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藏经-《中华大藏经》编纂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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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中华大藏经》编纂记


1982年3月7日至24日,在北京召开了规模空前的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集中全国有关专家及海外学者共商古籍整理出版大计。这是以国家名义召开的,向全国、全世界宣布“四人帮”被粉碎后,告别极左思潮,中国政府重视古代文化,有计划、有步骤地以科学方法清理中国古籍的大会。
古籍规划讨论中,对传统的经史子集都作出近期、远期整理出版规划,人力物力都作了安排。我发现大会议题中没有把佛教古籍考虑进去,就写了一份《中华大藏经》整理出版建议提交给大会。古籍整理规划小组采纳了这个建议,把佛教、道教古籍整理工作列入国家规划。《中华大藏经》整理出版工程从1982年8月正式启动。
《中华大藏经》不同于历代刊行的大藏经
根据现有资料,汉文大藏经历来入藏的基本经籍最少为1000种左右(包括房山石经的960余种),最多者为2200余种,平均数约在1600种左右。这是宋元明清各藏入经的基本数目,加上各藏特有的经籍,共约3000余种,除去重复,约2500种左右,加上传统入藏的基本数目1600余种,现存汉文佛教经籍总数约4100余种(二十二种大藏经通检稿总数为4175号)。
佛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与儒、道并尊的三大宗教的一个重要流派。我们有必要编纂一部新的一大藏经,所收佛典应全面,采用影印办法。既可避免校核造成新的差错(日本《大正藏》即是前车之鉴),又可以保存善本古籍原貌。省去了繁重的校印排字的过程,还能大大缩短印刷时间。基于上述考虑,我们决定采用现存最有文物价值的《赵城金藏》为基础。
汉文大藏经以其篇幅大、版本众多、历时久远闻名于世。雕版印刷术以前,佛经传播靠手写流传。南北朝时北方已有摩崖石刻佛经,刻凿在岩石上,与造像祈福同一目的。隋代已开始用石版刻经,那是为了保存佛教经典,以防止兵燹战乱的破壤。刻在石板上,每块石板重达百斤,利于保存,但不便阅读。十世纪,北宋开宝年间开始以木版印藏经,世界上第一部雕版大藏经问世,世称《开宝藏》。后来历辽、金、元、明、清都曾投入大量人力物力雕造藏经。现存公私刊印的“大藏经”达17种之多。辛亥革命后,还出版过铅字排印的两种“大藏经”??《频伽藏》和《普慧藏》。在国外,汉文版藏经有《高丽藏》、《黄檗藏》、《弘教藏》、《?续藏》、《大正藏》。纵观国内外已出版的各种“大藏经”,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今天看来都不算理想的版本。
为了避免过去各种《大藏经》的缺点,我们编印的《中华大藏经》力求做到版本要“精”,内容要“全”。我们慎重考虑,选用了《房山云居寺石经》、《资福藏》、《影宋碛砂藏》、《普宁藏》、《永乐南藏》、《径山藏》、《清藏》、《高丽藏》等八种有代表性的不同版本的“大藏版”,以《赵城金藏》为基础,进行对校。只勘出各种版本文字的异同,不加案断。
《赵城金藏》是北宋《开宝藏》覆刻本,装帧、版式保有《开宝藏》的特点,在《开宝藏》散失殆尽的情况下,不论在版本方面、校勘方面,它都有无可比拟的价值。
国内现有藏经中未经传世的孤本还有《房山云居寺石经》、《辽藏》(又称契丹藏,用名不妥,因为它用汉文而不是契丹文)、《元官版藏经》、《洪武南藏》。这几种大藏经多为《碛砂藏》和《永乐南藏》的覆刻本,所收典籍均少于《赵城金藏》,不宜作基本参照本。《赵城金藏》收录佛典近7000卷,现存5380余卷,虽有缺失,可用《高丽藏》补入。《高丽藏》与《赵城金藏》同属《开宝藏》系统的覆刻本,版本基本一致,用《高丽藏》补《赵城金藏》自然协调,便于操作。
我们校勘的目的,不在于勘误订正,而在于会同比较。因为我们长期整理中国古籍的经验表明,不同版本出现的文句异同,多半不涉及义理,古籍版本出现文字异同各有道理(当然也有明显错误),如果一定要由编者决定取舍,难免失之武断,徒耗人力,并不科学。
还应指出,每一种善本的特殊价位并不真正由于它的至美至善,而在于它体现了各自时代的某些特征。这些特征是别的版本不能代替的。如《房山云居寺石经》可谓善本,其中石刻佛经体现了《辽藏》的风貌。但也发现有的刻工为了贪图省工,出现了许多与上下文不相连属的“一”字。从一般校勘原理看,这些“一”字无论从形、音、义的错简毫无关系,只是由于刻工按版计酬,为了省力,又能占满版面,才出现了不应出现的许多“一”字。汉字中只有“一”字笔画最少,刻起来省力,用来充字数最方便。像这类缺点,并不能动摇《房山云居寺石经》版本价值的历史地位,毕竟瑕不掩瑜。这里只是说明中国过去雕印的众多版本的《大藏经》没有一种是尽善尽美的,《中华大藏经》为读者提供一个会同诸本的机会,标出异同,不作案断,正是极端负责精神,尊重读者、研究者的判断能力。一卷在手,等于同时拥有九种版本的“大藏经”,为研究者提供了空前的方便,这是任何图书馆都无法办到的。
《中华大藏经》的完成
《中华大藏经》在国家大力支持下,1982年开始编辑,1986年初,已出版到第15册时,古籍规划小组负责人李一氓给薄一波同志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简单地叙述了《中华大藏经》的编辑、出版经过及今后的打算。当上编106卷接近完成时,我曾与李一氓写信,说明《中华大藏经》完成在即,请求仍由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支援继续完成《续编》。可惜他已生病住院,身体精力都不能执笔写字,由他的助手代写了一封回信。
我收到回信不久,李一氓同志与世长辞,生前未能看到这部《中华大藏经》完成。如果没有他的大力支持,这部《中华大藏经》只能以《赵城金藏》的原始面貌沉睡在善本书库内,无从会同八种不同版本呈现在世人面前,更无从为建设新文化积累资料添砖加瓦。《中华大藏经》出版到35卷时,我们编辑的最得力成员??童玮教授不幸逝世。他一生致力于佛教经典版本目录之学,编撰的《二十二种大藏经目录索引》凝结着他一生的心血。为了普查国内佛典古籍现存的情况,他不顾年高,走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基本摸清了佛教古籍现存的概况。他在编辑《中华大藏经》工作中起着无可取代的作用。童玮还曾听山西晋城青莲寺僧人说,抗战时期,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部曾来人借走该寺的卷轴装佛经十余卷,寺僧不敢不给,借走后未归还。当年的借阅者、借出者早已逝世。这十余个卷子的下落,留下了永久难解之迷。童玮每次对我提到这件事,不胜唏嘘。
当年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校勘组的石?老师工作勤奋认真,以致积劳成疾,本书第一册出版前因病逝世。张文苑先生负责底本组,承担着校勘工作的第一道工序。他认真负责,工作安排得有条不紊。不幸突发脑溢血逝世。还有湖北的王世安先生,他为校勘工作付出了劳动,也过早地逝世了。对逝世的这几位同志来说,生前未能看到这部《中华大藏经》完成,是终生遗憾,也给我们全体编纂者留下长远的怀念。为了搜求中原找不到的卷帙,我们还得到海外朋友的大力支持、协助。这里特别感谢美国的余英时教授,承他的协助,找到《赵城金藏》散失的《佛国记》,得以珠还合浦。先后对编纂《中华大藏经》提供资料作出贡献的国际友人还有日本临济宗相国寺派管长的?谷宗忍先生、日本临济宗相国寺派教务部长绪方香州先生等。
从1982年8月整理出版工程正式启动,到1994年底编纂完毕,参加人员先后共有160人,分别属于底本、修版、校勘、调度、汇稿、定稿、总务、财务八个部门。参加者年龄从二十岁到八十岁,老少不一,参加时间最长的从始到终十二年,最短的三个月。他们的辛劳和业绩也将与《中华大藏经》同在。
(资料来源:《光明日报》2005年7月14日第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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