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外来语”和“新造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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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外来语”和“新造语”


由认定“科学”、“哲学”、“宗教”为“外来语”,从而认为科学、哲学也是外来的学问;或者先认定科学、哲学是外来学问,后说“科学”、“哲学”是外来语,最近又引起了学界的注意。
乍一看,“科学”、“哲学”就是外来语,因为古代文献中没有这样的词汇。作为一门学问,也是和外国接轨的。所谓“接轨”,就是说,是把中国的学问做成了外国的样子。而从洋务运动开始,中国人学习外国的科学;从颜复译书开始,中国人又学习外国的哲学之类,也的确是事实。于是,科学、哲学是外来学问;“科学”、“哲学”也是外来语,也就十分容易地为人接受。
然而细加考察,则“科学”、“哲学”、“宗教”之类,和“坦克”、“吉普”之类的外来语不同,和“VCD”、“WTO”之类的外来语更是有别。
被中国人指称为“科学”的东西,如果作为“外来语”,则应该称“赛因斯”,或者干净利落,就用Science。而中国人也确实如此称呼过的。所谓德、赛二先生,学者们并不生疏。然而,中国人到底还是用了“科学”,这就如同现在用汽车、电脑等等词汇一样,是新造了一个词。可以叫做“新造语”,但不是“外来语”。
用新造字、词表示新出现的事物,在汉语中是经常现象,在外语中也是经常现象。事物在发展,语言也在发展。新的事出现了,就需要新的词汇来描述它,老事物消亡了,相应的词汇、甚至文字也要跟着消亡。语言文字中这种新陈代谢现象,就和物种变异一样的不可避免。
在中国语言中,上至“皇帝”,下至“人民”。雅如“神游”,俗如“泼皮”。相对于它们的过去,都是新造的词汇。同时,诸如“诸侯”、“黔首”之类词汇,或已经、或正在走向死亡。如果今天要问人,什么叫做“蝉匷”,甚至专治国学者也未必知道。至于经学、玄学、理学、心学之类,也是新造语,也是它们过去所没有的词汇。“科学”,就是这样一种新造的词汇。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反思外国船坚炮利的原因,知道是有一种学问在支持着。对于这种学问,中国人曾经用过不同的名称去描述它,比如“格致”就是一种。后来,“科学”一词逐渐普及,并为大家所接受。延续直到今天。
那么,中国人为什么要用“科学”来描述这样一种新的学问呢?我们从清朝遗老们的记述中,或许还能看到一点当时的思想痕迹。《清史稿》载:
三十一年,监臣奏于南学添设科学,未几,裁国子监,并设学部。(《清史稿》卷一百六)
这里的“科学”,乃是一类新学问的总称。《清史稿》卷一百七继续说:
中、小学科目,不外普通教育之学科。其特殊者,则读经、讲经一科也。学务纲要载中、小学宜注意读经以存圣教一节》其言曰:“学堂不读经,则……中国必不能立国。无论学生将来所执何业,即由小学改业者,必须曾诵经书之要言,略闻圣教之要义,以定其心性,正其本源。惟学堂科学较繁,晷刻有限,概令全读十三经,精力日力断断不给。兹择切要各经,分配中、小学堂。
在这里,科学,是和读经相对立的一门学问。读经要定其心性,所以管的是德行;科学与读经相对,管的是知识。《清史稿》一百七继续说:
学生以端饬品行为第一要义,监督、监学及教员随时稽察,详定分数,与科学分数合算。
科学的内容,则包括了“经义”以外的所有诸科:
廷试用经义、科学、论、说各一,其医、工、格致、农等科大学及各项高等实业学堂毕业者,免试经义。(《清史稿》卷一百八)
当时归于科学的,还有“法、政”诸科:
光绪季年,设进士馆,课鼎甲庶吉士及阁部官以法、政诸科学……(《清史稿》卷一百八)
不仅如此,凡不能归入经学、策论之旧科目的,几乎都要归在“科学”名下:
清之末叶,欧风东渐,科学日昌。同治初,设江南制造局,始译西籍。光绪末,复设译书局,流风所被,译书竞出,忧世俊英,群研时务。是时敦煌写经,殷墟龟甲,异书秘宝,胥见垲壤,实足献纳艺林,宏裨学术,其间硕学名儒,各标宗派,故鸿篇钜制,不可殚纪。(《清史稿》卷一百四十五)
“科学”在当时的真正含义,不过是“分科”之学:
(伊克坦上言:)一,请崇圣学。《易》端蒙养,《礼》重师教,《书》述逊敏,《诗》颂缉熙,圣学精微,非寻常科学范围之所能及。(《清史稿·卷四百七十二》)
也就是说,《易》、《礼》、《诗》、《书》之学,是圣学,是皇上要学的帝王之学。此外的,就是寻常科学,是一般儒生们所学的。
据《清史稿》,则当时归在“科学”名下的,有以下诸科:政治、法律、历史(分中、外、万国三史及中外地理)、文学(分中、英、法、俄、德、日等)、医科(分医学、药学)、格致科(分算、星、物理、化学、动植物、地质)、农科(分农学、农艺化学、林学、兽医)、工科(分土木、机器、造船、造兵器、电气、建筑、应用化学、火药、棌矿、冶金)、商科(分银行及保险、贸易及贩运、关税)。
这种儒生们所治的一般科学,是由于“欧风东渐”才逐步热起来的。也就是说,主要是西方传来的。西方传来的学问,起初干脆就称为“西学”。所谓“欧风东渐”,实际上也就是“西学东渐”。那么,此时的儒者,为什么不径直称这种学问为“西学”,而要称其为“科学”呢?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在他们看来,这些学问,虽然是“欧风东渐”后才热起来的,但并不完全是西方传入的,所以不能简单地称为“西学”。比如法律、历史、文学、算、医等,过去的教育制度中,本来就有这些科目。过去分科以举士,所以称为“科举”,现在分科以治学,所以称为“科学”。这不是说过去治学就不分科,而只是由于现在分科特细,使分科成为了现代学术的特点罢了。
过去的学问,最高者为修身养性。《论语·学而》道:“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孔门四科,第一就是德行。孟子则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而其最终目标,乃是成贤成圣。新的学问,其目的主要是求知识。于是和Science就有着对应的关系,指称着同一类东西。不然的话,就难以理解Science为什么最终会被称为“科学”。
把外国词汇译成中国词汇,基本原则是两个词要互相对应,指称着同样的、至少是相近或者类似的事物。如果汉语中没有对应的词汇,则需要再造一个。如果再造的不合适,或者干脆就造不出来,那就是只好音译,甚至原样搬进。我们过去搬进过,比如佛、湼槃、般若、菩萨等等都是。现在我们也在搬进。芭蕾、坦克都是。今后这种搬进会越来越多。但“科学”不是,它是我们新造的,用以指称一种新的学问的词汇。
既然是新的学问,又是欧风东渐后热起来的,那么,这不说明中国原本没有科学吗?然而,可以用新造的词汇描述新的事物,只能说明过去曾经有过类似的东西,否则这种新造的词汇就无法使人理解。自然,需要新造一个词汇,也说明过去的和现在的并不一样,否则就无须新造。不过孩子虽然不是成人,但成人是从小孩长大的,所以小孩也可以称之为人。中国古代的追求知识的学问虽然不如现代,但他们也是追求知识,因而和科学同类。我们只能说,中国古代没有西方哥白尼、牛顿以来那样的科学,但要说中国根本就没有科学,进而又说连“科学”这个词也是外来的,则失之过勇。
“哲学”也有类似的情形。中国人最后之所以选取“哲学”作为Philosophy的对应词,也当是因为中国古语不仅有“既明且哲”、“知人则哲”、“能哲而惠”之类的话,还有“哲王”、“哲人”、“哲夫”、“哲妇”之称,特别是孔子自称和被称为“哲人”,影响深远。因此,在中国语言中,哲,就是智慧。而这个译名,也是准确地把握了这门学问的本质。
至于“宗教”,更不是什么“外来语”,而是中国人用自己的词汇去指称Religion。这个新造语说明,在中国人看来,Religion乃是一种教。什么教呢?宗教。而不仅仅是礼教、名教、儒教、佛教、道教等等。而宗,依《说文》:“尊祖庙也。从宀从示”。而示,乃是“天垂象见吉凶所以示人也。”也就是说,它是与神有关的教。也就是《周易》的“神道设教”。
在中国历史上,最早以“宗教”自称的是佛教。释法经《上(隋)文帝书进呈众经目录》中有:“发明宗教”语。其后的《五灯会元》,《景德传灯录》、《祖堂集》、《禅林僧宝传》等佛教着作中,“宗教”已经成为他们自称的非常普遍的用语。其《禅林僧宝传·大觉琏禅师》还有:“修撰孙觉莘老书问宗教,琏答之书……”云云。很可能,宋朝士大夫也熟知这个“说法”,只是他们不愿以此尊称佛教为“宗”而已。
所以当中国人用“宗教”一词去称呼“瑞里君”的时候,真实的历史过程不是因为人家叫宗教自己也要叫宗教,而是中国人看到它和佛教,还有儒教、道教是一类存在物,所以才用自己固有的语言去描述它们全体。说“宗教”是中国固有语言,因为此时的佛教已经完全是中国的,“宗教”一说也不是从印度传来的。
本文涉及语言学问题,不当之处,尚请高明者,尤其是语言学家的指正。
(转自国学网)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5104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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