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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陈英杰：张振林先生的一个重要学术思想和对金文研究的两大贡献

张振林先生的一个重要学术思想和对金文研究的两大贡献
――张振林先生学术述略之一
陈英杰
首都师範大学文学院
说明：原刊《中国文字》新32期，2006年 12月。
【摘要】本文总结了张振林先生的一个重要学术思想――即关于汉字意类符体系和造字法的形成和发展的理论 ，以及在金文研究领域所作出的两个贡献――铜器断代和铭文校雠。
【关键字】意类符体系 造字法的形成和发展 铜器断代 铭文校雠
张振林先生，广东省兴宁县人，1939年12月15日(阴曆11月5日)生，着名古文字学家，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先生于 1961年中山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后留校，在容希白（庚）、商锡永（承祚）两位着名古文字学家门下当研究生，是二老的入室弟子。余于2001年9月就读中大，忝列先生门下，时承过庭之训 ，无奈，余性驽钝，于先生之学十之未得一二，今仅就耳目之濡染、心之所感略述之。
先生在金文释读、简牍文字、鸟虫书、战国文字、古文字资料的语言学研究以及文字学理论等方面均有独到的发明和贡献 ，今我们主要是谈一下先生在文字学理论方面的一个重要学术思想以及在金文研究领域所作出的两大贡献。
一、一个重要学术思想
关于汉字意类符体系和造字法的形成和发展的理论是先生最独到的理论发明，是先生学术思想的核心部分，是先生为中国文字学研究所作出的极为重要的理论贡献。这个思想肇始于廿世纪六十年代（先生读研究生的时期），在七十年代末撰写的《试论铜器铭文形式上的时代标记》[1]一文中正式提出，先生在同期撰写的《先秦古文字材料中的语气词》[2]一文把此理论运用到语气词研究实践的个案之中。 2001年10月发表的《古文字中的羡符――与字音字义无关的笔划》[3]一文以“羡符”为切入口对这个理论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论述和总结 ，是一篇凝聚先生数十年研究结晶的具有深远意义的理论文献，它以整个宏观的中国文字学史为立论基础，根据汉字构字机理和文字所处时代背景综合研究，廓清了古文字研究中“羡符”和战国文字异形形成的两个重大理论问题。同期写成的《战国期间文字异形面面观》[4]是对《羡符》一文的重要补充和深化。
这个理论应该说还包括两个子理论――文字内部发展的不平衡理论和汉字偏旁曾有过试用、滥用的观点。这两个子理论是上述核心理论的基础，是先生关于汉字意类符体系和造字法的形成和发展的理论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字内部发展的不平衡理论指出，“儘管文字的结构和书写形式的变化是渐变的，不是骤变的，旧因素的继承总是多于新因素的产生，即大多数的字，经历很长时间，改变不显着”，但“不同时期总是有一些变化较大的字或变化较大的偏旁，儘管其为数不会很多，但它却可以造成不同时期的文字风格”（见《标记》53页）。这一点是先生《标记》一文立论的理论前提 。先生反对“把金文笼统地、静止地当作一种书体，同甲骨文、小篆、隶书、楷书等相提并论，错误地把不同时期的字体与同一时期的异体混合在一起，因此得出金文是象形字，异体字甚多，偏旁多而不稳定等不大正确的结论”（见《标记》54页）的做法。文字内部发展的不平衡是文字固有的客观规律，“必须用不断发展（动的）和分阶段（静的）相结合的观点”（《标记》88页）来看待文字的发展，否则得出的结论是不科学的，不符合文字发展的客观实际，从而有可能忽略一些特有的规律性的东西。
汉字偏旁曾有过试用、滥用的观点，意思也就是汉字偏旁有一个从雏形、试用到成熟的发展过程，比如西周中期以“车”字为构件的汉字组合中，“车”字有繁有简，可有“车”旁，也可没有，这是偏旁试用期最典型的反映。到了西周后期，“车”字繁简二体都被有意识地用作偏旁，构成一批新字，“车”字作为偏旁进入稳定成熟期。春秋以后，“车”繁体淘汰，单字和偏旁都使用简体“车”，这说明“车”字作为偏旁的稳定成熟过程在春秋时代才完成（见《标记》70－71页）。有的试用则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被淘汰（见《标记》77页）。所谓滥用有两种情况，同一字用不同的意符构字和重叠使用多个意符（跟具有分化多义字作用的增加意符的情况有别），前一种滥用的后果是造成意类符的通用、换用，后一种滥用造成汉字的叠床架屋和无谓的繁複，尤其在用字人数激增、用字範围扩大的历史时期，跟文字的简便易写、易认的发展趋势相违背，到后世必然规範简省其中一个意类符（此段论述参考《羡符》134页[5]）。滥用是试用造成的一个必然结果。于试用、滥用，先生虽未加深入论述，但它于文字学史的意义仍然是巨大而深远的，它第一次阐释了汉字史上的意类符通用及偏旁重叠现象的文字内因。
文字是为克服语言的局限而产生的代用品――可视符号 。文字是为记录语言而存在的，受语言规律的制约。关于文字的起源，有一种书画同源论，它认为可以不通过语言而可以用形象思维直接理解字义，这是不正确的。图画内涵具有不确定性，语言则不同。图画与文字不是一码事，图画不能準确地记录语言，儘管能表达某种意思。早期的造字思维有利用图画形式的一面，如摹形状物，当它跟语言结合时，它便是文字记号，作为文字，摹形更简略，且音义固定。在文字初创时期，象形表意是主要的构字法。但这种构字法有很大局限，能够摹写的东西不多，且“有形可象但差别细微的事物间难以造出区别字，无形可象及难于用事物联想会意的抽象语词无法造字”（《羡符》132页），所以从它产生时起，就进入一个不断改进的过程，如“使象形表意字的取象更加明确统一精炼。在约定俗成过程中，将已有的常用字及构件（字素）的形状逐渐固定化。不够明确之处，用加笔、减笔、改笔形等方法改进象形符，或加注指事符，使字义更明确；在音读易生歧误的象形字旁，加注同音字，使读音更準确；或在借形记音的基础上附加象形表意字符，于是产生了早期的形声字”（《羡符》131页）。早期形声造字法还处于自发阶段，那么如何使文字满足记录语言的需要，这是古人在不断探索的课题。由于象形表意的种种局限，当时人们急需要做的是探索突破象形表意框框的新造字法，此时便进入假借阶段，据研究，甲骨刻辞同音假借的数量高达70％多。假借即借同音之形来记词，是割裂原有的形义关係，使形变成只记实际用词的音义符号。用有限的符号和读音来记录相当广泛的语词就必然走向假借。假借几乎是跟象形表意同时产生的东西。但是，古汉语单音节词占统治地位，同音词特多，这就出现众多的一形记多个同音异义词的现象，在离开具体语言环境下，文字的歧义理解使文字的社会功能大受影响。因此，假借仍不能圆满解决文字记录语言的问题。象形表意和假借都逐步趋于黔驴技穷，造字法的发展便不得不进入第三个阶段――形声造字法。商代后期始形声字就成为一种主要趋势，当时的形声造字法，有的是在原有的象形字上加注声符，更多的是在原来的同音假借字上加注意符，这是早期形态。直接用声符和意符拼合造成新字，那是形声造字法成熟以后的事。形声字是形音义一体的符号，是最能产的造字法，这一点是所有研究汉字的专家的共识，先生的贡献在于发现了形声造字法成熟所需要具备的条件。形声造字法只有进入音符和意符直接拼合的时期，文字才算进入自由造字时期，在这个自由时期，人们可以根据表达语言、记录语音的需要，按照意义类属，选择相应的意符，然后可任意选择一个同音字（通常多取较简单而常用的同音字）结合而成新字。而这种自由是需要一定条件的，那就是要有足够完善的声符系统和意类符系统，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意类符体系的形成，而这个条件需要人类认识的长期积累。意符的类化需要人类对自然、社会、人的心理等进行归类，这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从金文看，自然物方面的意类符较早出现，比较细緻的心理活动及通过人类活动开发创造的事物的意类符出现较晚，心理感情活动的意类符产生更晚，如带心旁的字多数是春秋战国时期产生的，西周很少，商代几乎没有。需要人类创造开发以后才认识的事物又需要对它归类，这类意类符产生也比较晚，如金旁。（请注意，先生用的不是意符的概念，而是“意类符”的概念，其着重在“类”。）春秋后期至战国时期，人类的造字思维取得前所未有的新的突破，这个时期意类符体系逐渐完成，形声造字法发展成熟且为人们所自觉利用，进入一个充分利用符号表音表意的能力，充分挖掘符号表音表意的能力的阶段，象形表意字符不敷应用的矛盾基本解决，文字本身便从探索造字法阶段，进入以改善文字符号为主要任务的阶段，即要求文字符号简单、音义信息明确、符号化。也是在这个时期逐渐展开古文字的隶变（战国中期开始），隶变是文字发展的必然趋势。
以前学者谈到战国文字异形的原因，多以《说文解字叙》“诸侯力政，不统于王”，“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为经典解释，着重于地区的差异，其实，这只是“文字异形”的外因，而先生《战国》一文基于上述理论背景，从人（用字的人）、社会、语言文字等三个方面分析了异形的内因和外因，论证了异形的必要性、可能性及必然性。同样，由于春秋中期以后，形声字在当时用字中的比重占了优势，满足了用字需要，于是便有了使文字美好的特别追求，因此，羡符的大量出现集中在春秋中期至战国期间也是一种必然现象。有的学者所说的商代文字中的“羡符”，多数属于与字音字义有关的象形或指事符，称之为 “羡符”是不科学的。
二、对金文研究的两大贡献
一、铜器断代
铜器断代方法具体而言，有着眼于铭文的文字学方法、有着眼于铜器的器物学方法、有着眼于地层关係和现代技术的考古学方法，三种方法各有短长，关键在于三种方法的综合运用。另外，由于窖藏铜器的大量发现，利用窖藏铜器群断代是一种新的有活力的方法，李学勤、刘启益等先生对此多有发明。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某一方面的专业工作者，往往是使用其中某一种方法。考古学方法适用于发掘品而拙于传世品，器物学方法只能确定其大致年代，有时也很不準确，比如盠驹尊、盠方彝等以前多认为是懿孝时器，而新发现的眉县杨家村窖藏铜器逑盘则证明盠生活在昭穆时期，盠器不可能晚至懿孝时期。这牵涉到与之相关联的一批铜器。文字学方法拙于无铭铜器，但是我们可以据文字学方法建立的标準器确定在器形、纹饰等方面与之相关联的无铭铜器。而且，有大量的铜器只有铭文传世，器物已佚，只能依靠文字来断代。铜器断代的最终目的是使金文作为科学、可信的史料来用，而铭文往往能够提供断代的可靠信息，应该说，迄今为止，文字学方法仍然是最重要的断代方法。当然，在实际断代中，不会是使用单一方法，往往是以某一种方法为主，其他方法为辅的综合断代法。文字学方法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依据铭文的内容，即人物、史实、时地、职官等；一是依据文字形体和铭辞表现形式来断代。前者是研究铜器首要利用的方法，但于后者的利用多只是零散的、不成系统的，先生《试论铜器铭文形式上的时代标记》一文第一次对依据文字形体和铭辞表现形式对铜器进行断代的方法作了系统论述。
《标记》一文根据族氏文字、文字的点画结体、铭辞的章法布局及文辞格式、一些特殊的单字和语词等四个方面对铜器进行综合考察，将商周铜器划分为九期：商前期（成汤至盘庚迁殷前，无铭期）、商后期（盘庚迁殷至帝辛失国）、西周前期（武王至昭王）、西周中期（穆王至懿王）、西周后期（孝王至幽王）、春秋前期（平王东迁至匡王末定王初）、春秋后期（定王初至敬王末）、战国前期（前475－前350左右）、战国后期（约前350－前221）。春秋、战国时期的铜器，《殷周金文集成》分为春秋早、中、晚和战国早、中、晚六段，但我们可以发现，这两个时期的铜器有相当一部分只能大致断为春秋或战国，春秋、战国铜器断代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西周铜器一般三分，早期没有什么分歧，中期或是穆王到孝王，或是穆王到夷王。先生云：“若将西周大致三等分，孝、夷二王应当列入中期，但是，当我们把注意力放到器类、器形、花纹和文字的综合特点上来时，就发现孝、夷期间的铜器和铭文，应与厉、宣时的铜器和铭文为伍。”据李学勤先生利用窖藏铜器群研究，孝王时期的青铜器已经蕴含了一些向晚期过渡的因素，到夷王时，铜器的各方面（形制、纹饰、字体、组合）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所以，西周中期的青铜器的下限应划在孝夷之间，中期範围应该是穆、恭、懿、孝四王，夷王铜器则已属于西周晚期的範畴了 [6]。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懿王在位8年，孝王在位6年，夷王在位8年。应该说孝王铜器处于中期向晚期的过渡时期，其本身可归入上一期，也可归入下一期，李学勤先生和张师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分歧，先生也说，分为九期，只是为了说明问题的方便，实际上并不存在划一的分界，处于分界间的器铭，可以表现为有些文字具有上一期的特徵，而另一些字却具有下一期的特徵。应该说，李先生的研究跟张师的研究殊途同归，他们的看法应该是科学而可信的。
二、商周铜器铭文之校雠
关于铭文的校勘问题，唐钰明先生《异文在释读铜器铭文中的作用》（《中山大学学报》1996年3期）一文的第一部分“订正文字”和第二部分“辨识异体”共举八例，与此有关。其实都是“考订文字”，其中不其簋“从追女”、“用从乃事”之“从”或释为“永”，对其理解还存在争议。《金文释例》[7]共分字体、文体与文法、铭文部位、典制、附器铭略例等五个部分，其中第一章字体的第二部分“考订文字例”和第五部分“铭文夺误例”（包括夺字例、讹误例、别字例）跟铭文校勘有关。陈初生先生《校勘学与古文字学》[8]一文篇幅不大，分“利用古文字材料校勘传世文献”、“利用传世文献来校勘古文字材料”、“利用古文字材料校勘古文字材料”三点来说明校勘学在古文字研究中的作用。陈氏此前曾撰有《古文字材料校勘刍议》[9]一文归纳出古文字材料本身的主要问题有：脱文、颠倒（词序、字形颠倒）、错别（形近而误、漏笔而误、增笔而误）、位移（笔划位移、偏旁位移、粘连位移）等几类，多是用本校法校勘。
先生《商周铜器铭文之校雠》一文初稿作于六十年代初期，后从中择取部分内容提交（台湾）第一届国际训诂学研讨会（发表于《训诂学论丛（第三辑）·第一届国际暨第三届全国训诂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7年。下简称《校雠》）。铜器铭文的校勘若只是在铭文的範围内考虑，有很多问题是无法认识清楚的。先生不仅以一个古文字学家的眼光，而且更以一个青铜器专家的眼光[10]来对待铭文的校勘问题。铭文的载体是铜器，校勘金文必须关注铜器和铭文两个方面，关注铜器方面就是关注铭文的范铸即铭文製作方法的问题，而关于铭文製作方法是存在颇多争议的（见《校雠》注23），先生通过细緻分析大量铜器铭文，而总结出铭文製作的程式，总结出的这些程式又可进一步解释铭文自身存在的一些特殊现象。其程式为：1.先作陶模；2.分片翻制出陶外範，风乾烧硬；3.刻制铭模，拟好铭文草稿，製作一块与陶模内壁弧度相同的陶片，风乾后用尖锐器刻出铭文，然后烧硬；4.製作陶内範，并用铭模在未干的陶内范上揿印，风乾后将铭文週边无字部分均匀磨刮去薄薄的一层（没有磨刮或磨刮不够的有铭内範，就会留下揿印的外廓[11]），将内範烧硬；5.将内範和多片外範拼合，同时熔炼好铜锡合金液，从陶外範预设的注铜孔倒入青铜汁；6.冷却后拆除或敲碎陶外範，挖掉陶内範；7.修整合範缝，磨刮粗糙不平部分，至此新的铜器製作完毕。先生云，“有为製作较长的铭文或是为了同时铸造多件同字数铭文的铜器，而先在一个陶内核上，按字数多寡用薄刃器和尺划好细而直的方格线，烧製成方格印版，印在铭模上，然后在有凸线方格的铭模上刻字，这样刻制的铭模，常见阴刻笔划破坏方格的阳线”。先生还说，“凡是铭文为阳格阴字的西周铜器，除了一些七八十字以上的大器长铭，可能仅是为了安排文字而划格单独铸造外，其他应是有两件或两件以上同字数的同一家器一起铸造”。至于流行于商代的爵、觚、觯等内腔极小，铭文多在扳内、高圈足内，弧度极大，範围极小，採用铭模翻範法难度较大，所以它们有许多是直接在内範上刻铭，铭文字少，有的风乾后刻字，磨平了字口，然后烧硬，有的未风乾刻字，又未加工字口，干后烧硬作内範。因此，商代爵、觯等的阳识和双钩阳识比别的器铭高很多。以上是先生关于铭文製作的基本看法。
铭文方面，先生云：“我们必须根据铭物的时代、内容的性质、器物的特定用途和特定环境，注意它可能的省略表达形式，避免把正确合理的省略，误认为是错漏脱字。”先生从古人在铸器之前对铭模做过校对修改（或有修改钩识，或脱字旁补，或刮削误字后在旁补字）、衍字、脱字、误字、範损移位、回尾、阴阳款识、活字印范等方方面面对有关校雠的问题进行了详尽细緻的讨论。其中回尾关涉铭文读法的问题，比如有一件犅伯卣（《保利藏金续集》，岭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版。内中收录马承源先生的《论犅伯卣》一文），其铭马承源先生释为：
庚寅，犅白（伯）[言差]乍又
丰宝彝。才二月，
金文-陈英杰：张振林先生的一个重要学术思想和对金文研究的两大贡献0148张振林先生学术述略之一(修订稿繁体）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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