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左宗棠曾想投太平军吗?(2013年第3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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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左宗棠曾想投太平军吗?(2013年第35期)


有一种传说:咸丰二年(1852),后来成为清朝“中兴名臣”的左宗棠曾谒见太平军领袖,并献攻守建国之策,结果未被采纳。此说流播甚广,甚至被一些史学着作采用。该传言是否可信呢?
关于左宗棠投太平军的最早记载,见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发表的历史小说《洪秀全演义》(连载于香港《有所谓报》和《少年报》),作者黄世钟(字小配,广东番禺人)。翌年,由香港《中国日报》社排印成单行本。该书写道:左宗棠“当洪天王入武昌时,曾上书天王,劝他勿从外教,洪天王见他不明种族,又不识君民同重的道理,因此不甚留意他。他满望上书洪天王,得个重用,故经许多人聘请过他,他倒不愿出。今见洪天王没有什么意思,心中就有些不快,暗忖欲作胡元时的刘因(元代理学家,诗人,以不仕元朝闻名),怎奈自己不能久耐。继思晋时王猛,曾佐苻坚,遂定了主意。先受湘抚张亮基之聘,参赞戎幕。继又受湘抚骆秉章之聘”。又说:“当秀全初下武昌时,湖南举人左宗棠尚未出仕,曾上书于秀全,力称秀全武将有余,文事不足;且称秀全不宜信仰外教,宜尊崇孔子。”
此前三年即光绪二十八年,留日学生杨毓麟(字笃生,湖南长沙人)曾着《新湖南》说:“湖南人如胡、左二公,固非无度外之思想者也”,左公“薨时语其家人说:‘朝廷待我固不可谓不厚’;少间,又语曰:‘误乃公事矣,在当日不过一反手间耳!’此言故人子弟多闻之者。”(《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此说虽未直接提及左宗棠投太平军一事,但却从侧面认为他在当时有反清的思想倾向。
其后,日本学者稻叶君山于1914年出版《清朝全史》,也曾写道:“据长沙人言,洪天王围长沙时,有一人布衣单履,与天王论攻守、建国之策。天王不能用,其人乘夜逃去。后湘人欲缚此献策者,因不知其姓名,其事遂寝。然考清末刊印之书,有曰《支那》(即宋教仁、黄兴于1905年在东京创办的《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撰稿人多为两湖留日学生)者,以为此人即左宗棠也,且劝洪天王弃天主耶稣,专崇儒教。”
着名历史学家范文澜沿袭并进一步肯定了这一说法,其代表作《中国近代史》曾有这样的表述:“据比较可信的传说,当太平军围长沙时,左宗棠曾去见洪秀全,论攻守、建国的策略,劝放弃天主耶稣,专崇儒教,秀全不听,宗棠夜间逃走。”(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
研究太平天国史的资深学者简又文在其《太平天国全史》一书中,也曾述及此事。他写道:“据传说:左宗棠初以怀才不遇,郁郁不得志,尝投太平军,劝勿倡上帝教,勿毁儒、释,以收人心。惟洪、杨以立国之源头及其基础乃在新教,不能自坏之,不听。左乃离去,卒为清廷效力。”
此传说自清末至今已流播了一个世纪有余,曾引起不少人的兴趣。那么历史真相到底如何呢?笔者认为当时的左宗棠并不具备投太平军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可从四个方面分析:
第一,生活环境不允许。
从经济状况看,咸丰二年左右,左宗棠已年届“不惑”,有了一份自己的家业。八九年前,即在湘阴柳家冲置田70亩,又种茶植桑,读书万卷,自得其乐。道光二十九年(1849),复到省城长沙开馆授徒,又添一笔不错的收入。
从社会地位看,左宗棠于20岁中举,可谓少年得志。又得到陶澍(曾任两江总督)、林则徐(曾任湖广、两广、云贵总督)、贺长龄(曾任云贵总督)等高官名流的赏识。当左宗棠18岁时,贺长龄即破格“以国士见待”;陶澍初识左宗棠,“一见目为奇才”;林则徐久闻左宗棠之名,道光二十九年冬,特派人至柳庄(即柳家冲),召其会于长沙湘江舟中,“诧为绝世奇才”;咸丰元年,清廷开“孝廉方正科”,收罗人才。翰林院编修郭嵩焘以左宗棠应举,但被左氏婉拒;次年,贵州黎平知府胡林翼向新任湖南巡抚张亮基推荐左宗棠,称誉其“才品超冠等伦”。可见,此时的左宗棠在上流社会中,已经声名鹊起,远非像洪秀全起义前只是个默默无闻的穷书生。
从社会关系看,左宗棠的亲戚师友中不乏显宦达贵:陶澍、贺熙龄(贺长龄之弟,曾任都察院监察御史)是他的儿女亲家;林则徐、贺长龄是他的忘年交;胡林翼(后来官至湖北巡抚)是他的世交兼挚友;郭嵩焘、郭崑焘兄弟是他的同乡兼朋友。试想,身处这样一种社会关系网络中,左宗棠怎么可能冲破罗网去投敌对阵营的洪秀全呢?
第二,主观动机不具备。
左宗棠出身于一个书香门第,耕读之家。六岁读《论语》、《孟子》,九岁作制艺(即八股文),寻绎汉、宋先儒遗书,从小接受儒家思想熏陶,研读程朱理学,思想深处很难摆脱“忠、孝、节、义”的封建伦理窠臼。让他以一个清廷叛逆者的身份出现,真是势比登天还难!
另外,左宗棠从青年时代起就有很高的抱负,经常以诸葛亮自期,立誓要“为播天威佐太平”。封妻荫子、青史留名是他一生的追求,封建士大夫的“正统观”,也不可能让他站到清王朝的对立面去。
第三,时间安排不接轨。
传说左宗棠投太平军发生在咸丰二年。此前,他一直住在湘阴柳庄,“日与庸人缘陇亩”,且“别有一段乐意”。是年八月,为自保计,从柳庄迁至湘阴县东白水洞“避乱”。十九日,新任湘抚张亮基抵长沙,立即致书左宗棠称“思君如饥渴”。左氏遂应聘“出山”,并于二十四日与张亮基一道“登梯”进入被太平军包围的长沙城。其间并不存在与太平军接触的时间段。
再从太平军方面看,咸丰二年四月下旬,太平军从广西入湖南,连克数州县后,于七月初三攻占郴州,二十七日抵长沙城下被阻。两天后,前敌总指挥西王萧朝贵中炮阵亡。直到九月初一,洪秀全才从湘南的郴州赶到长沙城外。时左宗棠已经进城,两人不存在见面的时间。
第四,地点选择不相符。
传说洪、左见面的地点一为武昌,一在长沙。太平军攻占武昌是在咸丰二年十二月初四,此时左宗棠正在长沙张亮基幕府,得到高度信任,张“一以兵事任之”。次年正月初二,太平军放弃武昌,顺江东下。十天后,左宗棠才随调署湖广总督的张亮基离开长沙,向武昌进发。二十二日抵武昌。此时,太平军撤离武昌已有20天了,根本不具备洪、左会面的空间条件。至于说左宗棠在长沙谒见太平军领袖,更是天方夜谭。当时一个在长沙城内抗拒,一个在城外猛攻,双方正在进行你死我活的搏杀,何能会面献策!
既然“左宗棠投太平军”绝无可能,那么流言怎么会广为传播呢?
传言起于二十世纪初,是与当时民族民主革命运动高涨的形势密切相关的。一些民主革命宣传家借助“先贤”威名,打着他们的旗号,以求达到动员民众反清的目的。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左宗棠投太平军的传言也就应运而生了。而且在他的个人经历中,确实存在一些“疑点”,不能不引起人们的猜测。比如,咸丰三年九月,左宗棠离开张亮基幕府回到家乡后,坚持暂不“出山”。后任湖南巡抚骆秉章三次礼聘,他都“托词谢之”,颇有点蛰居待时的意味。这明显与他建功立业、“以诸葛亮自期”的抱负不符。其实,左宗棠当时确实想沉下心来,深入观察一下眼前的政治形势,以便把握复出的时机,而不是盲目行动。这与他平生处世谨慎,遇事深思熟虑的性格特点是相符的。
作者简介
杨东梁,1942年生,湖南岳阳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着有专着及主编丛书10余部,发表文章百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