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义和团反帝运动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中国近代史-义和团反帝运动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义和团反帝运动

义和团反帝运动，今年是八十周年。当时国际无产阶级同情义和团，德国工人阶级政党的《前进报》和革命领袖列宁都称赞义和团为“中国的起义者”（1900年6月19日德国《前进报》（Vorwarts）社论《铁拳》，见《近代史资料》总16号。列宁：《中国的战争》，《列宁选集》第一卷。）。正是这些起义者，使帝国主义认识了中国群众“尚含有无限蓬勃生气，更加以备具出人意外之勤俭巧慧诸性”，武装反抗侵略的精神“可于此次‘拳民运动’中见之”（瓦德西：《拳乱笔记》，《义和团》（三），第86页。）。“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瓦德西对《海辣特》访员谈话。转引自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398页。）。英、法、奥各国当权人物也发表了同样的议论，“谓瓜分之说，不啻梦呓也”（转引自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第399页。）。义和团反帝运动阻止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妄想，使中华民族免受殖民地的灾难，丰功伟绩，值得永远纪念。
义和团运动时期，帝国主义组成八国联军屠杀义和团，清政府的军队也屠杀义和团，中外反革命以及中国资产阶级（个别人物除外）都污蔑义和团为“拳匪”。直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革命根据地中，才肯定义和团运动是中国人民的反帝运动。这样实事求是的评价逐渐为全国人民所公认。
一、义和团运动的阶级成份。实事求是地研究历史问题，总要区分是非轻重。义和团的成员有：农民、手工业者、水陆交通运输工人、兵士（破产失业的农民、手工业者和亡命徒等）、乞丐、流氓、地主和饥民，清朝政府利用义和团之后，又有王公大臣和各式投机分子等等参加，阶级成份极为复杂。根据各种史料记载，义和团的成员主要是贫苦农民和手工业者；只有他们才可以代表义和团。清朝的王公大臣和各式投机分子只是利用义和团，绝不能代表义和团。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景善日记》就说：“真正义团系安分良民，其中匪徒，固不乏人；伊等依附其间，实为伪团，无恶不作，颇于真团之名声有妨碍。”狄葆贤《平等阁笔记》记载：北京“奉旨义和团”，“行事有类盗贼”。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团中领佐大半为西兵响导，或为仆役，且借西兵之势，劫夺□杀，无恶不作”。这种伪团不能代表义和团。研究各种资料中所记载的义和团事迹，必须首先把清朝王公大臣和各伪团的行为和真正义和团分开。科学的评论义和团，只能根据真正义和团的言行来分析，不能根据载漪之类的言行来妄谈是非，更不能根据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狺狺声来污蔑义和团。
在义和团运动时期，我国无产阶级还未成为独立的阶级，而资产阶级各派，康有为、梁启超的保皇会宣布，他们“助外人攻团匪以救上（载□）”。唐才常、沈□的自立会号召“讨贼勤王”，武力驱逐义和团。孙文、杨衢云的兴中会要求建立民主政府，拟借英国兵来剿平义和团与清政府。因此，义和团反帝运动虽然有各阶级阶层的爱国人士参加，而其主体却是农民阶级的自发运动。不能克服农民阶级的落后、散漫等弱点，反而受了清朝那拉氏的利用、欺骗，以致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成千上万的烈士为国捐躯。总结这一惨痛的历史经验，正如德国工人政党所说：“中国在其维护本国领土和民族特点的斗争中，应该同布尔人一样得到一切具有政治道德的朋友的同情。”（见德国《前进报》社论《铁拳》。“布尔人”是非洲南部荷兰移民的后裔。1899年10月到1902年5月抵抗英国侵略。）
二、义和团运动的主流是反帝。义和团反帝运动受农民阶级自发斗争所限制，当然提不出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的反帝斗争的政治纲领。可是他们明确提出：“最恨和约，误国殃民，上行下效，民冤不伸。”（《刘青田碑文》，《拳匪记》卷二。）又说：“只因四十余年内，中国洋人到处行。三月之中都杀尽，中原不准有洋人。余者逐回外国去，免被割据逞奇能。”（《警告国闻报揭帖》，《拳匪纪事》卷2。）还说：“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兵法易，助学拳，要摈鬼子不费难。挑铁道，把线砍，旋再毁坏大轮船。大法国，心胆寒，英吉俄罗势萧然。”（《义和团揭帖》，《拳匪纪事》卷2。）很清楚，义和团运动的主流是反帝。所谓“杀尽”，只是一句大话，实际是要把西人“逐回外国去”，中国免被瓜分。有人据此大叫义和团“排外”。请问为了抗拒瓜分，这样的“排外”，能有多大的罪过？义和团“挑铁道”，确有其事。帝国主义直接在我国修铁路或通过各种方式来侵略控制中国修铁路。中国人能不反对吗？德国修胶济路，侵夺中国主权，霸占农民土地，破坏农村水利，农民群众挺身反抗，难道有罪吗？西摩尔率领帝国主义的联军侵犯北京，义和团拆毁廊坊铁道，阻止侵略军前进，难道有罪吗？难道这就是“排外”，是“仇视”“新的生产方式引入中国”，罪该万死吗？义和团运动的主流是反帝，不能歪曲。
马克思为印度问题写过许多文章。他说过印度农村公社，“这种失掉尊严的、停滞的、苟安的生活，这种消极的生活方式，在另一方面反而产生了野性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也说过：“在大不列颠本国现在的统治阶级还没有被工业无产阶级推翻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印度人民是不会收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他歌颂印度人民起义抗英说：“如果指望印度具有欧洲革命的特征，那将是可笑的quid pǐo quo（误解）。”（《印度起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285页。）印度“人民企图赶走竟敢对自己的臣民这样滥用职权的外国侵略者，难道不对吗？如果英国人能够冷酷无情地干出这种事情，那末就算是起义的印度人在起义和斗争的狂怒中犯下了硬说是他们犯下的那些罪行和暴虐，又有什么奇怪呢？”（《印度刑罚的调查》，同上，第296页。）和团反帝运动，就不该苛责义和团。）列宁在《中国的战争》一文中也称赞了“印度土着的抗英起义”和布尔人的抗英战争。学习马克思、列宁论述印度起义的观点来分析义和团反帝运动，就不该苛责义和团。
三、义和团反封建问题。义和团的确没有近代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的反封建的政治纲领。据各种史料记载，义和团在农村打击地主，抗租抗粮，正是农民阶级自发的反封建斗争。有人据“扶清灭洋”这个口号，说义和团不反对清朝政府或皇帝，而且“加以扶持”。“扶清”当然可以解释为扶保清朝，利用义和团的王公大臣和奉旨义和团等更应该是这样解释。但是《义和团告白》说是“保护中原，驱逐洋寇”。《增福财神告白》说是“上能保国，下能安民”。《马兰村坎字团告示》说：“扶清灭洋、替天行道，出力于国家而安于社稷，佑民于农夫而护村坊”（《拳时上谕》。《义和团》（四），第149、152、148页。）。可见“扶清”主要是扶保中国。因此，反对义和团的袁昶奏疏说：“夫‘扶清灭洋’四字，试问从何解说？……若谓际兹国家多事，时局维艰，草野之民，具有大力能扶危而为安，扶者倾之对，能扶之，即能倾之，其心不可问，其言尤可诛。”（《袁昶奏稿》，《义和团》（四），第165页。）由此可知，以“扶清灭洋”来说义和团扶保清政府和皇帝者，不足为训。
还有人说：“义和团的揭帖中，也还有称颂和尊崇光绪的内容，如‘君非桀纣，奈有匪人’；‘我皇即日复大柄，义和团民是忠臣’等等。当然那就更谈不上要推翻清朝封建统治了。”按：前八个字，出自《刘青田碑文》，下面还有：“最恨和约”一大段，末尾提出：“义和明教，不约同心，”“待当重九日，剪草自除根。”义和团自称是白莲教，号召九月九日起义。既要起义，当然不能尊崇清朝皇帝。后十四个字，出自《警告国闻报揭帖》。《国闻报》尊崇载□，义和团不准它乱语胡言，绝不是尊崇载□。那拉氏在五月末利用过义和团，但这份揭帖出现于五月初，绝不会尊崇正在屠杀义和团的那拉氏。而且那拉氏是当权的“老佛爷”，根本不存在“复大柄”的问题。可知“我皇”不会是清朝皇帝。义和团说：“大清归大清，谁是谁的主。”（《马家堡碑文》，《近代史资料》总12号，第13页。）他们不承认清朝统治。“但等莲花遍地开，五羊赶你出幽州。”（《义和团乩语》，《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三联书店版，第510页。）他们要赶走清朝皇帝。“扶保真君主，挪位让真龙。”（《庚子乩文》，《近代史资料》　总12号，第17页。）“日月从头起，文武拜圣君。”（《永定门碑文》，同上，第17页。）义和团扶保自己的皇帝。如果这位理想的皇帝，即“西北真主当值了”，那就“不使金银钱了，不使铜铁钱了，不使当十钱了，”“有仇报仇有冤的报冤了”（《南苑三台神字》，同上，第14页。）。那时“神护真主除灾难”，“家家齐吹太平箫” （《庚子六月鸾语》；《海岱门碑文》，见《近代史资料》总12号，第17、14页。）。义和团的“我皇”，就是“灭清复明”的圣君。什么“称颂和尊崇光绪”，这是从何说起？对待史料不能这样断章取义和任意歪曲。
八十年前《中外日报》胡说：“义和拳者，非国事之战争，乃党祸之战争也。”旧党要殄灭新党。“乃组织出义和团一事”（《论义和拳与新旧两党之相关》，《义和团》（四）。第180—181页。）。把义和团反帝斗争歪曲为以那拉氏为首的后党反对以载□为首的帝党之争。这是公然伪造历史。在庚子年五月中旬以前，清政府一贯是镇压屠杀义和团，以后才逐渐改为利用。光绪二十五年五月三十日《军机处寄各省督抚等电旨》说：“义和团民之起，数月之间，京城蔓延已遍，其众不下十数万，自兵民以至王公府第，处处皆是，同声与洋教为仇，势不两立。剿之，则即刻祸起肘腋，生灵涂炭。只可因而用之，徐图挽救。奏称信其邪术以保国，亦不谅朝廷万不得已之苦衷矣。”同年六月初三日《军机处寄出使俄国大臣杨儒等电旨》说：义和团于“五月中旬，猝然发难……阖城汹汹，势不可遏。”“朝廷非不欲将此种乱民下令痛剿，而肘腋之间，操之太蹙，深恐各使保护不及，激成大祸。亦恐直、东两省同时举事，将两省教士教民使无遗类。所以不能不踌躇审顾者以此”（《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87、202、203页。）。那拉氏自己交代得很清楚，先有义和团运动的高潮，她怕“祸起肘腋”，才要通过利用来消灭义和团。所谓旧党殄灭新党“乃组织出义和团”，完全是胡说八道。
四、义和团的落后性问题。义和团迷信，是一种落后的表现。但是济颠僧、二郎神、关羽、黄天霸等等附体，和上帝、耶稣下凡都是迷信；迷信许多神和迷信一个神都是迷信；难以区分洋迷信、土迷信谁高谁低。外国人绝没有强迫中国人接受其洋迷信的霸权。传说红灯照“步行水上”或“腾身高空”等等当然都是迷信；但是她们要“远赴东洋，索还让地并偿二万万元款”（《拳事杂记》，《义和团》（一），第244页。），完全是反帝爱国的表现，不应受到谴责。
义和团落后的另一表现是：“最恶洋货。如洋灯、洋磁杯，见即怒不可遏，必毁而后快。”而且“皆毁物杀人”。“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用者辄置极刑”。在资料里有这种记载。可是这样笼统的记载多，具体的记载少；而且还有一批与此相反的记载。保定以北的义和团曾保护着一大段京汉铁路未曾拆毁（艾声《拳匪纪略》，刘春棠《畿南济变纪略》。）。曹福田不同意捣毁洋货铺（《京津拳匪纪略》，据范文澜《中国近代史》。），革命党秦力山从日本到天津求见大师兄，义和团说秦是二毛子，却并未杀害（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秦力山事略》。）。景善吸吕宋烟，义和团先把烟拿走，随后却又还给了他（《景善日记》，《义和团》（一），第13页。）锺秋岩“素好洋玩物”，又被人告发“家多洋物”，义和团几次派人侦察，后亦无事（华子满：《庚子日记》，见《庚子纪事》105页。）。两种相反的材料，应该搜集到一起来仔细研究一下，然后再下结论。如果不是详细占有材料，不曾分析具体事实，抓到一点就夸大其辞，不论是以此来歌颂义和团，还是贬低义和团，都是歪曲历史。
欧洲资本主义初期发生过农民、手工业者砸机器的事；早期的工人阶级反抗资本家也曾砸过机器。砸机器是落后行为，中国发生了这种事件，就罪该万死吗？根据现有的材料，并无义和团砸机器的记载，不过是挑铁道、砍电线而已。八十年前，自称为“真知西人将割裂我版图，奴隶我子弟，剥削我脂膏”的《中外日报》曾经漫骂义和团“仇视西人”，拒绝新事物。八十年后，也有人说：义和团“不能把近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帝国主义利用科学技术进行侵略掠夺区别开来”。“由于封建蒙昧的作用，义和团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新生的生产方式引入都是极其仇恨的”。这不仅是对义和团过份苛求，而且是颠倒是非，抹杀义和团反帝斗争的主题。在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进行激烈的生死搏斗的时刻，只能区别不挑廊坊铁道，帝国主义的侵略军即可侵入北京；无从区别挑哪一根铁轨是反帝，挑哪一根铁轨是落后。因此，不能苛责义和团落后。
阻碍中国生产发展、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是清政府，并不是义和团。以那拉氏为首的顽固派除洋钱、洋烟、洋枪之外，拒绝一切新的生产方式；以李鸿章等为首的洋务派充当帝国主义的买办，以用洋枪镇压农民起义为中心，他们才办起了兵工厂、矿山、铁路、轮船等等事业。这两派共同卖国，共同扼杀戊戌变法。义和团有落后性，所以受了那拉氏的欺骗，这是惨痛的教训之一。但是义和团指出李鸿章卖国，要杀请行昭信股票的黄思永，并没有错误。康有为说，“中国今日之人心，公理未明，旧俗俱在”，不能革命。章炳麟反驳说：“义和团初起时，惟言‘扶清灭洋’。而景廷宾之师，则知‘扫清灭洋’矣……今日广西会党，则知己为主体，而西人为客体矣。人心进化，孟晋不已……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章炳麟：《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原刊于1903年上海《苏报》，见《章氏丛书》。）义和团的落后性，要从历史变化中来分析。把阻碍新生产力发展的责任推到义和团身上，不只不公平，而且颠倒了历史。
五、义和团运动的惨痛教训。义和团运动深入群众，坚决反抗帝国主义侵略，阻止了中国被瓜分的危险，为中华民族史写下了光辉篇章，为全国人民留下了爱国传统。但是这一次运动，受到中外反动派的镇压，牺牲了千万爱国烈士。这一惨痛教训要总结，要牢记，惩前毖后，继承先烈遗志以建设今天的祖国。
义和团的落后性是主要的惨痛教训。主要的落后性：不是迷信，屠杀义和团的中外反动派都是迷信。也不是“排外”，列宁早已指出：“他们并不憎恶欧洲人民”，而是憎恶那些“利用自己的所谓文明来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也不是反对洋货，或拒绝新的生产方式，德国工人政党早已指出：“是谁给了外国人瓜分中国人的国家并强迫他们接受外国工业品的权利呢？”落后性的主要表现是散漫而无组织。这是农民阶级的特点，农民自己是无法克服的。山东、直隶两省和北京、天津以及全国各地的义和团都是以坛为单位，各自独立，并无统一的组织，统一的行动计划，统一的指挥，只是在笼统的反帝口号之下，各自为战。他们可以不听清政府的号令，逼迫清政府不敢仓促镇压；各坛口传达自己的命令，可以叫老百姓烧香叩头；各位大师兄可以率领自己的队伍去作战。但是没有作战布置，不能进行有力的战斗；甚至千百人各自为战，竟不能战胜几十个洋兵和不多的“二毛子”。因此，清政府一宣布利用义和团，由团练大臣出面，组织起奉旨义和团，立刻把各坛口控制起来，掌握了领导权，对于真正义和团肆行阴谋诡计，以至出卖屠杀。帝国主义侵略军可以对义和团各个击破。
农民自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在义和团运动被镇压以后继续进行，有些地方仍用义和团的名义，辛亥革命以后多改名为红枪会或神兵等名称。直到中国无产阶级领导中国人民革命时，农民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参加了共产党，参加了红军，这才克服了散漫落后的弱点，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力量。　（文章来源：《历史教学》198011，中华文史网整理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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