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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汪涛：英国对中国出土文献的研究——回顾与前瞻
英国对中国出土文献的研究——回顾与前瞻[1]
（首发）
汪涛
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
我今天讲的内容是一个鬆散的讨论，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题目是“回顾与前瞻”，关于出土文献研究现状观感和一些自己的思考，和大家交流。本来想的题目可能不登大雅之堂，是“悲观与失望”，大家由此可以看出我想讲的不全是积极的体会。
我发现现在国内的青年学生总以为国外的研究做得很好，要与国际接轨，实际上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轨是没法接的。我们要从哪个角度来看西方？我对英国的情况比较了解，可以来看看英国在汉学领域研究出土文献这一块是怎么走过来的，理清脉络，以对将来的发展有一个粗浅的推断，希望事实能证明我的一些悲观的想法能够落空。
从考古文献来划分的话，英文文献中比较有名的是钱存训先生的《书于竹帛》。他的定义与国内对“出土文献”的定义是差不多的。包括甲骨、金文、简帛，也包括石鼓文、零星的石刻文字等，都可以划在出土文献的範畴裏。
我们从各个门类，来看看有没有哪些研究是有意义的，或直到今天有没有哪些记得住的作品和研究者。我自己总结，英国学者在某一个领域裏开创天地或者作出贡献的学者，还是屈指可数的。
甲骨文的研究
甲骨文的研究，在西方与在中国几乎是同时起步的。甲骨文发现的时间，一般认为是19世纪最后几年。中国的孙诒让等传统学者开始研究的同时，英国的一些学者，如金璋（Hopkins），他是当时驻在天津的一位领事。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汉学家。当时在中国参与甲骨文的研究和收集的，还包括了几位传教士，他们购买了一批安阳出土的甲骨文。但是说到研究，还是从这位外交官开始的。他当时通过一些传教士购买了一些甲骨。他当时是属于独立研究，没有参考当时孙诒让王国维等人的成果。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是同时起步的第一位西方学者。今天看他的成果，可以说绝大多数都是错误的。他对中国文字感兴趣，比如他翻译过《六书通》，对训诂等传统的学术方法是熟悉的。他的先天性的缺点是对甲骨文的辨伪不行，所以搜罗的很多甲骨都是假的，根据这些假甲骨也写了一些文章。他先是把甲骨文作为周代的文字来研究，后来看到了王国维的论着，王认为是商代文字。一开始他还不相信，后来意识到这些文字是商代的文字，接受了王氏的观点，纠正了自己的错误。
关于金璋，比较有名的事件是家谱刻辞，这至今为止是一件研究甲骨文的公案，我觉得这一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这一片家谱刻辞，藏于大英博物馆，不是金璋买的，是一位当时英国在中国的传教士为大英博物院所购买。入藏很早，在1918年左右。上面刻了一些奇奇怪怪的人的名字。当时很多人都认为它是假的，最主要理由是：除了大英博物院这一片，还有四五片差不多的。金璋自己就有两片，他认为是真的。当时欧洲的一些汉学家，比如德国的一位女学者，都认为是假的，因为跟其他的甲骨文完全不一样。所以两人之间就有了一场争论。在中国，于省吾先生和胡厚宣先生同样也有过争论。于先生认为这篇的文章是真的，胡先生认为是假的。文章都已经公开发表过讨论过，还没有人将两方的意见统一起来。这一篇刻辞，一直在大英博物馆陈列，我陪过很多学者去看，意见不统一。于先生、胡先生都没有看过这片刻辞。 胡先生的学生范毓周看过认为是假的。齐文心看过，没有发表意见，李学勤看过后认为是真的。争论没有结果。比较有意思的是，随着殷墟考古发掘的深入，子组卜辞大量出现，可以看到一些不在王系卜辞的人名和刻法，回头再看这片家谱刻辞觉得也可能是真的。但是还没有实证，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
我们回到英国学者，把金璋称为汉学家还不太準确。金璋三十多岁就退休了，迷上了甲骨文，书香世家，出过很多诗人、学者。回到英国后就当“寓公”了，成为了“业余学者”。现在所谓学者，一般要在大学或博物馆供职，但他自己在家研究。英国有个组织，叫皇家亚细亚学会，19世纪英国人在上海成立的第一个学术机构，它的组成成分不是汉学家，而是所有对学问有兴趣的都可以加入。这是当时英国学术的一个特点。这在某种程度上也造成了这种研究没有专业化。这裏面可能有牧师，也有像金璋这样的“寓公”学者，也有可能是教会的或者做生意的，成分複杂。这决定了英国汉学是建立在杂乱而没有系统的训练基础上的汉学。在德国情况不一样，要称为学者，一定要经过严格的训练才有发言权，否则不能随便发表文章做研究。英国从某种程度上建立起了汉学，但不是建立在一个坚实的汉学研究的基础上。
现在来看金璋的研究，他有一些很有意思的想法。其实他的汉学功底不错，从现在国内汉学水準要求来说可能不合格，但是作为自学者已经很不容易。当时有名的英国汉学家比如魏理，也是自学中文，自己买一个字典自学，很快就能把楚辞、唐诗翻译成非常优美的英文。他的影响比当时所有其他的汉学家都大。
金璋作了20多年皇家亚细亚学会的会长，在他之后，甲骨方面后继无人。当时在欧洲他是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甲骨研究上的唯一的学者。在他去世以后，悼词上写到他是“欧洲的一盏明灯”，只有他一个人孤独地自得其乐地研究中国的甲骨。我整理过他的论着目录，也看过他绝大部分的文章。我觉得可以对他的研究做一个重新整理，纠正一些错误，再把他的一些想法结合新材料，应该是很有意思的。但是至今没有人整理他的东西，因为现在英国没有人做，几乎被人遗忘了。他之后，几十年就没人碰这些东西了。
80年代初，李学勤先生到英国访问，提出整理英国所藏的甲骨。大英博物馆、爱丁堡皇家博物馆等单位都藏有甲骨，加上私人藏的，总计一千多片。但是一直没有人整理。李先生和当时亚非学院的艾兰教授一起整理。艾兰是研究先秦的神话的，现在在美国达特茅斯学院。艾兰先生先生的学术背景是研究先秦的文化和神话，所以他做的工作不是在考释文字上而主要是在利用甲骨文字研究商代的神话，是从西方学者的角度来研究的。他开始用显微镜观察甲骨刻辞的刀痕，进行微痕研究。当时他的研究就是通过刀痕来研究家谱刻辞。他的文章附在《英藏甲骨》后面，直接从对甲骨文的观察上来辨别甲骨的真伪问题。他同意李学勤先生的意见，认为是真的。艾兰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任教也有二十多年。
我1986年到伦敦，是跟艾兰先生做博士。一开始并没有想到选甲骨文的论文题目，因为当时甲骨整理工作已经做完了，已经交付中华书局出书，所以我没有参与甲骨的整理工作。因为艾兰先生刚做完那部分工作，李学勤先生也在那裏，所以就选了甲骨的题目。我大学是中文系毕业，研究生学的是美术史，选题时是想选先秦文化史。但当时正好这批甲骨材料整理出来了，我就利用这批材料和刚出的甲骨文合集开始学习甲骨，李学勤先生、裘锡圭先生也给我做了指导。所以我是起步比较晚的，后来才做了甲骨。有一位亚非学院毕业的本科生，后来去了加拿大跟随高岛谦一，进行甲骨文“人”字部的语源学研究，后来学术成果没有公开发表，他本人写完博士论文后也脱离了学术界，研究没有继续。
我本应该继续研究甲骨，但后来在亚非学院任教，开中国考古学这门课程，于是研究的範围就不能限于甲骨，还要兼顾青铜器、玉器、考古、美术史的内容。我的甲骨方面的文章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主要包括两部分：甲骨文颜色词的考释和分析，另外就是甲骨文的祭牲颜色的分析，这一部分準备发表时刚好花东的卜辞出来了，我发现其中有大量的祭牲颜色的内容，等材料公布、加进去，所以直到去年才将修改后的成果发表。这就是我本人与甲骨的一段比较亲密的关係。现在还在继续研究，但很难称为一个系统专门的方向了。
所以，比较遗憾地说，我在亚非学院教书20年，后来也开了一门硕士班的课：古文字学与书法学。但很遗憾至今没有一个研究生选择这个作为研究方向。也有台湾地区的学生申请过，但由于语言的问题没有成功。照目前的情况看，在五年之内可能很难看到（当然我希望我说错）有英国的学生选择甲骨作为研究的方向（中国到英国去的学生选择这个方向的可能性要高一些）。
总之，在英国使用过甲骨文材料的、撰写过甲骨条目的，加起来不会超过10个人，真正能对英国收藏的这批材料进行使用的，现在是没有。希望有人继续对这批材料进行整理。
金文的研究
金文就更没法说了。说到金文，要提到叶芝。英国对中国青铜器的研究，也是开始比较早的。最早一本研究的书叫《Chinese Bronzes》，1865年就有了。我本以为19世纪中期就有人开始研究青铜器，很兴奋。后来找到该书看完后发现其实是个混杂图录，只是从《西清古鑒》等中搜集了一些木刻的图样，并不是研究着作，所以现在只能作为一本善本书而没有太多的研究价值。20世纪20年代开始有了金文研究着作的发表。这里也有一个公案：当时伦敦的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馆（国家工艺美术馆）收藏了一个青铜器，是清代制作的假古董，琉璃厂卖的，当时一个英国收藏家买来后卖给博物馆的。一开始很多人写文章说这个东西如何如何好。后来没过几年，由于制作粗劣，一看就是清晚期的制作工艺，很快就被发现是件赝品。闹了个大笑话。从这一时期开始，叶芝开始写文章。他本是金璋这样的业余学者，后来成为职业汉学家。他的经历反映了20年代到30年代英国的中国学的转型。从这一时期大学开始设立中国考古学的教职，叶芝是第一位教授。他本来是军医，在中国住了十几年，还自学了古汉语，翻译大量金文，再由金文进入器物学。退伍后就被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聘为第一任中国考古学、艺术考古学的讲师。这是西方学术史上中国学第一次作为一个专门的学问被设立。有意思的是，他为什么能从退伍军医变成第一个中国考古学的教授？当时，他是一个非常喜爱艺术的人。他非常喜爱绘画，他的水彩画现在还挂在我们教师喝茶的休息室里。他因为比较喜欢中国的文化——一开始比较宽，后来专攻青铜器。因为当时一批英国收藏家从收藏中国清代瓷器转移到收藏上古的古董，主要是陶器，当然最重要的是青铜器。三十年代，大量的青铜器流到英国。叶芝是唯一能看懂金文并翻译成英文的学者，因此所有当时主要的收藏家都要找他写目录写介绍。这些西方最有影响的收藏家就会到大学里，告诉大家中国考古，特别是和艺术青铜器相关的研究变成一个世界性的学问，英国的大学里一定要这方面的专门人才。他们通过这样的呼吁，先自筹经费请叶芝做一些讲座开一些课。后来英国庚子赔款的管理委员会决定以大约20～25万英镑来设立中国考古学教授的席位。现在20万英镑似乎不高，但当时是很大一笔钱，相当于现在4、5百万。这样，叶芝第一次有了机会可以教授学生。但是，他的学生裏面，在他的名下写金文的博士没有，只有硕士论文，这个硕士就是曾昭燏。曾昭燏30年代（37年）到了英国，与夏鼐一起过去的，是同学。他当时本想学埃及学之类，但是觉得不太容易，由于在南京跟胡小石学过古文字，再加上叶芝也是做金文的，于是就写了金文。当时是二战期间，他自己用手将硕士论文原文装订成了一个本子（现在收藏在伦敦大学），后来也收入他的文集，但是是中文的。虽然没有公开发表，但他的硕士论文在大学是可以调出来阅读的。所以很有意思，这是第一位中国学生在英国用英文写了第一部金文专着。金文在四、五十年代，西方的器形学研究佔据了优势，金文本身就没有人研究了。这也是文化上的一种差异。当时西方对中国青铜器价值的估量上，器形是第一标準而非铭文。收藏时关注器形是否优美，装饰是偶否华丽漂亮，对文字重视不够。因此叶芝之后，在英国发表的关于中国青铜器的书几乎不翻译铭文。这个现象到现在似乎有些改变，但一贯来看，从20年代，从曾昭燏之后，写中国青铜器的博士论文，我所知道的大概有三篇，但都没有把金文作为重点在他们的博士论文里进行讨论。
所以我感觉，英国对金文研究没有什么太大的贡献。西方公认的对铭文有贡献的，是澳洲的巴纳，他是西方铭文研究的权威，是唯一基本能够掌握金文的学者。
简帛的研究
英国对简的研究非常之早，在近代学术史上，从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比中国要早。斯坦因从1908年开始就在先后四次中国探险，在敦煌、新疆一带发现大量木简，带回英国。但这批东西的研究，是由法国的汉学家来承担的。当时欧洲汉学界比较公认的汉学家如沙畹和马伯乐，他们是以简的研究为主的。这裏也可以回头看看和甲骨文研究的关係，金璋作为研究甲骨的学者是在英伦三岛活动的，当时法国学者对这位业余学者比较轻视，因为他没有受过传统汉学研究的训练，据说他们曾和章太炎提过，认为金璋是研究假古董的没什么意思，而简是斯坦因通过考古带回来的东西，所以才花大量精力去研究。英国真正研究简要到五十年代。剑桥大学的教授鲁惟一五十年代到日本进修，参加了日本关于汉简的读书班，他后来决定把居延汉简作为自己博士论文的题目。所以他是唯一把汉简作为博士论文的英国学者，论文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其实影响非常有限，是把汉简按照西方的方法做了分类，文字考释等方面没有涉及。这在西方汉学也算是一个里程碑的东西。鲁惟一后来主攻秦汉，睡虎地秦简的发现他都做了综合性介绍。到了六七十年代，简的研究的中心在荷兰的莱顿大学，而英国已经没有人在搞简了。大英博物馆数千的简，除了沙畹和马伯乐研究过的一部分之外，还有大量未公布的残片。到1992年裘先生在大英博物馆看到那些简，提出需要整理，有发表的价值。刚刚在一两个星期前，这批东西终于发表了。这其中裘先生、胡平生先生和我都做了工作。这算作最新的一个成果，下一步怎么做，还没有计划。
剑桥大学年轻的汉学家霍克斯。他研究先秦战国，因此对睡虎地简有过接触。他随着谢桂华教授在社科院实习过一段时间。西方汉学家都是杂家，他现在在研究管子等。
简的研究现在看来似乎乐观一点，也许以后会学生对这个方向感兴趣。
关于新的楚简，美国也有很多对新出楚简的研究比较热心、做出贡献的学者。但在英国，这几年间，唯一能够提到的还是谭朴森先生。谭朴森先生，是我的老师之一，也是裘先生的朋友。去年六月份去世。有人说他是英国人，有人说他是美国人，他自己说自己是爱尔兰人。艾兰先生和他是几十年的同事，给他写悼词的时候说：他是哪国人没有人知道。他在爱尔兰出身，在中国长大，在美国念书，在英国工作，但行为举止都是中国人。他在精神上是个中国绅士。在西方，他是近六十年对中国文献校勘贡献具有突出贡献的学者之一。他在中国出身，父亲是爱尔兰传教士，住在河北。1936年日本人进入中国后被关进集中营，住了好几年。日本人投降后，随父亲到美国念书，念的是神学。美国的军队50年代招兵，把他送到日本去培训。在日本学中文。他热爱中文，不愿意当兵，就跑到台湾，一住五六年。他就与当时的遗老遗少在家裏（美国人很稀罕，大家都很热情，谁都愿意教他）。回到美国，就到华盛顿大学学习，他对一位有名的德国教授说想学习中文，老师就让他写几个中文看看，结果他很流利地写了古文。结果老师说，你不用学了，直接给了文凭，念研究生。所以他一直说自己混过去了。但他博士论文一做就是二三十年。他喜欢看书，但不喜欢写。他的论文十几年不动笔。他当时很年轻，才二十多岁，就在大学找到了工作。七十年代，那时才三十多岁，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是汉学研究的重镇，如葛维汉、刘殿爵、研究语言学的Donald等都在伦敦大学，谁都想去。他就给刘殿爵写了信，刘就邀请他来讲课。听觉得很不错，就要求他来工作。又过了很多年，他完成了博士论文《慎子异文》。后来他为了出版该书，将汉字手工填写进去，所以到79或80年才出版。他把圣经的校勘理论运用到中国典籍的校勘。他致力于研製能够用于校勘的中文电脑，把最后二三十年的精力用在了发明中文电脑上。我们都觉得很可惜，按他的才能学识完全可以再写几部重要的书。他也花了很多人的钱，热爱中国文化的人给了他很多钱，请了技术人员，召集了一大帮人做中文电脑。我86年在到英国的时候，电脑已经做好了，谭朴森在二十多年前已经做到了可以打句子了。但缺点是只能在他这一台电脑上打。他去世后，他太太说要扔掉。后来找了当年的技术人员，他们说没法换到别的电脑上。这确实是第一个录入中文非常好的电脑，但没法流传开。后来他参加了台湾中研院数字化的古籍标点工作，也做了很有益的贡献。那两年半的时间他在研究如何在电脑上古籍标点。谭先生去世后，他所有的书籍都已经赠送给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他的主要贡献，除了论文和书外，就是郭店楚简第一次国际研讨会，在达特茅斯。欧美绝大多数学者都去了，谭朴森先生当时写了一篇文章，我问了许多人都说看不懂。文章很複杂，其实他的思维是很清楚的，可能是翻译有问题。他把自己建立起来的文献校勘的方法做了简要的说明，并联繫了出土文献的校勘。
要讲到帛书的话，英国没有人在做。
敦煌的研究
还有敦煌的文书。这也应该随在出土文献裏面。英国的翟理斯。他编了斯坦因敦煌文书的编目，算是一个主要的贡献。我做博士论文期间研究的是甲骨文，但奖学金非常有限几乎无法生活，所以社科院宋佳玉先生等88、89年过来整理敦煌文书，我也参加了初期的整理英藏敦煌文献的项目，工作是每天跟着学者一起拍照做录文。这个项目是和社科院吐鲁番学会合作的，做完后，英国没有人研究，仅有研究唐史的学者引用了成果。这几年英国国家图书馆有人说要把这批材料数字化、全部上网，对发布材料有贡献。
我想最后总结一下，七八十年代之前，研究成果很少，一只手就可以数过来。八十年代之后的研究成果，几乎都是在中国学者的参与或推动下取得的。我的感觉是以后要有什么成果，推动的力量还是一定来自中国的力量，包括中国学者的直接帮助以及中国学生的参与。
对英国汉学界本身的失望并不是说对他们的资料不要研究，在今后几年我希望从学者到学生的培养有些变化。
现在学术研究越来越国际化，不同国家的学者可以坐到一起开会或者只要通过电脑就可以交流，也许下次再讲这样的题目就不是英国研究什么、美国研究什么，而是我们研究什么，他们研究什么了。
[1] 本文是根据汪涛博士3月20日在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演讲的录音整理的。汪涛博士同意本网站将他的讲座内容整理发布，我们十分感谢！整理后的文章未经汪涛博士审阅，如有曲解原意之处，责任由整理者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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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汪涛：英国对中国出土文献的研究——回顾与前瞻0133汪涛先生中心讲座整理稿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5/512201.html
以上是关于考古-汪涛：英国对中国出土文献的研究——回顾与前瞻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