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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里耶秦简所见中国最早民间遗嘱考略

（华东师範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

里耶简发现之前,最早为学界所关注的民间遗嘱当属江苏仪征胥浦101号西汉墓《先令券书》[1]。该券书1984年出土，释文由陈平和王勤金于1987年发表。券书内容是一老妪于汉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为子女分割家产的安排，结尾自称“先令券书, 明白可以从事”。陈、王二人指出这是首次发现“先令”实物，并认为“先令”就是遗嘱。[2]
里耶秦简的出土把民间遗嘱的时间上推到了秦代。《里耶秦简（壹）》[3]有两份文书（8-1443+1-1455，8-1554）涉及民间财产转移。陈伟教授谨慎地怀疑这两份文书可能和《二年律令》规定的先令券书有关。[4]笔者以为，无论是否可将这两件文书称呼为“先令券书”，若分析文书细节，参校汉代遗嘱的格式，结合尚未被关注的里耶简8-1799，可以断定这两份文书与遗嘱有关。下面分别进行分析：
一、《都乡守武爰书》（8-1443+1-1455）。
卅二年六月壬申都乡守武爰书：高里士五（伍）武自言以大奴幸、甘多，大婢言、言子益等，牝马一匹予子小男子产。典私占。初手。
六月壬申，都乡守武敢言：上。敢言之。/初手。六月壬申日，佐初以来。/欣发。初手。
这份文书是迁陵县都乡守向县廷上报的爰书。爰书是司法文书，故此该文书很可能和案件审理有关，但内容却是一份民间财产转移记录。概括而言，都乡下辖高里有一位名叫武（与乡守同名）的士伍，为了将若干财产转移给自己未成年儿子（小男子），主动谒见了（自言）乡官，表达了自己的意愿。当时至少有两位乡官在场见证：里典私负责登记（典私占）而乡佐初负责抄誊（初手）。[5]乡守武又以爰书的形式将此事彙报给了县廷，该爰书仍由乡佐初写誊，并送达县廷。整个事情都发生在卅二年六月壬申同一天之内。
如陈伟先生所指出,该文书或许和《二年律令·户律》这个规定有关，“民欲先令相分田宅、奴婢、财物，乡部啬夫身听其令，皆参辨券书之，辄上如户籍”。虽然上引里耶简中既没有直接出现“先令”，也没有出现“券书”，但其形式和内容非常类似出土的汉代先令券书。除胥浦《先令券书》外，还有一居延实物可为佐证。
□尊延□神爵元年正月卅日。二月卅日。知之当以父先令、户律从[6]。 父病临之县南乡见啬□[7]□破胡[8]□□□□谨之。慎侯强奉酒食察事□□为□券书家财物一钱□□□到二年三月癸丑。[9]
简文虽残破，但可推知：该文书提及某位父亲在病重时，特意到乡官处拜见了啬夫，写下券书以安排家产继承。这份“券书”无疑就是一份遗嘱，而《都乡守武爰书》的内容和此非常接近，也提及一位父亲谒见了乡官，留下财产转移的安排。虽然《爰书》没有提及该父亲是否病危，但如此慎重其事地处置财产问题，并由乡官记录在案，很像是在交待后事——写遗嘱。
二、《都乡守沈爰书》。
都乡守沈爰书：高里士伍广自言，谒以大奴良、完、小奴嚋、饶，大婢兰、愿、多、□、禾稼、衣器、钱六万，尽以予子大女子阳里胡，凡十一物，同券齿。典弘占。七月戊子朔己酉，都乡守沈敢言之：上。敢言之。□手。【七】月己酉日入，沈以来。□□。 沈手。
该爰书和上文所分析的那件爰书十分类似，但有两点更加突出：1）财产赠与对象是已出嫁的女儿。从父亲的户籍在高里（高里士伍广）而该女儿户籍在阳里（大女子阳里胡）可推知这一点；若未出嫁，女儿户籍应该和父亲一致。2）财产比较庞大，包括大小奴、婢8人，6万钱，还有禾稼、衣器等。这份财产的价值是上一份《爰书》财产价值的数倍。为何一位父亲如此大规模地把财产转移给与已出嫁的女儿？最合理的解释应该是：这是在安排遗产。
或许有研究者要反驳说：上面两例里耶简并不必然是遗嘱，因为也有可能是进行“生分”（家长健在时分家）所产生的记录，或者是为资助子女生活而产生的财产赠与。笔者承认存在这些可能性，但相比较而言，遗嘱是最大的可能。最强有力的证据来自里耶简8-1799：“
中国古代史-里耶秦简所见中国最早民间遗嘱考略□受家占遗用钱
中国古代史-里耶秦简所见中国最早民间遗嘱考略”。这枚严重残损的简却蕴含了重要信息：官方登记家庭的“遗用钱”。换言之，家长对遗产的安排需要通报官方。这使得笔者确信，前文所分析的两例里耶简都是这种性质，是对遗产安排的登记。
综合以上分析，笔者认为，里耶简中出现了三份遗嘱。其中一份（简8-1799）残损严重而无法知道确切内容，但另外两份（《都乡守武爰书》、《都乡守沈爰书》 ）内容较完整，可知立遗嘱者的身份都仅仅是士伍,所以笔者将其称为民间遗嘱。这是迄今发现最早的民间遗嘱，对研究古代民法颇有价值。
（编者按：[1]这裏根据使用者的身份，对遗嘱作了区分。封建贵族对死后政治权利的安排也是遗嘱，但是那只是极少数贵族的特权。迄今，先秦文献中尚未发现庶民的遗嘱。
[2]陈平、王勤金：《仪征胥浦101号西汉墓<先令券书>初考》，《文物》1987年第1期，第 21-22页。陈、王两人将先令解释为遗嘱的理由是，颜师古（581-645）在为《汉书·景十三王》作注时说：“先令者，预为遗令也”。需要声明，关于这件文书的性质还存在过争议，例如魏道明认为它不是遗嘱;见氏着《中国古代遗嘱继承制度质疑》，《历史研究》2000.6。但大多数学者认为这件文书是遗嘱。陈、王二人声称,这是当时发现最早的先令券书实物。但实际上，居延简中就有先令券书，而且时代更早些（参见注9）。
[3]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里耶秦简(壹)》，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年。
[4]陈伟等：《里耶秦简牍校释》，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
[5]这裏将“占”理解为登记，将“手”理解为抄誊、手书。
[6]“知之当以父先令、户律从”表明先令、户律都具有约束力，并且先令优先于户律。在先令没有涉及的地方，遵从户律的规定。
[7]根据上下文，此处“□”当为“夫”。
[8]“破胡”不好理解，可能是人名或地名。
[9]居延简202.8-15;见谢桂华等《居延汉简释文合校》，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314页。神爵元年是前61年，所以这裏提及的遗嘱比胥浦《先令券书》（公元5年）至少早66年。不过，居延的遗嘱是被引述的，并不是一份独立、完整的文书。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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