤矿所产的煤必须由天津机器局和轮船招商局优先购用，订明抽官利10％，慈禧生日须“报效”三万两；轮船招商局仅1894年慈禧生日就“报效”五万五千多两，1899年规定每年拔盈余二成以“裕饷需”，从1891年至1911年间，共“报效”一百三十五万多两，占资本总额的34％；电报局从1884年至1902年间，共“报效”一百○七万多两，占资本总额的64％。)。不仅必须向清政府中央“报效”，而且“公司若有盈余，地方官吏莫不思荐入，越俎代谋。”(郑观应：《盛世危言》，《商务二》，见《洋务运动》（一），第523页。)封建官僚上上下下都把这些企业看作“肥肉自天而降”，从内部和外部把企业全部蛀空。
第三，在封建官僚机构的统治下，管理官吏把封建官僚制度和作风带进企业，造成管理混乱，生产技术落后，劳动生产率低下，不仅不能使机器设备的效能发挥出来，而且阻碍着企业的发展。
企业的管理人员大都是洋务派官僚的私人，不懂设备的性能，也没有经营管理的技能，甚至“或且九九之数未诸，授以矿质而不能辨，叩以机括而不能名。”(《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顺天府府尹胡□□奏》，《光绪政要》，卷二十一，第17页。)电报局的官员“对电报是一无所知”；轮船招商局的官员“对轮船航运的复杂业务并无实际的知识。”(《北华捷报》，1900年6月20日，第750页；1884年8月1日，第118页。)轮船的修理由于管理人员不懂业务，“洋厂贪图生意，暗与船主管车串合，力劝全修，而经理者不悉机宜，茫无把握，其中所耗，每年亦何止数万金。”(郑观应：《禀北洋通商大臣李傅相条陈轮船招商局利弊》，见《洋务运动》（六），第118页。)即使是稍懂业务的经理人，也是把企业作为升官发财的阶梯，“日与衣冠周旋，而于分内应照料之客货，每多漠不关心，不屑躬亲经理。”(郑观应：《上北洋大臣李傅相禀陈招商局情形并整顿条陈》，见《洋务运动》（六），第122页。)有的企业主持者连生产、运输、销售各个环节必须协调的起码常识也没有。如1878年正式投产的台湾基隆煤矿，经理人盲目从事，将购回的铁轨弃置海滨(1878年两江总督沈葆桢购买了英人强建的吴淞铁路所拆毁的路轨，运至台湾基隆附近，不予铺筑，弃置海滨，“任其潮汐冲渍”（《益闻录》，光绪六年三月初十日）。基隆煤矿总办叶文澜，每年有很长时间在厦门自营生意，“结果矿厂长期没有个负责人”。（《英国领事商务报告》，1878年份，淡水与基隆，第145页）)，用旧式驳船借风力行驶运输，从八斗煤井运煤到基隆煤栈。而煤港相对基隆的位置恰是逆风地带，一年中倒有半年为逆风所阻，驳船无法行驶，运输条件不能适应生产的要求，严重地阻碍着生产能力的发挥。有的企业创办者对近代企业一窍不通。张之洞1890年兴办的汉阳铁厂，消磨六年时间，耗费五百六十多万两，没有炼出一吨合用的钢铁的典型事例，为人所共知(详见叶景葵：《卷庵书跋》，《附汉冶萍史》。《洋务运动》（八），第526页。)。洋务派官僚对近代企业愚昧无知，缺乏应有的经营管理的业务知识，怎么可能按客观经济规律来管理先进技术装备，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呢？
洋务派办近代企业的目的，是为了使资本主义生产力为巩固封建政权服务，因此整个旧制度、旧思想、旧的习惯势力统统成为对企业进行科学管理的障碍。在洋务派办的企业中，开平煤矿算是比较成功的了。马建忠说过：“中国有利之矿，仅开平煤矿耳。”(马建忠：《适可斋记言》，卷一，见《洋务运动》（一），第409页。)经办人唐廷枢被李鸿章誉为“熟精洋学”(李鸿章：《直境开办矿务摺》，《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四十，第41页。)。唐廷枢经李鸿章的同意，从开平煤矿到丰润县胥各庄修筑了一条十五里的单轨铁路，可是清政府认为蒸气机车行驶会震动几十里外的皇陵中的“列祖列宗”，禁止使用机车牵引，只得改用骡马拖曳着车厢在轨道上爬行，造成开平煤矿的生产和运输严重失调。洋务派办的企业是根本无法解决先进的机器设备与落后的经营管理之间的矛盾的，势必造成管理混乱，生产与运销不能协调，技术装备各个部门之间的生产能力缺乏平衡，原料、燃料供应不上，修理与零配件不能满足需要，设备陈旧，技术落后，就是陈旧的设备也不能发挥作用，因而也就严重地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
（三）
洋务派办的工矿交通企业，对“外资的扩张”是起着抵制还是助长的作用？我们认为：这些企业在业务、技术和管理上完全依靠外国，躺在外国人身上，使企业在不同程度上成为外国资本的附庸。当然也不可否认有些企业曾经在市场上与外国资本进行竞争，起过抵制外国资本的作用，不过这种抵制作用不仅有限，而且微弱，至多也只能象李鸿章自己所说的那样：“稍分洋商之利”(李鸿章：《试办织布局摺》，《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四十，第43页。)而已。何况洋务派依恃封建政权，排斥和压制民族工业，实际上为外国资本的扩张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洋务派创办这些企业时，的确口口声声高唱是为了“挽回利权”，“堵塞漏卮”。事实怎样呢？第一，在洋务派的封建垄断下，民族工业的发展遭到压抑，仅凭洋务派办的企业来“堵塞”，实在微乎其微。据李鸿章自己估计，官办、“官督商办”的棉纺织业生产总值仅二千五百多万两，而1892年仅海关进口的棉纺织品总值已达五千三百多万两(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三册，第1602页。)。怎么可能“堵塞漏卮”呢？当年马建忠就评论说：“十年之内不许他人再设织局，而所设织机不过二、三百张，每日开织只五、六百疋，岁得十八万疋，仅当进口洋布八十分之一耳，则十年之间所夺洋人之利，奚啻九牛之一毛哉！”(马建忠：《适可斋记言记行》，《富民说》，见《洋务运动》（一），第404页。)第二、外国资本依靠不平等条约的特权，在产品销售中取得优势地位，在市场竞争中压倒洋务派企业的产品。煤矿业中，开平煤矿虽然获得“每吨征收税银一钱”的特权，可是“洋煤每吨税银五分。”(李鸿章：《请减出口煤税片》，《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四十，第44页。)开平煤在市场上自然很难和洋煤竞争。1882年起开平煤炭降低售价与日本煤争夺天津市场，日本煤在天津的进口虽日渐下降，可是全国洋煤的进口量却是不断上升(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三册，第1605页。《主要进口商品量值表》：1884年煤的进口量为：263，378吨，值为1，492，552海关两；1885年煤的进口量为：301，932吨，值为1，735，375海关两；1886年煤的进口量为：313，568吨，值为1，814，438海关两。到1892年煤的进口激增，量为：398，230吨，值为2，007，685海关两。1893年量已增至428，940吨，值增至2，098，063海关两。)。中国煤炭市场仍完全控制在外国侵略势力之下。当然洋务派为了“稍分洋商之利”，是会与外国资本在市场争夺上发生矛盾，不过这同抵制外国资本的扩张，“挽回利权”，“堵塞漏卮”，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第三、洋务派所办的企业处在腐朽落后的生产关系下，资金贫乏，设备陈旧，技术落后，经营管理腐败，生产能力低下，产品质量□劣，在市场上很难和外国资本竞争，哪里谈得到抵制外国资本的扩张？郑观应曾经揭露：洋务派办的企业“既有督办，又有总办，更有会办、提调诸名目，岁用正款以数百万计，其中浮支冒领，供挥霍者不少，肥私囊者尤多，所以制成一物，比外洋昂率过半，而又苦于无机器，以至□劣不精，难于销售。”(郑观应：《盛世危言》，卷七，《纺织》。)第四、洋务派办的企业甚至与外国侵略资本联合垄断，压制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轮船招商局初创时，李鸿章号称“专为抵制洋轮”，也曾经与外国在华轮船公司竞争，可是曾几何时，很快就在“息争均利”下，与怡和、太古订立“齐价合同”，用跌价竞争的手段，共同倾轧中国商办轮船公司。招商局对航运业的垄断，却为外国资本的入侵创造着有利条件，所以外国在华的轮船公司不断增加(1877年开始，轮船招商局与怡和、太古订立“齐价合同”，而外资在华轮船公司仍不断增加。1867年至1879年间，外资在华开设的轮船公司有公正、北华、太古、华海、扬子等五家；1883年至1900年间，外资在华开设的轮船公司有英国的道格拉斯、鸿安，日本的大东、大阪，德国的北德路易、汉美等六家。日、德在华轮船的吨位，1901年比1891年分别增加一至三倍，足见外资在华航运业中侵略势力扩张的迅速。)。十分明显，洋务派办的企业对外国资本的扩张起着助长的作用，这是主要方面。
至于洋务派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机器设备的问题，这要具体分析，不能看见引进就大唱赞歌。陈帜批评洋务派说：“惟是官商各局，仿效西法，而综理一切，统用西人，绝不思教养华人，以渐收其权利。夫日本东瀛小国耳，通商卅载，乃学西人之所能者而尽能之，举华人之所不能者而皆能之。”(陈炽：《庸书》，《自立》，见《戊戌变法》（一），第247页。)当然先进的科学技术乃是人类共同的财富，但是引进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机器设备和管理制度，必须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要根据本国的具体历史条件和现状，按照民族特点，进行学习、消化和改造，吸取营养发展本国工业，这样才有利于促进本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洋务派则不是这样，他们引进外国技术和机器设备，完全丧失了国家民族和企业的独立自主，没有半点自力更生精神，他们把西方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点滴地摘过来摁在封建体制上，把移植过来的机器装备，作为“求”封建统治阶级之“富”的手段，压制民族资本，阻碍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试问这样的引进有什么值得肯定？
处在腐朽的生产关系下的洋务企业，用费浩繁，亏损惊人，生产日益艰难。中法战争后，洋务运动受到代表新兴民族资本利益的进步思潮的谴责，强烈要求洋务派废除封建性垄断，洋务派的企业要向社会筹集资金更加困难了。于是洋务派在“借债兴利”口号下，以出卖主权来换取外债，维持企业的生存。洋务运动日益处于对外国资本的依赖和从属地位，早先那点“稍分洋商之利”的抵制作用，也完全泯灭殆尽。举借外债除苛刻的利息和折扣外，还有附带出卖主权的政治条件(徐义生：《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第9、32、37诸页：1886年轮船招商局借款，以招商局局产担保；1899年萍乡煤矿借款，以招商局财产及萍乡煤矿财产担保；1904年汉阳铁厂借款，以大冶矿山担保，附条件：每年收买大冶矿砂517万吨，并雇聘日本技师。结果使中国长期输出铁砂，输入钢铁，成为“日本国制铁所”的原料汲取地。1889年湖北武昌织布局借款，以广东闱姓捐款担保，结果使汇丰银行资本渗入中国近代新式企业，这就是张之洞一再鼓噪的“借债兴利”的恶果。)。由于国家和企业完全丧失独立自主权，结果扩大和加强了外国资本对中国经济命脉的控制。
洋务派在维护封建政权的目的下，仿效西方，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武器制造、生产技术、机器设备当作自己的强心剂，先后举办了近代军事工业和一批工矿交通企业。应当承认，这批工矿交通企业，使用机器生产，创造剩余价值，产品投入市场，带有资本主义企业的性质，在中国土地上第一次出现了一点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力，通过这些企业培养了一批技术人员，初步积累了一点经营管理的经验，传播了科技知识，在客观上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准备着条件。但是，这些企业和封建国家政权密切地结合在一起，洋务派一面从企业外部，用封建性垄断压制民族工业的发展，限制民间自由开设近代企业，一面却要吸取民族资本供其驱使，同时又用封建官僚制度与买办制度相结合的管理方式、方法，从企业内部，扼杀那一点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生产力。这些企业完全依赖外国，为外国侵略资本的渗入提供有利条件。所以这些企业不是一般的资本主义企业，乃是早期的官僚资本主义，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结合的产物。这种反动、腐朽的生产关系，决定了它的主要面只能是阻碍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以，洋务运动并不能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找到一条途径，相反只能使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日益加深。洋务运动的出现，说明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完全丧失了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的社会条件。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被整个旧制度完全堵塞。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的：“就整个来说，没有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不可能发展工业。”落后、腐朽和反动的生产关系一定束缚和扼杀先进的生产力，这就是洋务运动为我们遗留下来的一个历史教训。
(资料来源：《群众论丛》1980年第2期)<>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506269.html

以上是关于洋务运动-如何正确评价洋务运动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