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太平天国政体考（二）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洪秀全-太平天国政体考（二）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太平天国政体考（二）

三、历史事实说明太平天国前期行使的政体是一种虚君制
太平天国这种以天王为国家元首，以军师为政府首脑，权力在军师，不在天王的政体，上节考出的种种历史事实，都作了充分的说明，可以称它为虚君制。
但是《贼情汇纂》则指为是杨秀清“一切专擅”，“自揽大权”，把太平天国的政体看作个人专擅的行为。不但《贼情汇纂》如此，当时所有的地主阶级记载无不如此。他们用封建专制制度的观点来看太平天国的政体，自然是不会认识得到这种虚君制的。而他们那种极错误的看法，却好似乌云一样一直遮掩着后人对太平天国政体的观察，使人们发生了错觉。
我们知道，自古权臣专擅，或者排除异己，以党羽代其位，或使听从指挥，揽权归己。一句话，他的权力是夺取来的。杨秀清的情况绝不如此。他的权力是制度赋予他的，他是按制度执行职权的。我们在上节已经考明，军师与天王是在金田起义后两个月，在广西武宣县东乡建国时，同时建立的。军师建立后，布告天下的起义檄文即用军师名义颁布，对人民昭示信守的贡单用军师名义发给，代表太平天国致外国的照会也都用军师名义致送。特别是应该掌管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全国政务的六官丞相只是一种官阶，而不是实任职务，太平天国权力在于军师，不在天王。这都是制度的规定。此外，太平天国对洪秀全称万岁，杨秀清称九千岁，杨秀清朝天王立而不跪，杨秀清对洪秀全称弟不称臣等等仪制，无一不是从一开始就都有制度严密规定，绝不是杨秀清夺取而来的。所以，太平天国这种政体，是一种制度，而不是杨秀清个人的专擅行为。当时地主阶级这种大错大误的看法，是必须扫光的。
有的同志提出是不是由于自金田起义以后，就由杨秀清掌握大权，所以才有这个军师制度呢？也就是说这个军师制度是不是太平天国对既成事实加以承认呢？不是的。因为军师制度，是在金田起义后两个月，在太平天国建国时，就与天王同时建立的。而军师制度建立之后，太平天国国家的权力就由军师执掌了。太平天国的军师制度并不是到建国多年之后才建立起来的，太平天国国家权力也不是到建都天京之后才为军师所执掌的。因此，军师制度不是对既成事实的承认。
又有的同志提出是不是由于杨秀清雄才大略，既不能让他当太平天国的元首，又要使他得展其才略，担当起革命大任，所以特设这个第二位的军师给他执掌呢？这也不是的，但是必须把一些疑似的事态分辨清楚。在太平天国起义史中，是有迁就杨秀清的事的。金田起义前，洪秀全、冯云山承认杨秀清代天父传言的特权便是迁就杨秀清的。考太平天国起义，“谋立创国者出南王之谋，前做事者皆南王也”(见《李秀成自述》。)。当时结义，以耶稣为天兄，洪秀全为天父第二子，冯云山为天父第三子，杨秀清为天父第四子，韦昌辉为天父第五子，洪宣娇为天父第六女，萧朝贵称“帝婿”，石达开为天父第七子(据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不论从谋立创国论，或就排班论，洪秀全为太平天国元首，冯云山便应居第二位。但到建国后，却让第二位给杨秀清，而为着要牵制杨秀清，并把萧朝贵推前，自居于杨、萧之后。这也是迁就杨秀清。正因为冯云山为着革命大局打算，要迁就杨秀清，因此，才把太平天国第二位正军师的地位让给杨秀清。这是历史事实。所以，我们说冯云山为着迁就杨秀清而把正军师地位让给他，那是对的；如果说太平天国由于杨秀清雄才大略为着安排这一个人物而特设立军师来位置他，那就错了。
同志们还提出一个问题：这个虚君制是不是杨秀清自己或者他的亲信左右为着要取得总揽大权而制定的呢？如果是这样，那是为着达到个人野心而设的，也不能作为太平天国的政体来论了。这也同样不是的。因为创制典章制度须有一定的条件，而太平天国这个政体，是一个具有创造性意义的制度。在太平天国首义人物里面，根据各种记载，并对太平天国的典章制度进行过一些比较研究，我们认为，可以说只有那个大公无私，最能反映群众的要求，并且博通经史，诸子百家，天文历法，演义小说等等广博学识，为太平天国革命“谋立创国”，创制了《太平军目》，天历等等卓越制度，被革命群众称为“奇才”(据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冯云山传》。)的冯云山才有条件创制出来。杨秀清虽然是一个非凡的杰出的领导者，但他却不是一个创制典章制度的人物。他的亲信如卢贤拔、曾钊扬等人，都是平庸的文人，也不可能创制这个制度出来。这些事实，记载上都已经说得很分明。所以太平天国这个政体，也不是杨秀清自己或他的亲信为着取得总揽大权而制的。
不论是篡夺权力也好，是承认既成事实也好，或者是使个人能展其才略也好，还是个人为图谋总揽权力而设也好，都是因为杨秀清这个人物太平天国才会有军师制度的出现。这些看法，都是不正确的。除了上面已分条予以稽考辨明之外，还有一条共同的反证。就是假如太平天国军师制度真是由于杨秀清这个人物才会出现的，则人存制度存，人亡则废，这是一定的道理。到洪秀全杀了杨秀清之后，就一定把它废除了的。但是，洪秀全在天京事变后，不但没有把它废除，反紧紧地抓着它不放。洪秀全要“主”（天王）是他做，“军师”也要由他做。直到他亲信的族弟洪仁□到天京后，才把军师的虚衔让给洪仁□。其后天京危急，受到群众的压力，才不得不封李秀成为军师，可能是不愿意加给李秀成一人吧，也可能是加给李秀成了，李世贤、杨辅清等不能不加吧，就索性把军师的称号都加给他们。这一切，都证明了军师是太平天国建国的一个制度，而绝不是由于杨秀清这个人物而出现的。
在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在金田起义时，太平天国统帅权由天王掌握(据《天命诏旨书》辛开元年七月十九日天王《行营铺排诏》后声明说：“此是前时行营坐营铺排如是，今宜听东王将令”。知在金田起义时，太平天国统帅权是由天王掌握的。天王将统帅权交给杨秀清，是在辛开元年十月二十五日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各王俱受东王节制之后。在以前，军令权由天王掌握，故杨、萧、冯、韦、石都同受天王节制。到永安封王定各王俱受东王节制后，军令权就由天王交给杨秀清了。)，而到辛开元年十月，在广西永安州封五王后要交给正军师杨秀清呢？太平天国统帅权是原属于天王的职权，由于洪秀全无能才交给杨秀清呢？还是原属于军师，而当起义之初，由于某种原因而暂时由天王执掌呢？这是一个必须稽考的问题。先从太平天国军师制度的渊源来看，它是取自《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梁山泊“执掌兵权，调用将校”的统帅权，并不在坐第一位的晁天王，而明确宣告掌握在坐第二位的军师吴用之手（详见下文考证）。所以，太平天国的统帅权应该原来是属于军师的职权，而不是天王的职权。再从当时的情况来进行稽考。太平天国编纂有一部关于金田起义初期的诏令，叫做《天命诏旨书》。在此书中，收有三道壬子二年天王洪秀全的诏旨。第一道是壬子二年正月二十七日，在永安州发的命令通军大小男女兵将千祈遵守第七天条诏。第二道是壬子二年二月三十日，也是在永安州发的命令通军男将女将突围诏。第三道是壬子二年八月初十日，在湖南长沙发的命令通军大小兵将不得再私藏私带金宝诏。这时候，统帅权已交归杨秀清，为什么给全军的命令不由杨秀清下而要由天王下呢？这只有一个解释，因为永安突围，关系到太平天国的存亡，而第七天条本是严禁淫乱，这时却连夫妻同居都在严禁之列，当时兵将作战俘获的金宝也未能都遵令缴归天朝圣库，所以必须有比杨秀清更高的威信的天王下诏令才能鼓舞全军的斗志，打破重围，才能令行禁止，严守纪律。金田起义之前，每村每处，拜上帝会众，只知有“洪先生”，“到处人人恭敬”(据《李秀成自述》。)。金田起义，是太平真主天王洪秀全奉上帝命下凡救世的(据杨秀清、萧朝贵发布《救一切天生天养及中国人民谕》。)。上帝宣布“他出一言是天命”(太平天国辛开元年三月十四日在广西武宣东乡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说道：“天父曰：‘我差尔主下凡作天王，他出一言是天命，尔等要遵’”。见《天命诏旨书》。)。在太平天国起义初期，天王洪秀全的威信高于杨秀清，那是不待说的。杨秀清威信的崇高，那是建都天京以后事。在此以前，正在逐步树立。而在金田起义的前后，却还在考验时期。太平天国颁布的《天情道理书》记金田将起义杨秀清装聋诈哑试验群众事说：
庚戌四月间，东王一旦忽又口哑耳聋，耳孔出脓，眼内流水，苦楚殆甚；一则因代弟妹赎病之劳，二则乃天父默中使成，以试我们兄弟姊妹心肠，真否认实天父天兄真道也。其时外人未识皇上帝之圣心，皆私议东王几成病废，以致有不知尊敬东王，反为亵渎东王。及至金田团营，时维十月初一日，天父大显权能，使东王忽然复开金口，耳聪目明，心灵性敏，掌理天国军务，乃□天下弟妹，此又可见天父权能，试人心肠之凭据也。
这一件事，对研究杨秀清当金田起义前后时期，在群众心目中的真实情况究竟怎样，是非常重，要的。假如他在群众中已取得威信，他就毋需装聋诈哑对群众进行试验了。群众更不会因他“几成病废”，以致“不知尊敬”他，“反为亵渎”他的了。他在这一段时期，是以神道的诈术来取得群众的服从的，还谈不到威信。因此，金田起义初时，必须由奉天命救世威信最高的天王洪秀全亲自掌握统帅权，然后才能指挥群众，进行革命战争。到永安州封王时，太平天国已经粉碎了清军的封锁，经过了起义初期最艰苦的战斗，杨秀清的威望逐渐地培植起来了，于是封立五王，定西、南、北、翼四王都归东王节制，才把统帅权交给他。而就是已经把统帅权交给他了，但其后遇到必须以天王的威信才能保证有效的时候，还是要天王下令的。我们把上面考出的历史事实与军师制度的渊源结合起来看，就可知太平天国的统帅权原来是军师的职权，只因为金田起义初时，杨秀清的威信还不曾树立，所以才由天王洪秀全暂时代掌。到永安州封王时，杨秀清的威信已经初步培植起来了，所以就把统帅权交回给他。
我们回答了上面那些问题，可以断定太平天国的虚君制是为建国而特地创制出来的。由于存在着种种综错复杂矛盾的情况，所以一直被掩蔽着使人发生错觉，使人发生误解，而没有被认识出来。现在，我们把那些问题一一考释了，指出谬误，辨明疑惑，情况清楚了，再来对这种制度的产生及其性质进行稽考。
四、太平天国虚君制的产生及其性质
在中国古代本来有一种限制君主权力的丞相制度。丞相是秦汉以来封建官僚组织中的最高官职。《汉书·百官公卿表》记其职掌为“掌丞天子，助理万机”。应劭注说：“丞者，承也，相者，助也”，就是说秉承皇帝命，管理全国政务。汉初丞相体制尊，而权力亦大，所以近人有称为责任丞相制度的说法。自汉以后，丞相一职，废置不常。明朝初本设中书省，置左、右丞相。明洪武十三年，朱元璋诛左丞相胡惟庸、遂废丞相不设，析中书省政务归六部，以六部担任全国政务，直接向皇帝负责，于是总揽权柄于皇帝一人之手。洪武二十八年，复下敕谕，后世子孙，不得议设丞相，臣下有请设立丞相的，处以极刑(据《明史》卷二《太祖本纪》及卷七十二《职官志》。)。明代暴君迭出，残虐人民。明末着名思想家黄宗羲总结明朝历史，他指出“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他在《明夷待访录》里，既大倡天下者天下人的天下，不是一人一家的天下的民主道理，复极力主张宰相制，以分君主权力，并主张皇帝没有执行的事，宰相可代皇帝执行。黄宗羲的主张，曾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主张实行虚君共和制所取法。暴君则嫉恨丞相制，哲人则主张用丞相制以分君主的权力，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由来巳久。太平天国虚君制的创制者冯云山博通历史，对此是早巳熟知了的。
在农民阶级方面说，自从两千一百八十多年前秦朝的陈胜吴广起，农民为打倒封建暴君，推翻封建统治阶级虐政进行过大小数百次的革命战争。他们建立的政权，当然更是要求农民的民主，要求限制君主的权力。这正是成语所说“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的。所以，从中国历史的渊源考察起来，太平天国采取虚君制，原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太平天国如此，在它前一百七十七年成立的天地会也如此(天地会创始的年代，洪门相传始自清康熙十三年甲寅（公元一六七四年），据《贵县修志局发现的天地会文件》，此文件收在我编的《天地会文献录》。)。天地会成员以走江湖的人们为骨干，他们大都是从农村流离出来的农民，其起义所领导的群众，基本又都是农民。在天地会的组织中，“力求平等主义”，“政体主共和”。天地会的共和政体，与太平天国的虚君制，都正是反映农民的民主思想和农民对政治的要求。
我们知道，在太平天国起义的时候，起义的领导者受着阶级局限和时代局限，不可能建立任何一种超越封建主义范畴的新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其时海禁初开，他们对西洋政治还是茫然，又不可能把西洋近代国家的政体作为参考。因此，他们起义建国，只能沿袭他们阶级敌人那一种封建体制，把农民民主灌注到其中去，力求通过这种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去组织反对敌人、保卫自己的政权机关。这样，就创造出这一种以天王为元首，以军师掌握实权的限制君权的虚君制。可以说，作为国家元首的天王，是沿袭封建制度的，而掌握实权的军师是农民民主思想的产物。这种虚君制，是和太平天国的国体，即政权的阶级性质相适应的。
太平天国虚君制中掌握实权的军师制度是从那儿来的呢？
在太平天国以前，中国历史上存在过两种不同的军师。一种是封建王朝曾经在军队里面设立过的武官。东汉隗嚣军中尝置军师。三国时魏以荀攸为军师，吴以朱然为右军师，蜀以诸葛亮为军师将军。晋避景帝司马师讳，改为军司，在各军都设置，南朝梁尝以羊侃为大军司。其后不复置。杜佑《通典》把它附在监军内。以为就是监军的职务(见杜佑《通典》卷二十九，职官十一，武官下，监军。)。这种掌监察军务的武官，在封建官僚组织中，并不是重要的官职，而太平天国的正军师为“朝纲之首领”，总理全国，其地位、职权都与此完全不同，所以，其来源并不出于此。
另一种是旧小说中的理想人物，《三国演义》的蜀汉军师诸葛亮，《水浒传》的梁山泊军师吴用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三国演义》第七十三回记刘备进位汉中王事说：
许靖、法正请玄德登坛，进冠冕玺绶讫，面南而坐，受文武官员拜贺为汉中王。子刘禅，立为王世子。封许靖为太傅，法正为尚书令，诸葛亮为军师，总理军国重事。
《水浒传》第二十回记梁山泊义士尊晁盖事说：
众人扶晁天王去正中第一位交椅上坐定，中间焚起一炉香来。林冲向前道：“小可林冲只是个粗卤匹夫，不过只会些枪棒而已；无学无才，无智无术。今日山寨天幸得众豪杰相聚，大义既明，非比往日苟且。学究先生在此，便请做军师，执掌兵权，调用将校，须坐第二位”。吴用答道：“吴某村中学安息，胸次又无经纶济世之才；虽曾读些孙吴兵法，未曾有半粒微功；岂可占上！”林冲道：“事已到头，不必谦让。”吴用只得坐了第二位。
太平天国的正军师，正是“总理军国重事”，正是坐太平天国的“第二位”交椅，其来源正是从《三国演义》的蜀汉军师诸葛亮，和《水浒传》的梁山泊军师吴用这两个理想人物而来的。
太平天国设立军师制度，显有传承。考天地会传说在高溪庙起义反清复明时，以太子朱洪英（一作朱洪竹）为盟主，也拜陈近南为军师(据《贵县修志局发现的天地会文件·反清复明根苗第一》。)。伦敦不列颠博物院所藏天地会钞本（编号为Orienta18207D）有天地会传说上的人物画像。第一幅是朱洪竹小主画像，第二幅是明主朱洪竹和军师陈近南先生画像。其他的人物都是单人分幅画于后（陈近南也有一张在白鹤洞修道画 像列于后）。我们从整部画像来看，明主朱洪竹画像列第一幅，明主朱洪竹和军师陈近南合画列第二幅，其他人物则分幅列于后，这说明“主”为最高领袖，“军师”地仅位次于“主”，而比其他的人高。再从第二幅看，明主朱洪竹和军师陈近南并站在一起，明主站在左，军师站在右，明主表现出一副最高无上的尊严，军师面向明主，表现出承命的表情，而令旗则执在他手中，这说明了“主”是第一位，“军师”是第二位，但权力却由军师执掌。这一幅图把《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理想人物军师诸葛亮和军师吴用活现在纸上。我们由此便会深切地体会到太平天国的军师和天地会传说上的军师实实在在都是从这两部书而来。
在这里，我们应该对《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两书在中国农民起义上的影响，作一些说明和稽考。三国故事，在三国时代后期开始流行，经过两晋南北朝的长时期的传说，到唐朝已经成为“市人小说”了。北宋都城汴梁地方还有专讲三国故事的民间艺人。宋、元以后，民间艺人和平话、杂剧的作家一再加工。到了明初罗贯中据来编写《三国演义》。据传说罗贯中曾参加元末张士诚起义，明朝人王圻《稗史汇编》说他是一个“有志图王”的人物。在这部书中，罗贯中根据人民的爱憎，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凶残暴虐和歌颂人民美好的生活理想，而在描写各个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中提供了许多生活斗争的经验和策略。这中间最突出的是把民间歌颂的“斗智不斗力”的军师诸葛亮，描写成为深谋远虑，料事如神，掌握斗争的规律，预见事态的发展，在斗智中光芒四射的人物。通过这个人物，反映了中国古代人民要求预见未来，克服困难，维护正义事业的愿望。所以《三国演义》一直为人民所喜爱。至于《水浒传》是一部反映农民战争的小说，其为人民所喜爱更不待说的了。　
《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都为人民所喜爱，都反映了人民的理想和愿望。所以农民起义者在组织他们的会社或建立他们的政权时，往往向这两部书吸取养料。上面已经考出天地会在传说上就据《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有军师陈近南这个人物。现在再来看它的组织和制度。考天地会便是取《水浒传》“指天地作父母”的梁山泊大聚义的誓词，以泯除家族的畛域，而合异姓为一家的意义作为会名的(考《贵县修志局发现的天地会文件》在《诗篇及拜会互答第三》里，《拜天地会诗》道：“拜请五祖奉我君，天降真龙我主人，地产洪儿兄弟众，会聚洪英去灭清”。《祭五祖》诗首两句又道：“一拜天为父，二拜地为母”。这两首拜会的诗，都说明了天地会取名的意义。而其来源则出自金人瑞七十一回本《水浒传》“昔分异地，今聚一堂，准星辰为兄弟，指天地作父母”的梁山泊大聚义的誓词来的。)。天地会把会员聚会的地方叫做“忠义堂”，各地天地会都取一山名，就是从梁山泊忠义堂来的。清末哥老会（即天地会后来的名称）重要首领陶成章论天地会“力求平等主义”，“政体主共和”，也是取《三国演义》（桃园义气）、《水浒传》（梁山泊聚义）、《说唐》（瓦岗寨威风）三书贯通而来的(见陶成章《教会源流考》（此文我编入《天地会文献录》一书内）。考日本人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记陶成章在清末与沈英、张恭等倡议于杭州，集浙江、福建、江苏、江西、安徽五省哥老会首领开一大会，打作一团，名龙华会。可见陶成章在哥老会地位的重要。他以天地会中重要人物，而论天地会的制度，其为精确，是不待论的。)。天地会的组织及其共和政体，取自《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太平天国的虚君制，也取自《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天地会在传说上就有军师这个居于第二位执掌权力的人物，太平天国虚君制则把军师定为制度，这都是反映人民的理想和愿望，绝不是偶然的。
为着更明了《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两书对太平天国的关系，我们还不妨再做点烦碎的考据。清朝统治者是不会认识到太平天国的虚君制的，但他们与太平天国作战，却亲眼看见这两部书在太平天国用兵上所起的作用。第一个报导这种情况的是金田起义初期在广西督师的清朝钦差大臣赛尚阿大营翼长（略等于参谋长）姚莹写给胡林翼的信述太平天国用兵说：
熟于《三国演义》、《水浒传》，用兵颇有纪律，诡计百出(姚莹《复贵州黎平府胡》，见《中复堂遗稿》卷五。)。
据当时在广西武宣与太平天国抗拒的广西巡抚周天爵说，那时候太平军就是由冯云山亲临战场指挥的(据周天爵《致周二南书》，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六册。)。曾国藩情报机关编纂的《贼情汇纂》总结太平天国用兵的情况也说：
采裨官野史中军情，仿而行之，往往有效，遂宝为不传之秘诀。其取裁《三国演义》、《水浒传》为尤多(见卷五《伪军制下·诡计》。)。
在太平天国丙辰六年的时候，扬州有一个十多岁的儿童叫刘贵曾的，被编入太平军，后来逃出，他在《余生纪略》中记所见说：
其司兵权者常读《三国演义》、《水浒》(这部书是钞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芷。)。
由于这两部书作为太平天国用兵的典范，指挥员经常熟习，所以李秀成不但用兵专用计取，运用策略，并且在教人论事上，也用《三国演义》的故事(李秀成用兵专用智取，曾国藩狂吠他“狡诈百端”（曾国藩清同治二年六月《复扬厚庵军门》论李秀成的话，见《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八），李鸿章狂吠他“诡谲多谋”（李鸿章清同治元年六月初三日《复曾沅浦方伯》论李秀成的话，见《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一），就是从《三国演义》说的“势弱只因多算胜，兵强却为寡谋亡”（见第三十回），“兵不厌诈”见（第四十六回），“可刚可柔，别有斟酌”（见第八十七回）的对敌战略战术来的。李秀成常引《三国演义》教人论事，如他谕告百姓同心去救援天京的文告中，论豪杰自有遇合之时的一段话里，就引诸葛亮为证（据沈梓《避寇日记》清同治元年六月初五日记）。如他传谕清朝官员赵景贤投降，以汉寿亭侯归汉为喻（据《赵忠节公遗墨在苏州复忠王书》）。又如他杀了奸究李文炳，论李文炳是“今之孟达”（据沧浪钓徒《劫余灰录》）等等。)。由此可知，太平天国用《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策略为用兵典范，同样，太平天国虚君制也用这两部书的政治理想——军师作为制度，那就不是一件不可以理解的事了。
在十九世纪中期，中国农民大起义的时候，不但太平天国的虚君制采用军师制度，北而捻党，在推张洛行为大汉明命王后，就设立军师(据尹耕云《豫军纪略》卷六。)。南而天地会，如在湖南起义的湘粤桂三省天地会起义军以焦玉晶为军师(据清咸丰六年二月二十四日骆秉章《永明江华克复南路肃清摺》，见《骆文忠公奏议》卷六。)，在广西起义的天地会大成国建章王黄鼎凤以周竹歧为军师(据清同治三年四月二十七日刘坤一《禀张中丞》，见中国近代史丛书，《刘坤一遗集》第四册，《书牍》卷之二。)等等。由此又可知，《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军师实为人民所喜爱，所以当时农民起义才会这样地不分南北，不论太平天国或天地会或捻党都采用它。
我们上面三番四复去稽考太平天国军师制度的渊源，其目的是为着要把这个制度反映了人民的理想和愿望，它具有民主思想这一事实阐明出来。现在，再进而探索它的性质。既然这种制度的产生，其根源在于劳动人民的民主思想和要求，所以这种制度就必然具有一定的民主性质。我们从下面几方面去稽考，可以具体地看出来。
首先从议事的程序看，《贼情汇纂》卷七《伪文告上·伪本章》说：
群贼具奏于洪逆，概谓之本章，然不能迳达，必由杨逆　　率韦，石诸逆转奏。能列名于本章者，惟杨、韦、石三逆，下此具本章于洪逆，仅请安、贺喜、谢恩而已，概不准奏事，且必须请杨逆盖印，否则洪逆不阅。若一应军务，各伪官俱具禀杨逆，谓之奏禀。夫下奉上谓之禀，臣对君谓之奏，从无以此连贯成文者，禀奏二字臆造甚新。缘杨逆下洪逆一阶，群丑之属望推尊凡过于洪逆，故标此以示尊崇之意。大权悉为杨逆所揽，是以本章寥寥，而禀奏独多。即如犯伪令各案，亦皆由下拟定，杨逆入奏，洪逆从无驳者。贼巢百务，亦皆杨、韦、石三逆议奏施行。在外贼目大小事件，纤微必禀。……然不得越次白事，必禀本管伪官，层层转达。此贼中文案之伪制也。
同卷《伪诰谕》又说：
所有政事，悉由伪侯，相商议停妥，具禀于石逆。不行则寝其说，行即代杨逆写成伪诰谕，遍谕各处，纤悉靡遗。
太平天国这种议事程序，有三项原则：第一、民主，所有政务，“皆由下拟定”。这就使下级得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拟议，发挥民主作用，而避免上级官僚主义，也就避免专制独裁，第二、集中，下级必须层层转达，不得越级白事，到了侯、相这一级，经过他们“商议停妥”，再由他们向杨、韦、石禀报，最后，由杨秀清审核，韦昌辉、石达开参议，作出了决定。把全部权力集中到正军师。第三、极度地限制了君权。所有政务，都由正军师杨秀清决定。然后由杨秀清率领韦昌辉、石达开上奏天王取旨。天王“从无驳者”。天王只有签署“旨准”，而没有否决权。群臣“概不准奏事”，只有与政事无关的请安、贺喜、谢恩得向天王上本章，就是这些，也必须杨秀清盖印，经杨秀清审查过，否则天王不阅。君权限制到了这种地步。这一种议事制度，极度地限制了君权，既民主，又集中，是具有民主性质的。
又从选任人才来看。《天朝田亩制度》有详密的规定：
凡天下每岁一举，以补诸官之缺。举得其人，保举者受赏；举非其人，保举者受罚。其伍卒民，有能遵守条命及力农者，两司马则列其行迹，注其姓名，并自己保举姓名于卒长。卒长细核其人于本百家中，果实，则详其人，并保举姓名于旅帅。旅帅细核其人于本五百家中，果实，则尚（上）其人，并保举姓名于师帅。师帅实核其人于本二千五百家中，果实，则尚（上）其人，并保举姓名于军帅。军帅总核其人于本军中，果实，则尚（上）其人，并保举姓名于监军。监军详总制，总制次详将军、诗卫、指挥、检点、丞相。丞相禀军师。军师启天王。天王降旨调选天下各军所举为某旗，或师帅，或旅帅，或卒长、两司马、伍长。凡滥保举人者，黜为农。
这个保举人才的制度，从最低一级由两司马管辖的二十五家选举起，经过上一级层层考核，一直到军师，然后启奏天王任用，凡举得其人，保举者受赏，举非其人，保举者受罚，充分体现了民主的精神。《天朝田亩制度》没有实行，这个每岁一举的制度也未能实行。但所行的乡官制度，却正是这种制度。在太平天国前期，乡官制度执行得好，使敌人骇怕，《贼情汇纂》卷三《伪官制·伪守土官乡官》说：
自窃占江宁，分兵攻陷各府州县，遂即其地分军，立军帅以下伪官。……自军帅至两司马为乡官，乡官者，以其乡人为之也。……令各州县并造户册，即于乡里公举军帅、旅帅等，……催科理刑，皆专责成。……为众姓所共推。……贼之牢笼人士，联络方域，计盖无谲于此者。
由于乡官为“乡里公举”，“为众姓所共推”，施行民主选举，故深得人心。太平天国政权之所以得打下基础在于此，江西、安徽人民之所以热烈拥护太平天国也在于此。太平天国前期保举官员也同样是采取民主的措施的。《李秀成自述》记癸好三年二月克复南京后，东王杨秀清命令，要在各单位里面，各举出一员军帅带领新兵。李秀成本是一名战士，那时初跟春官丞相胡以□工作。杨秀清了解他的才能，要用他做军帅，担任守卫天京太平门外防御清朝江南大营进攻的营寨，同样要经过保举，就亲自保举他做右后四军帅。这件事，说明了太平天国保举官员必须遵守制度，保举者必须担负责任。所以杨秀清通令：“凡保举官员，必须查其平素历练老成，精明灵变，然后传该员前来，亲自勘验，观其言语举动，进退趋跄，果堪胜任，再行保举禀奏回朝，毋得徇情滥保”(见太平天国甲寅四年燕王秦日纲《伪遵谕保举官员毋得徇情事复东王杨秀清禀奏》。)。保举官员，要保举者严格选拔，担负责任，杜绝了徇私舞弊，从而人才辈出，鼓舞了人心。《贼情汇纂》卷三《伪官制·伪品级铨选》说：
伪官铨选，不由吏部，所谓天官丞相，仅有其名而已。丞相、检点、指挥各举其属，列名具禀，呈于伪北王、翼王，转申于伪东王，伪东王可其议，始会名同奏于洪逆，以取伪旨，榜示伪朝堂，俾众周知，乃颁给印凭，而授职焉。其有战功，亦由各伪上官保奏，夺我州郡城池关隘重地，则加超擢保升，亦数百员，外此叙功，则以虏劫之多寡为擢升之次第。凡招兄弟，征粮米，获得江间民舟，探实我军信息，皆与优奖，循次升擢，赉功课职，颇协众情，初无依违，故其党争为致死，虽屡至穷蹙而不舍焉。
官员铨选，不由吏部，而从丞相、检点、指挥等各保举所属向上申请，战功也是由本管官保奏。这正与《天朝田亩制度》所规定的相同，具有民主性质。所以才深得人心（“协众情”，“无依违”），为之“致死”，“而不舍焉”。这种民主保举，在太平天国虚君制还没有破坏以前，一直如此。《李秀成自述》记石达开出走后朝臣举贤担任国事说：
国中无人，经朝臣查选，查得十八指挥陈玉成、二十指挥李秀成、赞天安蒙得恩、侍天福李世贤这班人出来助国。又说：
那时朝中无人掌管，外无用（勇）将。斯时我与成天豫各有兵众，朝中议举我与陈玉成兵外战。后见我堂弟李世贤纲（刚）强，又而选用，又得一将，朝用世贤次之。不仅陈玉成、李秀成等将领是“经朝臣查选”，“朝中议举”，那时候，就是提理全国政务的石达开也是臣民所公举的。《李秀成自述》记天京事变诛韦昌辉后事说：
后翼王回京，合朝同举翼王提理政务，众心欢说。
众人不但举石达开执政，还因“大家喜其义气，推为义王”(据《李秀成答词手卷》。)，连王号也由群众推戴的了！我们从这些事例，特别是这两件大事，可知太平天国的农民民主，究竟达到何种景地。
我们还可以从太平天国臣民具有一定的反抗权力来看。天京事变后，石达开回京执政，众心欢悦。天王洪秀全却封长兄洪仁发为安王，次兄洪仁达为福王，专任两人来压制石达开，人心已经是很不高兴了。到石达开被迫出走，人心愤激，洪秀全竟不得不撤了两人的王爵，并顺从群众的推戴，镌刻义王印，派专使去安庆送给石达开，向群众表示了悔过(据清咸丰七年七月初一日两江总督何桂清《通筹各路军情片》，并参考同年闰五月十五日安徽巡抚福济片（均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藏），初四日到《常州坐探委员曹飞鸿禀》（见吴照档案）。)。到太平天国癸开十三年五月，雨花台要寨失守，天京危急，太平天国陷到这种地步，臣民都激愤起来。清同治二年六月十六日，即太平天国癸开十三年六月十八日，李鸿章致曾国荃信说：
昨于浒关贼馆夺获伪文书数百件，大都金陵贼馆乞苏、浙解济银米，其声甚哀。内称洪
逆禅位幼主，尽黜洪氏之党。封忠王为军师，留守城内，各伪王均归调遣(见《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三《致曾沅帅》。)。李鸿章这段话，是从几百件太平天国文书作出的概括。洪秀全是受了臣民的压力才封李秀成为军师的。他并没有真禅位于幼主而说禅位，没有尽黜洪氏之党而说尽黜，这也正说明了臣民压力之大，使他不得不作此表示，以缓和臣民的激愤。太平天国就是到了洪秀全厉行君主专制的时候，臣民还是具有一定的民主权力，迫使洪秀全不能不让步的。
从以上种种方面稽考，太平天国的虚君制，是具有一定的民主性质的，而和封建君主专制截然不同。这种政体，是我国农民革命的产物，是与它的政权的阶级性质相适应的。
（资料来源：《历史学》197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