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试析明代后期江南商贾及其子弟的文人化现象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文化-试析明代后期江南商贾及其子弟的文人化现象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试析明代后期江南商贾及其子弟的文人化现象

对于明清普遍存在的“弃儒就贾”、“贾而好儒”等社会新现象，在20世纪90年代，学界已较集中地作了考论，普遍认为，从明中后期开始，士商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以致使两者互相渗透、互相交融[①]。美籍学者余英时从士与文化这个角度，论证了那个时期士与商的互动或称合流关系，又从商人本身意识形态变化出发，肯定并强调了由日本学者提出的“士魂商才”观念。笔者在翻阅嘉靖、万历时一些文人集子，尤其是在详读陈智超所着《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②]之后，深感到历史事实的错综复杂、丰富多样，拟从另一侧面，也即明代后期商贾文人化[③]这个层面，对士商关系等问题作一思考与阐发[④]。
明代后期，士与商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对于这种现象似不能一言以蔽之。中国自古就有“君子之儒”（道德之儒）、“小人之儒”（世俗之儒）之分，前者专治儒业，将治国平天下看作人生最终责任；后者却专事翰墨，吟诗作画，结社交游，甚至可以说是诗酒人生。如果给后一种人定位，严格来说，他们不能算是纯粹的儒者，而是具有文学艺术才能之文人。明代儒生学者与文人两者间没有绝对界限，但区别确是客观存在。洪熙年间，大臣杨士奇与仁宗皇帝曾谈论如何看待儒人赋诗问题，杨氏答道：“儒者鲜不作诗，然儒之品有高下，高者道德之儒，若记诵词章，前辈君子谓之俗儒。”[⑤]这是一种品级上的划分，雷同与“君子”和“小人”儒之说。我国的史志等文献中，大凡有“儒林”和“文苑”之分，那似又一种对文士学者技术上的区分。明代所谓“士少年”，博得一科第之后，方弁髦弃之而后学诗、钻研古文等，否则被视为“山林之士，不事科目者耳”。科举与文学分道，这又是实际生活中两者有别之佐证。当然，明代几乎所有文人，包括商贾及其子弟从文，无不是由学儒起步，一开始就将追求功名看作他们共同的价值准则和人生最高境界。但因为仕路狭窄，或其他种种原因，他们以后的人生道路与最终结果南辕北辙。明代后期，商人及其子弟中的文人学士，既有顺利出仕，做了高官大僚的申时行、许国、汪道昆等等；更有放情诗画，造就了不计其数的布衣文人，如下文将提及的吴敬川、童佩、沈明臣、方用彬等等。
明代儒贾关系，讨论已经较为圆熟，但商人与文人关系，商人为何、如何转向于文，学者虽有所涉及，却尚未深究。《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一书的出版，刚好提供了这样一个具有丰富细致资料的个案，七百通信件之得主—方用彬，正是商人与文人双兼的典型人物。从他出发，推而广之，对明代后期商贾及其子弟文人化问题作些探讨，或可窥视当时商人的另一面相，以及商贾队伍的变化与晚明商业、社会文化等的关系。
当然，我们也无意以一点或一些点来概括商人全貌，只是希望通过对某些个案的深入探讨，多侧面地来考察商人，更透彻地剖析当时商人与文人关系。为叙述方便，本文只限于江南区域[⑥]的范围之中。
一
明代徽州方氏亲友七百通手札，所提供的虽是方用彬其人其事的多方面碎片，但若将其串联在一起，一个文人商贾生动鲜活的生活画面即呈现眼前。七百通手札，经陈智超先生的精到考释，可知方用彬生于嘉靖壬寅（二十一年）八月，卒于万历戊申（三十六年）四月（公元1542-1608年），是一商人子[⑦]。本人与族人又共同开有店铺和典肆（有几座抑或只有一所综合性的铺子，材料没有明确记载，尚待进一步考证），亦一活跃的铺商。
方用彬祖父辈就是商人，经其叔祖兄弟三人的合力经营，家境已很富有。到他父辈，承袭祖业，仍在淮扬一带经商，所以家业愈益昌盛。[⑧]方用彬大约二十来岁，已经主管家庭经济，至迟三十多岁，即主持典铺生意[⑨]。五十出头，其店肆颇成规模[⑩]。除典当外，又销售墨、砚、香、笺等文化商品[?]。
在这样一个富商家庭，尊长给用彬一代子孙取名用文、用彬、用义、用仁、用俊、用仕等，故而方用彬与其他堂兄弟一样，来到人世伊始，就被寄予了成就文才的希冀。以后他不孚厚望，朝着父辈为他设置的既定目标施展人生。
方用彬二十多岁，已在诗学上略显才华。经朋友之叔介绍，他结识了长期为官、暂时家居的乡里大人物、即当时的文坛领袖汪道昆，道昆对用彬颇为赏识，劝其“折节为儒”。用彬说：
用彬不敏，又恶能儒？藉使纷如为世儒，世儒安足为也。今少主即位……诚愿从先生往受业成均，进而窃睹万乘之尊，百官之富，郊庙朝会之典，公车召对之仪，退而治博士诸家之言，友天下之士，于余小子足矣……用彬不敏，夫子顾策之舍业为诸生，乃今得从胄子相周旋，幸矣。
初出茅庐的方用彬[?]已流露出不甘于世儒，想为人上人，当高官大僚，或在天地间广交朋友，做自在人之意愿。也正是汪道昆，将他引领进了文事之门。汪还主动为他讲解学问，用彬成为道昆一门生。以后他一直在汪的引导和影响下行事。
经过一番努力，方用彬兄弟中有四人，通过“贡监”或捐资的“例监”，成为国学生。用仁等其他人后来的仕途如何，无法详考。用彬很可能是通过捐资，成为国学生，但以后的仕进却十分坎坷，屡试落第。不过，这并未使他一蹶不振，同时他也不甘皓首穷经，而走上了另一条人生之路。方用彬以写字作画，赋诗篆刻来消磨光景。在汪道昆家居期间，他加入汪支持并组织的丰干诗社。此后，一边经商作贾，一边倾心于诗画酬酢，图章创作，放情于策杖交游，徜徉云壑。他自己赋诗，也向许多友人，其中不乏公卿贵人、书画家、鉴赏家、诗作家征诗，编成了如《燕台骧首卷》、《瑞麦颂》、《瑞芝馆诗》、《美人画兰诗》、《回生诗》、《竹里卷》、《黟江赋》及《豫章游册》等诗文合集。并为人书写匾额，亲治印章。又寻获种种机会出外交游，在当时交通不很发达的情况下，车辙马迹所至，有北京、南京、杭州、祁门、泾县、宣城、广东、苏州、无锡、武进（今江苏常州）、靖江、仪真（今江苏仪征）、萧县（属徐州）、武昌、麻城、南昌、大庾（江西大余）、开封等地。方用彬也与南京名妓马湘兰结交，并互有诗作酬答相赠，其中隐含着缠绵的文化意韵。中年以后，他诗画等才艺日臻成熟。友人称用彬诗“佳句格高韵胜，已登妙品”[?]。称其画：“枝枝法古，须苏长公梅花翁见之亦退三舍矣。”[?]其字与刻：“妙甚……白云源（似为一篆刻名家）规模不过如此。其间字画之均匀，镌镂之精绝，又在高手运移之巧，非区区所能尽也。”[?]其名声：“交游半海内，声誉满长安，操觚士咸喁喁向风，争趋附焉。”[?]还有说：“先生名世硕望也，犹如骊珠媚于溟渤，良璧韫于昆丘，神光炫耀而不可掩，望之而不可即，徒令人艳慕之而醉耳。”[?]这些赞语，因为出现在直接给他的文字之中，所以不免有当面吹捧和溢美之嫌，但用彬的多才多艺，在当地享有的崇高社会声望，清晰可见。与他结交的四百多位人物中，虽有方氏族人、高士名臣、宗藩世子和生意中人，但按其身分特征来看，无论是高士名臣还是宗藩世子，大多是文坛之人。更有不少为布衣文人，据粗略统计，他们人数约有165左右（有些身分不明者，也不能完全排除在外）。他们大多与用彬趣味相投，或工于诗画，或长于篆刻，有的还精于文物古玩鉴赏。
这七百通手札尽管是出于别人之手，但细细品味，仍能从中见到方用彬本人之生活态度与人生轨迹。一个商人为何如此热衷于文化活动，自有其特殊的动机与态度。
扩大社会关系、提高社会地位
方用彬与社会上许多人一样，极其尊崇科举与文化，由此，也认同上层文人与士大夫的价值与审美观。要与上层相交，如拜在汪道昆门下，与汪氏二仲（道昆一亲弟一从弟）过从密切，加入丰干诗社，向黎民表学习书法等等，无不要求本人首先具备相当的文学水准和诗画才艺，有了这样的条件，才有攀高本钱。方用彬本人赋诗、向众友人征诗，并将之合订成集。他编的合集中有如《燕台骧首诗》、《瑞麦颂》、《回生诗》和《美人画兰诗》等，《燕台骧首诗》，是《燕台骧首》画卷之配诗，《燕》画为用彬“借燕昭王筑黄金台招贤及求千里马之故事，画一天马昂首于燕台之前以自喻”，其中显然也含有作者对统治者贤明政治的期盼与肯定[?]；《瑞麦颂》，是对灾荒年景下歙县知县彭好古美政的歌颂，这样的主题，当时得到许多士人的热烈响应[?]；《回生诗》是用彬借泾县知县张尧文起死回生之事，请朋友各抒其见，各吐情怀；《美人画兰诗》是他与马湘兰的酬酢，晚明时期，士大夫与文人挟妓赋诗是一种时尚，名妓更与士大夫息息相关，何况马氏又是南京当时最着名的妓女之一。征编这样的诗集，既是利用文人的才华，做向上靠拢的媒介；又是以丽情佳句，作对广大文士学人的吸纳。他富积藏书，内有古籍善本，诗篇法帖，除个人阅览外，还借与他人，以利周围人编书着文之用。[?]此外，他的交游，既有文酒聚会、仪礼馈赠，又与同伴宝物互鉴，种种文人行为，无不帮助他扩大社会联络，增强人际关系，使他“交海内之英”，成“名世硕望”，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商人，却受到各种人物的敬重，这正是他所要的文化行为的良好效应。
（二）自娱和娱人
方用彬从小多才，聪明而有悟性，青少年时已能诗画，且工于隶书，行文事乃是他的喜好。成人后，他不仅有资金（业商是其资金来源）、有余时（商店非他单独经营，是与族人共同负担的），也有充分的生活空间，来玩味文化。再说诗画本身就有自娱、“闲吟”和酬酢之功能。从保存、爱惜这些书信的行为看，也可知他对文墨等的钟情，用他自己话语说：
余固珍袭，喜其华藻，故片楮不遗……吾且贮之笥中，异时传诸后代，使知余生平重交谊、宝翰墨之谆切如此。
手札中多有对他文事和作品的赞誉，无疑，他是将此看作自己人生价值的体现而爱不释手，并加以珍藏的。
他在家园竹里馆[21]中特意建造起一所玲珑别致的“清音阁”，那阁“窗间四顾之美，玩之不尽，会作四图以纪之……”[22]着实是一处景色优美、似可置身于世外的幽境地，方用彬和他的友人们在那里放情诗酒，醉后挥洒，更达到趣致天然之境界。他的朋友邬佐卿在信中说：
足下日坐竹里馆操觚染翰，咏荒柴于辋川，采芙蓉于芳渚，大愉快哉！[23]
道出了他在这一空间由舞文弄墨带来的真快活。他还以竹里馆为题，编成一诗集，并将此送人。朋友黄乔柱浏览后说：
承示《竹里馆集》，得观名贤琰翰，足以发公之壮节虚心。
“足以发公之壮节虚心”，说明他编着《竹里馆集》，出于他本人审美娱悦之需求，也为抒发其想言欲吐之情思。
他又以《黟江赋》（黟江为用彬号）、《兰皋诗》（兰皋是用彬别号）和《豫章游册》（以出游江西为命题）为名，自题或请朋友赋诗，这些集子具体内容不详，但以其号和出游地命题，其中必有他自陶自得的真性情，又有朋友为他而作、供他行旅中“闲吟”的真友谊。比如，僧人白足有送行诗曰：
江雾沉沉雁影疏，送君西去踏匡庐。山中若见朱公子，道余寄问今何如。
豫章千里别，祖帐石城西。心事应难尽，杯传岂转迷。帆开吴树迥，舟入楚云齐。两地相思月，愁听猿夜啼。[24]
从方用彬本人留下的一诗，也可从中窥见其中的娱悦性：
芳园佳丽百花明，山拥春湖片玉清。多少亭台看不尽，偏从洞口听碁声。[25]
因方用彬“端居多暇，富于制作”，故他的成果“藏之名山，副在通都”[26]。方氏时常为人题诗作画。如上述黄乔柱，交用彬木扇四握，请“援笔以为仆橐箧之光”[27]。方用彬经常有诗画或亲制印章馈赠朋友，以此来款待和取悦别人。友人称：
赖老丈图词并丽，情惠特浓，藉以承颜于膝下阶前，而光彩顿生门户。[28]
另一友人徐即登信中言：
远辱佳制，骈锡种种奇妙，展玩如入宝山，应接不暇。[29]
用彬赠诗扇，友人称：
前承诗扇，清风习习怀袖间，尚俟和报。[30]
正因为他多数文化行为出于自怡和娱人，所以他的文艺创作刻意追求美感，内容与社会、世事并不丝丝相扣，有些与商业、市场也毫不关联。
（三）以文促商，以商养文
七百通信中，应该说反映方用彬经商方面的内容十分有限，他的文事与商业之关系，他的理财思路，哪怕是一点经商的智谋，在信中都表现得十分隐晦，然而，商业毕竟是方用彬稻粱谋和文化活动的主要经济来源。尤其是晚年经济生活富裕不再时，他不得不重视商业，清理债务也变得异常峻切，其“里中俗态”多有自然表露[31]。那么，他的文化活动究竟怎样与其商业联系，并对其商业产生影响的呢？
1、扩大了销售、借贷面
他经营书画、笔墨、砚笺、印材、香和一些饰品等的销售，也收购贩卖文物古书、字帖图章。每次出游，他都随身携带这类物品[32]买卖。朱宗吉提到用彬商事，说“近日闻足下小试陶朱，玩弄造化，其所得墨迹画帖，日益富矣。” [33]而这些“日益富”了的“墨迹画帖”，其交易主顾分明均为文人墨客，所以在他的交游、结社和其他文化活动中“玩弄造化”，必定是觅得了顾客，打开了市场，扩大了商品销售和收购面。此外，在他的典铺中，亲朋好友图个方便，纷纷前来“有无相通”，一来二往，拓宽了铺子的借贷面。
2、提高了商品的文化品位
方用彬本人或四处请人，多半请知名人士，在扇子等文化用品上题诗作画和钤章，或直接出卖名人高士题作的诗集画册，等等。对自己的卖品如此精细地加以人文粉饰，无疑是为了抬高商品的品位，使其文化价值和收藏价值都大大胜于一般。但作为一个商人，他显然也有为获得更丰厚利润的动机。从用彬能诗善画的同乡吴万春信中得知，用彬还出售朱曰藩等名人之字，吴说：
兄携来射皮字并姬水字五张，不识其价几何？望赐示。[34]
对于两知名人士的墨迹谈数论价，分明是将此作为名贵商品，售于识货之人，从而摄取高额利润。
3、推动了文化市场交易
经常有顾客持书画或工艺品到方用彬铺子求当，如方大汶手札中说：
海云画二幅，内一幅抵换绿绢，一幅烦当银壹两……[35]
俞嘉訒以手卷一个、马尾帽一顶及弓箭等向方用彬乞当银子若干[36]。汪弘泽持画卷来问价，说是：
近一相厚者以画卷托为雠易，且不欲售敝里诸家，我以公高人，又擅一时赏鉴，故尔奉去，价请尊裁……[37]
汪道昆族弟道会，极喜把玩、收藏文物古器，很可能也经营这类买卖，他时常请用彬鉴赏物品，在信中他邀用彬说：
近得一研（砚），大是世间希有之物，何日来一鉴赏也？[38]
由此可见，方用彬必定是鉴别文化用品真伪、优劣的行家里手。他能凭借自己对文物古器质地、形状、风格、款式等的实物现状与历史源流的透彻了解，或以其对古今一些书画家个人画风、书品等背景资料和专门知识的娴熟，外加长期积累的文化商品交易的丰富实践经验，对货物进行准确判断和鉴定。通过鉴定，这些物品方能取得较合理交易。他在这方面之造诣，不仅对本家生意有所裨益，而且对当地市场的文化交易也有一定推力。
4、在市场确立了本人的尊崇地位
正因为方用彬熟识文化市场，所以同伴友人购置物品，常请他作参谋或指导。田艺蘅“买素册叶，烦公指南”[39]。陈筌说：
敝县张父母命生为买《史记》二部，或题评、或苏刻俱可……其价已在来人带上，惟望足下指引，价听裁，不敢求徧宜，惟得书惠下感感……其书如铺中未有，烦于相知者多方一觅之尤感感。[40]
吴守淮连“小价入市籴米、铸镜、买席”都“烦尊使指引。”[41] 吴维城谋教馆，也请用彬“多方为生一图”[42]。可见方用彬因其在文化方面的声誉，在当地市场已确立了尊崇地位。
综上所述可知，方用彬是明代后期商业与文化合一、商人与文人双兼的人物。他似可看作“士魂商才”之典型。但是，从其频繁的文化活动和对赋诗作画等的酷爱中可知，他真正的兴趣在文事，在潜意识里，重文胜于从商。充其量，他只是一个以商治生而实则以文度日之人。作为一个商贾，方用彬将许多金钱、精力和时间用于文化活动，有时出游时间达数月之久，置办礼仪耗费巨大。交游是各种活动中化费金钱最大的一项，因而其族叔方弘静评价他说：“余姪用彬好游，家故饶也，而以游贫。”[43]交游使他最终走向贫困，以致不能发展商业。重文，也使他的儿孙重蹈其覆辙，谋得个把诸生后，科举上无所进取，更毋谈振兴商业之事，以致使家业败落。
二
从以上新发掘的资料和分析中，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明代后期一个商人——方用彬文人化的大略情形。但方用彬绝非商贾中的另类，其所作所为在那个时代亦不属个别现象，可以说，明代后期徽商和江南其他商人中方用彬现象相当普遍。
（一）明后期商贾及其子弟的文人化现象
对富商大贾颇有赞词的李维桢（公元1546-1626年），却严肃批评过徽州商人的诗作。他说，“晚近世称诗不本于天，而以人从事”，特别是新安贾人“有强造，有偏嗜，有摸拟，有蹈袭”之诗者，他们“善贾用，以贾名，未窥六甲，先赋五言……而或倩他人手，连篇累牍，盛託叙赞，以嫮人耳目”[44]。这一席话从反面提供了那里商贾热衷于诗词创作的信息。袁宏道也谓“徽人近益斌斌，算缗料筹者，竞习为诗歌，不能者，亦喜蓄图书及诸玩好，画苑书家，多有可观”[45]。“算缗料筹者”应该多为商贾，或商人家庭中人。在中国传统文化和文人的精神世界中，诗的地位一向是最高的。这两条史料足以证明那个时代商人（尤其是徽商）中的文事颇盛。
首先，在方用彬周围、与之有通信关系的约计40人左右，是被明确记载为商贾或有商贾背景和商人家庭出生之人（其余人中是否还有此类人，尚待考证）。他们利用商业得来的资金，从事种种文化活动，他们不仅端出了文人的架子，而且具备了文人气质，有了相当的文化造诣和业绩。如着名的制墨人方于鲁：
字建元，新都人……父时通公贾江陵，建元江陵产。生有异质，慧性天妙，识玄洞微，综览经史，尤精物理……束发慕向平、禽庆、贺监、李白之为人。尝入蜀，登高唐，观望巫山云气，寻荆王、宋玉故迹。临邛僰，出夜郎，吊碧鸡金马……吟啸太白酒楼，取一杯南嚮酹地，直欲呼昔人而与之激昂千古，麾斥八极。久之以病归。时通公用贾起家，建元手挥数千金，散给穷交宾客，家遂就落。益务读书谭艺，诗调清远，方驾唐人。汪伯玉司马招入丰干社，尝以端午日集同社泛舟丰水之上……建元又善制墨，妙入神品……词林宝之，不啻圭壁。[46]
出生于商人家庭、本人又弃儒攻墨的方于鲁，开过墨店，做过买卖营生，但是他热衷于读书谈艺，泛舟交游，所做一切，不为利厚，而为名高，俨然一种文士气度。
又如方道成，据其手札言：“……向在湖阴赋就……闻诸公之诗皆已梓行，固无俟于貂尾之续。兹因九深家叔过云间，特录赋上，惟冀清鉴，庶几玉石终不相乱也。”陈智超先生考释：“方道成……从函中知此人行踪不定，前在湖阴（今安徽芜湖），后在云间（今上海市松江县），似为商人。但道成能诗，用彬请其为所编诗集赋诗。”[47]再如：
吴治，字孝父，溪南人……少习举子业，不任局束，弃而走父所为贾。父殁，遗资买茜数百石南来一挥金陵子，垂橐而豪举之名噪白下矣。性善鉴古鼎釜樽彝、法书名画之属。常游公卿间，伉率不韧而不及私，故诸公卿坦重之。北走汴宋燕齐，南走吴越闽浙，西走楚，直抵蜀，游峨眉以归。[48]
及与方用彬均有生意往来的鲍士端、吴万春，他们本身是商贾或商人家庭中人，但又都是诗人、画家。据宗谱载，鲍氏“嗜学能诗”[49]。吴氏，“聪明，工画花卉翎毛，信笔俱佳。而山水挂幅，纵横任意……又颇能为韵语，题之不浅。登临之兴，每有韵士访之，则须盘礴时，亦遂辍笔，携杖头钱，不东走问政，则西往水西，频频不厌，亦快士也”[50]。还有书贩魏氏兄弟：
魏之璜，字考叔，上元人。少孤贫佣书，遂通晓诗文，以书画知名。[51]
魏考叔之璜、弟和叔之克，工山水，笔法秀美，姿颜輭媚，有不胜罗绮之态。此皆近日行家以画名者……[52]
离开方用彬的圈子，稍微细心浏览一下这个时期的大小文人集子和地方志书等，就可以发现，凡有商贾家传或墓志铭的，关于这类人（称其为儒商或文人商人都未尝不可）及其文事活动的记述亦频频可见（尽管每一个体的记载都较简略）。徽商中这方面的事例最为可观。据汪道昆《太函集》记，歙县商人孙文郁：
处士（文郁父亲）命长君儒，长君儒矣。未及卒业，长君薄为儒，举宗贾吴兴，率用积着起。于是处士命长君贾，长君贾矣。未及化居，长君薄为贾，怃然叹曰：“使吾以儒起家，吾安能以臭腐为梁肉；使吾以贾起富，吾安能以质剂为诗书”。会诏下大农，长君以赀籍礼部，诚愿以缝衣入上国，不愿入官。归而喜称诗，凡诸五言、七言，莫不立就。喜购古器，凡诸盘盂彝鼎，莫不具陈。喜结客，凡诸博雅君子，莫不闻名。喜游，所至名山大川，莫不登临周览。居乡善事不佞若江方伯民璞、程太守德良、王文学仲房、方孝廉元焕；客游善事徐方伯子与……命二竖子习吴歌，杂以越调，客至辄援笔为新声，授二竖子歌以佐酒。[53]
歙县丰南商人吴良梓：
字长公，生嘉靖壬午……曾祖积顺公乃以贾起家……父自请公以盐策游荆襄间……寻父客卒于舟，家徒四壁。余适有管鲍之遇，往来吴越齐鲁燕赵之都，出入布帛盐策之场，十有五年……雅好小诗，虽不能追名流取声当世，亦足以畅幽情、涤烦襟也。[54]
另一歙商郑孔曼（嘉靖二年生，万历三年死）：
字子长……虽游于贾，然峨冠长剑，褎然儒服，所至挟诗囊，从宾客登临啸咏……着骚选近体诗若干首，若《吊屈子赋》、《岳阳回雁》、《君山吹台》诸作皆有古意，称诗人矣。[55]
出生于商人世家的休宁吴子玉[56]，更是这一类型中人物：
广文吴子玉，字瑞榖，茗洲人。初孤贫，嗜学，母机杼课之，过目成诵。童年试郡邑，辄阑入左氏语，主司惊异之。尝数百里负书踏雪从师，与程辰州同笔研。年十七即主师席，以古文、诗词重缙绅，凡监司守令咸折节之……行谦退应聘修纂有《白岳志》、《郡志》、《金陵人物志》……自着“瑞榖诗文”二集十二论，《茗洲吴氏家记》数百卷……文最尔雅，诗多骚语。汪伯玉、刘子威、王元美皆盛称之。[57]
吴子玉虽然晚年做过儒学训导，入过史馆，并卒于任上，但从其大半生行迹来看，将他看作自在自为的文化人似更恰当。前文言，李维桢对一些商人诗颇有成见，但他却赞扬了友人—新安商贾汪九睦《天许楼诗》的率真，他道：
君诗根于性情而润色之，事理不能违古人，而格调不欲类今人，宁瑕为壁，无赝为鼎，和以天钧，中于天籁。余故曰，君之诗亦天所许也。[58]
显然，在汪氏身上已展现了一个民间诗人的韵味。
江南其他商帮中如是现象也不乏见。时人严果笔下就构画过好几个不知名，却也具有这种气性的洞庭山商人，如吴敬川，严氏称：
敬川存无射之心，高不二之行，敷之舆论，检镜所归以谋生，不无废着为业，乃其心则旷然玄远，不局脊于世氛淟涊。即所居旅邸，亦自是萧闲雅静。楼之中列图书玩好，而楼之下蕃植花木，以陶写性情。客至则留连觞咏。若是虽不以富贵、任侠称雄长，而谓之笃行君子……是非不贾，贾而贤，贾而与士君子游，混于贾，而超于贾。[59]
着名的浙江龙游书商童佩（他长期在江南活动），文学家王穉登描述其人说：
童君名佩，太末人，家山坡中……太末人非厚富不能田，童君乃从其父为书贾人。父娶吴女，生童君，童君遂作吴音，行迹亦多在吴中。买一舫不能直项，读书其中，穷日夜不休，为诗皆性灵，读之萧萧有云气。特不善修形骸，人知者知其人，不知者知其诗，甚即白眼视之，蔑如也。其书，帆樯上下皆罗列。手一编读罢即投置他所，不复归旧箧，故其书漫甲乙次第。人来售又不耐检校，悉弃去。每慨世人不能读古书，见一奇士即授之，玄篇奥帙往往零落不存。性嗜山水，闻武夷山色佳，便囊□远游。[60]
有些城市铺户也表现出浓重的崇文倾向和一种率性、超然，与文士交流融通的文人气派。着名学者何良俊曾这样描述一个南京上元县李姓的丝绸铺户：
君讳昌，字本荣，别号松村……遂徙居于都城之武定桥里中……数延名师，儒教子孙，使读书知礼。长子谦补弟子员，资以金帛，使交四方贤俊……（李昌）日惟与故旧置酒高会。遇风日和美，辄肩舆返故丘，寻松冈村佳处，壶榼自随，上下冈阜为乐，有超然遗世之意……一时荐绅先生……皆折节与李君交。诸荐绅之与四友者闻四公之道李君贤，又皆折节愿与李君交，由是李君之门多长者车辙矣。李君喜读书……始观李君，盖退然质鲁人也，然能通识古今。其在荐绅坐，有言及汉唐事者，君能辨说首尾，无毫发遗。[61]
此外，明代，尤其是后期，山人盛行。不少山人出身于商贾家庭，或本人就是商人。山人即是以诗文、书画为工具，并不断交游、流动，以获得“幕修”或赠与为主要目的文人群体的一支[62]。商人及其子弟成为山人，是商人文人化的又一方面明证。那个时期江南一些较知名的如沈明臣、王寅、吴守淮、詹斗文、屠隆[63]、詹濓之流，都是由商人子走上山人道路的。如沈明臣：
字嘉则，四明（今宁波）之栎社人。以文行高东海，称栎社长……先生为人高朗洞达，父文祯贾侠用，贾败，而先生起穷巷，从里中授诸生业，乃□喜为声……好廓落大节,风流自命,慕谢安、王猛之为人，慨然思以功业自见。时亡有能用之者，闳放之气一发之于诗歌……世庙时东方兵兴，督府尚书胡公辟置幕下。[64]
汪道昆在评价沈氏文化业绩时说:
明臣数奇卒弃博士易事词赋。时诸沈毕事词赋显者四人，黟侯津、庶吉士一贯、孝廉九畴，而明臣老布衣，名籍籍出三人上。[65]
可见他文学造诣之高。詹斗文，有人描写他：
祖父贾齐鲁间，山人遂从齐鲁受师，业儒术，然齐鲁儒术卒莫能逾山人。山人好先秦、两汉文，尤嗜唐律诗。荐绅大夫争与山人结交谈诗文，每推毂山人奇才……鲁王大奇之，欲上之朝，爵以官，山人谢曰：“官则守法，趋绳尺寸苛矣，孰若遨游江湖山谷、往来鲁徽乐邪！”竟归歙不就……惟任性适志，不崇饰衣冠言貌，非深知者莫识。山人殊奇逸迈，不可驾驭，犹之千里之马，自任驱驰，不猥猥为人役趋。[66]
也有本人既是商人又作山人的。如马电：“布衣，隐于商，能诗善书画……”他着有《游梁记》[67]，又善画山水大幅[68]。另一山人有诗称他：
商隐习舻艘，酒德胜杯斚。篇诗出清恬，容止具安雅。生倚乞画人，死有负薪者。痛无弥天力，遗孤庇广厦。[69]
还有年青时做过商贾的闵龄，人称他：
……殆长，卓荦不群。业儒，鄙于占毕章句；习韬钤骑射，又谓非太平美事。乃挟重资，侠游江淮间，喜狭斜行……弃而工诗，垂数载，诗名籍甚。所交皆荐绅贤豪，递相倡和，排肝刻肾以致呕血。遂从方士游，授补道术。[70]
用彬族叔方尚赟，家中开有店铺，本人也是当时当地着名的山人。
以上列举这些商人或与商有渊源关系之人，都表现出文人化倾向。但其投入程度有所差别，表现形式有所不同，文化修养更不可同日而语，有的已达到了高雅的境地，还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如方于鲁、吴子玉、沈明臣、方用彬是也。有的舞文弄墨，虽并不曾追名流取声誉，但却达到了畅幽情、涤烦襟，陶冶性情之目的，如孙文郁、吴良梓、吴敬川等即是。还有许多只是附庸风雅，追求精神享乐而已。然而，不管怎样，这些在士人眼里从来都是不学无术、锱铢必较的商人及其子弟，通过这种行为，获得了走近文艺、知识、自由的机会，增长了他们特有的审美人生态度和细致的生活艺术。这是明代商人中的一种新风采，当是社会进步表征之一。
（二）商贾文人化的发生缘由
这些商贾及具有商人背景的人，为何会做出向文人生活靠拢的人生选择？应该说每个个体都有其具体和特殊的原因，但这种转向仍有其共同的深层原因与发生契机：
1、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空前发展，随之思想文化也出现了显着变化。但传统文化仍处于强势地位，传统观念十分顽固，儒家思想对商人的蔑视甚至是鄙薄依旧浓厚，觉得商不如士、不如文者也大有人在。以传统观念来衡量自己，商贾感到尤不自信而承负沉重的心理压力。在旧文化的逼迫、挤压下，他们随时都在努力改变自己的商人形象，向传统思想屈服，甚至迎合、妥协，曲折地使自己得到社会认可。于是在科举途中倍受挫折以后，经济上较富裕，文化上有基础的商贾及其子弟，汲汲走上了从文之路，以寻求自我表现，宣泄才能之机会。如一首诗中说道：
吴郎生长新安里，羞作新安贾人子。但将十指走乾坤，不拥千金老廛市。少好篆书还好真，三叹古意今沉沦……双螭小印润黄玉，雕镂精绝天工均……[71]
这一群人中的确有不少人是“羞作贾人子”,才改弦更辙，做了文化人。这是商人及其子弟迫于卑视商贾的传统势力而作的一种历史选择。
2、明中叶以后，社会进入了一个转型期，当时市场活跃，商业繁荣，使商人有了比较丰厚的经济来源，其社会地位也有所上升，有一部分人基本达到了“自足”的境地；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使社会文化生活愈加丰富，人们的需求从单一走向多元。在环境的诱导下，有一部分商人及其后代，千方百计想挤入上层文化圈。在不可企及时，他们逐渐作出了个体自适性选择和倾斜。尤其是浸染在江南这样一个人文渊薮之地，方用彬及其同仁们，出于自娱和怡人的需要，出于对文学艺术等精神文化的热爱和对个人生命的珍惜与享受，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一种自在自为，又不失为高雅的商人文人生活。
（三）商人文人的类型特征
从以上的列举和分析来看，这个群体有其鲜明的个性特征：
1、他们大多以经商所得投入文化事业，所以“书香”与“铜臭”在他们身上基本合一，物欲与情趣在其价值观中也大体并存。
2、他们珍视自己的文人地位胜于商人身分，有时会以文化活动作为掩盖其实施或抑制真实愿望的方式。史籍与文书中记录他们文事及其业绩颇为详赡，而对其经商的细节却多有忽略，可能就是这个原因。晚明史籍将有些文人混迹商贾队伍，常常说成“隐于商”，如上文所提的马电：有人说他：“商隐习舻艘，酒德胜杯斚。篇诗出清恬，容止具安雅。”[72] 山人俞安期访郝仲隆于李坪，也说郝氏“商隐”坪上，但“工声诗，精内典”，因而赋诗赠之，诗中言：
十年商隐独称廉，颂酒耽诗兴转添。卢女乞书金缕曲，楚伧解问水晶盐……[73]
也有被称为“市隐人”[74]的。对商隐，明末同出身于商人的赵南星有一解释，他说：
世之论者，见牵车服贾之中有贤人焉，则曰是商隐也，此由好仕进遂以概天下之人……（商隐者）大都士其迹，而商其意，且非商之类正意也。[75]
他认为，人们往往从仕进的角度来评判天下人，所以看到商贩队伍中有才德之人，就称其为“商隐”。所谓商隐人，士是他们的表面现象，商才是他们的真实意愿，但这还非其“正意”（他指的正意是什么，这里未加说明，但从上下文看，正意可能是指渴望做贤德之人）。当然，对此绝不能一概而论，赵氏之话是否符合历史事实，也待考证。但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这些商贾文人及其子弟，只要与文搭上了边，多半更愿意被称为贤人、文人、士子、儒侠、处士，甚至山人，而不是商贾。他们的商业行为亦往往被其文艺才能所掩盖。这里既有他们的主观意识和行为，亦是世道使然。
3、商贾文人文化活动之目的，大体可借用晚明沈德符形容武臣好文的说法，“不过聊以自娱耳，非敢艺坛建旄钺也”[76]。他们中稍有成就或较知名者，大多得到文坛名士、闳儒大僚的引领、指教或奖掖。如方用彬及其身边的这批人，无不在汪道昆的羽翼下才稍成气候；如童佩，曾受业于归有光，王世贞、王穉登也给予扶持[77]。不然，靠自己的力量，这类人是很难扬名的。
4、文化商人，倘若以经商为实质性的职业，或以其个人才能、意志、智谋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那么他们的文化则助益商业。如商人李廷芳，“幼业儒，于书无不涉（长业商）……卜居金陵，握奇赢以占消息。凡厥规为有大体、立纲纪、明约束、重然诺，一时怀策之士靡不推翁祭酒。”[78]其家业也必定丰饶。有文化更善于“握算计画，上佐诸父，下督掌计，而业日隆隆起矣。”[79]还有我们的主角——方用彬，也曾将文化造诣与其商业、店务结合起来（方用彬经营文化商品，其文化理应是最有用处的），如此，文化委实推动了商业。这种情况明史中屡见。可我们这里所列举的不少人，他们热衷文事，经商只是为了治生养文（或利用父兄商业资金治生养文），文事才是他们生命依托。他们“志不在贾”[80]。甚至“心否计然之术。惟延访诸士人，乐闻礼义以自提式”[81]。上文提到的孙文郁，也说：“……使吾以贾起富，吾安能以质剂为诗书。” [82]他不愿以商来替代诗书、来废弃文事。还有人干脆从商事中完全脱离出来：
脱节尘中，蹑身霞上，凡人间俯仰，算筹衡纵，抵质兼并以取赢，一切不闻不见，并付之不为。朋松介石，抹月披风，三百枯棋，十千名酒，日与上客懿亲游戏为乐。退则披古帙、爇异香，清散逍遥，不知何者为诽、为誉、为莞、为枯、为少、为老，几古之得道善忘者矣。[83]
这批人，文化是否也曾一定程度上带动过他们的商业，回答应该是肯定的。但诗文书画，结社酬酢，交友周游，毕竟是贵族文化。过度地玩味贵族文化，最终必定是损害了他们的经济生活。“若贾人子耳，良贾竞竞墨守，毋耽曲艺，毋昵广交。”[84]这是一个同样有文化经历商人的切身感受，及其对子侄的谆谆训导，然而，文化商人们往往漠视这种训导，这就引出了他们下面的一个特征。
5、凡将文化作为实质性事业，没有将文化与商业活动有机结合的商人与商人子弟，其家庭的商业大多走向衰败，他们个人的结局大多趋于贫困。方用彬尽管注重过商业，但他把生命的意义还是过多地寄托在文事上面，缺少合理使用钱财、时间和精力的商业理念，因此，他的商业，至少说不成功，最终使其家趋于贫穷。商人子成为山人者，如沈明臣、吴守淮、詹斗文、童佩（王穉登也称他山人）、方尚赟等无不如此，甚至结局更惨。史料称方尚赟“方生自名族，无家不称贫。远游载图史，玩诵无昏晨。生计日以短，辞翰日以新……”[85]童佩“以诗穷，不修形骸。人多白眼视之，蔑如也”[86]。沈明臣“沈郎故家郎，文藻夙所志。落魄不知贫，怀才耻于世。客游公卿间，颇欲行其意”[87]。吴守淮这个原是大盐商的儿子，史料载：
父故饶，虽少孽，犹分钜万。即挟资豪游江淮吴越间，斥买重器，珍藏法书名画，橐垂罄矣。邂逅徐文长于西湖，文长大奇之，呼曰：“少年未常考古而遽能鉴此，岂天授乎？然胡不读书，则不但见古物而且见古人也”……又斥买经史子集千余卷以归, 橐若洗矣。归即繙所买书而大有所悟得，遂援笔为诗，辄有惊人语。寻知交于太函二仲以及丰干诸子，结有社矣。先所斥买者业已散尽，出游南都，与二方先生甚洽……竟以穷死。[88]
明代中后期，中国的社会结构开始发生了较深刻的变化，从而使士商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两者间产生了互动或合流关系。然而，历史实际总是丰富多彩的，这种互动潮流中呈现出了多种流向和不同内涵。它们大体可分为弃儒就贾、弃文从商、亦贾亦儒、亦文亦商、贾而好儒、贾而儒行、儒而贾行、士魂商才，及本文所分析的商贾文人等形式或类型。明代后期是一个文艺较兴盛的时代（这已为学者们的研究所证明[89]），当时的文化人就多喜好文艺切磋，甚至胜于学术研究，因而，一批曾有儒学经历的商人走上文人道路是极其自然之事，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方用彬即是其中鲜明的一例。这种流向既是社会进步的产物，又是传统文化思潮回流的结果。无论是社会还是商人，在此士商交融的历史过程中，随时都可能向传统文化妥协，乃至走回头路。士商合流，在明代后期尚处于初始阶段，而要真正达到较为成熟的境地，那需要漫长的历史过程。
历史事实也证明，在传统的儒家文化这个大背景的影响下之下，商贾与文人之间并非都是相得益彰，两者在思维认知、处事行为等方面本不很合拍，文事与商业之间也多有矛盾性，以此看来，对商与文的兼和力不能估计过高。从商业的角度看，若要理顺这种关系，主要取决于当事人（包括继承者）对商的积极精神和能动态度。凡将文化用诸商业，商业则兴旺，反之，虽出生于世代商贾家庭，并亲受过商业的洗礼，但由于受传统思想的熏陶，过分看重文事，忽略商务，那么，其商业必然挫败。明代后期的历史上，如方用彬、吴守淮等一批商贾文人，商业曾使他们获得了财富，财富又使他们拥有了文化和才艺，但在他们心目中，依然鄙薄商业，最终把财力、精力过多投入到所谓高雅文化中去，以至使他们的商业走向衰落。
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尽管商业与市场相当发达，商人队伍颇为壮大。商人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但并没有在根本上得到改变，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商贾本身的思想来不及更新，跟不上变化了的时势，因此他们的商业走向衰败。个体由于种种原因的逐个败落，带来了群体商帮的没落。恐怕这也是传统商人集团难以向近代化发展的原因之一。

---

[①] 见夏咸淳《明代后期文士与商人的关系》，载《社会科学》1993年第7期；郑利华《士商关系嬗变：明中期社会文化形态变更的一个侧面》，载《学术月刊》1994年第6期；蒋文玲《明清士商渗透现象探析》，载《江海学刊》1995年第1期；乔凌霄、梁衍东《明清社会的士商渗透及其影响》，载《历史档案》1999年第1期；唐力行《徽州商人的绅士风度》，载《史学月刊》2003年第11期，等等；张明富《明清商人文化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中也有专章述论。
[②] 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③] 所谓“文人化”，这里指商贾及其子弟，努力学习并塑造自己的文人文化品格与行为，如作诗、结社、交游及进行其他文化活动。
[④] 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⑤] 杨士奇：《东里文集·圣谕录》，中华书局1998年版。
[⑥] 这里江南指安徽以南地区，即徽州，和长江三角洲一带。
[⑦] 据陈智超考察环岩《方氏族谱》后的说法，“方用彬出生在一个富商家庭”。见《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以下简称《手札七百通考释》）《方用彬及其亲友》，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版，第2页。
[⑧] 均见《手札七百通考释·方用彬及其亲友》，第2页。
[⑨] 从方尚赟嘉靖四十三年和方大治（大治死于万历六年）的信、吴守淮万历三年至六年的帐目中得知，他们在用彬二十三岁后就与之有借贷关系，当然，前者可能只是私人借债，后二者应该是典铺贷款或有其他商业行为了。见《手札七百通考释》火册一一八《方尚赟》，第1011页；火册三一《方大治》，第901页；火册一一四《吴守淮》，第1008页。
[⑩] 被人称为“宝店”、“宝肆”等等，见《手札七百通考释》火册一八《许沆》（第889页）等信。
[?] 见《手札七百通考释》月册六二《赵敦夫》、六四《佘翔》、金册一三〇《程本中》等信，第394、396、696页。
[?] 此事发生在汪道昆第一次家居时，即嘉靖四十五年稍后，时方用彬二十五岁开外。
[?]《手札七百通考释》金册一五一《汪民中》，第718页。
[?]《手札七百通考释》金册三三《汪建功》，第543-544页。
[?]《手札七百通考释》金册一〇五《方大治》，第659-660页。
[?]《手札七百通考释》金册九八《吴一洪》，第639页。
[?]《手札七百通考释》木册四五《胡仁广》，第770-771页。
[?]《手札七百通考释》日册七《周良寅》，第44页。
[?]《王有道》信中说，方用彬出面组编《瑞麦诗》，“士人无不称诵”，见《手札七百通考释》金册一三六，第702页。
[?] 据《手札七百通考释》中的一些书信记，朋友们常有向方用彬借阅书籍的行为，如借《汉书》、《说文》、唐诗、《白雪楼诗》及有名的法帖《黄庭经帖》，其中还有善本书，说明方用彬藏书颇富。
[21] 唐代诗人王维有着名的《竹里馆》诗：“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展示了一种清幽绝俗的意境。方用彬以竹里馆来命名自己的书馆和诗集，体现了他向往并追求高雅、超然脱凡的审美态度，及热衷于自我陶醉的生活情趣。
[22]《手札七百通考释》水册二〇《吴极》，第822页。
[23]《手札七百通考释》日册三三《邬佐卿》，第349页。
[24] 白足：《赠方元素卷》，《十百斋书画录》，录于《手札七百通考释·卷首》，第10页。
[25] 方用彬：《题坐隐园》，《坐隐先生订谱》竹部，见汪廷讷《坐隐先生全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188册。
[26]《手札七百通考释》月册一一三《梅台祚》，第474页。
[27]《手札七百通考释》月册三四《黄乔柱》，第352页。
[28]《手札七百通考释》金册一三《吴文龙》，第514页。
[29]《手札七百通考释》日册八二《徐即登》，第230页。
[30]《手札七百通考释》日册九〇《汪大成》，第245页。
[31] 吴守淮手札中抱怨方说：“昨承顾嫚甚……何得更烦盛婢过舍喋喋也？即朋友有无相通，此亦人情之常，作此里中俗态何也？”《手札七百通考释》火册二八《吴守淮》，第898页。
[32] 见上揭书，日册四一（第142页）《徐桂》信说：“佳砚一归筦库矣，一留友人处，当以直上。”知方用彬此行带售砚；月册三五《张正蒙》、六二《赵敦夫》等信中都讲到方带售墨及其他商品事。
[33]《手札七百通考释》月册一〇二《朱宗吉》，第451页。
[34]《手札七百通考释》金册六四《吴万春》，第597页，据陈先生考证，射皮为朱曰藩，姬水似指黄姬水。
[35]《手札七百通考释》火册八〇《方大汶》，第968页。
[36]《手札七百通考释》火册六五《俞嘉訒》，第953页。
[37]《手札七百通考释》金册一二二《汪弘泽》，第685-686页。
[38]《手札七百通考释》金册七四《汪道会》，第612页。
[39]《手札七百通考释》月册一〇《田艺蘅》，第299-300页。
[40]《手札七百通考释》木册五七《陈筌》，第789页。
[41]《手札七百通考释》金册七二《吴守淮》，第605页。
[42]《手札七百通考释》金册三一《吴维城》，第543页。
[43] 方弘静：《题黎秘书书陶诗册后》，《素园存稿》卷一八，转引于《七百通手札考释》卷首，第11页。
[44] 李维桢：《大泌山房集》卷一二九《天许楼诗题辞》，《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152册，第639页。
[45] 袁宏道：《袁宏道集笺校》卷一〇《新安江行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461页。
[46] 屠隆：《方建元传》，见《方建元集》卷首，引自《手札七百通考释》，第945-946页。
[47]《手札七百通考释》月册五二《方道成》，第385页。
[48] 万历《歙志》传卷六《士林》。
[49] 《棠越鲍氏三族宗谱》，见《手札七百通考释》，第596页。
[50] 万历《歙志》传卷九《文艺·艺能》。
[51] 康熙《江宁府志》卷二四《人物·孝义》，引自《手札七百通考释》，第797页。
[52] 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一〇《画事》，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16页。
[53] 汪道昆：《太函集》卷五○《明故礼部儒士孙长君墓志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117册，第608页。
[54] 《丰南志》第九册《附自序》，录于张海鹏等编《明清徽商资料选编》，黄山书社1985年版，第447页。
[55] 歙县《双桥郑氏墓地图志》《明故徕松郑处士墓志铭》，录于《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第442-443页。
[56] 据吴自记，不仅其父是商人，而且家族中几代人均经商，可以讲他出生于商业世家。见《大彰山人集》（一名《吴瑞榖集》）卷一七《余母詹太孺人九十寿序》；卷四三《家行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141册，第461、738-743页。
[57] 万历《休宁县志》卷六《人物志·文苑》，东洋文库藏本。
[58] 《大泌山房集》卷一二九《天许楼诗题辞》，《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152册，第639页。
[59] 严果：《天隐子遗稿》卷八《吴敬川先生五十寿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141册，第117页。
[60] 王穉登：《王百榖集·金昌集》卷四《童君传》，《四库禁毁书丛刊》集175册，第43页。
[61] 何良俊：《何翰林集》卷二三《李松村生圹志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142册，第185-186页。
[62] 参阅张德建《明代山人文学研究》一书，韩国新星出版社2003年版。
[63] 屠隆曾任过礼部主事，但在万历十二年革职为民，革职后也加入到山人行列。参考《明代山人文学研究》和《手札七百通考释》等书。
[64] 屠隆:《由拳集》卷一九《沈嘉则先生传》，《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180册，第649页。
[65] 《太函集》卷二八《沈文桢传》，《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117册，第369页。
[66] 方承训：《方 复初集》卷之三二《詹山人传》，《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188册，第197页。
[67] 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九《诗学》，第284页。
[68]《客座赘语》卷九《画迹》，第285页。
[69] 俞安期：《翏翏集》卷一三《纪哀诗二十三首》，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143册。
[70] 朱之蕃：《闵君传》，见《我宇集》卷首，引自《手札七百通考释》，第664页。
[71] 王伯稠：《王世周先生诗集》卷七《新安吴生工书及刻古篆小印赠之以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142册，第704页。
[72]《翏翏集》卷一三《纪哀诗二十三首》。
[73]《翏翏集》卷三一《访郝仲隆于李坪》，《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143册，第289页。
[74]《许文穆公集》卷七《竹石先生像祠记》，录于《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第448页。
[75] 赵南星：《味檗斋文集》卷七《寿仰西雷君七十序》，《畿辅丛书》本。
[76]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一七《兵部·武臣好文》，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34页。
[77] 王世贞：《童子鸣传》，录于《童子鸣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142册，第391页。
[78] 婺源《三田李氏统宗谱·明故光禄寺署丞冲源李公墓志铭》，录于《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第230页。
[79] 婺源《三田李氏统宗谱·环田寿东世福公行状》，录于《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第259页。
[80] 据《许文穆公集》卷七《竹石先生像祠记》记，（录于《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第448页）文林，“市隐人也……先生手一编，坐而贾焉，自称竹石先生。生平孝友，儒雅喜吟，数以佳辰结客觞咏竟日夕，其志不在贾也”。
[81] 歙县《许氏世谱》卷六《寿节妇罗孺人六十序》，录于《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第448页。
[82] 汪道昆：《太函集》卷五〇《明故礼部儒士孙长君墓志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117册，第608页。
[83] 《丰南志》第四册《季常吴次公六十序》，引自《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第450页。
[84] 《太函集》卷四〇《儒侠传》，《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117册，第500-501页。
[85] 吴国伦：《甔甀洞稿》卷六《赠方山人仲美》，《明代论着丛刊》，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1976年版，第474页。
[86] 王穉登：《王百榖集·雨航纪》《纪人第四》，《四库禁毁书丛刊》集175册，第103页。
[87]《甔甀洞稿》卷六《赠沈山人嘉则》，《明代论着丛刊》，第475-476页。
[88] 万历《歙志》传卷五《文苑》。
[89] 如郭绍虞先生就有这样的看法。见《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明代的文人集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资料来源：《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510577.html

以上是关于文化-试析明代后期江南商贾及其子弟的文人化现象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