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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王恩田：曾侯与编钟“余稷之玄孙”解——随州曾国爲姬姓说
曾侯与编钟“余稷之玄孙”解
——随州曾国为姬姓说
（首发）
王恩田
2011年随州叶家山西周曾国墓地的材料发表后，除发掘者黄凤春先生认为叶家山曾国墓地的族属属于姬姓周人，多位学者则认为是殷遗民[1]。也有学者认为是姒姓[2]。虽有学者赞同姬姓周人说，但其根据却是建立在周人不用族徽和日名的理论基础上的。即认为曾国铜器不使用族徽和日名[3]。笔者曾例举证据证明周人不用族徽、日名说是错误的[4]。就以叶家山墓地M27出土的白生盉而论，铭文末尾的“曾”字就是姬姓曾人的族徽。叶家山墓地第二次发掘的M111大墓出土的曾侯作父乙方鼎（M111:85），证明姬姓曾国同样使用日名。从而否定了叶家山曾国铜器不使用族徽和日名的说法。
文峰塔墓地M1出土的三号钟铭文（M1:3）进一步证明曾为姬姓周人：
“惟王十月，吉日庚午，曾侯
与曰：‘余稷之玄孙。’……”
稷即周人始祖后稷。商周时期见于古文字中的称谓，祖以上皆曰祖，无曾祖、高祖之分。孙之子，孙之孙皆曰孙，无曾孙、玄孙之别。因此，钟铭的“玄孙”并非五代之孙。玄读作远。《广雅·释诂》：“远，疏也。”玄孙，即疏远之孙。
古代按照距始祖血缘关系的远近区别亲疏贵贱。血缘关系近的谓之亲，谓之贵。血缘关系远的，谓之疏，谓之贱。“稷之玄孙”意为曾侯与自称是距周人始祖后稷血缘关系较为疏远的后裔。但尽管距始祖血缘关系疏远，曾国仍然是姬姓。从而为叶家山墓地的族属争论画上了句号。即曾国确属姬姓周人无疑。
是否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呢？“稷”是否是曾侯与五世祖的私名呢[5]？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如上所述，商周时期所见古文字中的亲属称谓，祖父以上均谓之祖，无曾祖、高祖的区别。稷是曾侯与的“五世祖”的假设不成立。因而不存在五世祖私名的可能性。此外，曾侯与编钟一号钟提到的“伯括”是“左右文武”，建立过伐纣灭殷历史功勋的人物，以证明自己渊源有自，系出名门。不可能又在三号钟表白自己是一个不见经传的无名之辈“稷”的五世孙。把“稷”视为曾侯与的五世祖的私名，显然是不合情理的。另外一种可能性可以排除。
南宫氏属于姬姓，还可以根据新出流散铜器加以证实。一是《首阳吉金》着录的一对“南姬”爵。“南姬”铭文在柱。鋬下有“作公宝彝”四字。双柱已后移至与鋬相对的位置，属西周早期器[6]。二是见于吴镇烽《商周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7]（简称《图像》）14685着录的南姬盉，铭在鋬下，“南姬作彝”4字，约属昭穆之际。订为商代晚期，未免太早。三是2006年9月中华青铜器网发布的南宫倗姬簋（《图像》4603），两行10字“南宫倗姬自作宝尊旅彝”。四是《图像》4464着录的
考古-王恩田：曾侯与编钟“余稷之玄孙”解——随州曾国爲姬姓说季簋乙，盖铭“南宫姬作宝尊”，器铭“
考古-王恩田：曾侯与编钟“余稷之玄孙”解——随州曾国爲姬姓说季学驲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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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王恩田：曾侯与编钟“余稷之玄孙”解——随州曾国爲姬姓说季簋甲的铭文相同。4463
考古-王恩田：曾侯与编钟“余稷之玄孙”解——随州曾国爲姬姓说季簋甲是器盖对铭。不知4464
考古-王恩田：曾侯与编钟“余稷之玄孙”解——随州曾国爲姬姓说季簋乙的器盖是否后配。
此外，山西翼城《天马——曲村》晋国墓地M6081出土两件“南宫姬作宝尊鼎”。M6081是出土着名的寝孳方鼎的墓地中惟一的“四鼎墓”[8]。据墓中同出的铭作“伯作宝尊彝”的尊、卣二器，可知其墓主应是某“伯”。“南宫姬”应是某“伯”之妻。叶家山西周曾国墓地和南宫之族属于姬姓，毋容置疑。
[1]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发掘简报》，《文物》2011年11期；《湖北随州市叶家山西周墓地》，《考古》 2012年7期；《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笔谈》，《文物》2011年11期；《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第二次笔谈》，《江汉考古》2013年4期。
[2] 杨升南《叶家山曾侯家族墓地曾国的族属》，《中国文物报》，2011年11月2日；董珊《从出土文献谈曾分三国》，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2011年12月26日。
[3] 张懋镕《谈随州叶家山西周曾国墓地》，《出土文献》第三辑，中西书局，2012年。
[4] 王恩田《随州叶家山西周曾国墓地的族属》，《江汉考古》2014年3期。
[5] 凡国栋《曾侯与编钟铭文柬释》，《江汉考古》2014年4期。
[6] 上海博物馆等《首阳吉金——胡盈莹、范季融藏中国古代青铜器》68～7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10月。
[7] 吴镇烽《商周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8] 邹衡主编《天马——曲村（1980～1989）》第二册335～350页，科学出版社，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