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康熙容教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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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康熙容教令


康熙三十一年(1692)二月,清廷颁布了允许天主教在华传播的诏令,史称“康熙容教令”。其内容为:“西洋人仰慕圣化,由万里航海而来。现今治理历法,用兵之际力造军器火炮;差往俄罗斯,诚心效力,克成其事,劳绩甚多。各省居住西洋人,并无为恶乱行之处。又并非左道惑众,异端生事。喇嘛僧道等寺庙尚容人烧香行走,西洋人并无违法之事,反行禁止,似属不宜。相应将各处天主堂俱照旧存留,凡进香供奉之人,仍许照常行走,不必禁止。”这是天主教入华百余年后首次得到中国朝廷以旨令形式的允准,是中西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
一、容教令颁布的原因
关于容教令颁布的原因,人们多认为是酬谢传教士对清廷的贡献。实际上,容教令的颁布是有多方面的原因。
任何一项政策的制定,都离不开决策者对该事物的认识。容教令的颁布就与康熙帝对天主教的认知密切相关。而这个认知又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康熙帝对传教士及其天主教的认知始于“历法之争”。当时,钦天监汉官与西洋人不睦,互相参劾,几至大辟(大辟,古时死刑的通称)。康熙帝决定以实验的方法来分辨中西历法的优劣。七年(1668)十一月,他命钦天监监正杨光先、耶稣会士南怀仁等双方各用其法,当众预测日影。连续3天的预测,南怀仁都准确无误,杨光先和钦天监监副吴明烜(xuǎn)都有误差。康熙帝又命南怀仁审查吴明烜所制民历,结果发现其中有许多错误。八年(1669)正月,康熙帝命大学士图海等20名大臣同赴观象台,监督测验立春、雨水、太阴、火星、木星。结果,南怀仁所指,逐款皆符;吴明烜所称,逐款不合。因此,康熙帝罢免杨光先,起用南怀仁,改以西洋新法治历。并重审4年前的“历狱”,为耶稣会士汤若望等人平反昭雪。
通过“历法之争”,康熙帝认识到传教士所具有的科学技术的价值,查明传教士“并无为恶实迹”,“潜谋造反”的指控实属诬告。因此,他大胆起用传教士,利用他们所掌握的科学技术为朝廷服务。但他还担心天主教在各省蔓延发展,会对清朝统治造成威胁,因此,对天主教实行限制政策,允许传教士过自己的宗教生活,但禁止传教,也不许中国人入教。宣布:“其天主教除南怀仁等照常自行外,恐直隶各省复立堂入教,仍着严行晓谕禁止。”这就是康熙八年禁教令。
康熙帝起用传教士是看重他们的科学技术。而传教士之所以要为清廷服务,则是为了传播天主教。因此,传教士们抓住一切机会,巧妙地向康熙帝宣传天主教。尤其是南怀仁,常常在随帝巡幸和进讲西学之际,趁机加进宗教内容,使康熙帝逐渐增进对天主教的了解。
耶稣会士的科学知识、对清廷的高效服务、合儒补儒的传教策略,使康熙帝对天主教产生了一定兴趣和好感,认定天主教不是邪教异端。在这种情况下,康熙帝对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开始采取默许的态度。二十六(1687)年六月,洪若(亦作洪若翰)等5名法国传教士来华,抵达浙江。有人主张将他们递解回国。康熙帝得知后传旨:“洪若等五人,内有通历法者亦未可定,着起送来京候用。其不用者,听其随便居住。”康熙帝十分清楚,传教士来华的目的就是传播天主教。他允许这些传教士随便居住,实际上就是对他们的传教活动予以默认。
二十八年(1689),康熙帝南巡途中召见传教士,与之亲切交谈,并遣侍卫分赴教堂颁赐赏银。这是康熙帝继二十三年(1684)南巡之后,又一次与外省传教士进行接触,是对各省天主教状况的一次实地考察。同年,耶稣会士徐日昇、张诚以译员的身份参加中俄尼布楚谈判,促成了《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进一步增加了康熙帝对传教士的好感。此后数年,徐日昇、张诚等人奉命每日轮班进宫,向康熙帝系统地讲授西方科学知识。在频繁的交往中,康熙帝对传教士的了解日增。
崇儒重道是清廷的基本国策。正是由于康熙帝了解了耶稣会士合儒补儒的传教策略,一定程度上感受到耶稣会士宣扬的天儒相合,认定“各省居住西洋人,并无为恶乱行之处”后,他才会颁布容教令。值得注意的是,在容教令颁布的当天,康熙帝就向前来谢恩的传教士强调过这个前提条件。明确指出:传教士必须小心谨慎,为了天主教的发展,应与中华帝国的风俗习惯相适应。并要求在京传教士给各省的同伴写信,告诫他们不要滥用朝廷对他们的许可,在使用这种许可时要多加慎重,否则,“朕将立即取消这种许可”。
二、推动容教令颁布的重要人物
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徐日昇是推动容教令颁布之人。徐日昇参与中俄谈判,促成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又出面进呈题本,请求宽容天主教,确为推动容教令颁布的重要人物。容教令中所称“差往俄罗斯诚心效力,克成其事”,指的就是徐日昇。此外,还有几个重要人物也不容忽视。
首先,南怀仁生前对康熙帝的影响至关重要,为容教令的颁布创造了条件。自康熙八年始,南怀仁就执掌钦天监,为清廷修订历法,深受康熙帝的信任。此后,他奉命制造火炮,为清廷平定三藩、统一台湾和抗击沙俄侵略做出了贡献。容教令中所称:“治理历法,用兵之际力造军器火炮”,指的就是南怀仁。
受南怀仁的影响,康熙帝的天主教政策不断发生变化。第一个显着的标志就是对耶稣会士李守谦的御批。十八年(1679),李守谦由南怀仁引荐,奉召进京协助治历。翌年奉召内廷,赐茶赏职。他具表力辞,竟获特恩,得赐御书“奉旨传教”,准往各省宣教。显然,这与康熙八年的禁教令大相抵牾(dǐyǔ,矛盾),表明此时康熙帝的禁教政策已不是“松动”的问题,而是发生重要的变化。只不过还仅是对个别人,还不是全体传教士。第二个显着的标志是将天主教从邪教行列中删除。二十六年二月十六日,康熙帝颁旨严禁邪教。一些省份的官员在发布禁约时将天主教也视同邪教,一概禁止。三月二十三日,南怀仁以工部右侍郎的身份上疏,请求宽免禁止天主教。部议:“不准行”。四月十三日,康熙帝谕曰:“天主教应行禁止,部议极当。但见地方官禁止条约内,将天主教同于白莲教谋叛字样,此言太过,着删去。”南怀仁请求容教的要求虽未如愿,但使天主教从邪教行列中删除。
其次,满族大臣索额图在容教令颁布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索额图是满洲正黄旗人,内大臣一等公索尼第三子。早在康熙初年,他就与传教士关系密切,被传教士称为“我们最好的朋友”。康熙二十八年,索额图以钦差大臣的身份率团参加中俄尼布楚谈判,对徐日昇、张诚的表现极为满意,多次向他们表示感谢。并私下向他们表示,以后有什么事尽管找他,他乐意帮忙。张诚乘机提出:“我们恳求您某天见到皇上时,请皇上取消禁教令。这比您给我们财富和荣誉还要好。”索额图允诺有机会时一定帮忙。
三十一年正月,当徐日昇请求容教的题本被礼部拒绝后,张诚等人便托索额图在御前周全。索额图重提传教士对清廷的贡献,向康熙帝奏道:“要想酬谢他们,只有允许他们在整个帝国公开传教。”在他的劝说下,康熙帝下令撤销礼部决议,让内阁与礼部再议。据传教士记载,索额图出席了这次会议。他历数传教士在天文历法、军事战争、外交谈判方面的功劳,指出:“在我所认识的传教士中没有一个是不值得赞扬的。关于他们所传播与信奉的宗教,我跟他们经常讨论,而我发现这个宗教实为圣善之宗。”在他的竭力说服下,会议做出了宽容天主教的决定,形成了礼部尚书顾八代等人的题本。三十一年二月初五日,康熙帝批准了这个题本。容教令得以颁布。
然而,礼仪之争爆发后,罗马教皇一意孤行,强行禁止中国礼仪,引起了康熙帝的极大愤怒。五十九年十二月(1721年1月),康熙帝宣布:“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从此,清廷开始了长达百年的禁教。
作者简介
吴伯娅,1955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着有多部学术专着,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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