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简牍时代的仓廪图：粮仓、量器与简牍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博物-简牍时代的仓廪图：粮仓、量器与简牍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简牍时代的仓廪图：粮仓、量器与简牍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内容提要：在汉晋画像的仓廪图中，人、物之组合，特别是人与粮仓、量器之组合，展现了“粮食出纳”的场景。画面裏那些被人握在手中的细棍和束状之物，很可能是用来记录粮食出纳的券或简札，统称为简牍。将图像、考古实物、文献与简牍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可以加深对相关制度的了解，进一步认识简牍时代。
关键词：汉晋画像 仓廪图 简牍 券 粮仓 量器
我们现今所见到的汉晋画像，主要来自墓葬中的壁画、画像石和画像砖等。它们的数量颇不算少，非常值得研究。这些画像不仅有一般考古资料的长处，属于第一手的史料；且独具特质，能够记录并呈现古人所见所思的场景，直观而生动。儘管这些场景或有夸饰的成份，但因其本原在古人之心目，故自有依据和道理。
在画像中，各色人、物等可容纳于一幅画面。这些人、物等被组合起来，一同出现，就构成了场景。通过对场景中群像的直接观察，我们可以较爲清楚地辨认它们，了解它们之间的关係。由此，又可进而探索其组合与出现的意义，获取更多层次的信息。这样的作用，是别种考古资料（如单个的器物）所难以提供的，也是文字资料所难以企及的。
汉晋画像裏往往有重複出现的题材，即所谓“母题”，大概与这些画像的来源相近有关。“仓廪图”就是这样的题材。墓葬中的仓廪图或有享祀和祈福的含义，这裏不对此做深入的探讨。本文拟就汉晋画像裏的仓廪图所展示的“粮食出纳”场景进行考察，研究其中的粮仓、量器和简牍，以期对相关的制度有更多的了解，进一步认识简牍时代。
一
在汉晋画像裏，往往可见到这样的画面：一座房屋或一组房屋，多较高大，或位置显眼；房屋之前有榖堆、容器，有装卸、搬运穀物之人；周遭或有车辆和歇息的牲畜，以及鸡禽、鸟雀等。此类画像，当可称之爲“仓廪图”。在有些仓廪图裏，除上述内容外，还可见到这样的景象：有人手握数根细棍或束状之物，或正与他人交接，或正待交接，或坐守在房屋之旁。对于这种细棍或束状之物，研究者有不同的意见：或称之为简册；[1]或称之为算筹；[2]或仅称之为“物”，[3]或将持棍人的画像同整幅仓廪图相割裂，加以另外的解释；[4]或忽略不提。[5]以上意见皆有未安之处。笔者认爲，这些仓廪图裏的各色人、物等，尤其是粮仓和量器，均表明画面所呈现的是粮食出纳的场景；与此相关联，那些细棍和束状之物则应是记录粮食出纳的券或简札，统称爲简牍。现将有关的画像列出，加以说明。
图1：密县打虎亭一号汉墓画像石（白描綫图）[6]
博物-简牍时代的仓廪图：粮仓、量器与简牍、廥、㔶、廯、囷，仓也。”[22]“仓”是储粮之所的总称，又是具体的建筑名称。《说文·仓部》：“仓，榖藏也。仓黄取而藏之，故谓之仓。从食省，口象仓形。凡仓之属皆从仓。”据“口象仓形”，知仓爲方形。王祯《农书》曰：“《礼·月令》曰‘孟冬令有司修囷仓’，《周礼》‘仓人掌粟入之藏’，此名着于公府者。《甫田》诗曰‘乃求千斯仓’，《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此名着于民家者。推而言之，则知仓之类尚矣。今国家备储蓄之所，上有气楼，谓之敖房；前有檐楹，谓之明厦；仓爲总名，盖其制如此。夫农家贮榖之屋，虽规模稍下，其名亦同。”[23]按此，“仓”之名通用于公府与民家，而形制与规模不一。
“廪”又作“㐭”，亦储粮之所。《说文·㐭部》：“㐭，穀所振入。宗庙粢盛，仓黄㐭而取之，故谓之㐭。从入，回象屋形，中有户牖。凡㐭之属皆从㐭。廪，㐭或从广从禾。”据“回象屋形”，知廪亦方形，其特点是“有户牖”。《诗经·周颂·丰年》：“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廪。”毛传：“廪，所以藏
博物-简牍时代的仓廪图：粮仓、量器与简牍盛之穗也。”[24]则廪可以是较高的建筑。王祯《农书》曰：“今农家构爲无壁厦屋，以储禾穗及穜稑之种，即古之廪也。”[25]王祯认爲廪是有顶而无墻壁的建筑，这是不对的。或说廪藏米。《荀子·富国篇》：“垣窌仓廪者，财之末也。”杨倞注：“榖藏曰仓，米藏曰廪。”[26]米较榖更易霉变，藏处必须通气散湿，故“有户牖”甚爲重要。古时“仓廪”二字往往连用，作为对粮仓的统称。如《汉书·食货志》：“天子遣使虚郡国仓廪以振贫。”[27]《晋书·食货志》：“所在积粟，仓廪皆满。”[28]
“京”的本义是人工筑起的高土堆，又指高大的方形粮仓。《说文·京部》：“京，人所爲绝高丘也。从高省，丨 象高形。”《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见建家京下方石。”《集解》徐广曰：“京者，仓廪之属也。”[29]“京”与“囷”往往并提。《管子·轻重丁》：“有新成囷京者二家。”尹知章注：“大囷曰京。”[30]《急就篇》：“门户井竈庑囷京。”颜师古注：“囷，圜仓也；京，方仓也。”[31]“京”字在甲骨文中作“
博物-简牍时代的仓廪图：粮仓、量器与简牍九十九石，卅三卷 建平二年十月癸未，甲渠令史宗受城仓令史谭
（《居延汉简释文合校》84.27）
卒陈偃，粟一卷三斗三升
（《居延汉简释文合校》57.19）
士吏尹忠，穈一帣三斗三升自取，又二月食穈一帣三斗三升，卒陈襄取
（《居延汉简释文合校》57.20）
这几条简文都是用“三石帣”装粮食的记载。简文中的“卷”，通“帣”。帣（卷）在此处被用作粟和穈的计算单位。第一、二条是粮食出入的记录，应同仓有关，未知其简文中的“石”是大石还是小石。第三、第四条都是领取口粮的记录，而吏卒的月口粮通常爲三小石有余，[61]故简文中的“一帣（卷）”相当于三小石，合两大斛（石）。按此，当时用来装粮食的帣，每帣至少可容两大斛（石）。将图1中的粮袋、量器相对比，可见二者的关係正与帣、斛的关係一致。此当可视爲图1中的量器是斛的一个旁证。
二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几幅仓廪图中都出现了手执细棍或束状之物的人：
博物-简牍时代的仓廪图：粮仓、量器与简牍声。券别之书，以刀判契其旁，故曰契券。”《释名·释书契》：“莂，别也，大书中央，中破别之也。”《周礼·小宰》郑司农云：“傅别，谓爲大手书于一札，中字别之……皆今之券书也。”[88]从比对的方法看，券可分爲刻齿券与同文券两类。刻齿券称爲“契券”，其製作方法是：将已剖分的券叠放、对齐，然后在其旁侧刻齿。刻齿既可区分左右，又可表示数字。[89]同文券称爲“莂”、“傅别”，其正面的顶部或中腰有墨书的标记，爲“同”字或“同文”二字的合文（或其变异的符号）。[90]剖分后，左、右两券或左、中、右三券各存留原标记的一部份。刻齿券的刻齿、同文券的墨书标记，连同这些券的剖面，都是合券比对的依据。
在今存的刻齿券（契券）中，有不少是债务契约和买卖合同，主要见于私人之间的借贷和交易等。立券者务求确认券之左右，务求契约、合同中的数字不被窜改，故用此左右分明、可用刻齿表示数字的刻齿券。刻齿券亦有用作会计凭证者。今存的同文券（莂、傅别）则几乎全部是会计凭证，见于官府与百姓之间、官府与官府之间的经济活动，如赋税缴纳、钱榖出入、物资盘点等。其形式和功能，同今日的一式两联、三联单相仿，是收付、记账与审核的凭证。或因这些凭证多行于官府，又繁杂量大，故用此相对便捷的同文券。但要指出，同文券在秦简中尚未见，在汉简中较爲少见，在三国吴简和晋简中却数量很多。由此推测，它的流行的时间或相对稍晚。[91]
简牍的使用年代相当漫长。汉时虽出现了纸，但简牍并没有被迅即淘汰，而是继续使用，与纸共存了数百年。《初学记》载《桓玄伪事》：“古无帋，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92]王国维曰：“至版牍之废，则尚在其后。”[93]可知在4世纪末的东晋中期，人们仍使用简牍，经统治者颁令后才逐渐废止。
剖分后的券，其外观爲细长条状，与单枚的简札相仿。汉晋画像中有一疑似“分券”的例子，见图4-3：
博物-简牍时代的仓廪图：粮仓、量器与简牍?
（B面）出粟小石?卌一石六斗六升大 □□阳朔三年
博物-简牍时代的仓廪图：粮仓、量器与简牍
（居延汉简8.5A、B，残长10.3厘米，宽1.0厘米，木质）[95]
【3】（A面）城北候长窦何，十一月食一斛五斗
博物-简牍时代的仓廪图：粮仓、量器与简牍十月丙寅，掾谭取 卩
（B面）城北候长窦何，十一月食一斛五斗
博物-简牍时代的仓廪图：粮仓、量器与简牍十月丙寅，掾谭取 卩
（居延新简E.P.T65:8A、B，长22.7、宽1.2厘米，木质）[96]
【4】入西乡嘉禾二年税米廿一斛四斗
博物-简牍时代的仓廪图：粮仓、量器与简牍嘉禾三年三月二日，松田丘男子鲁礼关邸阁李嵩付仓吏黄讳，史番虑受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贰]》363，长28.3、宽1.2厘米，竹质）[97]
【5】入西郷司马黄松嘉禾二年限米六斛
博物-简牍时代的仓廪图：粮仓、量器与简牍嘉禾三年正月八日，复皐丘大男朱若关邸阁李嵩付仓吏黄讳，史潘虑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贰]》699，长27.3、宽1厘米，竹质）[98]
【6】出𢇲卌一斛七斗六升，给稟将尹宜部兵胡皮鸾十二人，人日食一斗二升，起十月十一日，尽十一月十日。
博物-简牍时代的仓廪图：粮仓、量器与简牍泰始二年十月十一日，仓曹史申博，监仓史翟阚携付书史杜阿 同
（《楼兰简纸文书集成》孔木50，长24.5、宽1.4厘米，木质）[99]
【7】入
博物-简牍时代的仓廪图：粮仓、量器与简牍二斛八斗，当麦一斛四斗，廪削工、伍佰、铃下、马下李卑等五人，日食八升，起六月十一日，尽十七日。
博物-简牍时代的仓廪图：粮仓、量器与简牍泰始四年六月十一日，受仓曹掾曹颜，吏令狐承付
（《楼兰简纸文书集成》沙木728，长 23.6、宽1.3厘米，木质）[100]
这些例子都是粮食出纳的记录。【1】的纪年是“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用西汉武帝年号。这是一条“出穈”的记录。其上段右侧有多个刻齿，[101]可知是一件刻齿券之右券。因未见其背面、侧面的照片图版，剖分方式不详。【2】的纪年爲“阳朔三年”（公元前24年），用西汉成帝年号。这是一条关于“入粟”、“出粟”的记录。其正、背（A、B）两面的文字相同，仅有“入”、“出”之别，可知是一件尚未剖分的券，可从侧面纵剖爲二。其残缺较甚，未见可用以比对的刻齿或墨书的同文标记。【3】虽无纪年，但据《居延新简》E.P.F22:440所载“甲渠塞候长居延肩水里公乘窦何年卅五，始建国天凤上戊五年正月丁丑除”，知“候长窦何”的活动时间大致在新莽天凤五年（公元18年）至东汉光武帝建武初期。这是一条领取廪食的记录，其正、背（A、B）两面的文字完全相同。在其中腰偏下，时间和人名之前，有墨书的“同”字标记的左半，可知是一件同文券之左券，係从正面纵向剖分而得。在券的末尾，有表示已经支取的押记“卩”。【4】的纪年是“嘉禾二年”（公元233年），用三国时期吴大帝孙权年号。这是一条纳入“税米”的记录。在其上三分之一段偏下处，有墨书的标记“
博物-简牍时代的仓廪图：粮仓、量器与简牍”，可知是一件同文券之左券，係从正面纵向剖分而得。【5】的纪年亦“嘉禾二年”（公元233年）。这是一条纳入“限米”的记录。在其中腰偏上处，有墨书的标记“
博物-简牍时代的仓廪图：粮仓、量器与简牍”，可知是一件同文“参辨券”之中券，係从正面左右两次纵向剖分而得。【6】的纪年是“泰始二年”（公元266年），用西晋武帝年号。这是一条“出𢇲”的记录。在其中腰，时间及人名之前，有墨书的“同”字标记的右半，可知是一件同文券之右券，係从正面纵向剖分而得。【7】的纪年是“泰始四年”（公元268年），用西晋武帝年号。这是一条“入
博物-简牍时代的仓廪图：粮仓、量器与简牍”的记录。在其中腰，时间和人名之前，有墨书的“同”字标记的左半，可知是一件同文券之左券，係从正面纵向剖分而得。在以上例子中，纳入粮食的券皆爲左券，输出粮食的券皆爲右券。例【4】、【5】、【6】、【7】并记录了粮食出纳手续中各方参与者的姓名。
还有些粮食出纳记录书写在单枚的简札上。“简”是经过修治的细竹条，细木条则称作“札”，它们的长度通常爲1汉尺（约23厘米）。例如：
博物-简牍时代的仓廪图：粮仓、量器与简牍，都丞延寿临
（居延汉简273.24，长23.3、宽1.2厘米，木质）[102]
【9】
博物-简牍时代的仓廪图：粮仓、量器与简牍（入）小石十五石，始元三年四月乙丑朔丙寅，第二亭长舒受斥胡仓监建，都丞延寿
（居延汉简273.8，残长22.5厘米，宽1.0厘米，木质）[103]
【10】入粟大石五十石，车二两，输吞远队仓 始建国天凤一年三月乙丑，将输守尉尊□□
博物-简牍时代的仓廪图：粮仓、量器与简牍?
（居延新简E.P.T65:412，残长16.2厘米，宽1.1厘米，木质）[104]
【11】入穀五千五百二斛 受城仓 吏
博物-简牍时代的仓廪图：粮仓、量器与简牍
（居延新简E.P.T27:11，残长18.8厘米，宽1.1厘米，木质）[105]
【12】入黄龙三年佃卒限米□斛二斗一升
博物-简牍时代的仓廪图：粮仓、量器与简牍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贰]》140，长21.8、宽0.8厘米，竹质）[106]
【13】出仓吏黄讳、潘虑所领嘉禾元年税吴平斛米八十六斛四斗，爲稟斛米九十斛邸阁右郎中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贰]》3845，长23.9、宽0.8厘米，竹质）[107]
【8】、【9】的纪年爲“始元二年”、“始元三年”（公元前85年、公元前84年），用西汉昭帝年号。此爲“第二亭长舒”自“代田仓”和“斥胡仓”领取粮食的记录。文中不仅有领粮的数量、品种、日期，还记录了粮食出纳手续中各方参与者之名。【10】的纪年是“始建国天凤一年”（公元14年），用新莽年号。此爲使用车辆输粮入仓的记录。【11】残断较甚，简文内容不完整。其所载粮食的数量较大，颇似纳粮入仓的记录，但也有可能是某官署自城仓领粮的账目统计。【12】的纪年是“黄龙三年”（公元231年），用三国时期吴大帝孙权年号。此爲纳入“佃卒限米”的记录。【13】的纪年是“嘉禾元年”（公元232年），亦用三国时期吴大帝孙权年号。此爲输出仓米的记录。在“领”字和“斗”字之下有绳痕。[108]
也有的单枚简札可能是筹子。筹子，即筹码、筹籤，在物、钱的出纳过程中使用，可代表一定的数额，以便计算与核验。古人将此物叫作筹。《说文·竹部》：“筹，壶矢也。”徐锴繫传：“投壶之矢也。其制似箸，人以之算数也。”[109]《急就篇》：“笔研筹筭膏火烛。”颜师古注：“筹，所以付与。”[110]，筹可能源于投壶之矢；其形若箸，为细棍状；可用于计数“付与”。应当指出的是，这裏所说的筹，与前文讨论过的算筹（即汉时的筭、算、筹策）是不同的，两者在外观、用法上皆有差别。筹为扁平条状或细棍状，可表示物、钱等。一筹为一个计算单位，其上多写有一定的数额。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皆记载，汉时常以“算”为计算单位，[111]筹或可视作“算”的实物形式。而算筹则如前所述，颇为细小，是布算用的算具，其上一般不写字。
关于筹的用法，可参看图4长清大街村汉墓画像石。为了更清楚地讨论，这裏再回顾一下这幅仓廪图中部的画面（从开启的粮仓之右至屋舍前立者之左）。左起，第一人是领粮者，刚从仓中取出榖，正要量榖，其手中、容器中皆无细棍；第二人是主持量榖者，也是发放细棍者，其手握一束细棍；第三人有可能也是主持量榖者（或是领粮者），正在量榖，其口衔一支条状物（或细棍）；第四、第五人是领粮者，量榖已毕，其容器中各插一支细棍。值得注意的是，这几个领粮者手持的容器大小相仿，其细棍则经由量榖而得。从该图所示细棍的发放方式、领粮者容器的大小相仿等情况看，那些细棍应当代表了某一数额的粮食，其上或有标识，以便计算、核验。因此，它们很有可能是筹。
前文提到，图4的榜题为“量榖”，实际上该画面或亦可称作“量筹”。《建康实録》巻十二：“道济夜顿，命军中高唱量沙，散布余米，明旦去之。虏夜闻量筹，晓见弃粟，谓降者欺己。”[112]元嘉中，檀道济与北魏军交战，因粮食匮乏，命人夜间用沙冒充穀物，唱筹计量，以欺骗敌方。“量沙”场景当近于量榖，此“量筹”之筹，即后世所谓筹子。
以下几例单枚的简札，它们所记录的粮食数额固定，因而有可能是筹，或有可能用为筹：
博物-简牍时代的仓廪图：粮仓、量器与简牍
（居延新简E.P.T7：10，残长10.2厘米，宽1.2厘米，木质）[113]
【15】出粟大石廿五石 车一两 始建国二年正月壬辰訾家昌里齐
博物-简牍时代的仓廪图：粮仓、量器与简牍就人同里陈丰付吞远置令史长
(居延新简E.P.T59:175，长22.5、宽1.2厘米，木质)[114]
【16】入粟大石廿五石 车一两 正月癸卯甲渠官掾谭受訾家茂陵东进里赵君壮就人肩水里郅宗
(居延新简E.P.T59:100，长22.5、宽1.1厘米，木质)[115]
【17】出粟二石 廪夷胡
博物-简牍时代的仓廪图：粮仓、量器与简牍长朱处六月食
（居延汉简177.10，长23.1、宽1.1厘米。木质）[116]
【18】出粟二石 廪候长杨禹六月食
（居延汉简177.13，长19、宽1厘米，木质）[117]
【19】出粟二石
博物-简牍时代的仓廪图：粮仓、量器与简牍
（居延汉简250.5，残长3.7厘米,宽1.2厘米，木质）[118]
【14】的纪年为“居摄三年”（3年），用西汉孺子婴年号。这是“入粟”的记录。“粟大石廿五石”是当时一辆车的运载量。【15】的纪年为“始建国二年”（10年），用王莽年号。这是“出粟”的记录，数额也是“大石廿五石，车一两”。【16】无纪年，是“入粟”的记录，数额同样是“大石廿五石，车一两”。【17】、【18】、【19】是“出粟”的记录，无纪年，数额皆“二石”。
以上所举十余例，皆以“升斗斛（石）”系列爲计算单位。其中，西汉时期的例子，最大计算单位全部用“石”；新莽时期和东汉初的例子，最大计算单位既用“石”（“大石”和“小石”），又用“斛”；[119]三国和西晋时期的例子，最大计算单位全部用“斛”。
这些例子表明，在粮食出纳的现场，出纳记录大都书写在条状的券或简札上。其后，这些券和简札会被集中起来，经过整理，编製成“穀出入簿”。汉简中此类资料不少，但多已散乱。有些“穀出入簿”留下了标题，如“远
博物-简牍时代的仓廪图：粮仓、量器与简牍仓建平四年十二月穀出入簿”（居延新简E.P.T43:63）、“第廿六、廿五仓五凤五年正月穀出入簿”（居延汉简101.1）、“吞远仓建昭三年二月当食案□穀出入簿”（居延汉简136.48 ）、“淩胡隧神爵三年九月米出入薄”（敦煌汉简1746）等。[120]
有几件簿册完整地存留到今天。实物资料显示，此类记录账目的簿册的确是先书写文字，然后用绳子编连的。编绳完整的悬泉汉简之《建昭三年穬麦出入簿》[121]和居延新简之《劳边使者过界中费簿》（74.EJT21:2-10）[122]可以爲证：
博物-简牍时代的仓廪图：粮仓、量器与简牍
博物-简牍时代的仓廪图：粮仓、量器与简牍
《建昭三年穬麦出入簿》 《劳边使者过界中费簿》
照片显示，这两件簿册的编绳都压盖在墨迹之上（见《建昭三年穬麦出入簿》的下编绳、《劳边使者过界中费簿》的上编绳），墨迹本身并没有因编绳经过而留下空白，可知是书写在先，编连在后。前文所举第【13】例有两处扰乱墨迹的绳痕，可知原曾有编绳压盖在墨迹之上，亦是一证。此外，前文所举【1】、【5】、【8】、【9】等例，其整枚券或简札上都布满文字，墨迹清晰，而这些墨迹上皆未见与编绳有关的空白。
对于《建昭三年穬麦出入簿》这件记录粮食出纳的簿册，还应进一步考察。今试作释文：
（第1枚）出穬麦小石十六石 建昭三年四月辛亥，仓啬夫竟付县泉廄佐延年
（第2枚）出穬麦小石十六石 建昭三年四月癸丑，仓啬夫竟付县泉廐佐延年
（第3枚）出穬麦小石廿四石 建昭三年五月甲子，仓啬夫竟付县泉佐延年
（第4枚）出穬麦小石七石 建昭三年五月丙寅，仓啬夫竟付县泉廐佐延年
（第5枚）●凡穬麦小石六十三石
（第6枚）建昭三年六月丙戌朔丁未，渊泉守长长、守丞□移县泉置：啬夫□持传马□□使者诸国客，廪如牒。今写券墨移，书到，□令史受，薄（簿）入七月。报，毋令缪，如律令。
“建昭”，西汉元帝年号；“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此簿册由6枚木札组成，前4枚是四月、五月的4条“出穬麦”记录，第5枚是对以上账目的结算，第6枚是六月丁未渊泉县发送给县（悬）泉置的文书。该文书是在四、五两月的“出穬麦”记录结算之后，连同账目一起发送的。查看4枚记录“出穬麦”的木札，见其并无刻齿或墨书的同文标记，但其内容、格式与前面所举的【1】、【2】两例“出券”非常相像。[123]
“券墨”当作何解？有研究者以“今写券墨移书”爲句，认爲“券墨移书，即用墨笔书写的可作爲正式凭据的文书送交者”。[124]这种说法较爲含糊，似乎将“券墨移书”当作了批准支取粮食的凭据文书。然而通观《建昭三年穬麦出入簿》全文可知，当“今写券墨移”时，支取粮食之事已经完成，故疑此说法不确或有误。
又，《九章算术·方程》刘徽注：“今两算得失相反，要令正负以名之。正算赤，负算黑，否则以邪正为异。”[125]沈括《梦溪笔谈·象数二》亦曰：“算法用赤筹、黑筹，以别正负之数。”[126]而《周书·苏绰传》却记载：“绰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计帐、户籍之法。”[127]按此，算筹的“正赤负黑”似乎与计帐的“朱出墨入”相互矛盾。其实，“负与正”、“出与入”都是相对的。对于出纳双方，此方的“负”、“出”，就是彼方的“正”、“入”，反之亦同。而“券墨”与上述说法有否关联？囿于材料短少，目前还难以判断。
《建昭三年穬麦出入簿》的主要内容是输出粮食的账目。上文已经提到，这些账目的内容、格式与“出券”非常相像。六月丁未的文书说“今写券墨移”，则“券墨”或与粮食出纳的记录有关。另有一条悬泉汉简可以参看：
神爵二年正月丁未朔己酉，县(悬)泉置啬夫弘敢言之：遣佐长富将传迎长罗侯，敦煌稟小石九石六斗，薄(簿)入十月。今敦煌音言不薄(簿)入，谨问佐长富稟小石九石六斗，今移券致敦煌□……。
(悬泉汉简I 0309③:215)[128]
此应是悬泉置啬夫写给敦煌郡府的文书。由该文书可知：因“遣佐长富将传迎长罗侯”而领粮小石九石六斗，悬泉置将此账记入了十月的簿册；而今敦煌方面说“不薄(簿)入”，故悬泉置要求询问“佐长富”，并将“券”（或“券致”）移送敦煌。则此“券”（或“券致”[129]）当与领粮的手续有关，并可作爲已经领粮的证据。将该文书的“今移券”（或“今移券致”）与《建昭三年穬麦出入簿》的“今写券墨移”对比，见二者颇似，这说明“券墨”的确可能牵涉粮食出纳的记录。
《建昭三年穬麦出入簿》所谓“券墨”，应就是指账目中的那4条“出穬麦”记录。而那4条“出穬麦”记录则应抄自券文，进一步说，应抄自分券所得的半券（此处为4枚“出券”的集合）之文。故疑“券墨”指券文或半券之文，“今写券墨移”则为“今抄写券文（或半券之文）并移送”之意。“出券”收存于出粮方，这裏的出粮方为“仓啬夫竟”所在的粮仓，从六月丁未的文书看，该粮仓似当辖属于渊泉县。“出券”在汇总时被抄写、编连、造簿，就形成了本簿册《建昭三年穬麦出入簿》。渊泉县再将本簿册发送给入粮方，这裏的入粮方为“县（悬）泉廐佐受年”所在的悬泉置，即4件“穬麦出入券”之“入券”的收存处。悬泉置接文后也要造簿，并给予回覆。这些粮食出纳记录被如此整理和周转的目的，恐与核校计账等事务有关。附带说一下，《建昭三年穬麦出入簿》中的4条“出穬麦”记录，其文字内容、格式不仅与已知是券的例【1】、【2】相像，它们与例【8】、【9】也很相像，仅有“出”、“入”之别。则例【8】、【9】也有可能是券的抄文，即2件“出入券”之“入券”的抄文。以上所说，只是对“券墨”的试探。这一问题的真正解决，尚需更多的证据和进一步的研究。[130]
余 论
上文所举简牍诸例及《建昭三年穬麦出入簿》，都有关官仓。有关汉晋时代的私仓的资料，尤其是有关私仓的粮食出纳的资料，目前还所知很少。而在本文所讨论的这几幅仓廪图裏，却既有官仓，又有私仓。对于图1，研究者多认爲是地主向农民收取私租的场景，[131]其粮仓则爲私仓。这一观点似值得商榷。首先，本图所属密县打虎亭一号汉墓的墓葬规格颇高，结构宏伟複杂，显示出墓主人享有尊贵的地位。据考证，其身份很可能是弘农太守。[132]再查看图中粮仓，见其爲方形，规制讲究，是大型重檐仓楼，栏杆、晒台、气楼俱全，仓前场地开阔。再查看图中诸人，见其多达十位，但甚少农民模样的人物。除一形体极小的骑马射鸟者及其随从外，众人都在忙于粮食出纳事项，私家生活气息淡薄。人物中较爲突出的，是手执简牍的跪者和与之对面的坐者，而从他们的服装、举止看，这两个人的关係不似农民与地主，却颇似小吏与其长官。将这些情况综合起来考虑，可知此粮仓未必是私仓，而有可能是官仓。本图的含义，或与某些榜题爲“某某食此大仓”的墓葬仓廪图相似，[133]是爲了表明墓主人享有“大仓”的供给。“大”通“太”，“大仓”即国家之“太仓”。[134]图2係出自画像砖。画像砖的製作，是用雕刻好的木製印模将图像压印在砖坯之上，然后进行烧製而成，[135]其图像的程式化倾向较爲突出。本图中的粮仓，图像简单，人物亦少，官私特徵似乎不很分明。然而从仓前坐者的衣冠、运粮的马车以及此类画像砖所具有的共性来看，该粮仓很可能是官仓。图3中的粮仓，因其墙壁上有墨书“护乌桓校尉莫（幕）府穀仓”，可确知是官仓。“护乌桓校尉”亦与该墓墓主人的仕宦经历一致。[136]图4中的粮仓所展示的是出粮景象，其场所大，储粮装置多，分券者貌似官吏，故疑为官仓，其含义或亦与榜题为“某某食此大仓”的墓葬仓廪图相似；[137]图5、图6中的粮仓，因其整幅画面颇具私家生活气息，如图5中有墓主人模样的男子观粮的画面、[138]手握简牍的画面，图6中有佔据突出位置的妇女和儿童的形象等，可推知是私仓。此二图所属的墓葬，亦皆显示其墓主人不是官员，而是具有经济实力的豪强地主。[139]
但要指出，对于仓廪图中的粮仓规模，尤其是其官、私性质，不可过于拘泥或深求。在查看此类画像资料的时候 ，有两点应当注意 。其一 ，本文在开始时已提到，墓葬中的画像一般具有夸饰的成份 ，仓廪图亦不例外 。汉晋是农业社会 ，生产力水平尚低 ，食粮与人们的生计密切相关 。在当时 ，能够拥有或享用仓廪是富足的标志 ，仓廪越大 ，越显示丰裕 。故墓葬的随葬品中常见陶仓 ，画像中常见关于粮仓的题材。《急就篇》曰：“ 廪食县官带金银。” 颜师古注：“廪食县官，官给其食也。带金银者，或得封侯，或受职任，皆佩印也。” “县官”，指国家或天子；“金银”，指王侯和高官之印。[140]“廪食县官”不仅代表富足，亦代表身份的尊贵。大约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在仓廪图中刻画官仓遂成风尚，其规制则往往追高摹大，未必与实情相符。“食此大（太）仓”之演变爲一种套语，[141]“太仓”之提升爲“天仓”，[142]亦可以爲证。
其二，在私仓（尤其是较大的私仓）与官仓之间，也确实可能有某些相通之处。当时，民间的经济活动尚较简单，其习俗、规则等或模仿公家。例如，《汉书·食货志》载董仲舒曰：“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前汉纪·文帝纪》载荀悦曰：“官收百一之税，民收太半之赋。”[143]董、荀所议论的都是小农向“豪民”缴纳私租的情况。是地主的私租亦可称作“税”、“赋”，拟于官府。由此推想，当时私仓的管理方式亦很可能与官仓略似。图5和图6所展示的粮食出纳场景，便是其例。
还要考虑到，墓葬画像係出自当时从事该行业的画工之手，画像的定稿过程会受到多方面的影响。除了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以上所述丧家雇主的身份、意愿和时代所决定外，不同地域的画工往往会因袭、参用其所属作坊团体内传承的旧画稿，也会加入其个人的认识、风格和创造。最终完成的画像，很可能是综合了各种因素的複杂的结果。因此，对于墓葬仓廪图中的粮仓，须仔细辨识，审慎探讨。
综上所述，在汉晋时期，粮食出纳的记录通常都书写在竹木製作的券或简札上。在本文讨论的这几幅仓廪图裏，当粮仓、量器与各色相关的人、物等被组合起来，一同出现的时候，我们不难认出这是粮食出纳的场景。在该场景中，有人颇似粮仓的仓主、主管人或办事者，其手中持物，我们可推测此或与粮食出纳的手续相关。再进一步观察，看到该物爲数支细棍或集成束状，我们便知这很可能是简牍，具体地说，很可能是书写在券或简札上的粮食出纳记录。它们被成把地刻绘在仓廪图裏，应是爲了显示仓廪的丰实与兴旺。我们今日则可视之爲简牍时代的遗痕。
附录：其它有关资料
（略）
附记：本文初稿完成于2009年5月，发表于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第12届年会（2009年8月，河南永城）。修订稿完成于2009年12月。本文写作中，曾蒙邢义田先生赐教，谨致谢忱。
（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七集，商务印书馆，2011年）
（编者按：[1]例如，对本文所引图1，安金槐、王与刚的说明是：图中一人作跪姿，“双手捧物，似爲记账之简册”；孙心一的说明是“双手捧着简册”。安金槐、王与刚：《密县打虎亭汉代画像石墓和壁画墓》，《文物》1972年第10期，第53页；孙心一：《地主阶级剥削农民的缩影——东汉画像石“豪强地主庄园的粮仓”简介》，《史学月刊》1981年第5期，第85页。
[2]例如，对本文所引图2，《中国画像砖全集》一书的说明是“仓前一人席地而坐，执筹计数”。《中国画像砖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画像砖全集：四川画像砖》，四川美术出版社2005年版，“图版说明”第62页。“执筹计数”这一说法较为含糊。筹可指作为算具的算筹，也可指代表一定数额的物、钱的筹子。从该书行文看，似是指算筹。又，对本文所引图5，《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一书的说明是“一尊者坐于榻上，双手持算筹”。郑岩：《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151页。
[3]例如，对本文所引图1中的跪者，《密县打虎亭汉墓》一书称其“双手捧物”；《中国画像石全集》一书则称其“双手执物”。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密县打虎亭汉墓》，文物出版社1993年版，第104页；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画像石全集》6《河南汉画像石》，河南美术出版社、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图版说明”第31页。
[4]例如《敦煌佛爷庙湾西晋画像砖墓》一书对本文所引图5的说明。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佛爷庙湾西晋画像砖墓》，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第84—86页。
[5]例如《山东省博物馆馆藏精品》一书对本文所引图4的说明、《敦煌佛爷庙湾西晋画像砖墓》一书对本文所引图6的说明。分见鲁文生：《山东省博物馆馆藏精品》，山东友谊出版社2008年版，第276页；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佛爷庙湾西晋画像砖墓》，第84—86页。
[6]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画像石全集》6《河南汉画像石》，“图版说明”第31页。原图见第70页。
[7]《中国画像砖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画像砖全集：四川画像砖》，第108页，图版一四五。
[8]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林格尔汉墓壁画》，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第56页，前室西壁壁画。
[9]鲁文生：《山东省博物馆馆藏精品》，第276——277页。此图係承邢义田先生示知。
[10]党浩等：《山东长清大街村发现汉代画像石墓》，《中国文物报》2006年1月18日第1版。
[11]《山东省博物馆馆藏精品》一书将此字误释为“升”，见第276页。
[12]疑此物或为量粮时用来刮平榖粟的“槩”。《韩非子·外储说》：“槩者，平量者也。”或为量粮时发放的“筹”（详后文）。
[13]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佛爷庙湾西晋画像砖墓》，图版二，M37西壁北侧画像砖。
[14]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佛爷庙湾西晋画像砖墓》，第84页、86页。
[15]《敦煌佛爷庙湾西晋画像砖墓》一书认爲是“象徵性楼梯”。见该书第86页。
[16]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佛爷庙湾西晋画像砖墓》，第86页。
[17]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佛爷庙湾西晋画像砖墓》，第16页。
[18]郑岩指出：“在当时画工的眼中，这些看似独立于每块砖上的画面是统一设计、互相关联的，并不像我们 在一幅幅印刷精美的图版中看到的那样彼此毫不相干。”郑岩：《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第146页。
[19]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佛爷庙湾西晋画像砖墓》，图版八，M39西壁南侧画像砖。
[20]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佛爷庙湾西晋画像砖墓》，第85页、第86页。
[21]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佛爷庙湾西晋画像砖墓》，第25页。
[22][清]王念孙：《广雅疏证》卷七上《释宫》，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影印本，第209页。
[23][元]王祯撰、缪启愉译注：《东鲁王氏农书译注》，《农器图谱集·仓廪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668页。
[24]《毛诗正义》卷一九《周颂·丰年》，《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594页。
[25][元]王祯撰、缪启愉译注：《东鲁王氏农书译注》，《农器图谱集·仓廪门》，第669页。
[26][清]王先谦：《荀子集解》卷六《富国篇》，《诸子集成》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6页。
[27]《汉书》卷二四《食货志》，第1162页。本文所引《汉书》，皆中华书局标点本。下同。
[28]《晋书》卷二六《食货志》，中华书局标点本，第784页。
[29]《史记》卷一○五《扁鹊仓公列传》，第2808页。本文所引《史记》，皆中华书局标点本。下同。
[30][清]戴望：《管子校正》卷二四《轻重丁》，《诸子集成》五，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12页。
[31][汉]史游：《急就篇》，四部丛刊续编本。
[32]四川大学历史系古文字研究室：《甲骨金文字典》，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403页。
[33][清]王先谦：《释名疏证补》卷五《释宫室》，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283页。
[34][清]王先谦：《释名疏证补》卷五《释宫室》，第283—284页。
[35]《毛诗正义》卷一三《周颂·丰年》，《十三经注疏》，第467页。
[36]《后汉书》卷三一《苏章传附不韦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108页。
[37][清]戴望：《管子校正》卷一八《度地篇》，《诸子集成》五，第305页。
[38]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100页。
[39]关于汉代粮仓的形制与分类，可参看靳祖训：《中国古代粮食贮藏的设施与技术》，农业出版社1984年版，第32—70页；杜葆仁：《我国粮仓的起源和发展》，《农业考古》1984 年第2期、1985年第1期；呼林贵：《古代仓名考》，《农业考古》1985年第1期；张锴生：《汉代粮仓初探》，《中原文物》，1986年第1期；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42—245页；〔日〕秋山进午：《汉代の仓库について》，《东方学报》（京都）第46期（1974年），第3-13页等。
[40]规模较大的粮仓多有气楼。对于这种建在粮仓顶部有檐、有窗的通气结构，研究者往往称之爲“气窗”。而在文献记载中，其正式名称是“气楼”。如[宋]洪迈《夷坚志·鄂州总领司蛇》：“鄂州总领司，故州治也……蛇往来东西，或入教塲大井内，或从府仓气楼中垂头下而食米。”（《夷坚志》夷坚支乙卷九，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863—864页）[宋]龙衮《江南野史》：“跃囷檐，自气楼间入窃官粟，数十往。”（傅璇琮等：《五代史书彙编》9，《江南野史》卷一○，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5225页）《钦定大清会典》卷七二《工部·营缮清吏司·城垣》：“凡仓厫之制……檐高丈五尺有竒，下藉青甎，上加木版，墙址留下孔，以洩其湿，厫顶建气楼，以散其蒸。”（《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通制之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文渊阁本，第619册，第669页）
[41]可参看本文附录之图1—19、图29—33。
[42]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画像石全集》6《河南汉画像石》，图版说明第31页。安金槐、王与刚则说“席上置斗（斛）”。安金槐、王与刚，前引文，第53页。
[43]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佛爷庙湾西晋画像砖墓》，第83页、第84页。该书对这幅仓廪图的分割情况详上文。
[44]可参看本文附录之图23—28中的量器。郑岩指出：该男子“捧筒形器，疑为量”。但未说明是何种量器。郑岩，前引书，第151—152页。
[45]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佛爷庙湾西晋画像砖墓》，第84—85页。
[46]《汉书》卷二一《律曆志》，第967页。
[47]何宁：《淮南子集解》卷一七《説林训》，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197页。
[48][汉]刘向：《说苑》卷一八《辨物》，《汉魏丛书》，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年影印本，第453页。
[49][宋]沈括：《梦溪笔谈》卷三《辩证一》，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0页。
[50][元]王祯撰、缪启愉译注：《东鲁王氏农书译注》，《农器图谱集·仓廪门》，第673页。
[51][清]王念孙：《广雅疏证》卷八上《释器》，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56页。按：“桶， 木方，受六斗”句，《说文·木部》“斗”原作“升”，当爲字形之讹。
[52]例如居延汉简：“出穈小石三石，爲大石一石八斗，以食卒三人”（275.2）；“入穈小石十二石，爲大石七石二斗”（273.9）；“大石六石，爲小石十石”（275.22）。见谢桂华等：《居延汉简释文合校》，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本文所引居延汉简之释文，皆出此书。下同。
[53]《宋本广韵》卷二《下平声·萧韵》，北京市中国书店1982年版，第124页。
[54]或说“𣂀”同“庣”。《说文·斗部》桂馥义证：“𣂀，或作庣。”而《汉书·律曆志》曰： “十斗爲斛……方尺而圜其外，旁有庣焉。”注引郑氏曰：“庣，过也。算方一尺，所受一斛，过九氂五豪，然后成斛。”师古曰：“庣，不满之处也。”又《广韵·萧韵》：“庣，不满之皃。”按此，一个边长一尺的正方形的外接圆，将其直径（即该正方形的对角线）的两端各延长九氂五豪，就是斛口的直径。则“庣”可视爲斛口之圆与边长1尺的正方形的外接圆的半径差。是“𣂀”、“庣”不同。
[55]此器的形制，与《汉书·律暦志》所载“其上爲斛，其下爲斗，左耳爲升，右耳爲合、龠”相符。
[56]参看国家计量总局主编：《中国古代度量衡图集》，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84—98页。关于新莽铜嘉量的资料，见刘复：《新嘉量之较量及推算》，《辅仁学志》1928年，1卷1期，第17—18页。
[57]在明清时期，1石 = 2斛，1斛 = 5斗。明代 1斗 =10225毫升, 清代1斗= 10355毫升。参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年版，第235页《历代量器容积对照表》。关于汉代小斛（石）的容积，研究者有两种不同意见：一说爲12000毫升，一说爲20000毫升。笔者同意前者，并拟另文专考，兹不赘。
[58]《宋本广韵》卷四《去声·线韵》，北京市中国书店1982年版，第390页。
[59]参裘锡圭：《汉简零拾》，《文史》第12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4—35页。
[60]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与第四燧》，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本文所引居延新简之释文，皆出此书。下同。
[61]例如居延新简：“尉史鲜于恽，七月食三石三斗三升少。”（E.P.T49:52）“第廿七长张德食三石三斗三升少。卒池信食三石二斗二升少。卒忠食三石二斗二升少。卒暴便食三石二斗二升少。”（E.P.T51:247）“卒彭偃粟三石三斗三升少，自取。”（E.P.T52:562）
[62]见图1—2。
[63]见图2—2、图5—2。算筹因其功用的不同，大致可分爲博具、算具两类。前者通常以6枚爲度，长度大于后者。参张沛：《出土算筹考略》及所附《历年出土算筹一览表》，《文博》1996年第4期，第54—55页。本文讨论的是后者。
[64]《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第381页。
[65]《汉书》卷二一《律暦志》，第956页。
[66]参张沛，前引文及附表，第55页。据该表，1954年—1986年共出土了16批算筹，其中5批是博具类算筹，11批是算具类算筹。在算具类算筹中，长度爲14厘米以下的共8批，长度爲16、20厘米的各1批，另有1批长度不详。
[67]李胜伍、郭书春：《石家庄东汉墓及其出土的算筹》，《考古》1982年第3期，第255页。
[68]钱宝琮点校：《算经十书》，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542页。《数术记遗》，旧题汉徐岳着、北周甄鸾注，钱宝琮认爲此书係甄鸾自撰自注，“反映了当时的某些数学思想”。
[69]《隋书》卷一六《律曆志》，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87页。
[70]算筹长度之演变，参李胜伍、郭书春，前引文，第255页；王青建：《试论出土算筹》，《中国科技史料》第14卷第3期（1993.3），第7页。
[71]据张沛实验，进行四五位数的四则运算，“至少要有现时办公桌大小的地方才能进行”。张沛，前引文，第57—58页。
[72]李俨：《中算家的记数法》，《数学通报》1958年6月号，第248页。
[73]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189页。
[74]连云港市博物馆等：《尹湾汉墓简牍》，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31页。
[75]宝鸡市博物馆、千阳县文化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千阳县西汉墓中出土算筹》，《考古》1976年第2期，第85页、第108页。算（筭）袋、算（筭）囊在文献中的记载，见《旧唐书》卷五《髙宗纪下》：“一品已下文官并带手巾、算袋、刀子、砺石。” [宋]任广：《书叙指南》卷四：“筭袋，曰筭幐。”[宋]罗愿：《尔雅翼》卷二九《释鱼》：“乌鲗状如算囊，两带极长。海人云：秦王东游，弃筭囊于海，化爲此鱼。”
[76]李胜伍、郭书春，前引文，第255页。
[77]参胡平生：《木简出入取予券书制度考》，载《胡平生简牍文物论集》，台北，兰台出版社2000年版，第99页、第102—103页。
[78]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里耶发掘报告》，岳麓书社2006年版，第211页，彩版二十四.1。
[79]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文物研究所：《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114页释文，第47页图版。
[80]据张春龙：《里耶秦简祠先农、祠和祠隄校券》，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简帛》第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93页。因里耶秦简尚未全部公布，无从识考，暂附记于此。
[81]此法施于“露布”的文告和传信等。其泥封、抑印的目的与“检”有别，不是爲了封闭、缄护文书，而是彰示发布者并证以印信，性质与后世在纸文书上盖印章相同。另，居延汉中有一些写在单枚木牍上的负债文书，文中有“以印为信”之句，在木牍的中央（或接近中央的部位）留有空白，如居延新简E.P.T51:225，E.P.T52:88，E.P.T52:544等。有学者认为，这是“在简上直接加盖封泥”之处（角谷常子:：《木简背书考略》，《简帛研究译丛》第一辑，湖南出版社1996年，第227—228页）。查看此类木牍，在其留空的旁侧往往有较长的缺口。当没有封泥槽而又需要盖印时，或可通过此缺口来捆绑和固定绳子，用绳子製成印窠，然后填泥抑印。又据《续汉书》志二五《百官二》记载，汉代宫门使用“铁印文符”。注引胡广曰：“符用木，长尺二寸，铁印以符之。”（第3581—3582页）木符上的铁印，或係烙印。
[82]《汉书》卷六四《终军传》记载，汉代以“繻”爲出入关的凭证。注引苏林曰：“繻，帛边也。旧关出入皆以传。传烦，因裂繻头合以爲符信也。”（第2820页）可知凭证亦有用帛来製作的。但帛较贵，不如简牍使用广泛。
[83]可分爲三份的券称爲“参辨券”。《睡虎地秦墓竹简·金布律》曰：“县、都官坐效、计以负赏者，已论，啬夫即以其直钱分负其官长及冗吏，而人与参辨券，以效少内。”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61页。又《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金布律》曰：“官爲作务、市及受租、质钱，皆爲，封以令、丞印而入，与参辨券之，辄入钱中，上中辨其廷。”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67页。
[84]参于豪亮：《秦律丛考·券右 辨券》，《于豪亮学术文存》，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2-133页；马怡：《里耶秦简中几组涉及校券的官文书》，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简帛》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91页。
[85]《礼记正义》卷三《曲礼上》，《十三经注疏》，第1244页。
[86]例如嘉禾吏民田家莂，其“形制特殊，长49.8—56厘米”。见《长沙走马楼二十二号井发掘报告》，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上册），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30页。
[87]此木券的照片係承张俊民先生惠赐，谨此致谢。
[88]《周礼注疏》卷三《小宰》，《十三经注疏》，第654页。
[89]关于券书刻齿的作用，参于豪亮，前引文，第132页；山明：《刻齿简牍初探——汉简形态论引绪》，收入张传玺：《契约史买地券研究》附录，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335—339页；邢义田：《一种前所未见的别券——读<额济纳汉简>札记之一》，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简帛网》http://www.bsm.org.cn2008.3.28。
[90]参胡平生、汪力工：《走马楼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合同符号研究》，中国文物研究所编：《出土文献研究》第六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39—247页。
[91]胡平生、汪力工认爲：刻齿与“同”字这两种契约标识“功用相似”，它们是不同源而同时并存，还是时代有早晚、由前者向后者演进发展的关係，目前尚无法断定。胡平生、汪力工，前引文，第249页。
[92][唐]徐坚等：《初学记》卷二一《文部·纸》，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17页。
[93]王国维：《简牍检署考》，《云窗丛刻》本。
[94]劳榦：《居延汉简图版之部》，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二十一，1957年，第185、184页。按：本文所记券和简札的长度与宽度，皆係笔者据相关图版测得，下同。
[95]劳榦：《居延汉简图版之部》，第185、184页。
[96]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中华书局1994年版，图版第409页。
[97]长沙简牍博物馆等：《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贰]》，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上册第41页图版，下册第724页释文。
[98]长沙简牍博物馆等：《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贰]》，上册第78页图版，下册第732页释文。
[99]侯灿、杨代欣：《楼兰简纸文书集成》，天地出版社1999年版，第112—113页。按：释文中的墨书标记“”，原误作“”，今据图版改。从出入券书之规则看，“出券”亦应是右券。
[100]侯灿、杨代欣：《楼兰简纸文书集成》，第434页。
[101]参山明，前引文，第329页。
[102]劳榦：《居延汉简图版之部》，第389页。
[103]劳榦：《居延汉简图版之部》，第440页。
[104]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居延新简：甲渠候官》，图版第444页。
[105]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居延新简：甲渠候官》，图版第62页。
[106]长沙简牍博物馆等：《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贰]》，上册第18页图版，下册第719页释文。
[107]长沙简牍博物馆等：《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贰]》，上册第347页图版，下册第795页释文。
[108]承参与走马楼吴简整理工作的罗新先生告知：在走马楼吴简中，与例【13】类似的竹简数量很多，皆先写后编；在这些竹简的上半段和下半段各有一处爲编绳预留的空白，用墨画出两三条横线；今编绳已朽灭，该处仅存绳痕和扰乱的墨痕。
[109][南唐]徐锴：《说文解字繫传》通释九，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第89页。
[110][汉]史游：《急就篇》，四部丛刊续编本。
[111]例如《史记》卷三〇《平準书》：“各以其物自占，率缗钱二千而一算。诸作有租及铸，率缗钱四千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轺车以一算；商贾人轺车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第1430页）又江陵凤凰山10号汉墓简牍：“市阳二月百一十二算，算八钱，八百九十六，正偃付西乡偃佐缠，传送。卩。市阳三月百九算，算九钱，九百八十一，正偃付西乡偃佐赐。市阳三月百九算，算廿六钱，二千八百卅四，正偃付西乡偃佐赐。”李均明、何双全：《散见简牍合辑》，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68页，806号。
[112][唐] 许嵩：《建康实録》巻12《宋太祖文皇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16页，元嘉八年二月条。又《南史》卷一五《檀道济传》：“道济夜唱筹量沙。”（第446页）
[113]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居延新简：甲渠候官》，图版第39页。
[114]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居延新简：甲渠候官》，图版第361页。
[115]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居延新简：甲渠候官》，图版第354页。
[116]劳榦：《居延汉简图版之部》，第91页。
[117]劳榦：《居延汉简图版之部》，第83页。
[118]劳榦：《居延汉简图版之部》，第559页。
[119]有研究者指出，西汉简牍皆以“石”爲容量词，新莽始建国至天凤年间、东汉初则“石”“斛”并用。见饶宗颐、李均明：《新莽简辑证》，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112 页。
[120]吴礽骧等：《敦煌汉简释文》，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3页。
[121]《建昭三年穬麦出入簿》的照片，见张俊民：《〈额济纳汉简〉册书质疑》附图四，武汉大学简帛网《简帛文库·汉简专栏》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324，2006年4月12日。
[122]《劳边使者过界中费簿》的照片，见马建华主编：《河西简牍》，重庆出版社2003年版，第34页。
[123]但例【2】尚未剖分。详上文。
[124]见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第八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73页注释。
[125]郭书春汇校：《九章算术》卷八《方程》，辽宁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388页。
[126][宋]沈括：《梦溪笔谈》卷八《象数二》，第49页。
[127]《周书》卷二三《苏绰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82页 。
[128]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第二一二，第147页。
[129]致，送至，亦指领取东西所用的文书。《睡虎地秦简·田律》：“稟大田而毋（无）恒籍者，以其致到日稟之，勿深致。”整理小组注：“致，《曲礼》：‘献田宅者操书致。’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按犹券也。’”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29页。并参裘锡圭：《汉简零拾》，《文史》第12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3页。
[130]今见汉简所记“券墨”，皆与会计之“出入账”有关。例如，居延新简：“庚辰朔戊申，第十桼候长良敢言之：谨移卒输官财用券墨如牒。敢言之。 连局令校。”（E.P.T2:9A）又悬泉汉简：“永光三年正月丁亥朔丁未，渊泉丞光移县（悬）泉置：遣廄佐贺持传车马迎使者董君、赵君、所将客，柱（住）渊泉，留稟茭。今写券墨移，书受，薄（簿）入二月。报，毋令谬，如律令。”“甘露二年二月庚申朔丙戌，鱼离置啬夫禹移县（悬）泉置：遣佐光持传马十匹，为冯夫人柱（住），廪穬麦小卅二石七斗，又茭廿五石二钧。今写券墨移，书到受，薄（簿）入三月。报，毋令缪（谬），如律令。”“甘露三年十月辛亥朔，渊泉丞贺移广至、鱼离、县（悬）泉、遮要、龙勒：廄啬夫昌持传马送公主以下过，稟穬麦各如牒。今写券墨移，书到受，薄（簿）入十一月。报，毋令缪（谬），如律律令。”（《敦煌悬泉汉简释粹》85，I 0111②:3；203，II 0115③:96；205，II 0114③:522）当时的出入帐目，应以券为依据。
[131]例如，《密县打虎亭汉墓》一书认爲“这幅画像真实地再现了汉代地主向农民收租的实景”；《中国画像石全集》一书认爲其“真实地再现了汉代地主向农民收租之情形”；安金槐、王与刚、孙心一认爲该图“刻画了汉代地主盘剥农民的罪恶形象”，其中跪者是佃农，坐者是收租的地主；李锦山认爲是“大地主收租图”；刘兴林认爲是“大型收租图”。分见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前引书，第104页；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画像石全集》6《河南汉画像石》，“图版说明”第31页；安金槐、王与刚，前引文，第53页；孙心一，前引文，第85页；李锦山：《略论汉代地主庄园经济》，《农业考古》1991年第3期，第115页；刘兴林：《汉代农业考古的发现和研究》，《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第14页。
[132]《密县打虎亭汉墓》一书指出，郦道元《水经注》洧水条所载弘农太守张伯雅墓的地理位置及其封土的情况，与密县打虎亭一号汉墓可相互吻合。见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前引书，第355—357页；亦见安金槐、王与刚，前引文，第54—55页。
[133]墓葬仓廪图中的“食大（太）仓”类榜题，原意是爲了标榜墓主人及随从係由国家“太仓”供应粮饷，禄食不尽。如内蒙古和林格尔汉墓壁画的榜题“上郡属国都尉西河长史吏兵马皆食太仓”、“繁阳吏人马皆食太仓”，河北望山一号汉墓壁画的榜题“□□□下□□皆食太仓”等。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林格尔汉墓壁画》，第14页；姚鑒：《河北望都县汉墓的墓室结构和壁画》，《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12期，第56页。并参陈直：《望都汉墓壁画题字通释》，《考古》1962年第3期，第162页。“食大（太）仓”后演变爲一种套语。
[134]沂南汉墓画像石中的仓廪图（见本文附录之图8）的情况与之类似，而该图亦同样被称作“收租图”。见山东沂南汉墓博物馆编：《山东沂南汉墓画像石》，齐鲁书社2001年版，图35（中室南壁横额东段画像局部），第79页图版说明。该图并曾以“豪强地主田庄的粮仓”爲题被编入中学课本《中国历史》（第一册）。见孙心一，前引文，第84页。
[135]参袁曙光：《四川画像砖概论》，《中国画像砖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画像砖全集：四川画像砖》，第13页。
[136]参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林格尔汉墓壁画》，第10页。
[137]关于本画像石所属墓葬的性质、墓主人的身份等情况，因目前未见发掘报告，仅有简短的报导，故未详。见党浩，前引文，《中国文物报》2006-1-18第1版。
[138]见前引M37号墓的横剖视图（局部）。
[139]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佛爷庙湾西晋画像砖墓》第5章《墓葬年代与有关问题》，第106页。
[140]《史记》卷五七《绛侯周勃世家》：“庸知其盗买县官器。”索隐：“县官谓天子也……王者官天下，故曰县官也。”（第2079页） 《后汉书》卷四七《班超传》李贤注：“金银谓印也。金印紫绶，银印青绶也。”（第1583页）
[141]在画像中的例子，如四川邛崃出土的“粮仓画像砖”，该图像程式化明显，其榜题则仅作“皆食此大（太）仓”五字；见刘振宇：《成都怡汉轩秘藏汉画像砖精选》图3“粮仓画像砖”，《中国汉画研究》第1卷，广西师範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图版第2页及本文附录之图1。在碑刻中的例子，如《芗他君石祠堂题记》“此上人马，皆食大仓”；《安国祠堂题记》“此中人马，皆食大仓，饮其江海”；《曲阜徐家村画像石题记》“此臧中车马延□，龙虵虎牛皆食大仓”；《南武阳功曹阙题铭》“此上□□皆食□仓”等；见永田英正：《汉代石刻集成》《图版·释文篇》，日本京都，同朋舍1994年版，第118页，第128页，第134页，第30页。在此类套语中，“大（太）仓”已不必确指。
[142]例如山东苍山元嘉元年（公元151年）画像石题记：“其当饮食就夫（天）仓，饮江海。”山东省博物馆、苍山县文化馆：《山东苍山元嘉元年画像石墓》，《考古》1975年第2期，第126页题记拓本；方鹏钧、张勛燎：《山东苍山元嘉元年画像石题记的时代和有关问题的讨论》，《考古》1985年第3期，第276页。又例如本文附录之图18。
[143]《汉书》卷二四《食货志》，第1137页；《两汉纪·汉纪》卷八《文帝纪》，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14页。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5/513725.html
以上是关于博物-简牍时代的仓廪图：粮仓、量器与简牍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