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许子佗”与“许公佗”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春秋-“许子佗”与“许公佗”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许子佗”与“许公佗”

（河南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中心）
摘要：本文认爲，南阳出土的春秋晚期的许子佗盏盂的器主许子佗，与清华简《繫年》的许公佗应係同人，应即文献记载的许男斯。许子佗盏盂出于南阳，可能与当时许国迁徙至容城有关，也印证了《繫年》和文献的有关记载，爲探讨其时许、晋、楚之间的关係，提供了重要的新证据；同时也可表明，清华简《繫年》不大可能存在作僞的可能。
关键词：许子佗 许公佗 许男斯 容城 清华简《繫年》
2003年3月，河南省南阳市八一路中原机械工业学校工地M6出土一件许子佗盏盂（简报称“许子敦”）[1]，其器及盖的内壁近口沿处均阴刻铭文2列6字（器盖同铭）：
鄦（许）子
春秋-“许子佗”与“许公佗”（佗）之盏盂。
其中器主之名字原篆作
春秋-“许子佗”与“许公佗”，简报缺释，经目验原器，其写法与楚文字中下揭诸字近同：

春秋-“许子佗”与“许公佗”包山67
春秋-“许子佗”与“许公佗”包山79
春秋-“许子佗”与“许公佗”包山207
春秋-“许子佗”与“许公佗”包山218
春秋-“许子佗”与“许公佗”包山226
春秋-“许子佗”与“许公佗”上博五《季康子问孔子》
春秋-“许子佗”与“许公佗”繫年100
春秋-“许子佗”与“许公佗”繫年101[2]
应是“
春秋-“许子佗”与“许公佗””字，可读作“佗”。这裏将主要讨论的，是器主许子佗的身份及相关问题。
该器整体呈圆球形，盖、器造型完全相同，唯盖口有三个卡扣，盖、身均呈半球状，盖、器的近口处各有一对环钮，器盖的顶部和器身下部各有3个环钮，盖口沿上有3个边卡。盖与身近口沿处各饰蟠虺纹带一周。其时代，简报定爲春秋晚期，大致可信。其形制与河南淅川和尚岭M2出土的中姬盏（HXHM2:28）[3]近似，二器时代亦应相仿。中姬盏的时代，一般认爲是在春秋晚期[4]。许子佗盏盂的时代，结合其铭文字体来看，应以定在春秋晚期前段爲宜。
新近公布的清华简《繫年》第十八章云：
竞（景）坪（平）王即殜（世），卲（昭）王即立（位）。
春秋-“许子佗”与“许公佗”（许）人
春秋-“许子佗”与“许公佗”（乱），
春秋-“许子佗”与“许公佗”（许）公
春秋-“许子佗”与“许公佗”（佗）出奔晋=（晋，晋）人罗（罹），城汝昜（阳），居【100】
春秋-“许子佗”与“许公佗”（许）公
春秋-“许子佗”与“许公佗”（佗）于颂（容）城【101】[5]。
简文的“景平王”即楚平王[6]，其子昭王在位时间爲公元前515年至公元前489年，亦即春秋晚期前段。因此，从时间上来看，许子佗盏盂的器主许子佗，与清华简《繫年》的许公佗应係同人。
铜器铭文中许国君主先后有称“许男”（许男鼎[7]）、“许公”（许公宁戈[8]、许公买簠[9]）、“许子”（许子镈[10]、许子佗盏盂、许子妆瑚盖[11]）者，文献则称“许男”（如上引《春秋》定公四年）。盏盂铭称许君佗爲“许子”，“子”应是爵称，而清华简《繫年》称其爲“许公”，我们知道，东周时期，一般诸侯可通称“公”，如《论语·颜渊》：“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因此，《繫年》称许君佗爲“许公”，与盏盂铭称其爲“许子”，二者并不矛盾。同样，前述铜器铭文中是许君称“许公”，亦当作如是解。
对上引《繫年》简文，清华简整理者注释说：
《春秋》定公四年：“三月，公会刘子、晋侯、宋公、蔡侯、衞侯、陈子、郑伯、许男、曹伯、莒子、邾子、顿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齐国夏于召陵，侵楚。……六月……许迁于容城。”容城，今河南鲁山东南[12]。
鲁定公四年即公元前506年，查相关文献记载可知，这一时期许国在位的君主是许男斯（公元前522年至公元前504年在位），因此，盏盂铭的“许子佗”，清华简《繫年》的“许公佗”，应即文献记载的许男斯。从文字学的角度来看，从它得声的“
春秋-“许子佗”与“许公佗””字与“斯”似有相通的可能[13]。当然，也不排除“
春秋-“许子佗”与“许公佗””和“斯”是一名一字的可能。
林丽霞、王凤剑据《左传》昭公十八年“楚子使王子胜迁许于析，实白羽”等记载，认爲南阳爲许从叶迁析必经之地，许子佗盏盂出于南阳可能和许国迁徙有关[14]。这样的推测虽未必準确，但也不无启发意义。今据清华简《繫年》的有关记载，或可窥见一些更详细的史实。
上引《繫年》云“居许公佗于容城”，“容城”，清华简整理者认爲在今河南鲁山东南。“容城”亦见于新郑郑韩故城出土的陶文，其地望可能即如清华简整理者所言，在今河南鲁山一带[15]。许子佗盏盂所自出的南阳八一路中原机械工业学校工地M6，同出器物有鼎3、簠2、浴缶2、盘、匜各1等[16]，其中有同属春秋晚期前段的养子曰鼎[17]，我们曾推测，该鼎或係养子曰助楚人之丧的赗器[18]，许子佗盏盂的情况，亦当与之相类。鲁山与南阳地隔不远，许子佗盏盂出于南阳，可能即与当时许国迁徙至容城有关，也爲探讨其时楚与许的关係，提供了重要的新证据。正如简报所言，该器是一件深受楚文化影响的许国铜器，这也爲进一步深入认识当时许、楚的关係，提供了更丰富的资料。
清华简《繫年》云“许人乱，许公佗出奔晋，晋人罗，城汝阳，居许公佗于容城。晋与吴会爲一，以伐楚，门方城。遂盟诸侯于召陵，伐中山”，即许公佗奔晋后，晋人将其迁至方城之外的容城以抗楚[19]。许子佗盏盂出于南阳，印证了简文和文献的有关记载，对进一步深入理解当时晋、楚关係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熟悉先秦史的人都知道，东周时期，许国受郑、楚等列强的侵迫，被迫四处迁徙，公元前576年，许灵公被迫迁至叶（今河南叶县西南），已爲近年发掘的河南叶县旧县春秋墓出土铜器铭文[20]所证实；公元前524年，许悼公买曾迁至析（今河南西峡县），成爲楚国的附庸；公元前506年，许男斯迁至容城，前后辗转迁徙达6次之多[21]。
许虽频繁地迁徙，但仍不能逃脱不了被吞併的厄运。《左传》定公六年：“六年春，郑灭许，因楚败也。”《春秋》经文对此有更详细的记述：“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郑游速帅师灭许，以许男斯归。”《春秋》经传等所记，即许男斯在位时，在楚郢都被吴攻克期间，许爲郑所灭的史实。此后，在楚国的帮助下，许国后裔重新立国，又持续了100余年，直至战国初期，许国爲楚所灭[22]，纔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许子佗盏盂的出土，不但印证了清华简《繫年》和文献的有关记载，同时也可对关于清华简真僞问题的争论提供一些积极的证据。
大家知道，清华简因非科学考古出土品，其部分内容甫一公布，即有学者对其可靠性提出质疑。
上文提到，有关许公佗的史迹虽见于《春秋》经传等文献记载，但文献称其爲“许男斯”，而“许公佗”的称谓则首见于清华简《繫年》。
许子佗盏盂铭因係刻划而成，字迹纤细，部分文字腐蚀严重，故简报对器主之名缺释。该器自出土至今，尚未有更清晰的铭文图像或拓片公布。据笔者寡闻，除我们曾据其残划推测该字应是“佗”[23]，后经目验原器，证实其确是“
春秋-“许子佗”与“许公佗””即“佗”[24]外，至今尚未有学者对器主之名“
春秋-“许子佗”与“许公佗””字作出释文。
据介绍，清华简係2008年7月纔入藏清华[25]，其发现时间则更在此前[26]。清华简《繫年》中出现与许子佗盏盂铭“许子佗”惊人相似的“许公佗”的记载，且“
春秋-“许子佗”与“许公佗””字写法与盏盂铭及以往所见楚简中“
春秋-“许子佗”与“许公佗””字写法皆同，当非偶然巧合（有关文字写法可参见前文所揭字例）。从上文对许子佗盏盂有关情况的分析来看，不大可能存在《繫年》参考许子佗盏盂铭而作僞的可能。再者，简文所记有关历史事件的发生时间、地点、历史背景亦皆与许子佗盏盂的出土情况相吻合，亦有传世文献可相印证，其具体过程也与文献记载可对应，凡此种种，应决非皆係偶然巧合，而祗能说明《繫年》的有关记载是準确可靠的。
总之，我们认爲，从南阳出土的许子佗盏盂及铭文等有关情况，并结合传世文献来看，至少清华简《繫年》一篇不大可能存在作僞的可能，而是一篇可靠的先秦文献。
（编者按：[1]林丽霞、王凤剑：《南阳市近年出土的四件春秋有铭铜器》，《中原文物》2006年第5期，第8-9、90页。器物图像和铭文拓片分别见封三-2、第9页图2。
[2]相关字形可参见李守奎：《楚文字编》，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2003年12月，第790页；又《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五）文字编》，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年12月，第614页；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上海：中西书局2011年12月，第262页。
[3]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淅川县博物馆：《淅川和尚岭与徐家岭楚墓》，郑州：大象出版社2004年10月，彩版一五-1、第38页图三五。
[4]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淅川县博物馆：《淅川和尚岭与徐家岭楚墓》，郑州：大象出版社2004年10月，第118-119页；高至喜主编：《楚文物图典》，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第44页；邹芙都：《楚系铭文综合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11月，第105页。
[5]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上海：中西书局2011年12月，图版，第89-90页，释文与注释，第180、182页。
[6]黄锡全、刘森淼：《“救秦戎”钟铭文新释》，《江汉考古》1992年第1期，第73-77、72页；李零：《楚景平王与古多字謚——重读“秦王卑命”钟铭文》，《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6第6期，第23-27页；又《“三闾大夫”考——兼论楚国公族的兴衰》，载《文史》第54辑，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6月，第11-24页；巫雪如：《包山楚简姓氏研究》，台北：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周凤五），1996年5月，第177-178页；许全胜：《包山楚简姓氏谱》，北京大学考古系硕士学位论文（考古学与博物馆学，指导教师：葛英会），1997年5月，第31页。
[7]集成5.2549。
[8]同出6件（M4:77、92、97、100、109、110），参见平顶山市文物管理局、叶县文化局：《河南叶县旧县四号春秋墓发掘简报》，《文物》2007年第9期，第4-37页；河南博物院：《群雄逐鹿——两周中原列国大型文物瑰宝展》，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4月，308。
[9]集成9.4617；武汉市文物商店：《武汉市收集的几件重要的东周青铜器》，《江汉考古》1983年第2期，第36-37页；吴晓松、洪刚：《公买簠》，《中原文物》2004年第1期，第54-56页。
[10]集成1.153、154。
[11]集成9.4616。
[12]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上海：中西书局2011年12月，第182页。
[13]参见高亨纂着，董治安整理：《古字通假会典》，齐鲁书社1989年7月，第467页，“虒字声系”。
[14]林丽霞、王凤剑：《南阳市近年出土的四件春秋有铭铜器》，《中原文物》2006年第5期，第9页。
[15]何浩：《楚灭国研究》，武汉：武汉出版社1989年11月，第280页；徐少华：《周代南土历史地理与文化》，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11月，第204页。
[16]林丽霞：《南阳市近年出土两周铜器铭文及其相关问题》，楚文化研究会第11次年会论文，安徽淮南，2009年9月14-16日。
[17]林丽霞、王凤剑：《南阳市近年出土的四件春秋有铭铜器》，《中原文物》2006年第5期，第8-9、90页，封三-1。
[18]拙文：《养国铜器与铭文综合研究》，待刊。
[19]何浩：《楚灭国研究》，武汉：武汉出版社1989年11月，第280页；徐少华：《周代南土历史地理与文化》，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11月，第204页；李守奎：《清华简〈繫年〉与吴人入郢新探》，《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11月29日，第7版。
[20]平顶山市文物管理局、叶县文化局：《河南叶县旧县四号春秋墓发掘简报》，《文物》2007年第9期，第4-37页。
[21]徐少华：《周代南土历史地理与文化》，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11月，第203-205页。
[22]何浩：《楚灭国研究》，武汉：武汉出版社1989年11月，第281-283页；徐少华：《周代南土历史地理与文化》，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11月，第205页；张丹：《南襄盆地出土两周时期铭文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古代史，指导教师：罗运环），2012年5月，第140-141页。
[23]拙作：《楚系铜器铭文研究》（修订稿），合肥：安徽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汉语言文字学，指导教师：黄德宽），2009年6月，第139页。
[24]拙作：《楚系铜器铭文新研》，长春：吉林大学博士后出站报告（历史文献学，合作导师：林澐），2012年8月，第193页。
[25]李学勤：《初识清华简》，《光明日报》2008年12月1日，第12版；后辑入氏着《通向文明之路》，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4月，第240-245页；李学勤、刘国忠：《清华简：先秦历史悬疑有待揭开》，《社会科学报》2009年6月11日，第6版。
[26]据李学勤介绍，2006年年底，有学者曾见到这批简的一点材料，参见李学勤：《“国学热”中谈清华简》，2009年10月24日在武汉大学“珞珈讲坛”演讲，辑入氏着《三代文明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11月，第166页。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5/5136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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