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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试论张乐行

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正当伟大的太平天国革命风暴席卷神州大地的时候，捻军这支农民起义武装也英勇战斗于北方广大地区，成为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中国近代第一次革命高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反抗清朝封建统治者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所建树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但是，对于捻军的主要领导人、盟主张乐行的评价，史学界的意见分歧很大。持肯定态度的同志认为：张乐行是“伟大的”或“杰出的农民革命领袖”、“反封建的战士”，“他为了中国农民的革命事业，付出了宝贵的生命”，“他的一生是反抗的一生，斗争的一生，革命的一生。”(《捻军史初探》，第二○页；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安徽日报》；《江淮学刊》一九六三年第五期，第四五页。)持否定态度的同志说：“张乐行不是一个‘坚持革命，坚持斗争’的英雄，而是一个曾多次出卖农民利益，出卖革命的叛徒，一个曾经为了做官，不惜出卖良心，充当鹰犬，屠杀革命农民的渺小人物。近百年来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而死难的烈士中，不应包括张乐行。”(《江淮学刊》一九六四年第六期，第五四页。)一曰英雄，一曰叛徒，两种看法，截然相反。张乐行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物，他在捻军斗争中起过何种作用，应该如何评价，有必要进行探讨。遵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评论历史人物的教导，本文拟对张乐行各个阶段的表现作些考察，提出自己的粗浅意见，以就正于史学界的同志。
一
尚未担任捻军盟主之前的张乐行，走过了一段曲折的道路。
张乐行（一作张洛行，一八一一——一八六三），安徽蒙城、□州（今亳县）间的雉河集（今涡阳县）西北十二里的张老家人。根据调查所得的不完全统计，张老家同其他村庄一样，土地高度集中，占全村总农户百分之五十六的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只有百分之一点五的土地，而二百亩以上的地主，却占了百分之七十的土地。张乐行家“有良田五百余亩”(《史学工作通讯》一九五七年第二期，第八页。)（一说三、四顷），后来兄弟分家，他只得一顷多（一说七十亩）地。张乐行就出身于这样的地主家庭，据说年轻时进过秀才（张家后代否认此事(《安徽史学通讯》一九五九年第六期，第五二页。)；还有一说他基本上不识字）。
张乐行“既长，好斗，江湖亡命多依之，家益落，辇私盐以食，吏不能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以下略）《捻军》第一册，第二八五页。)广交朋友，特别是参与贩运私盐，使他有可能更多地接触群众，易于感受社会阶级斗争的脉搏。清朝长期实行食盐专卖制度，把全国分成十一个盐区，规定各种食盐只能在指定地区按一定数量销售，以便垄断贸易，剥削人民。张乐行家乡属两淮盐区，吃的淮盐，味苦价昂，而邻近长芦盐区所产的芦盐，味好价廉。因此，两淮盐区不少贫苦人私往长芦盐区贩盐，维持生计。护送这些私盐贩，用武力反抗清朝盐官、盐巡的迫害，成了捻众初期斗争的一项重要内容。张乐行参加这种活动，便同捻众的反抗斗争联结起来，并从一个有名的“盐趟主”变为“捻头”。
张乐行所处的时代，是中国社会急剧变动的时代。封建制度的暮色笼罩全国，清朝统治的衰败日甚一日，西方侵略者的魔爪开始伸入。通过一八四○年至一八四二年的鸦片战争，列强迫使清朝政府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象沉重的枷锁，套在中国人民身上。原有严重的社会矛盾，因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而加剧。清朝政府赋敛有增无已，地主阶级封建剥削变本加厉，水旱灾荒接连不断，农民加速破产，如皖北地区的群众异常困苦。“等死不如来起反！”(《捻军歌谣》，安徽人民出版社版，第八页。“起反”即“造反”。)全国人民反抗的浪潮连连相接，越来越大，终于汇合成以太平天国革命为中心的巨大洪流，猛烈冲击清朝的腐朽统治。这个风雷激荡的时代，把张乐行推进了捻军起义的行列。
随着一八五一年太平天国革命在南方的爆发，北方捻军起义的火炬也燃烧起来。阶级敌人胆颤心惊，力图扑灭。河南永城等地的地主武装老牛会，就是对抗捻军的一支凶狠的反革命别动队。张乐行及其战友龚得树（一作龚得）聚集捻众，回击老牛会的进攻，而且在战斗中扩大了队伍。一八五二年初，他们发展至万人以上，一度围占永城。同年十一月，永城冯金标与皖北朱洪占、刘洪立等十八人各自结捻起事，号称“十八铺”（即十八股），拥张乐行为首领。他们的力量不断壮大，控制涡河、淝河流域。于是，张乐行更成了捻军的重要首领之一。
张乐行的这种地位，引起了清朝政府的注意。在皖北负责镇压捻军的兵部侍郎周天爵，狡猾地使用反革命两手策略，把张乐行作为招抚对象，一八五三年春，派其长子至雉河集，“尽赏顶戴以笼络之”(《捻军》第二册，第六三页。)。张乐行有没有接受招安，说法不一。张家后代说，当时“张乐行有一个小老婆叫杜（金）婵，极力反对投降，结果张乐行拒绝投降。”(《安徽史学通讯》一九五九年第六期，第五四页。)有的同志据此认为，张乐行“并没有为了做官而出卖良心、出卖农民、出卖革命”(《江淮学刊》一九六三年第五期，第四七页。)。这种结论值得商榷，因为后人对其先辈往往隐恶扬善，需要其他确凿无误的材料作证，才能判断。而当地群众提供的材料互不相同，有的说，“周天爵曾经亲自坐着轿，来张老家村，劝张乐行投降。不论怎么说，张乐行只是酒饭招待，并不接受。”送走时，周天爵还进行威胁，“乐行对他手下的神枪手张德才说：‘德才，天上这群老鸦呱呱不休，你把当中那只白脖子老鸦打下来，给他（它）点利害。张德才立即一枪，把那只白脖老鸦打下来了。周天爵一看吃了一惊，吓的再不敢说什么，就走了。”(《山西师范学院学报》一九五九年第四期，第四○、四一页。)这一说法传奇色彩颇浓；有的说，“张乐行曾经投降周天爵并曾往县衙门充当‘盐警’”(《江淮学刊》一九六四年第六期，第五○页；参见《捻军调查资料》稿，该件存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与张家后代的说法有异。但从有关这方面的文字记载，包括清朝官方文书来看，很难否定张乐行为周天爵所招抚，并奉命协同进攻定远捻军之事。
这里还需弄清的一个问题，是张乐行在镇压定远捻军的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有何具体罪行。可是留下的材料极为欠缺，有一条记载只说：张乐行等“数百人守宿（州，今宿县），仍桀骜不用命”(《捻军》第一册，第二八五页。)，参照他以后的活动，是可信的。不过，张乐行曾经投降，加强了清朝镇压定远捻军的力量，得到“顶戴”，这对于正在兴起的捻军起义，起了破坏作用，无容讳言。
不久，由于“饷项无着”，张乐行等被“遣散归籍”，遂又开展活动，“居民从者愈众”(《捻军》第二册，第九九页。)。正在此时，太平军举行北伐，进入皖北，各地捻众受到极大鼓舞，纷起响应。捻军起义的星星之火，迅速燃成燎原之势。形势的迅猛发展，给张乐行以有力的促进。他和龚得树、冯金标等数千人，重新活跃于涡河、淝河流域。这年十月刑部侍郎奕经在奏折中曾说：“蒙城、亳州交界地方，有匪徒张落刑（即张乐行）等纠众竖旗，党与甚众，行旅断绝。”(《剿平捻匪方略》（以下简称《方略》）第四卷，第一一页。)所以，周天爵指使蒙城知县刘瀛阶“阴图乐行”，由文生陆型出面“召乐行，不至”(《捻军》第二册，第六三页。)，没有上当。暗杀张乐行之事随着陆型败亡和周天爵死去而搁置。
“冬，张乐行、刘洪立投充（蒙城）县役，城内□惧。”“十一月（一八五三年十二月）刘洪立复叛攻城，……诱斩之，乐行遁归雉河。”(《捻军》第二册，第六三页。)张乐行充当县役意欲何为，是值得思考的。
返回雉河集的张乐行，继续积聚力量。他一面同当地豪绅地主维持关系，未对他们采取行动，甚至代替周天爵攻捻的三品卿衔袁甲三在奏折中还提到，张乐行“自经周天爵由营遣散后，以保守雉河集为名，该集乡邻颇感其德，是以臣于春间（一八五四年春间）行过雉河集时，尚有绅民联名公保”(《项城袁氏家集》“袁端敏公集·奏议”第五卷，第一九页。)；一面却暗中支持苏添福等捻军对永城地主阶级进行反击，打败清兵。因此，清朝政府说：“周天爵招抚之张乐行，以保守雉河集为名，实则狼子野心，难保其不暗结土匪，命英桂（河南巡抚）谕令带兵文武相机剿捕。”(《捻军》第二册，第二九三页。)袁甲三闻风而动，一八五四年九月，“遣人饬令张乐行拿获苏添幅（即苏添福）以表心迹”，随后“复密饬带兵委员察其动静，即行设计诱擒”(《项城袁氏家集》“袁端敏公集·奏议”第五卷，第一九、二○页。)。可是，袁甲三的阴谋没有得逞，反而促使张乐行公开地举起了抗清旗帜。
一八五五年春，袁甲三要更调淮北官吏，同江南提督和春、安徽巡抚福济闹矛盾，被清朝以“坚执己见”，“株守临淮，粉饰军情，擅裁饷银，冒销肥己”(《清史稿》列传二百五，第四一八卷，中华书局版，第一二一一一页。)等罪名撤职。乘此时机，张乐行等积极展开活动。清朝政府加强武力镇压，同时进行招安。四月“宿州知州郭士亨建议收抚张乐行，饬耆老往说乐行反正，许给口粮。乐行不用命，郭以忧死。”(《捻军》第二册，第一○○页。)对于《涡阳县志》上“乐行不用命”这句话，有的同志解释为张乐行拒绝清朝的招抚；有的同志则认为是他投降后又起兵抗清，并引用《宿州志》与一八五五年十一月河南学政张之万的奏折作了说明。《宿州志》是这样叙述的：袁甲三罢后，“捻匪乘间复起，张落刑扰归（河南归德，今商丘）、亳之间无虚日。巡抚福济檄张家驹等防堵亳州一带，兵势颇振，张落刑势蹙几擒。宿州牧郭世亨议用抚，为禀大宪，许之投诚，官军释之。未几叛去，世亨旋以忧卒。”(《捻军》第二册，第一二二、一二三页。)张之万的奏折说：“捻首苏添幅、张落刑等今春经皖军击败后，豫省兵勇又败之于泥台店。其财匪势甚孤，若两省合力剿捕，原可悉数歼除，乃该匪于穷蹙之时，诈为投营效力之计，带兵者以为此可诱致，许其获他犯以自赎，未尝不欲俟其自来，设计擒之，不烦兵力也。不知此等巨匪，诡谲异常，即于此时招集恶党，以遂其反侧之谋”(《方略》第九卷，第二五页。)。根据这两种材料提及的“未几叛去”和“许其获他犯以自赎”，断定张乐行和清朝之间的这笔投降买卖已经成交”(《江淮学刊》一九六四年第六期，第五三页。)的说法，看来似嫌只注意表面现象。张乐行虽然口头上答应降清，却没有“获他犯以自赎”的事实，而且“诡谲异常，即于此时招集恶党，以遂其反侧之谋”。接着，他和龚得树等便率领捻军在蒙城击败颍州（今阜阳）知府陆希□所部清兵，作为对敌人诱降活动的回答。
从一八五三年至一八五五年，“此三年中，乐行倏降倏叛，进退绰如，纵横跌宕，所向无前。”(《捻军》第二册，第一○○页。)他依违于捻军与清朝之间，出现三次反复，但寻其主流，是越来越远离清朝，转向捻军。正因为如此，他才能赢得各部捻军的信任和支持，不久被拥戴为盟主，否则是不可想象的。
二
被推为捻军盟主之后的张乐行，比较坚定地踏上了联合抗清的战斗历程。
一八五五年秋举行的雉河集会盟，各部捻军首领共举张乐行为盟主，号称大汉永王（据调查，当地群众无比说法），并“祭告天地，宣布信条，旗分五色，以正镶递推递广，又有八卦、水花等名目，各旗统将皆听盟主调遣”(《捻军》第二册，第一○○页。)，“协力同心，共诛妖鞑”(《近代史资料》一九六三年第一期，第二四页。)。这次会盟提出反对清朝的革命任务，确定内部编制和行动纪律，把捻军斗争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具有重大的意义。
在会盟中，张乐行发挥了领导作用。他阐述了捻军起义的正义性，明确指出：清朝官吏“以刀锯而代扑责，用贿赂而判生死。酷以济贪，视民如仇。竭万姓之脂膏”，充其“溪壑”，这才迫使捻军“大起义师，救我残黎；除奸诛暴，以减公忿。”而且与其他首领一道，筹划内部的组织联合，制订约束部众的严格纪律，坚决表示维护群众的利益，宣布“禁止抢掠，严缉奸淫。贫民衣粮，不准扒运。”“仰四城乡民，各安尔业。”(《近代史资料》一九六三年第一期，第二七页。)雉河集会盟在张乐行一生中是一个重要转折，是他一个新时期的起点。从此，他便作为捻军的主要领导人出现于历史舞台。
会盟后，张乐行率领捻军不断出击敌人，在豫东占夏邑，逼归德，围永城，大败清朝提督武隆额部；于皖北围亳州，取蒙城，攻宿州与怀远；复东出江苏砀山、萧县（两地今属安徽），逼徐州。他们人数众多，实力雄厚，建立了一些活动基地，“且耕且战，官兵婴之辄溃败”(《心白日斋集》第四卷，第一五页。)。
然而，数以万计的捻军仍是“居则为民，出则为捻”(《捻军》第一册，第四五页。)，满足于获取财物，负载而归，组织程度和斗争水平没有得到进一步的提高，作为盟主的张乐行是负有责任的。他“好利逐末”(《捻军》第二册，第一○八页。)，缺乏政治远见，未能抓住时机，采取有效措施，学习太平天国，提高部队素质，建立革命政权，彻底摧毁皖北的反动据点，肃清地主武装的残余势力，巩固根据地，加强自身力量。这就影响捻军斗争的发展。清兵乘机反扑，占据雉河集。
在困难面前，张乐行没有气馁，带领捻军主力向淮南进发。一八五七年三月初，他们在霍丘、六安交界地区同太平军会师。两军会师淮南，是和当时形势分不开的。捻军因为受到清兵的沉重压力，必须争取太平军的帮助；太平天国由于一八五六年的天京变乱，力量大为削弱，急需团结友军一致对敌。共同的斗争把他们联结起来。张乐行意识到这一点，主动派龚得树、苏添福等迎接太平军；太平军豫天侯陈玉成、合天侯李秀成等也率部北上应合捻军。通过这次会师，捻军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太平天国的领导。两军旌旗齐奋，向敌人发起强大攻势，占领了安徽正阳关和霍丘，取得初次战果。
张乐行坚持与太平军联合的方针，与自己队伍中的分裂行为进行了斗争。一八五七年秋，捻军退出霍丘、正阳关，转至六安，随后在对待同太平军联合的问题上，捻军内部发生严重的意见分歧。以刘永敬（即刘饿狼）和刘天台为代表的一部分捻军主张不与太平军协同作战，坚决要回雉河集，独自行动；张乐行和龚得树断然反对退回雉河集，主张同太平军继续合作。虽然当时淮北捻军家属生活困难，安全受到威胁，应当考虑适当解决，但采取分裂行动是错误的，因为只有同太平军紧密联合，才能有力地抗击共同的敌人清朝政府，而各自为战，势必削弱两军的力量，便于敌人各个击破。北归老家的思想，无疑是农民起义队伍中分散主义和保守思想的反映。两种政治主张的对立难以调和，最后张乐行和龚得树定计杀了刘永敬和刘天台，然而，内部的严重分歧没有因此解决。蓝旗部众对张乐行、龚得树“产生了埋怨情绪”，其他的旗头也有“戒惧”，加之捻军各部之间本来存在一定的分散性，这样，不仅蓝旗部众纷纷北归，“其他各部捻军也都在几个月之内，先后回到淮北”(《安徽史学通讯》一九五九年第六期，第五八页。)，以致减弱淮南捻军的力量。
为了清除这种消极影响，张乐行曾经作过努力。捻军攻占怀远、临淮和凤阳后，他对北归的捻军一再发出《檄文》，批评那种“各思苟安之计”，指出“回家固守土圩，徒知抢掳，利己之私，久则足以自毙。”希望“有志成大业者，整顿兵马，同心一气，会兵北剿，共建基业”(《近代史资料》一九六三年第一期，第二五页。)。在他的号召下，有些部队“分兵东下”(《近代史资料》一九六三年第一期，第二五页。)而大批人马仍滞留蒙、亳等地，无法根本克服内部的分裂。
张乐行不但反对自己队伍内部闹分裂、图苟安的倾向，也反对混入捻军行列的一小撮无耻之徒的叛变行径。当时驻守凤阳、临淮的将领张隆（原系团练头目）之流一再向敌人乞降，张乐行曾与之作过斗争。这在专搞招降的清朝钦差大臣胜保的多次奏报中可以得到说明。
一八五九年一月二日，胜保奏言，“凤阳捻首张□即张元龙，前此具禀投诚，兹踞守临淮之李允，亦具有乞降之禀，察其情词，甚为恳切，现复与张元龙及韩秀峰即韩四老万等，先遣亲信头目到营请谒，……臣一一宣示皇仁，晓以大义，该头目等悔罪自新，缕述张元龙、李允等感激情形，情愿投诚，杀贼自效。”(《方略》第五三卷，第三二、三三页。)
二月十一日，胜保等奏言：“据内探委员密禀，张□等日来招集各捻头，告以愿投诚者随同在城，不愿投诚者自去，该城五、六万众，异口同言，别无异议，刻已将领去旗帜，遍插城上”(《方略》第五六卷，第四页。)
二月二十六日，胜保等奏言：“凤、临捻首韩狼孜之弟韩秀峰已于上年十二月、本年正月（即一八五九年一、二月）两次赴殷家涧行营谒见，臣胜保谆切开导，晓以大义，该捻首颇知利害，输诚悔罪，情见乎词。张□、李允二人，俟任□一回，即可定期出谒，□发献城。连日正筹办间，讵张落刑因官军、练勇紧逼围攻，又以临、凤就抚在即，意欲寻衅，遂留龚逆（即龚得树）死踞怀远，而率众万余，水陆东窜，欲扑临淮。当经臣等派拨兵练截击，并凤、临就抚之韩秀峰、张□亦俱列队抵御，未容扑过淮河，该逆遂沿淮北直趋五河”(《方略》第五六卷，第一五、一六页。)。
四月二十四日，胜保等奏言：“查怀远捻逆，粮药渐缺，亟应迅筹规复，……且凤、临两城，抚议已定，因捻首张元陇等畏惮张、龚二逆逼处，受其胁制，未遽来归。但期怀城（即怀远）速下，自可抽兵他剿，免有后顾之虞，即张元陇等亦不至再有顾虑，以剿为抚，自易就绪。”(《方略》第五八卷，第二一、二二页。)
五月五日，胜保等在叙述其招抚经过又奏言：“自正月（即二月）以来，屡次传令来见，张元陇总因畏罪不前。……据张元陇禀称，一俟手下人众安置妥洽，即行□发献城，臣胜保因阳示羁縻，阴予钤制，严饬刘府殷家涧一路驻守各军，加意准备，为明堵怀捻暗防凤、临之计。讵怀城张逆谂知张元陇等抚议将成，屡遣其侄张从导等来至城关，从中阻挠，加以胁制，张元陇等遂畏首畏尾，游移观望。”(《方略》第五九卷，第四、五页。)
剔去胜保奏报中的污蔑之辞，可以看出，张乐行不只一次派人前往制止张隆之流的投降活动，而且率部讨伐这伙叛徒。由于张乐行等的斗争，才迫使他们一时不得不有所“顾虑”，“畏首畏尾，游移观望”，未敢立即献城投敌。
在张乐行的领导下，淮南捻军坚持抗清斗争。一八五九年七月，他们和太平军一道攻占定远，使捻军控制的地区同太平天国占领的庐州（今合肥）等地“联为一片”(《方略》第六五卷，第六页。)。
不仅如此，淮南捻军还直接参加或间接协助太平军进行鄂东战役、浦口战役、三河战役、潜山地灵港和太湖小池驿战役、挂车河战役和第二次西征战役、保卫安庆战役，等等。他们配合太平军作战一般只限于淮南及邻近地区，也有时迫于形势而不能密切配合，但始终和太平军战斗在一起。
张乐行率领捻军同太平军并肩作战，受到了太平天国的欢迎，他先后被封为成天义、征北主将和沃王。洪秀全在给张乐行的赠语中说：“祯命养飞龙，试自思南国之屏藩，谁称杰士；中原争逐鹿，果能掌北门之锁钥，方算英雄。”(《史学工作通讯》一九五七第二期，第一三页。)可是，李秀成在其《自述》中却写道：“我天国坏者，……二（是）招得（张）乐行之害”(《李秀成自述》。)。张乐行等捻军同太平军联合抗清，对太平天国革命事业到底起了什么作用，不可不讨论清楚。
捻军在淮河流域的战斗，牵制胜保、袁甲三等部清兵，必然减轻清朝对太平天国的军事压力，而且他们控制的地区与太平天国辖区互相连结，既可打开沟通淮北抗清斗争与淮南太予天国革命的“锁钥”，也可切断交通，挡住清兵南不，成为太平天国的北面“屏藩”，使太平军没有后顾之忧，有助于太平军在湖北、安徽和苏北战场上采取行动。捻军支持太平军发动上述战役，只能增加而决不会削弱太平军的对敌斗争力量。例如三河战役，他们几乎集中了怀远、临淮、凤阳三地的兵力南下，协助陈玉成等太平军围歼进犯三河的浙江布政使李续宾所部湘军，给敌人以沉重一击，取得了重大胜利；又如捻军投入第二次西征和安庆保卫战，虽然没有达到目的，但决非无此必要，因为这是与太平天国生死存亡攸关的大事，如果对此冷淡，置之度外，那才有害于太平天国。李秀成就是这样，他非常消极地对待第二次西征计划，也不救援安庆，造成严重后果，连敌人也惊讶不已。据此看来，捻军到达淮南，帮助太平军回击敌人，扭转天京变乱后出现的劣势战局，使之获得一段时间的稳定，对太平天国显然是有利的。他们的鲜血没有白流，他们的功绩不可磨灭。同样的，坚持同太平军合作的张乐行的作用也不能抹煞。
由于安庆的不幸失守以及随之而来的淮南形势的不断恶化，而淮北捻军力量依然强大，北方各省人民斗争仍在继续，陈玉成和张乐行便谋求向北发展。一八六一年底，张乐行奉陈玉成之命率部返回淮北。他们随后投入淮北捻军已经发动的颍州战役，激战两月余，被迫撤退，又败于颍上、太和，接连受挫，只得退回雉河集、尹家沟一带。不久，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所部清兵扑向皖北，形势日趋危急。张乐行没有及早尽力设法转移，确系失策。一八六三年三月中旬，他被迫带领捻军同敌人决战，结果失败，损失惨重。
从一八五五年秋当盟主起，至一八六三年春皖北兵败止，张乐行作为捻军的领袖，肩负着领导重任，他在坚持捻军各部之间的联合，坚持捻军同太平军的合作，坚持抗清斗争等原则问题上，无可非议，并在斗争实践中有所前进，表现了一位农民起义领袖应有的政治态度。当然，张乐行这一时期也存在缺点错误，如未能彻底克服捻军的分散状态，没有正确处理内部矛盾，同太平军的联合不够紧密，在强敌压境的情况下不能及早撤出蒙、亳地区等，但毕竟是属于第二位的，他在这一时期表现的主要方面，应予肯定。必须指出，张乐行之所以引起人们的注意，在史册上留有名声，正是由于这一时期他领导捻军开展活动，为近代人民斗争献出了自己的力量。因此，这一时期，在他一生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倘若撇开不谈，脱离其主要实践来进行评论，是欠妥的。
三
张乐行最后落入敌手，没有求降讨饶。
皖北战役失败后，张乐行带了几子和少数随从冲出重围。三月二十三日夜间，他们到蒙城西阳集原捻军首领之一李家英处投宿。当天已投敌的李家英即暗中派人向宿州知州英翰告密，次日黎明，张乐行被捕。《两淮戡乱记》对此作了如下的记载：“洛行独与一子……投李家英寨。夜半扣扉，家英……启扉纳之，置酒极欢，而潜人驰告宿州知州……英翰公。英公率勇将至，乃语洛行曰，‘官军至矣，力不能庇奈何？’洛行变色，其子遂詈家英卖己。洛行解之曰：‘吾父子杀人多矣！古今岂有白头贼耶？’遂上马。”(《捻军》第一册，第二八七页。)这里讲的张乐行当时“变色”，含义不清，至于劝止其子痛骂叛徒，并把自己被捕归咎于“杀人多矣”，当然不对，但能不能就此认为：张乐行“丧魂落魄，神气沮丧，……那里还有一点革命气节”(《江淮学刊》一九六四年第六期，第五三页。)？在接触到的一些清朝官方文书、旧时地方志以及私人着作《庸□笔记》中，凡是谈及张乐行被捕之事都没有上述这段记载的旁证材料；而且同书在这段记载之后又写道：“家英使人□之以行，缚至西阳镇。主（指僧格林沁）诘曰：‘何故反？’曰：‘行不好反，官反之耳！’”(《捻军》第一册，第二八七页。)这点来看，张乐行没有卑躬屈膝，敢于在僧格林沁面前把话顶回去，指出他和捻军起来反清，是清朝官吏逼出来的，不能不说还有一点革命气节。
张乐行至僧格林沁军营，即被提审，有个《自述》（一作《口述》），这是分析他最后表现的重要依据。为了说明问题，除删去其中无关紧要者外，照录于下：
“张落刑供：年五十三岁，系亳州正东、雉河集北、张老家人，离城一百里。家有胞兄张敏刑（即张敏行）……我自来耕种为生，也曾包送过私盐。于咸丰元、二年上，我们邀人与河南永城、商丘一带老牛会打仗，互相仇杀，才聚有多人。到三年粤匪窜扰亳境，州城失守后，各乡土匪肆起，我才与龚瞎子（即龚得树）、王冠三、苏添幅、韩朗子各竖旗帜，大家抢掳为生。我竖的是黄旗，自称大汉永王。
五年间，颍州陆知府奉袁大人所派，带领乡团来到庙儿集攻剿我们。不久陆知府即将乡团撤退，我们人数愈众，遂纠邀上河南打商丘县的马牧集。回来于九月十七日就围亳州，先后十三昼夜，因官兵防守严紧，未能打破。旋听得河南官兵攻剿我们雉河集一带老家，遂撤回救应，不料未及赶上，被官兵将老家焚毁。七年间，我带人上怀远县城，占住数月。到八年间，因粮食尽了，遂过定远县去投了广西的长发，经他封我成天义之职，授我印信札文，住了数年，我因他们待人不好，就折回老家居住。十一年十二月内，英王四眼狗队下的马永和来邀我们去围颍州府城，我与江台灵都去的。同治元年三月内官兵来到，我们才解围返回亳境尹家沟地方。
现经大兵攻剿，我们屡次打了败仗，抵敌不住，才带人往南逃跑。又被官军追击，我的人都散了，才往东北逃回，到蒙城县界西阳集，就被拿住送营。
在这几年内，各地打粮掳抢过的地方，我也记不清。……我胞兄张敏刑带了数千人，往西南一带逃跑，不知去向。至龚瞎子、苏添幅、王冠三、韩朗子们，均先后在各处被官兵打死了。所供是实。”(《近代史资料》一九六三年第一期，第二八页。)
这个《自述》，有污蔑捻军以“抢掳为生”，污蔑太平军为“粤匪”，尊称清朝官吏陆希□、袁甲三为“陆知府”、“袁大人”一类的话，所以，有的同志说，“口供很短，字数不多，但却充满了侮辱自己、侮辱革命、歌颂敌人的辞句”；而且认为，《自述》中讲太平军“待人不好”是“昧着良心”说话，谈及捻军一些首领的情况是“向僧格林沁提供情报”，从而下了结论：“张乐行临死前，向敌人屈膝低头，献媚讨好，恶毒地污蔑革命，咒骂革命者”(《江淮学刊》一九六四年第六期，第五四页。)。能不能把这个《自述》看成是叛徒的罪证材料，需要详加分析。
已经查明，这个《自述》是一八六三年三月三十一日（即同治二年二月十三日）“僧格林沁等所上奏折的附件”(一九六二年十月十日《光明日报》。)。僧格林沁等在奏折中报告英翰往捕张乐行之后说：“臣等即派马队前往，提解到营，亲提审讯，据张落刑供认，曾受粤逆伪封，率领各股捻匪盘踞蒙、亳、永、宿一带，时到各处焚掠，屡与官兵打仗属实。”(《方略》第一七八卷，第三、四页。)这个《自述》，就是张乐行被“提解到营”之后僧格林沁“亲提审讯”而得的口供。从《自述》本身看，先写年龄、籍贯，逐年活动状况，后是“所供是实”，完全属于笔录口供的形式；语气又是口语化，如“我也记不清”等，与张乐行发布的《告示》、《檄文》的文字风格不同，也不象一个进过秀才的人的笔调（若张乐行基本上不识字，那更非他自己所写）。显然，这份供词是在逼供的情况下由别人书写的，而且“经过清方抄录”，原件“折式，每面六行，行二十字”(一九六二年十月十日《光明日报》。)。因此，这个《自述》，只是笔录口供的“抄录”，不是张乐行的亲笔供词。
既然如此，这个《自述》就可能被“删改”(一九六二年十月十日《光明日报》。)而与张乐行本人原来的口供有出入，不能尽信。现在尚未发现记载张乐行被捕后的其他材料，可与这个《自述》的内容进行核对，不如《英王陈玉成自述》能同其他材料互相校证。而从其他材料对证《英王陈玉成自述》的情况看来，出入很大。例如，《英王陈玉成自述》中讲他参加太平天国革命是“从洪秀泉（全）为逆”，把张乐行叫做“张落刑”，贬自己为“败军之将，无颜求生”，“犯弥天大罪”，还说什么“久仰胜帅（指胜保）威名，我情愿前来一见”(《太平天国史料考释集》第二○一、二○二页。)其他材料证明，这些话不是出于陈玉成之口。《庸□内外篇》就讲陈玉成被俘后，“胜保欲降之，不屈，因述胜保败状以为诮。”(《捻军》第一册，第三六一页。)《陈玉成被擒记》更证实，陈玉成是坚贞不屈的，曾当面嘲笑胜保，“所上供词，皆裕（朗西）手笔，非真也。”(《太平天国轶闻》第一卷，第四二、四三页。)再从有亲笔《自述》可以校正笔录的“洪仁□供”来看，称谓的褒贬同样存在。江西南昌府所录的供词中，洪仁□自贬为“小的”，称洪秀全为“伪天王”(《清代通史》第三册，第二八七页。)；可是他亲笔写的《自述》，却明明白白地自谓“本藩”，称洪秀全为“我主老天王”(“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以下略）《太平天国》第二册，第八四七页。)。两相对照，上述贬低自己、污辱天王的话纯属捏造。事实表明，笔录口供在关于污蔑革命与吹捧敌人，特别是称谓褒贬被窜改的现象确实存在，因而有理由怀疑，《张乐行自述》中有关污蔑革命与尊称敌人的言辞，不一定就是张乐行自己所讲，而可能是僧格林沁之流强加给他的。清朝官吏在这类奏折中，总要按照官场的习惯用语，并图谋为自己邀功请赏。
以《张乐行自述》本文来说，称谓褒贬被窜改的可能性也仍然存在。例如《自述》中把张乐行、张敏行写成“张落刑”、“张敏刑”，大概张乐行不会一下子就改用清朝给他自己与其胞兄的污称吧！又如僧格林沁等奏折中提到的“张落刑供”，与作为附件的《自述》相校，就有二处被改了，一是在太平天国封张乐行官职之前加了“伪”字；二是添上“捻匪”这一清朝对捻军的污称。再如清朝上谕说，“张落刑供词”“称龚瞎仔、苏添幅等五犯均已歼毙”(《东华续录》（同治朝）第一九卷，第二五页。)，又增加《自述》原来没有的“五犯”这一污称。这些迹象进一步说明，属于污蔑革命一类的辞句，清朝一改再改。
关于讲太平军“待人不好”的话，《自述》是这样说的：“我因他们待人不好，就折回老家居住”。“折回老家居住”，指的是张乐行率部撤离淮南、返回淮北之事。把淮南捻军北归的原因说成是太平军“待人不好”，既与事实不符，也同张乐行当时的表现不合。事实是由于安庆失守后的形势促使陈玉成与张乐行都想向北发展，“由□梁直取燕京”(《近代史资料》一九六三年第一期，第二六页。)，根本不存在什么“待人不好”的问题。若是确实如此，张乐行在北归之后，也许不会带领捻军急赴江口集，力图拦截囚车以营救被捕的陈玉成。退一步说，即使这句话是张乐行的原意，也不能定为他的一条罪状。赖文光在其《自述》中曾讲陈玉成等“畏曾国藩如神明，视楚军如罴虎”，而且认为这次派部队北上是“英王自取祸亡之由，累国之根也”(《太平天国》第二册，第八六三页。)。人们并没有因此说赖文光犯下了罪，否定他是太平天国与捻军的一位英雄人物。
至于向敌人提供情报的问题，《自述》的确谈到“张敏刑带了数千人，往西南一带逃跑，不知去向”，而这句“不知去向”的话，对清朝并无多大意义；《自述》接着说“龚瞎子、苏添幅、王冠三、韩朗子们，均先后在各处被官兵打死了”，清朝也不全信，上谕曾问及这“是否确实，并着查明具奏”(《东华续录》（同治朝）第一九卷，第二五页。)。后来僧格林沁奏称：“二月初九日（即三月二十七日），据投诚之王怀义将黑旗捻首苏添幅拿解前来，当于审明后凌迟处死。”(《方略》第一八○卷，第一八页。)由于缺乏其他材料的佐证，我们不便推测这是张乐行为了掩护战友不吐真情，但可看出，《自述》谈及这类情况很难说是张乐行向清朝泄露革命机密，并以之作为他背叛革命的罪证。
鉴于《自述》中有关污蔑革命、吹捧敌人一类言辞有被窜改的可能，以及上述的其他情况，就有必要通观《自述》全文，看看其中有无要求投降敌人的内容。在《自述》中，张乐行直言不讳，坦然陈述了自己的革命活动，没有悔过乞饶之意，没有请降免死之言，没有卖友求荣之心，因而也没有造成祸害。如果考虑到《张乐行自述》中没有这些最可说明变节投敌的材料，又无这一方面的其他记载，那么，要以《自述》中那些污蔑或吹捧之辞来定张乐行为叛徒就越发显得证据不足，而且会更引起人们对这些言辞的真实性的怀疑了。
一八六三年四月五日，张乐行惨遭杀害。调查材料说，临刑时他“大骂叛徒”，不许儿子喊痛，表现得“很英勇”(《山西师范学院学报》一九五九年第四期，第四四页。)。他为捻军的抗清斗争慨然捐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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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列宁主义告诉我们：具体事物必须具体分析；对待历史人物必须根据所处的历史条件，对其全部活动进行阶级分析，观其所起的历史作用，实事求是地作出评论。通过上述对张乐行的介绍和分析，不难看出，在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激烈变动形势的推动下，张乐行走出家门，参加捻军起义的行列，在没有担任盟主以前，他“持两端”(《捻军》第二册，第一一一页。)，有反复，经过斗争实践的严酷锤炼逐步趋向革命；自当上盟主以后，仍有缺点错误，可是他坚持革命队伍的联合，反抗清朝的黑暗统治，符合当时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方向；最后为叛徒出卖，牺牲于敌人的屠刀之下。虽然，张乐行比不上同时代的洪秀全、冯云山诸人，但他为近代中国人民革命事业作出过自己的贡献，是一位应该肯定的历史人物。所以，既不宜将他看成“伟大的”、“杰出的”英雄，也不能把他斥为遗臭万年的“叛徒”。　
【资料来源：《上海师范学校学报》197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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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506646.html

以上是关于太平军北伐-试论张乐行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