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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简述楚系简帛典籍的史料分类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古代简帛的发现，自古有之，如着名的“孔壁中书”、“汲冢竹书”。每一次重要的简帛发现，都大大丰富了当时的文化积累，推动了学术发展的进程。1900年的圣诞节，斯坦因在清理位于和阗附近的丹丹乌里克的一座佛殿遗址时，发现了汉文文书，揭开了20世纪简牍帛书发现与研究的序幕。[1]1925年，王国维先生在着名的《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的讲演中指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今日之时代，可谓之发见时代，自来未有能比者也”，“殷虚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是当今“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见”，还提出了“以地下之新材料”“补正纸上之材料”的“二重证据法”。[2]
自1942年长沙子弹库楚帛书发现以来[3]，在战国楚国故地，出土了大量的简牍帛书，这其中既有墓主生前的卜筮记录，又有关于墓葬的丧葬文书，还有关于先秦楚国的司法、行政文书；既有珍贵的有关思想文化和数术的典籍，又有对先秦史研究大有裨益的“书类”典籍，甚至还有专门的史着。由于它们没有经过后人辗转传抄，而较多的保留了古代典籍文书的原貌，使尘封多年的古代文明得以重现，简帛的研究价值凸显，成为通往古代世界的时空锁钥。
一、楚系简帛典籍的文献分类
关于简帛文献的分类，李学勤先生在《当代中国简帛学研究（1949—2009）》序言中讲到：“很明显，把简帛学划分为简帛书籍、简牍文书这两个学科分支，不仅是发展趋向，而且还是当前的实际了。”笔者赞同这种看法，这也是学界目前较为一致接受的分类方法。关于简牍文书的分类，限于篇幅，容笔者日后再议。我们现在主要想讨论简帛典籍的文献分类。
目前对于简帛典籍分类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主张按照六经和学派来划分；一是主张将出土简牍帛书纳入《汉书•艺文志》的图书分类当中，这是学界主流的看法。骈宇骞先生将之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等类。[4]
值得注意的是，李零先生曾将古书分为七类：六艺、史书、诸子、兵书、诗赋、方技、数术，将史部独立出来。[5]这是目前学术界最利于史学研究者使用的一种分类方式。李零先生曾解释说：
我把史书立为一类，主要有三点考虑。第一，《汉书·艺文志》所反映的分类是汉代的分类，西汉晚期的分类，在它之前，在战国时代，是不是把所有史书都放进六艺类，完全没有证据。第二，申叔时讲“九艺”，“九艺”中的“世”、“语”、“故志”、“训典”都是史书类的古书，明明白白有别于“春秋”，可以作为反证。第三，这类出土发现正日益增多，当年，马王堆帛书中，出现《春秋事语》、《战国纵横家书》，大家还当新鲜事，现在，上海简又有很多这种书，我们才知道，先秦时期，这类古书多得很。这么多古书，都塞进“春秋”类，实在装不下，也根本不妥当。总之，我们把史书分出，绝不是一时疏忽，连后世分类的基本概念都不懂，或为了牵合后世史书的概念，而是考虑到早期史书的客观存在，考虑到实际研究的方便。[6]
笔者赞同李零先生的这一文献分类，这因为李零先生的分类确实是“考虑到早期史书的客观存在”。下面，笔者将以李零先生所作分类为本，将目前已公布的楚系简帛典籍作一简单介绍。
（一）六艺类
1．“诗类”，主要有上博简《孔子诗论》、《逸诗》；清华简《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其他有上博简《缁衣》引诗，郭店简《唐虞之道》所引的《虞诗》，还有清华简《蟋蟀》，可能是逸诗。
2．“书类”，主要有清华简壹《尹至》、《尹诰》、《程寤》、《保训》、《耆夜》、《金縢》、《皇门》、《祭公》以及清华简三《说命》三篇等，慈利楚简《逸周书·大武》；其他尚有郭店简、上博简引《书》，如《缁衣》中：引《尹诰》一条、《君牙》一条、《吕刑》三条、《君陈》二条、《祭公之顾命》一条、《康诰》一条及《君奭》一条等等。《尹诰》即《书序》中《咸有一德》，《祭公之顾命》相当于《逸周书•祭公》。《成之闻之》中引《大禹》一条、《君奭》三条，《
先秦文化-简述楚系简帛典籍的史料分类命》一条，《康诰》一条等。
3．“礼类”，主要有上博简、郭店简《缁衣》，上博简《民之父母》、《内豊》、《武王践阼》等。
4．“易类”，主要有上博简《周易》等。
5．“乐类”，主要是上博简《采风曲目》等。
（二）史书类
1．谱牒类，主要有清华简《楚居》等，清华简《良臣》当也属于此类。
2．纪年类，主要有清华简《系年》等。[7]
3．档案类，主要是指“书”类。
4．故事类
（1）三皇五帝故事，主要是上博简《容成氏》、《融师有成氏》等。
（2）唐虞故事，主要有上博简《容成氏》、《举治王天下（五篇）》；郭店简《唐虞之道》等。
（3）三代故事，主要有上博简《融师有成氏》、《武王践阼》、《成王既邦》、《举治王天下（五篇）》；清华简《赤鹄之集汤之屋》、《殷高宗问于三寿》等。
（4）春秋战国故事，以上博简故事为主，还有慈利简《国语·吴语》；分国别而言则有楚故事，齐故事，晋故事和吴故事等[8]。
（三）诸子类
1．儒家，主要有郭店简《缁衣》、《五行》、《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语丛》一、《语丛》二、《语丛》三；上博简《缁衣》、《性情论》、《民之父母》、《子羔》、《鲁邦大旱》、《昔者君老》、《从政》、《仲弓》、《内豊》、《相邦之道》、《季庚子问于孔子》、《君子为礼》、《弟子问》、《孔子见季桓子》、《天子建州》、《武王践阼》、《子道饿》、《颜渊问于孔子》；慈利简《宁越子》佚文等。
2．道家，主要有郭店简《老子》、《太一生水》；上博简《恒先》、《三德》、《彭祖》等。
3．墨家，主要有上博简《鬼神之明》，长台关楚简《申徒狄》[9]等。
4．法家，主要有上博简《慎子曰恭俭》，慈利简《管子》佚文等。
5．纵横家，主要有郭店简《语丛》四。
（四）诗赋类，主要有上博简《凡物流形》、《李颂》、《兰赋》、《有皇将起》、《鹠
先秦文化-简述楚系简帛典籍的史料分类》等。
（五）兵书类，主要有上博《曹沫之阵》等。
（六）方术类
1．时令类，主要有长沙子弹库楚帛书。
2．日书类，主要有九店简《日书》。
3．卜法类，主要有上博简《卜书》。
4．养生类，主要有上博简《彭祖》。
二、对楚系简帛典籍史料相关问题的思考
清华简《耆夜》记载了武王八年征伐耆国，得胜还都，在文王宗庙举行“饮至”典礼，武王与周公宴会饮酒赋诗的事情。其中有段简文说：
武王八年，
先秦文化-简述楚系简帛典籍的史料分类（征）伐
先秦文化-简述楚系简帛典籍的史料分类（耆），大
先秦文化-简述楚系简帛典籍的史料分类（戡）之。还，乃
先秦文化-简述楚系简帛典籍的史料分类（饮）至于文大（太）室。[10]
“文太室”即文王大庙。我们知道，《礼记·大传》曾记载：
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于上帝，祈于社，设奠于牧室，遂率天下诸侯，执豆笾，逡奔走，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曆、文王昌，不以卑临尊也。[11]
是说灭商后，武王才追封太王、王季、文王。又《吕氏春秋·古乐》篇：
武王即位，以六师伐殷。六师未至，以锐兵克之于牧野。归，乃荐俘馘于京太室，乃命周公为作《大武》。[12]
此处，武王献俘于“京太室”而不是“文太室”，与简文不合。清华简《耆夜》的时代大概在西元前305±30年[13]，相当于战国中期偏晚，其时上距殷周之际已逾六七百年。由是，所谓“文太室”，实录和后人追记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
此外，清华简《殷高宗问于三寿》，据李先生介绍，通读全篇，主要是武丁和彭祖的问答，其间论说都依託于彭祖，事实上是后人假名于彭祖的一篇论议性质的作品。[14]
战国秦汉之际诸子百家用作表达自己思想的一种特殊方式，即是把自己的思想主要用古人的言行表达出来；通过古人的言行，作自己思想得以成立的根据。[15]这一着名的“古人多造作”故事的现象也曾为余嘉锡先生所指出。[16]如此，战国楚简中众多被冠以“孔子”名字的言论并不一定全为孔子言，而应当算作孔门后学的言辞。有学者就曾认为，上博简《鲁邦大旱》的故事即出于战国儒家某一学派的构拟，意在反驳不重祭祀的儒家学派。反映了它的作者相信天人相关，不仅要求改善政治，还重视祭祀鬼神以应对天灾的思想。[17]
长期以来，出土文献在整体上是被看作是完全可以征信的材料。随着简帛文献的大批发现，以及学界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开始意识到，简牍文献存在时间方面的差异，对其中蕴含的史料价值不可一概而论。
在我们研读的战国、秦汉简牍中，资料年代与其史料价值，……而不是象傅斯年先生所说都属于“直接史料”。虽然都书写于竹木之上，但套用刘知几的说法，它们并不都是“当时之简”，而包含大量的“后来之笔”。这些存在年代梯次的资料，一般说来，其史料价值或者说可靠程度当然不尽相同。[18]
从古史史料学的眼光看，简帛作为历史记载的一部分，属于文献史料的範畴。[19]出土资料也好，＃文献资料也好，都需要进行史料批判。并不是说出土资料讲的就是纯粹的事实，没有任何的加工成分；同样地，并不是说文献资料描述的历史就容易出问题，引用出土资料就可以反映真确的历史了。出土资料并没有这种特权，这一点很容易被误解。总之出土文献不见得比传世文献更可靠，儘管它是数千年前的东西, 但它只是将数千年前的思想面貌呈现了出来，并不等于所反映的数千年前的历史事物就真实可靠了。[20]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一样，也需要接受严格的审查，它并不具有无需证明的可信性。
这种认识也就为我们古史研究者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即按照现行的简帛分类方法，对于简帛的文字校勘、文本传流等基础性研究尚无大碍，但是在运用简帛文献资料进行古史考证上面，就会出现一个使史学研究者对简帛文献的史料价值分类统一认识的过程。众所周知，《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是刘向、歆父子整理历秦火后的西汉藏书时所确立的，是建立在图书或者说西汉时所存留的古书分类基础上的。应当承认，这一分类对于学术史研究具有极大的价值，但是当史学研究者进行多方面的史学研究时，就不得不面对这一大批简帛史料的鑒别、辨析、分类、考证等属于史料学範畴的基本问题。即便是上引李零先生的分类，确实是“考虑到早期史书的客观存在”，但是对于史学“实际研究的方便”，笔者认为还有进一步细化的必要。
简帛典籍的时代主要对应的是上古史，而上古史的文献史料相对于其他时代要颇为贫乏，简帛资料的发现对于上古史研究的意义不可谓不重大。李零先生有这样一种认识：
研究古书分类, 首先我们得注意一点, 就是先秦古书, 并非自古就有, 而是春秋战国之际才横空出世。它们是从官学发展而来。官学是分类的源头。我们要想了解这个源头, 通常有两个背景参考。一是古代的官书旧典。二是古代的贵族教育。前者是史书之源, 后者是经书之源。诸子模仿史书, 缘附经典, 初为传记, 后乃独立, 和两者都分不开。[21]
这对我们正确认识“六艺”、“诸子”与“史”的关係具有相当的启示作用。
所谓“六艺”，即后世之“六经”。古人向来有“经史岂有二学哉”[22]的认识。《庄子·天运》篇记有老子曰：“夫六经者，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23]。隋末《文中子•中说》以《尚书》、《诗经》、《春秋》“同出于史”[24]；唐刘知几分古史流派六家，其中三家《尚书》、《春秋》、《左传》同于经传[25]；明王阳明认为：“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26]；是故有清章学诚“六经皆史”说。金毓黻先生曾谓“故榷论吾国古代之史籍，应自《尚书》、《春秋》二书始。”并以《尚书》、《春秋》为史着，《易》、《诗》、《礼》、《乐》为史料。[27]刘家和先生说：“从春秋后期起，儒家典籍逐渐形成，史学也随着《春秋》、《左传》的出现而开始出现；不过当时仍然无所谓经史之分。”[28]
所谓“诸子”，《汉书·艺文志》谓“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29]。所谓“史”与“子”原也是分不开的。《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论六家要旨”，对先秦诸子作总结，可见其作史也是融合诸子而“成一家之言”的。所以清人龚自珍曾有言：“五经者，周史之大宗也”，“诸子者也者，周史之小宗也”[30]。甚至经与子也是分不开的，明末清初的傅山曾云：“孔子、孟子不称孔经、孟经，而必曰孔子、孟子，可见有子而后有作经者也。”[31]
至迟“到春秋时期，反映各种文化知识的文献已经有了一定的积累；不过在这些文化知识之间还没有严格的学科区分”[32]。所以我们应该承认，不仅“六艺”、“诸子”、“诗赋”，乃至“数术”、“方技”等都当属于广义上的史料範畴，只是它们所蕴含的史料价值各不相同而已。从这个层面讲，出土简帛资料都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但是，存在的问题，正如李学勤先生曾揭示的那样，迄今所见战国到汉初简帛古籍，都是传抄本，还没有能证明是原稿本的。这一点提示我们，有必要把这些佚书的着作年代和抄写年代区分开来。[33]我们知道，上古史文献史料在流传过程中，由于时间悠久，辗转传抄，不仅文字会有脱落、讹误，而且词语亦会受到后世的影响而变形。内容也会被增补、修改。此外，亡佚的史料也有人重新构拟。所以从史料学角度而言，对上古史文献史料的分类、校订、考辨的工作就显得尤为必要，简帛典籍史料也不例外。
三、简述楚系简帛典籍的史料分类
《辞海》中关于“史料学”是这样描述的：
史料学是研究史料的源流、价值和利用方法的学科，历史学的辅助学科。马克思主义史料学的主要任务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指导下，从事史料的搜集、校勘、考订和编纂，把价值不同的史料区别开来，把正确的记载和错误的记载区别开来，并确定史料的绝对年代和相对年代。该学科以研究文字史料为主，亦注重于资料的整理与鑒别……[34]
笔者以为，这可以作为我们确定简帛典籍史料分类的理论原则，即“把价值不同的史料区别开来”，“把正确的记载和错误的记载区别开来”以及“确定史料的绝对年代和相对年代”。
早在1984年，王玉哲先生就曾分中国上古史的史料为四大类，即：古文字与考古实物资料；同时代的文献材料；战国时人所追述春秋以前史事的记载；汉时人所记有关夏、商、周事。[35]这种分类按史料性质排队，条理清楚且简明扼要，使我们可以很轻易的通过史料的性质、形成年代来判断史料的价值，具有很强的适用性。
首先是“书体”[36]类，即《尚书》类文献。对于这类文献需要区别对待，如汉初伏生所传今文《尚书》二十八篇中，可以大致确定为西周早期写成的文献有《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君奭》、《召诰》、《洛诰》、《多士》、《无逸》、《立政》、《多方》、《顾命》（含所谓《康王之诰》）。其中，《无逸》成文年代或说较晚。以上诸篇中的诰为史官记言之实录，有的诰辞前后有史官记事之实录，《顾命》亦是记言、记事之结合。除上述诸篇外，成文于西周的尚有《吕刑》，一般认为属穆王时之实录。《盘庚》篇可能为西周人据商代典册资料所改写的，虽非严格的同时代史料，但因公认其有所本，亦可大致归于此类。属于春秋时期之实录的有春秋初《文侯之命》与春秋中叶的《秦誓》。《尚书》中其他篇虽亦写的是春秋以前史事与言辞，但已多属战国时人追记或编纂。由于《尚书》中含有上述较多的带有档案性的先秦文献，所以其史料价值甚高，为治先秦史者所珍视。《逸周书》中《克殷》、《度邑》及《世俘》、《商誓》、《作雒》、《皇门》、《祭公》七篇当为西周文献，只是文字有东周影响。其余诸篇当为春秋、战国时成文。
《尚书》中《甘誓》、《汤誓》、《费誓》、《牧誓》、《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金縢》诸篇在文句、词语及人物语言、思想虽带有战国时代的风格，但内容从总体看仍基本可靠，编造的成分较少，必有所本。可能是依战国时尚能看到的有关夏、商的文献撰写的，所以对于夏、商、西周史研究仍具有较高的价值。《尧典》、《皋陶谟》、《禹贡》、《洪範》类篇章当是依据古史传说及当时所能见到的周初史料构拟历史背景与部分情节，依据战国时所具有的政治观念、哲学思想及当时所积累的天文地理知识，融合部分史料写出内容。因构拟及假託的成分较多，不宜作为信史，但《尧典》、《皋陶谟》保存了古史传说，使之得以流传至今，仍是非常值得珍视的。如《尧典》中所记尧舜“禅让”之事，即非后世政治观念下可想像出来者，所构拟的史实环境与情节亦有一定根据，对于体会上古社会有所帮助。《禹贡》藉禹治洪水之传说讲地理、物产，是我国最早的、优秀的地理着作，反映了先秦时代（特别是到了战国时期）地理学的发达。《洪範》则为研究先秦政治与哲学思想的重要文献。《逸周书》其余诸篇内有一部分可能为春秋时期成文，但多数则成于战国。这些文章所言前代史事并非无稽，但带有许多属于东周制度的内容，如《大聚》讲武王胜殷后，建立地域性组织，以闾（里）为基层组织，同时又保留浓厚的血缘组织才具有的习俗与制度，确实反映了西周初地域组织中带有血缘组织因素的特色。但文中出现国、邑、乡、闾四级组织，讲基层有什、伍制，则带有东周时代色彩，所以对《逸周书》内属东周时人叙述前代史事的文章要做具体分析，才能从中吸取有用的史料。[37]
楚系简帛典籍中的“书体”文献，既有与今本《尚书》、《逸周书》所重篇者和今本仅存书目者[38]，还有为今本所失载者，关于它们的史料价值，尚需进一步的研究。
其二是具有“史着”性质的文献。有类似于《世本·居篇》的清华简《楚居》；带有部分“世系”性质的《良臣》，其依次记黄帝，尧、舜、禹，汤，武丁，文王，武王、成王，晋文公，楚成王，楚昭王，齐桓公，吴王光，越王勾践，秦穆公，宋（襄公），鲁哀公，郑桓公，郑定公，子产之师，子产之辅，楚共王等着名君主的良臣。黄帝到西周是依时代顺序，春秋时期则系分国编排。[39]还有文献性质仍有争议，但确是独立史着的《系年》。以《世本》为例，现代学者一般认为此书可能为战国晚期人据各国史官长期积累之材料写成的，其史料价值自不待言。同样，也提出了对战国时期史着体例研究的问题。
接下来需要讨论的是“语体”类和“子书”类。
从1973年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春秋事语》的出土，到20 世纪 90 年代上博楚简的发现，使人们意识到类似“事语”这样的古书在春秋战国时代数量并不少。春秋战国时期，语类或事语类的古书非常流行，数量也很大，同一人物，同一事件，故事的版本有好多种，这是当时作史的基本材料。[40]关于这种文体的研究，学界已有相当成果[41]，兹不赘述。
这类古书，笔者以为，就史体而言，称之为“语”较好。《国语·楚语》记载的申叔时的言论，就有“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42]的说法。此外，
《左传·文公六年》：
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长，是以并建圣哲，树之风声，分之采物，着之话言，为之律度，陈之艺极，引之表仪，予之法制，告之训典，教之防利，委之常秩，道之以礼则，使毋失其土宜，众隶赖之，而后即命。孔颖达疏曰：“着之话言，为作善言遗戒，着于竹帛，故言着之也。”[43]
《左传·襄公十四年》：
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44]
《国语·周语》：
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45]
《礼记·曲礼上》还有“史载笔，士载言”[46]的记载。无论是“古之王者着之话言”的“善言遗戒”还是“矇诵”、“庶人传语”、“士传言”、“士载言”，经过上下两个管道，都可能经过选择而“着于竹帛”，成为史书体裁。
“语”也可称为“传”或“说”。比如《荀子·天论》载：“传曰：‘万物之怪，书不说。无用之辩，不急之察，弃而不治’。”[47]《墨子·非命中》载：“然则胡不尝考之诸侯之传言流语乎？”[48]《史记·五帝本纪》载：“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49]这里的“传”、“说”、“语”皆可视作是记述历史故事或传闻的文本，或是格言彙编。
诸子百家之书也可称“语”。《史记·秦始皇本纪》载李斯奏请焚书事：
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烧之。[50]
蒙文通先生以为：
殆诸侯之史曰《国语》；《国语》，《春秋》也。大夫之史曰家语；《家语》，亦《春秋》也。此秦焚篇章，《诗》、《书》百家语有禁。史迁亦曰“百家杂语”。诸子书曰家语，曰百家，是固由大夫之史，沿《国语》之号转变而来。则晏子辈之《春秋》，谓之《晏子家语》可。《孔子家语》，……谓之《孔子春秋》亦可。孟、荀、庄、韩之书，皆应以家语、以《春秋》名。[51]
照此理解，“百家语”是由“大夫之史”演变而来的诸子之书。李零先生曾指出“这些诸子书，往往都是‘借古喻今’，具有寓言的形式，利用‘古’作谈话背景。”诸子书的谈资除了借用“世”、“书”外，李零先生认为主要来自“语类”作品，儒家喜欢讲唐虞三代故事，墨家喜欢讲夏禹故事，道家喜欢讲黄帝故事，来源就是这类传说。[52]
笔者以为，第一，虽然“诸子”也或被称为“诸子百家语”，但是它们和“语”类古书中的故事在形式和性质上的差别是相当明显的。例如：比篇更小的单位，章是语类古书与其它典籍互见的主要形式，也是《国语》、《战国策》、《韩诗外传》、《新序》、《说苑》这类文献的突出特徵，这与诸子文章那样——章与章之间有较强的逻辑性相承有别。此外，诸子之书中的各种故事，除《说林》、《储说》属于故事结集之外，其它均属于其思想论述体系中不可分割的部分，是诸子议论文章的有机体。语类古书本身即以故事或者言谈为主体，而在诸子之作中，这样的故事或言谈往往熔铸在其整体的论述中，成为诸子论说文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其独立性相对较弱。即使像《吕氏春秋》这样包含丰富故事的作品，它也不是以故事为主体的，故事在它的整个严密的体系中，只是提供佐证的素材，大多是在每个主题的论述的文字下边缀以三两个故事，以论证此主题。
第二，事语类文章相当于一个资料库，为诸子所取材。因此，对于事语类古书有很多互见于诸子文章这个现象的理解是：它们或者是同源材料；或者是由更古之语类材料被诸子锻炼改造，后又被从诸子着作中抽离出来的。语类文章的这个流传模式为：事语类材料→熔铸入诸子文章→从诸子文章中抽离。[53]从这个层面上讲，诸子书所存留的故事也可为我们所取作为史料以探讨其研究史实的价值。正如李零先生曾指出“这些诸子书，往往都是‘借古喻今’，具有寓言的形式，利用‘古’作谈话背景”[54]，所以在探讨研究先秦史实的价值时，可以将此部分与“语”类合併来研究。
据此，笔者认同的“语体”类指的是先秦秦汉间流传的以存故实寓劝诫、助游谈为宗旨的材料，这些材料以章为单位，每章为一个完整的片段（或故事、或言谈，或二者兼而有之），章与章之间具有独立性。[55]
由是，这些春秋战国时流行的“作史基本材料”为诸子书政论、辩驳类文章所徵引，至少说明，诸子为了表明其言之有理，除直接徵引同时代事实为据外，往往大量追溯有助于己说之春秋以前的史实为例证，而且为了使理由充足，一般来说所举史实有相当的真实性；即便是古史传闻，也多应是自古以来流行之说，为时人所相信，这样，亦即在客观上为今日从事先秦史研究提供了一批非常有价值的资料，而其本身反映时人政治思想的论述，更可目为“同时代之史料”。
最后，根据以上讨论，笔者将楚系简帛典籍的史料分类列举如下：
（一）“书体”：指的是流传到战国的商周时期记言、记事类的档案文书。[56]
1．与今本《尚书》所重篇者。有清华简《金縢》、《说命》三篇等。
2．与今本《逸周书》所重篇者。有清华简《皇门》、《祭公》，慈利简《逸周书•大武》等。[57]
3．今本《尚书》、《逸周书》仅存书目者。有清华简《尹诰》在今本《尚书》有存目，作《鹹有一德》；《程寤》在今本《逸周书》有存目。
4．为今本所失载者。有清华简《尹至》、《保训》、《耆夜》等。[58]
（二）“语体”：先秦秦汉间流传的以存故实寓劝诫、助游谈为宗旨的材料。
1．“传说”：战国时人徵信的古史材料。有上博简《容成氏》、《融师有成氏》；郭店简《唐虞之道》；清华简《赤鹄之集汤之屋》、《殷高宗问于三寿》等。
2、“故事”：战国时人作史的基本素材。以春秋战国故事为主，包括上博简故事，慈利简《国语•吴语》等。
3．“语录”：战国时的掌故。有上博简《用曰》；郭店简《语丛》四篇等。
（三）《楚居》、《系年》和《良臣》：战国时人所作史料编撰性质的史着。
（四）“子体”：战国时私家之史乘。[59]
1．战国时人论述其政治思想时所引述的史料。有郭店简《唐虞之道》、上博简《子羔》、《鲁邦大旱》、《昔者君老》、《季庚子问于孔子》、《孔子见季桓子》、《武王践阼》、《子道饿》、《颜渊问于孔子》、《成王既邦》等
2．反映战国时人政治思想的论述。除上文所举，还有郭店简《缁衣》、《五行》、《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忠信之道》、《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老子》、《太一生水》；上博简《缁衣》、《性情论》、《民之父母》、《从政》、《仲弓》、《恒先》、《内豊》、《相邦之道》、《君子为礼》、《弟子问》、《三德》、《慎子曰恭俭》、《天子建州》等等。
目前，学界对楚系简帛文献学分类的意见已较成熟；对包含简帛史料在内的古史史料的认识也较清醒；笔者据此对楚系简帛典籍的史料分类作一初步的尝试，以求得更好的认识。楚系简帛研究，仅就史料学而言，需要解决的问题就还有很多，例如对新出《尚书》类文献的史料可信与适用标準的判定；对清华简《系年》史学体裁的判断；如何更好的看待“古人多造作故事”这一命题等等。所有这些，对于建立科学合理的古史史料学，对于推动古史研究在未来的研究道路上越走越远，无疑具有极大的帮助。
（编者按：[2]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王国维遗书》五册《静庵文集续编》，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65—69页。
[3]楚帛书的发现时间，说法不一，这里採取得是李零先生的意见，也是最为合理的一种意见。参见李零《楚帛书的再认识》，《李零自选集》，桂林：广西师範大学出版社，1998年，227—262页。
[4]骈宇骞：《出土典籍分类述略》，《中国典籍与文化》2005年2期，4期，2006年1—3期；也可参见骈宇骞，段书安：《二十世纪出土简帛综述》，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
[5]李零：《从简帛发现看古书的体例和分类》，《中国典籍与文化》2001年1期。
[6]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476页。
[7]按，李零先生所谓“纪年类”，指的是大事记类的古书，这类史书的特点是“以事系年”，而不是谱牒类的“以族统人”。早一点的史书是以“人”和“世”为主，晚一点是以“事”和“年”为主。以事系世，叫“世谱”；以事系年，叫“年谱”。以笔者的理解，清华简《系年》应该算是类似于《通鑒》的体例。《系年》有学者认为主要叙事线索是晋、楚两国的霸业争夺。但是第1 章所载，却是西周王朝的治乱兴衰。此章从武王克商一直讲到宣王末年的千亩之败，时间跨度极大，但叙述线索却又极为简洁，仅从繁杂的西周史实中选取了两起重要事件：一是西周王朝的籍礼兴衰，一是西周晚期的厉王暴政与国人暴动。这两起关乎西周王朝国运兴衰的历史事件，一重天命，一重人事，恰好体现了传统史学终极思考的两个最基本主题：一是历史运动过程中的天命因素，一是历史运动过程中的人事因素。《系年》的编纂者在启篇的第一章从繁杂的西周史实中仅选择安排这两起历史内容，显然不是无意识的。这种史实的剪裁与安排，说明编纂者在思考王朝治乱兴衰的历史本质，探索历史运动过程的终极原因时，天命与人事正是他所力图把握、力图解析的两个最基本因素。《系年》记录春秋战国时期诸侯霸业的兴衰，却以西周王朝的兴衰作为序章，并清晰地描述出两条基本线索，其主观目的十分清楚，就是不满足于春秋战国时期诸侯霸业的事实描述，而是力图揭示出成败兴衰之历史表像后面的深层原因，为全篇提供了一段提纲挈领的导读文字。
[8]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287—300页。
[9]此篇或谓儒家文献。
[10]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上海：中西书局，2010年，150页。
[11][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礼记正义》卷三十四《大传》，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3264页。
[12]许维遹撰，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127页。
[13]李学勤：《论清华简〈保训〉的几个问题》，《文物》2009年6期。
[14]李学勤：《新整理清华简六种概述》，《文物》2012年8期。
[15]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三卷，上海：华东师範大学出版社，2001年，1页。
[16]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含〈古书通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237—248页。
[17]陈侃理：《上博楚简〈鲁邦大旱〉的思想史座标》，《中国历史文物》2010年6期。
[18]陈伟：《试说简牍文献的年代梯次》，简帛网2010年8月20日。
[19]沈颂金：《二十世纪简帛学研究》，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 年，331页。
[20][日]池田知久，西山尚志：《出土资料研究同样需要“古史辨”派的科学精神》，《文史哲》2006年4期。
[21]李零：《从简帛发现看古书的体例和分类》，《中国典籍与文化》2001年1期。
[22][清]赵翼：《廿二史劄记校证》“附录二”钱大昕所作序，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886页。
[23][清]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532页。
[24][清]浙江书局辑印：《二十二子》中《文中子·中说》卷一《王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1310页。
[25][唐]刘知几着，[清]浦起龙通释，王煦华整理：《史通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1页。
[26][明]王阳明撰：《王阳明全集》卷一《传习录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0页。
[27]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28页，311页。
[28]刘家和：《史学和经学》，《北京师範大学学报》1985年3期。
[29][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三十《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1732页
[30][清]龚自珍撰：《龚自珍全集·古史钩沉论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21页。
[31][清]傅山撰：《霜红龛集》卷三八《杂记三》，《续修四库全书》139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709—710页。
[32]刘家和：《史学和经学》，《北京师範大学学报》1985年3期。
[33]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5页。
[34]辞海编辑委员会编：《辞海（缩印版）》，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年，816页。
[35]王玉哲：《漫谈学习中国上古史》，《历史教学》1984年1期。
[36]张怀通：《逸周书新研》，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27页；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42—55页。
[37]朱凤瀚，徐勇：《先秦史研究概要》，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96年，40—43页，55—56页。
[38]需要说明的是“今本《尚书》”的所指，收入今传本《十三经注疏》中的《尚书》，包括“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笔者所说的“今本《尚书》”指的是“今文《尚书》”的全文、“伪古文《尚书》”的篇名，并不包含“伪古文《尚书》”的正文。
[39]李学勤：《新整理清华简六种概述》，《文物》2012年8期。
[40]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297页。
[41]除李零先生的研究外，尚有张铁：《语类古书研究》，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俞志慧：《语：一种古老的文类——以言类之语为例》，《文史哲》2007年1期；李佳：《国语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叶博：《〈新序〉、〈说苑〉研究——在事语类古书的视野下》，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王青：《古代“语”文体的起源与发展——上博简〈曹沫之阵〉篇题的启示》，《史学集刊》2010年2期；俞志慧：《古“语”有之：先秦思想的一种背景与资源》，上海：华东师範大学出版社，2010年；夏德靠：《论先秦语类文献形态的演变及其文体意义》，《学术界》2011年3期；徐建委：《说苑研究——以战国秦汉之间的文献累计与学术史为中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等等。
[42]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486页。
[43]《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左传正义》卷十九上《文公六年》，4003页。
[44]《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左传正义》卷三十二《襄公十四年》，4250—4251页。
[45]《国语集解》，11—12页。
[46]《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礼记正义》卷三《曲礼上》，2705页。
[47][清]王先谦撰：《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316页。
[48][清]孙诒让撰，孙启治点校：《墨子间诂》，北京：中华书局，2001 年，274页。
[49][汉]司马迁撰：《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46页。
[50]《史记》，255页。
[51]蒙文通：《中国史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3页。
[52]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221页。
[53]叶博：《〈新序〉、〈说苑〉研究——在事语类古书的视野下》，9页。
[54]李零：《从简帛发现看古书的体例和分类》，《中国典籍与文化》2001年1期。
[55]叶博：《〈新序〉、〈说苑〉研究——在事语类古书的视野下》，11页。
[56]当然也包括春秋战国时人根据商周原始档案材料整理编纂过的文献，如《金縢》即带有这种强烈的整理编纂痕迹。
[57]此外据韩巍先生讲，清华简《芮良夫毖》也可能属于此类材料。
[58]此外据韩巍先生讲，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也可能属于此类材料。
[59]白寿彝：《战国、秦汉间的私人着述》，见《中国史学史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99 年，38 页。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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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关于先秦文化-简述楚系简帛典籍的史料分类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